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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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學
作者:梁啟超 
1902年

中國之舊史[编辑]

  於今日泰西通行諸學科中,為中國所固有者,惟史學。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雖然,我國茲學之盛如彼,而其現象如此,則又何也?

  今請舉中國史學之派別,表示之而略論之︰

史學
  • 第一︰正史
    • (甲)官書所謂二十四史是也。
    • (乙)別史如華嶠《後漢書》、習鑿齒《蜀漢春秋》、《十六國春秋》、《華陽國志》、《元秘史》等,其實皆正史體也。
  • 第二︰編年
    • 《資治通鑒》等是也。
  • 第三︰紀事本末
    • (甲)通體如《通鑒紀事本末》、《繹史》等是也。
    • (乙)別體如平定某某方略、《三案始末》等是也。
  • 第四︰政書
    • (甲)通體如《通典》、《文獻通考》等是也。
    • (乙)別體如《唐開元禮》、《大清會典》、《大清通禮》等是也。
    • (丙)小紀如《漢官儀》等是也。
  • 第五︰雜史
    • (甲)綜記如《國語》、《戰國策》等是也。
    • (乙)瑣記如《世說新語》、《唐代叢書》、《明季稗史》等是也。
    • (丙)詔令奏議 《四庫》另列一門,其實雜史爾。
  • 第六︰傳記
    • (甲)通體如《滿漢名臣傳》、《國朝先正事略》等是也。
    • (乙)別體如某帝實錄、某人年譜等是也。
  • 第七︰地志
    • (甲)通體如各省通志、《天下郡國利病書》等是也。
    • (乙)別體如紀行等書是也。
  • 第八︰學史
    • 如《明儒學案》、《國朝漢學師承記》等是也。
  • 第九︰史學
    • (甲)理論如《史通》、《文史通義》等是也。
    • (乙)事論如《歷代史論》、《讀通鑒論》等是也。
    • (丙)雜論如《廿二史劄記》、《十七史商榷》等是也。
  • 第十︰附庸
    • (甲)外史如《西域圖考》、《職方外紀》等是也。
    • (乙)考據如《禹貢圖考》等是也。
    • (丙)注釋如裴松之《三國志注》等是也。

  都為十種二十二類。

  試一翻四庫之書,其汗牛充棟浩如煙海者,非史學書居十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堅,下至畢秋帆、趙甌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數百。茲學之發達,二千年於茲矣。然而陳陳相因,一丘之貉,未聞有能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于國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

  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己。其言似稍過當,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際固不誣也。吾國史家,以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為史也,不過敘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則非所聞也。昔人謂《左傳》為相斫書。豈惟《左傳》,若二十四史,真可謂地球上空前絕後之一大相斫書也。雖以司馬溫公之賢,其作《通鑒》,亦不過以備君王之瀏覽。其「論」語,無一非忠告君主者。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敝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於是乎有所謂正統閏統之爭論,有所謂鼎革前後之筆法。如歐陽之《新五代史》、朱子之《通鑒綱目》等,今日盜賊,明日聖神;甲也天命,乙也僭逆。正如群蛆啄矢,爭其甘苦;狙公賦茅,辨其四三,自欺欺人,莫此為甚!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

  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者,英雄之舞臺也,舍英雄幾無歷史,雖泰西良史,亦豈能不置重於人物哉?雖然,善為史者,以人物為歷史之材料,不聞以歷史為人物之畫像;以人物為時代之代表,不聞以時代為人物之附屬。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而言之,則合無數之墓誌銘而成者耳。夫所貴乎史者,貴其能敘一群人相交涉相競爭相團結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養生息同體進化之狀,使後之讀者愛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今史家多於卿魚,而未聞有一人之眼光有見及此者。此我國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所以永不發生,而群體終不成立也。

