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讨论的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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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杂志》上顾颉刚,钱玄同,刘掞藜,胡堇人四位先生讨论古史的文章,已做了八万字,经过了九个月,至今还不曾结束。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他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这半年多的《努力》和《读书杂志》的读者也许嫌这两组大论争太繁重了,太沉闷了;然而我们可以断言这两组的文章是《努力》出世以来最有永久价值的文章。在最近的将来,我这个武断的估价就会有多人承认的。

  这一次古史的讨论里最侥幸的是双方的旗鼓相当,阵势都很整严,所以讨论最有精采。顾先生说的真不错:

  中国的古史全是一篇糊涂账。二千余年来随口编造,其中不知有多少罅漏,可以看得出它是假造的。但经过了二千余年的编造,能够成立一个系统,自然随处也有它的自卫的理由。现在我尽寻它的罅漏,刘先生尽寻它的自卫的理由,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即使不能遽得结论,但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至少可以指出一个公认的信信和疑疑的限度来,这是无疑的。

  我们希望双方的论主都依着这个态度去搜求证据。这一次讨论的目的是要明白古史的真相。双方都希望求得真相,并不是顾先生对古史有仇,而刘先生对古史有恩。他们的目的既同,他们的方法也只有一条路:就是寻求证据。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现在双方的讨论都暂时休战了,——顾先生登有启事,刘先生也没有续稿寄来。我趁这个机会,研究他们的文章,忍不住要说几句旁观的话,就借着现在最时髦的名称“读后感”写了出来,请四位先生指教。

  第一,所谓“影响人心”的问题。这是开宗明义的要点,我们先要说明白。刘先生说:

  因为这种翻案的议论,这种怀疑的精神,很有影响于我国的人心和史界,心有所欲言,不敢不告也。(十三期)

  他又说:

  先生这个翻案很足影响人心;我所不安,不敢不吐。(十六期)

  否认古史某部分的真实,可以影响于史界,那是自然的事。但这事决不会在人心上发生恶影响。我们不信盘古氏和天皇、地皇、人皇氏,人心并不因此变坏。假使我们进一步,不能不否认神农、黄帝了,人心也并不因此变坏。假使我们更进一步,又不能不否认尧、舜和禹了,人心也并不因此变坏。——岂但不变坏?如果我们的翻案是有充分理由的,我们的翻案只算是破了一件几千年的大骗案,于人心只有好影响,而无恶影响。即使我们的证据不够完全翻案,只够引起我们对于古史某部分的怀疑,这也是警告人们不要轻易信仰,这也是好影响,并不是恶影响。本来刘先生并不曾明说这种影响的善恶,也许他单指人们信仰动摇。但这几个月以来,北京很有几位老先生深怪顾先生“忍心害理”,所以我不能不替他伸辩一句。这回的论争是一个真伪问题;去伪存真,决不会有害于人心。譬如猪八戒抱住了假唐僧的头颅痛哭,孙行者告诉他那是一块木头,不是人头,猪八戒只该欢喜,不该恼怒。又如穷人拾得一圆假银圆,心里高兴,我们难道因为他高兴就不该指出那是假银圆吗?上帝的观念固然可以给人们不少的安慰,但上帝若真是可疑的,我们不能因为人们的安慰就不肯怀疑上帝的存在了。上帝尚且如此,何况一个禹?何况黄帝、尧、舜?吴稚晖先生曾说起黄以周在南菁书院做山长时,他房间里的壁上有八个大字的座右铭:

  实事求是,莫作调人。

  我请用这八个字贡献给讨论古史的诸位先生。

  第二,顾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见解真是今日史学界的一大贡献,我们应该虚心地仔细研究他,虚心地试验他,不应该叫我们的成见阻碍这个重要观念的承受。这几个月的讨论不幸渐渐地走向琐屑的枝叶上去了;我恐怕一般读者被这几万字的讨论迷住了,或者竟忽略了这个中心的见解,所以我要把他重提出来,重引起大家的注意。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有三个意思:

  (1)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

  (2)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3)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也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这三层意思都是治古史的重要工具。顾先生的这个见解,我想叫他做“剥皮主义”。譬如剥笋,剥进去方才有笋可吃。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

  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于黄帝。……近世以来……乃始于庖牺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于开辟之初盘古氏者。……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后人之学之博之至于如是也!(《考信录•提要》上,二二)

  崔述剥古史的皮,仅剥到“经”为止,还不算彻底。顾先生还要进一步,不但剥的更深,并且还要研究那一层一层的皮是怎样堆砌起来的。他说:

  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这种见解重在每一种传说的“经历”与演进。这是用历史演进的见解来观察历史上的传说。

  这是顾先生这一次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也就是他的根本方法。他初次应用这方法,在百忙中批评古史的全部,也许不免有些微细的错误。但他这个根本观念是颠扑不破的,他这个根本方法是愈用愈见功效的。他的方法所以总括成下列的方式: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

  (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他举的例是“禹的演进史”。

  禹的演进史,至今没有讨论完毕,但我们不要忘了禹的问题只是一个例,不要忘了顾先生的主要观点在于研究传说的经历。

  我在几年前也曾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一个历史问题——井田制度。我把关于井田制度的种种传说,依出现的先后,排成一种井田论的演进史:

  (1)《孟子》的井田论很不清楚,又不完全。

  (2)汉初写定的《公羊传》只有“什一而藉”一句。

  (3)汉初写定的《榖梁传》说的详细一点,但只是一些“望文生义”的注语。

  (4)汉文帝时的《王制》是依据《孟子》而稍加详的,但也没有分明的井田制。

  (5)文、景之间的《韩诗外传》演述《榖梁传》的话,做出一种清楚分明的井田论。

  (6)《周礼》更晚出,里面的井田制就很详细,很整齐,又很烦密了。

  (7)班固的《食货志》参酌《周礼》与《韩诗》的井田制,并成一种调和的制度。

  (8)何休的《公羊解诂》更晚出,于是参考《孟子》、《王制》、《周礼》、《韩诗》的各种制度,另做成一种井田制。(看《胡适文存》二,页二六四——二八一)

  这一个例也许可以帮助读者明了顾先生的方法的意义,所以我引他在这儿,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

  第三,我们既申说了顾先生的根本方法,也应该考察考察刘掞藜先生的根本态度与方法。刘先生自己说:

  我对于古史,只采取“察传”的态度,参之以情,验之以理,断之以证。(《读书杂志》十三期)

  他又说:

  我对于经书或任何子书,不敢妄信,但也不敢闭着眼睛,一笔抹杀;总须度之以情,验之以理,决之以证。

  这话粗看上去似乎很可满人意了。但仔细看来,这里面颇含有危险的分子。“断之以证”固是很好,但“情”是什么?“理”又是什么?刘先生自己虽没有下定义,但我们看他和钱玄同先生讨论的话,一则说:

  但是我们知道文王至仁。

  再则说:

  我们也知道周公至仁。

  依科学的史家的标准,我们要问,我们如何知道文王、周公的至仁呢?“至仁”的话是谁说的?起于什么时代?刘先生信“文王至仁”为原则,而以“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为例外;又信“周公至仁”为原则,而以破斧缺斨为例外。不知在史学上,《皇矣》与《破斧》之诗正是史料,而至仁之说却是后起的传说变成的成见。成见久据于脑中,不经考察,久而久之便成了情与理了。

  刘先生列举情,理,证,三者,而证在最后一点。他说“参之以情”,又说“度之以情”。崔述曾痛论这个方法的危险道: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岂有当乎?(《考信录·提要》上,四)

  作《皇矣》诗的人并无“王季、文王是纣臣”的成见,作《破斧》诗的人也并无“周公圣人”的成见;而我们生在几千年后,从小就灌饱了无数后起的传说,于今戴着传说的眼镜去读诗,自以为“度之以情”,而不知只是度之以成见呵。

