又大一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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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天忙着替这个小孩子收受各位好朋友赏给它做三周的糖果,我自己竟没有工夫给它办点寿果了。我现在只能代表这孩子十分诚恳的向各位好朋友谢谢赠送糖果的好意。

  这个孩子是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出世的。我们在他周岁的时候(第五十一号),曾说过:

  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吐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

  这三年来,我们的希望可以说是渐渐实现了:《独立评论》渐渐成为全国用公心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了。

  试举一件值得报告的事实。《独立》在这三年之中,总共发表了七百九十六篇文章(编辑后记不计),其中

  社员作的 372篇 占百分之四六·七

  社外投稿 424篇 占百分之五三·三

  总  计 七九六

  试分年比较如下:

      篇数  社员稿  百分比  社外稿  百分比

  第一年 274   157    57.3   117   42.7

  第二年 244   109    44.7   135   55.3

  第三年 278   106    38.2   172   61.8

  

  这样我们原来创办人的文字逐年递减,从全数百分之五七降到百分之三八;而社外投稿逐年递加,从百分之四三加到百分之六二。这不是《独立》渐渐成为一个全国公共刊物的实证吗?

  三年的八百篇文字,其中四百二十四篇是社外朋友义务的投稿,这个孩子当然是大家公共生育抚养的了。

  我说这段话,当然不是有意抹煞《独立评论》社的各位社员的创办和维持的苦心。远在《独立》出版之先,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起,《独立》社员就开始捐款,每月抽出他们的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后来刊物稍有入款了,他们的捐款才减到百分之二.五。直到最近一年多,捐款才停止。捐款总数为四千二百零五元。这是他们对这个孩子经济上的供给。

  社员常作文的不过八个人,这些各有职业的忙人,在三年之中为《独立》写了三百七十篇文字,真可说是绞乳汁喂养这个孩子了。这是他们在文字上的供给。

  自从《独立》开办以来,时常有人疑心这个孩子不是这十来个穷书生供养得起的,背后必然受有什么“后台老板”的津贴。日子久了,这种疑心逐渐消灭了。现在我们不妨借这机会报告一句:《独立》所以能维持到今日,不全靠那四千二百元的社员捐款。它的最大的经济助力是那八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三百万字的文稿,依五块钱一千字计算,就要一万五千元了。我们不能不感谢这八百篇文章的作者:若没有他们的公心和热诚,这个孩子早已断乳饿死在摇篮里了。

  在这贺周岁的日子,我们不要忘了这个孩子还有一位忠心的看护妇。我们创办这刊物的时候,就请黎昔非先生专管发行所的事务。说也惭愧,我是实行我的无为政治的,我在三年之中,只到过发行所一次!这三年的发行,校对,杂务,全是黎昔非先生一个人支持。每到星期日发报最忙的时候,他一个人忙不过来,总有他的许多青年朋友赶来尽义务,帮他卷报,装封,打包,对住址。还有我的朋友罗尔纲先生,章希吕先生,他们帮我做最后一次的校对,也都是这孩子应该十分感谢的。还有北平浙江兴业银行的几位朋友,他们尽义务替《独立》管账查账,也是我们十分感激的。

  

  我们特别感谢陈之迈先生送来贺寿的一篇《教孩子的方法》。他在这篇文字里,特别发挥我们所期望的“独立”的精神。独立的精神就是自由思想的精神。我们在第一期的《发刊引言》里就说过:

  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

  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这寥寥两句话里,两次用了“各人”二字,这不是偶然的。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不久,我们一二十个朋友曾几次聚会,讨论东三省的问题。我们公推蒋廷黻先生起草一个方案,我个人也起了一个方案。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了,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种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一致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受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要别人平心考虑我思考的结果,我也应该平心考虑别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被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

  所以我们在半年后开办《独立评论》,就采用这个“各人”自己负言论责任的根本态度。除了第一期的《引言》不署名之外,篇篇文字各用作者自己的姓名发表。这个态度最初还不能完全得着社员的了解。例如我的《论对日外交方针》(第五号)发表后,傅孟真先生曾对我说:“这篇文字要是先经过聚餐会的讨论,恐怕就登不出来了。”可见那时候聪明的孟真也还看不惯这种各人自己负责任的办法。但这个方法后来逐渐用惯了,大家也都不很觉得奇怪了。例如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公布时,《独立》(第二十一至二十二号)就发表了三篇很不同的评论:我不妨称它为“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孟真不妨称它为“一件含糊的杰作”。此外更明显的例子是独裁与民治的讨论,武力统一的问题,建设与无为的问题,西化的问题等等,我们总是充分登载不同的主张,有时候,独立到《独立》社员自己开起很激烈的笔战来了!

  我们很可以安慰自己的就是我们从不曾因为各人主张的不同而伤害期友的交情。《独立》社员至今没有一个散伙的。有一次,我的一篇《保全华北的重要》(第五十二三号)引起了孟真的抗议,他写信来说他要永远脱离《独立》了。但后来我们当面谈过,彼此也都谅解了,孟真至今还是《独立评论》的台柱子。

  我拉杂写了这些往事,只是要说明这种独立的态度在这一群朋友之间的意义。关于这种精神在社会政治上的功用,我们很热心的介绍陈之迈先生的寿文。

  最后,我们十分高兴的感谢我们的七千读者。他们能忍耐这样一个说平实话的刊物到三年之久,这是我们最感觉安慰的。

  二十四,五,十四

  (原载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第15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