  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凡著書貴宗旨,作史者將為若干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干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又不惟正史而己,即各體莫不皆然。故溫公《通鑒)亦起戰國而終五代。果如是也,使其朝自今以往,永不易姓,則史不其中絕乎?使如日本之數千年一系,豈不並史之為物而無之乎?太史公作《史記》,直至《今上本紀》,且者記述不少隱諱焉,史家之天職然也。後世專制政體日以進步,民氣學風日以腐敗,其末流遂極於今日。推病根所從起,實由認歷史為朝廷所專有物,舍朝廷外無可記載故也。不然,則雖有忌諱於朝廷,而民間之事,其可紀者不亦多多乎?何並此而無也?今日我輩欲研究二百六十八年以來之事實,竟無一書可憑藉,非官牘鋪張循例之言,則口碑影響疑似之說耳。時或借外國人之著述,窺其片鱗殘甲,然甲國人論乙國之事,例固百不得一,況吾國之向閉關不與人通者耶!於是乎吾輩乃窮。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夫陸沉我國民之罪,史家實屍之矣。

  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人身者,合四十余種原質而成者也,合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而成者也。然使採集四十余種原質,作為眼耳鼻舌手足臟腑皮毛筋絡骨節血輪精管,無一不備,若是者可謂之人乎?必不可。何則?無其精神也。史之精神維何?曰理想是已。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作史者苟能勘破之,知其以若彼之因,故生若此之果,鑒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今中國之史,但呆然曰:某日有甲事,某日有乙事,至此事之何以生,其遠因何在,近因何在,莫能言也。其事之影響於他事或他日者若何,當得善果,當得惡果,莫能言也。故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是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

  以上四者,實數幹年史家學識之程度也。緣此四蔽,復生二病︰

  其一,能鋪敘而不能別裁。英儒斯賓塞曰:“或有告者曰:鄰家之貓,昨日產一子。以雲事實,誠事實也,然誰不知為無用之事實乎?何也?以其與他事毫無關涉,於吾人生活上之行為,毫無影響也。然歷史上之事蹟,其類是者正多,能推此例以讀書觀萬物,則思過半矣。”此斯氏教人以作史讀史之方也。泰西舊史家,固不免之,而中國殆更甚焉。某日日食也,某日地震也,某日冊封皇子也,某日某大臣死也,某日有某詔書也,滿紙填塞,皆此等鄰貓生子之事實,往往有讀盡一卷,而無一語有人腦之價值者。就中如《通鑒)一書,屬稿十九年,別擇最稱精善,然今日以讀西史之眼讀之,覺其有用者,亦不過十之二三耳。《通鑒》載奏議最多。蓋此書專為格君而作也。吾輩今日讀之,實嫌其冗。其他更何論焉!至如《新五代史》之類,以別裁自命,實則將大事皆刪去,而惟存鄰貓生子等語,其可厭不更甚耶?故今日欲治中國史學,真有無從下手之慨。二十四史也,九通也,《通鑒》、《續通鑒》也,《大清會典》、《大清通禮》也,《十朝實錄)、《十朝聖訓》也,此等書皆萬不可讀,不讀其一,則掛漏正多。然盡此數書而讀之,日讀十卷,已非三四十年不為功矣。況僅讀此數書,而決不能足用,勢不可不於前所列十種二十二類者一一涉獵之雜史、傳志、劄記等所載,常有有用過於正史者。何則?彼等常載民間風俗,不似正史專為帝王作家譜也。人壽幾何?何以堪此!故吾中國史學知識之不能普及,皆由無一善別裁之良史故也。