  至于“验之以理”,更危险了。历史家只应该从材料里,从证据里,去寻出客观的条理。如果我们先存一个“理”在脑中,用理去“验”事物,那样的“理”往往只是一些主观的意见。例如刘先生断定《国语》、《左传》说烈山氏之子柱能殖百谷百蔬的话不是凭空杜撰的,他列举二“理”,证明烈山氏时有“殖百谷百蔬”的可能。他所谓“理”,正是我们所谓“意见”。如他说:

  人必借动植物以生;既有动植物矣,则必有谷有蔬也无疑。夫所谓种植耕稼者,不过以一举手一投足之劳,扫荒秽,培所欲之植物而已。此植物即所谓“百谷百蔬”也(《读书杂志》十五,圈点依原文)。

  这是全无历史演进眼光的臆说。稍研究人类初民生活的人,都知道一技一术在今日视为“不过一举手一投足之劳”的,在初民社会里往往须经过很长的时期而后偶然发明。“借动植物以生”是一件事,而“种植耕稼”另是一件事。种植耕稼须假定(1)辨认种类的能力,(2)预料将来收获的能力,(3)造器械的能力,(4)用人工补助天行的能力,(5)比较有定居的生活,……等等条件备具,方才有农业可说。故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决不能了解先民创造一技一艺时的艰难,正如我们成年的人高谈阔论而笑小孩子牙牙学语的困难;名为“验之以理”,而其实仍是“以己度人,以今度古”。

  最后是“断之以证”。在史学上证据固然最重要,但刘先生以情与理揣度古史,而后“断之以证”,这样的方法很有危险。我们试引刘先生驳顾先生论古代版图的一段做例。《尧典》的版图有交趾,顾先生疑心那是秦、汉的疆域。刘先生驳他道:

  就我所知,春秋之末,秦汉之前,竟时时有人道及交趾,甚且是尧舜抚有交趾。

  他引四条证据:

  (a)《墨子•节用中》。 (b)《尸子》佚文。

  (c)《韩非子•十过》。 (d)《大戴礼记•少闲》。

  《大戴礼》是汉儒所作,刘先生也承认。前面三条,刘先生说“总可认为战国时文”。——这一层我们姑且不和他辩;我们姑且依他承认此三条为“战国时文”。依顾先生的方法,这三条至多不过证明战国时有人知有交趾罢了。然而刘先生的“断之以证”的方法却真大胆!他说:

  如有交趾,则是早已与交趾有关系了。但是我们知道春秋、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是墨子、尸子、韩非等所言,实由尧之抚有交趾也(圈是我加的)。

  战国时的一句话,即使是真的,便可以证明二千年前的尧时的版图,这是什么证据?况且刘先生明明承认“《春杖》东周、西周、商、夏都与交趾没有来往”;若依顾先生的方法,单这一句已可以证明《尧典》为秦汉时的伪书了。

  我们对于“证据”的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在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上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句话时有作伪(无心的,或有意的)的可能吗?

  刘先生对于这一层,似乎不很讲究。如他上文举的三条证据,(a)《墨子•节用》篇屡称“子墨子曰”,自然不是“春秋之末”的作品。(b)尸佼的有无,本不可考;《尸子》原书已亡,依许多佚文看来,此书大概作于战国末年,或竟是更晚之作。(c)《韩非子》一书本是杂凑起来的;《十过》一篇,中叙秦攻宜阳一段,显然可证此篇不是韩非所作,与《初见秦》等篇同为后人伪作的。而刘先生却以为“以韩非之疑古,犹且称道之”。不知《显学》篇明说“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五蠹》篇明说“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即用此疑古的两篇作标准,已可以证明《十过篇》之为伪作而无疑。这些东西如何可作证据用呢?

  

  以上所说,不过是我个人的读后感。内中颇有偏袒顾先生的嫌疑,我也不用讳饰了。但我对于刘掞藜先生搜求材料的勤苦,是十分佩服的;我对他的批评,全无恶感,只有责备求全之意,只希望他对他自己治史学的方法有一种自觉的评判,只希望他对自己搜来的材料也有一种较严刻的评判,而不仅仅奋勇替几个传说的古圣王作辩护士。行文时说话偶有不检点之处,我也希望他不至于见怪。

  十三,二,八

  (原载1924年2月22日《读书杂志》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