  其二,能因襲而不能創作。中國萬事皆取述而不作主義,而史學其一端也。細數二千年來史家,其稍有創用之才者惟六人:一曰太史公,誠史界之造物主也。其書亦常有國民思想,如項羽而列諸本紀,孔子、陳涉而列諸世家,儒林、遊俠、刺客、貨殖而為之列傳,皆有深意存焉。其為立傳者,大率皆於時代極有關係之人也。而後世之效顰者,則胡為也。二曰杜君卿。《通典》之作,不紀事而紀制度。制度于國民全體之關係,有重於事焉者也,前此所無而杜創之,雖其完備不及《通考》,然創作之功,馬何敢望杜耶?三曰鄭漁仲。夾漈之史識,卓絕千古,而史才不足以稱之。其《通志》二十略,以論斷為主,以記述為輔,實為中國史界放一光明也,惜其為太史公範圍所困,以紀傳十之七八,填塞全書,支床疊屋,為大體玷。四曰司馬溫公。《通鑒》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宏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五曰袁樞。今日西史,大率皆紀事本末之體也。而此體在中國,實惟袁樞創之,其功在史界者亦不少。但其著《通鑒紀事本末》也,非有見於事與事之相聯屬,而欲求其原因結果也,不過為讀《通鑒》之方便法門,著此以代抄錄雲爾。雖為創作,實則無意識之創作。故其書不過為《通鑒》之一附庸,不能使學者讀之有特別之益也。六曰黃梨洲。黃梨洲著《明儒學案》,史家未曾有之盛業也。中國數千年,惟有政治史,而其他一無所聞。梨洲乃創為學史之格,使後人能師其意,則中國文學史可作也,中國種族史可作也,中國財富史可作也,中國宗教史可作也。諸類此者,其數何限?梨洲既成《明儒學案》,複為《宋元學案》,未成而卒。使假以十年,或且有《漢唐學案》、《周秦學案)之宏著,未可料也。梨洲誠我國思想界之雄也。若夫此六君子以外,袁樞實不能在此列。則皆所謂公等碌碌,因人成事。《史記》以後,而二十一部,皆刻畫《史記》;《通典》以後,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隸性至於此甚耶?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以故每一讀輒惟恐臥,而思想所以不進也。

  合此六弊,其所貽讀者之惡果,厥有二端:一曰難讀。浩如煙海,窮年莫彈。前既言之矣。二曰難別擇。即使有暇日,有耐性,遍讀應讀之書,而苟非有極敏之眼光,極高之學識,不能別擇其某條有用某條無用,徒枉費時日腦力。三曰無感觸。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厲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極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也,職此之由。

  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然遍覽乙庫中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史學之界說[编辑]

欲創新史學,不可不先明史學之界說;欲知史學之界說,不可不先明歷史之範圍。今請析其條理而論述之。

第一,歷史者,?述進化之現象也。現象者何?事物之變化也。宇宙間之現象有二種:一曰為迴圈之狀者,二曰為進化之狀者。何謂迴圈?其進化有一定之時期,及期則周而復始,如四時之變遷、天體之運行是也。何謂進化?其變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長焉,發達焉,如生物界及人間世之現象是也。迴圈者,去而複來者也,止而不進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天然學"。進化者,往而不返者也,進而無極者也;凡學問之屬於此類者,謂之"歷史學"。天下萬事萬物,皆在空間,又在時間,(空間、時間,佛典譯語,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國古義,則空間宇也,時間宙也。其語不盡通行,故用譯語。)而天然界與歷史界,實分占兩者之範圍。天然學者,研究空間之現象者也;歷史學者,研究時間之現象者也。就天然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一成不變,萬古不易,故其體為完全,其象如一圓圈;就歷史界以觀察宇宙,則見其生長而不已,進步而不知所終,故其體為不完全,且其進步又非為一直線,或尺進而寸退,或大漲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線。明此理者,可以知歷史之真相矣。

由此觀之,凡屬於歷史界之學,(凡政治學、群學、平准學、宗教學等,皆近歷史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難;凡屬於天然界之學,(凡天文學、地理學、物質學、化學等,皆天然界之範圍。)其研究常較易。何以故?天然界,已完全者也,來複頻繁,可以推算,狀態一定,可以試驗。歷史學,未完全者也,今猶日在生長發達之中,非逮宇宙之末劫,則歷史不能終極。吾生有涯,而此學無涯。此所以天然諸科學起源甚古,今已斐然大成;而關於歷史之各學,其出現甚後,而其完備難期也。

此界說既定,則知凡百事物,有生長、有發達、有進步者,則屬於歷史之範圍;反是者,則不能屬於歷史之範圍。又如於一定期中,雖有生長發達,而及其期之極點,則又反其始,斯仍不得不以迴圈目之。如動植物,如人類,雖依一定之次第,以生以成,然或一年,或十年,或百年,而盈其限焉,而反其初焉。一生一死,實迴圈之現象也。故物理學、生理學等,皆天然科學之範圍,非歷史學之範圍也。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誤會歷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亂相嬗無已時,則歷史之象當為迴圈,與天然等,而歷史學將不能成立。孟子此言蓋為螺線之狀所迷,而誤以為圓狀,未嘗綜觀自有人類以來萬數千年之大勢,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觀一小時代之或進或退、或漲或落,遂以為歷史之實狀如是雲爾。譬之江河東流以朝宗於海者,其大勢也;乃或所見局於一部,偶見其有倒流處,有曲流處,因以為江河之行一東一西、一北一南,是豈能知江河之性矣乎!(《春秋》家言,有三統,有三世。三統者,迴圈之象也,所謂三王之道若迴圈,周而復始是也。三世者,進化之象也,所謂據亂、升平、太平,與世漸進是也。三世則歷史之情狀也,三統則非歷史之情狀也。三世之義,既治者則不能複亂,借曰有小亂,而必非與前此之亂等也。苟其一治而複一亂,則所謂治者,必非真治也。故言史學者,當從孔子之義,不當從孟子之義。)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

第二,歷史者,?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進化之義既定矣。雖然,進化之大理,不獨人類為然,即動植物乃至無機世界,亦常有進化者存。而通行歷史所紀述,常限於類者,則何以故?此不徒吾人之自私其類而已。人也者,進化之極則也,其變化千形萬狀而不窮者也。故言歷史之廣義,則非包萬有而並載之,不能完成;至語其狹義,則惟以人類為之界。雖然,歷史之範圍可限於人類,而人類之事實不能盡納諸歷史。夫人類亦不過一種之動物耳,其一生一死,固不免於迴圈,即其日用飲食、言論行事,亦不過大略相等,而無進化之可言。故欲求進化之跡,必于人群。使人人析而獨立,則進化終不可期,而歷史終不可起。蓋人類進化雲者,一群之進也,非一人之進也。如以一人也,則今人必無以遠過於古人。語其體魄,則四肢五官,古猶今也;質點血輪,古猶今也。語其性靈,則古代周、孔、柏(柏拉圖)、阿(阿裏土多德)之智識能力,必不讓於今人,舉世所同認矣。然往往有周、孔、柏、阿所不能知之理,不能行之事,而今日乳臭小兒知之能之者,何也?無他,食群之福,享群之利,借群力之相接相較、相爭相師、相摩相蕩、相維相系、相傳相嬗,而智慧進焉,而才力進焉,而道德進焉。進也者,人格之群,非尋常之個人也。(人類天性之能力,能隨文明進化之運而漸次增長與否,此問題頗難決定。試以文明國之一小兒,不許受教育,不許蒙社會之感化。沐文明之恩澤,則其長成,能有以異于野蠻國之小兒乎?恐不能也。蓋由動物進而為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由小兒進為成人,已為生理上進化之極點。然則,一個人,殆無進化也:進化者,別超於個人之上之一人格而已,即人群是也。)然則歷史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係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

疇昔史家,往往視歷史如人物傳者然。夫人物之關係於歷史固也,然所以關係也,亦謂其於一群有影響雲爾。所重者在一群,非在一人也。而中國作史者,全反於此目的,動輒以立佳傳為其人之光寵。馴至連篇累牘,臚列無關世運之人之言論行事,使讀者欲臥欲嘔,雖盡數千卷,猶不能於本群之大勢有所知焉,由不知史之界說限於群故也。

第三,歷史者,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凡學問必有客觀、主觀二界。客觀者,謂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觀者,謂能研究此事物之心靈也。亦名"所界"、"能界"、"能"、"所"二字,佛典譯語,常用為名詞。)和合二觀,然後學問出焉。史學之客體,則過去現在之事實是也;其主體,則作史、讀史者心識中所懷之哲理是也。有客觀而無主觀,則其史有魄無魂,謂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觀而略於客觀者,則雖有佳書,亦不過為一家言,不得謂之為史。)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於是有所謂歷史哲學者出焉。歷史與歷史哲學雖殊科,要之,苟無哲學之理想者,必不能為良史,有斷然也。雖然,求史學之公理公例,固非易易。如彼天然科學者,其材料完全,其範圍有涯,故其理例亦易得焉。如天文學,如物質學,如化學,所已求得之公理公例不可磨滅者,既已多端;而政治學、群學、宗教學等,則瞠乎其後,皆由現象之繁賾而未到終點也。但其事雖難,而治此學者不可不勉。大抵前者史家不能有得於是者,其蔽二端:一曰知有一局部之史,而不知自有人類以來全體之史也。或局於一地,或局於一時代。如中國之史,其地位則僅述本國耳,於吾國外之現象,非所知也(前者他國之史亦如是)。其時代,則上至書、契以來,下至勝朝之末止矣;前乎此,後乎此,非所聞也。夫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之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凡民間之結集而成一人格之團體者,謂之法團,亦謂之法人。法人者,法律上視之與一個人無異也。一州之州會,一市之市會,乃至一學校、一會館、一公司,皆統名為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二曰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他學之關係也。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准學也(即日本所謂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何一而非主觀所當憑藉者。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問疇昔之史家,有能焉者否也?

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也。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而其成就至難。中國前此之無真史家也,又何怪焉!而無真史家,亦即吾國進化遲緩之一原因也。吾願與同胞國民,篳路藍縷以辟此途也。以上說"界說"竟。作者初研究史學,見地極淺,自覺其界說尚有未盡未安者,視吾學他日之進化,乃補正之。著者識。

历史与人种之关系[编辑]

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舍人种则无历史。何以故?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实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夫群与群之互有所排也,非大同太平之象也,而无如排于外者不剧,则结于内者不牢;结于内者不牢,则其群于不可得合,而有能占一名誉之位置于历史上。以故世界日益进步,而种族之论亦日益昌明。呜呼!后乎此者,其有种界尽破万国大同之那治乎?吾不敢知。若在今日,则虽谓人种问题为全世界独一无二之问题,非过言也。有历史的人种,有非历史的人种。等是人种也,而历史的非历史的何以分焉?曰,能自结得,为历史的;不能自结者,为非历史的。何以故?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駸駸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故夫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近世言人种学者,其论不一。或主张一元说,而以为世界只有一人种。或主张多元说,而区分为四种(康德),为五种(布曼伯),为六种(巴科安),为七种(韩特),为八种(亚加智),其多者乃至十一种,十五种,十六种,二十二种,六十种,其最多者分为六十三种(巴喀),甚者以言语之分,而区为一千乃至二千余人种。然今所通行,则五种之说,所谓黄色种、白色种、棕色种、黑色种、红色种是也。或以南洋群岛太平洋群岛纽西仑诸土人,及中亚美利加之土人,合于黄种,以澳洲、南印度之土人合于黑种,而成为三大种。今勿具论。要之,缘附于此抟抟员舆上之千五百兆生灵,其可以称为历史的人种者,不过黄、白两族而已。今条其派别如下:历史的人种(一)黄种(甲)中国人日本人朝鲜人暹罗人其他亚细亚东部之人(乙)蒙古人鞑靼人鲜卑人(即今西伯利亚人)其他亚细亚北部中部之人(丙)土耳其人匈加利人其他在欧洲之黄种人(二)白种(甲)哈密忒人种Hamitic埃及人里比亚人哥士人(居阿刺伯及埃及之南) (乙)沁密忒人种Semitic西亚里亚人巴比伦人腓尼西亚人希伯来人(犹太及以色列)亚刺伯人(丙)阿利安人种Aryan亚细亚之部(一)印度(二)伊兰人Irannic米底亚人波斯人(一)欧罗巴之部希腊人罗马人法兰西人伊大利人西班牙葡萄牙人(二)峨特忒人Celtic郜卢人白里敦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二)条顿人那威人瑞典人丁抹人德意志人荷兰人英人(三)斯拉夫人俄罗斯人波兰人波西米亚人塞尔维亚人(多居奥大利)其他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熟读世界史,察其彼此相互之关系,而求其足以当此名者,其后乎此者吾不敢知,其前乎此者,则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而于其中复分为两大时期,前期为阿利安种与哈密沁、沁密忒两种合力运动时代,后期为阿利安种独力运动时代。前期之中,复分为三小时期:一、哈密忒全盛时代;二、沁密忒全盛时代;三、阿利安与哈密沁融合时代。于后期之中,亦分为三小时期:一、希腊罗马人时代;二、条顿人时代;三、斯拉夫人时代〔所谓各时代者,非此时代终而彼时代乃始也,其界限常不能甚分明,往往后时代中仍抱前时代之余波,前时代中己含后时代之种子,不过就其大势略区别之,取便称呼耳。观下文自明)。试略论之。夫以狭义言之,欧罗巴文明实为今日全世界一切语文明之母,此有识者所同认也。欧罗巴文明何自起?其发明光大之者,为阿利安民族,其组织而导引之者,为哈密忒与沁密忒之两民族,若世界文明史而有正统也,则其统不得不托始于哈密忒人。代表哈密忒者,曰埃及。埃及文明之花,实现于距今四五千年以前。于金字塔观其工艺之伟大(金字塔者,埃及古王之坟陵也。其最大者,容积七千四百万立方英尺,底阔七百六十四英尺,侧袤四百八十英尺,世界最大之石碑也。其能运如许重大之石材,上举于数百丈之高处,则其时工械力之大可想)。于木乃伊想其化学之发明(木乃伊者,埃及古王之尸体,以药物浸裹之,使其不朽,至今犹有存者,则当时之人已明化学,可以概见》,尼罗河畔,实历史上最荣誉之纪念场哉。自摩西为埃及王女所收养,遍学其教术,吸取其智识,既乃率同族以开犹太(详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是沁密忒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其余巴比伦、叙利亚文明,亦得力于埃及不少,史家能言其详)。希腊古哲,如德黎Thales,如毕达哥拉Pythagoras,如梭伦Solon,如德谟吉来图Democritus,如柏拉图Plato,皆尝受教于埃及僧侣,而德谟吉来图、柏拉图二氏,且躬自游历埃土,而遏狄加人(希腊四大族之一)之宗教,及其群治制度,多承埃及之遗迹,是阿利安文明出于埃及之明证也,故今日欧洲文明,以希腊为父,以沁密忒为祖,以哈密忒为祖之所自出。虽然,哈密忒人,能创造之以待人取法者也。沁密忒人,能创造之且能传播之者也。阿利安人,能创造之能传播之且最能取法于人者也。故三族之优劣胜败于此判焉矣。哈密忒于世界文明,仅有间接之关系,至沁密忒而始有直接之关系。当希腊人文未发达之始,其政治学术宗教,卓然有牢笼一世之概者,厥惟亚西里亚(或译作亚述)、巴比伦、腓尼西亚诸国。沁密忒人,实世界宗教之源泉也,犹太教起于是,基督教起于是,回教起于是。希腊古代之神话,其神名及祭礼,无一不自亚西里亚、腓尼西亚而来。新旧巴比伦之文学美术,影响于后代,其尤著者也。腓尼西亚之政体,纯然共和政治,为希腊所取法。其商业及航海术亦然。且以贸易之力,传播其文明,直普及于意大利,作罗马民族之先驱。故腓尼西亚国虽小,而关系于世界史者最大。若希伯来人之有摩西、耶稣两教主,其势力浸润全欧人民之脑中者,更不待论矣。故世界史正统之第二段在沁密忒人,而亚里西亚、巴比伦、希伯来为其主脑,腓尼西亚为其枢机。其在第三段,为世界史之上人翁者,则希腊也。希腊代表阿利安种之一部。其民族则土著之“毕拉士治”Pelasgi人与西迁之阿利安人(阿利安分亚洲之部、欧洲之部,两者已详前表。希腊之阿利安,则自伊兰高原西来者也)混合而成者也,阿利安族之所长,在贵自由,重考验,务进步。惟贵自由,故其于政治也,不甘压制而倡言平等。惟重考验,故其于学问也,不构现象而探求原理。惟务进步,故其于社会一切事物也,不泥旧例而日事革新。阿利安族所以亘数千年至今常执全世界之牛耳者,皆此之由,而希腊人其最初之登场者也。希腊之代表,惟雅典与斯巴达。雅典右文,斯巴达尚武,两者虽不调和,而皆足以发挥阿利安族之特性,故史家或以今世欧罗巴,为古代希腊之放影,以古代希腊,为今世欧罗巴之缩图,非过言也。然其民族之团结力,只能建设市府政治,不能成就国家政治,故虽握霸权于历史上者七百年,卒服属于他国以致灭亡。其在第四段,为世界之主人翁者,则罗马也。罗马位于古代史与近世史之过渡时代,而为其津梁。其武力既能挥斥八极,建设波斯以来梦想不及之绝大帝国,而其立法的智识,权利的思想,实为古代文明国所莫能及。集无量异种之民族,置之中央集权制度之下,为一定之法律以部勒之,故自罗马建国以后,而前此之旧民族,皆同化于罗马,如蜾蠃之与螟岭。自罗马解纽以后,而后此之新民族皆赋形于罗马,如大河之播九派。今日欧洲大陆诸国,其言语、文学、宗教风俗,各不相远,皆由其曾合并于罗马一统之下,浸润于同种之泽使然也。故希腊能吸集哈密忒、沁密忒两族之文明,纳诸阿利安族中,以成一特色。而罗马则承希腊正统,举其所吸集者、所结构者、以兵力而播之于世界。虽谓罗马为希腊之一亢宗子可也。虽然,罗马文明,其传袭希腊者固多,其独自结构者亦不少。如法律之制定,宗教之传播,其尤著也。自希腊罗马以后,世界史之主位,既全为阿利安人所占,及于罗马末路,而阿利安族中之新支派,纷纷出现。除拉丁民族〔即罗马族)外,则峨特民族、条顿民族、斯拉夫民族其最者也,峨特民族在阿利安中,以战胜攻取闻。其人为印度阿利安之一派,自西历纪元前二世纪,即已侵人欧洲,发韧于小亚细亚,越今之瑞典、德意志、法兰西、意大利、西班牙诸地,直至爱尔兰之西岸,苏格兰之高原,皆有足迹焉。后乃自中部欧罗巴,蹂躏希腊、马基顿,蔓延全陆,所至竞争斗恣杀掠,使人战栗。故峨特人在世界史上,其影响所及亦不鲜。虽然,其人能冒险而不能忍耐,故战胜之结果,无一可表见,而其血气之勇,终不足以敌罗马节制之师,卒被征服。及罗马亡后,遂服属于条顿人之轭下。今之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及法兰西人之一部,实峨特民族性质之代表也。条顿民族之移住欧洲也,在拉丁、峨特两族之后,而其权力之影响于历史则过之。自中世以后,欧罗巴历史之中心点,实条顿人也。其民族移动之原因及其年代,虽不可确考,要之,自西历纪元二三世纪,始出现于欧罗巴东部,而其中有势力于历史上者,复分四派:其在东欧者曰高特族Goth,其在西欧者曰福伦喀族Frank,其在北欧者曰撒逊族Saxon,亦称日耳曼族,其在南欧者曰阿里曼族Alemanni。兹将千余年前条顿民族之位置列表如下:(见下页)由是观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而罗马人达于全盛,为日中将昃之形,条顿人气象方新,有火然泉达之观。峨特人虽奋血气之勇,偶耸动一世耳目,而其内力不足以敌此两族,昙花一现,遂为天演所淘汰,归于劣败之数。自六世纪以后,而全欧文明之霸权,渐全归条顿人矣。摄条顿人之迹而有大势力于历史上者,斯拉夫人也,以冒险之精神,道义之观念论之,条顿人迥非斯拉夫人所能及。若夫坚实耐久,立于千苦万难之中,毅然终始不失其特性者,则斯拉夫人殆冠宇内而无两也。彼等好战之心,不如条顿人之盛,若一旦不得已而跃马执剑,则无论如何之大敌,决不足以摄其前。彼等个人自由之观念,视条顿人虽大有所缺乏,至其注意公益,服从于一定主权之下,听其指麾,全部一致,其为国民的运动,又远非条顿人所能几也。故识者谓世界史之正统,其代条顿人以兴者,将在斯拉夫人,非虚言也。论正统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也。言正统者,以为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于是乎有统。又以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也,于是乎有正统。统之云者,殆谓天所立而民所宗也。正之云者,殆谓一为真而余为伪也。千余年来,陋儒断断于此事,攘臂张目,笔斗舌战,支离蔓衍,不可穷诘。一言蔽之曰:自为奴隶根性所束缚,而复以煽后人之奴隶根性而已。是不可以不辩。统字之名词何自起乎?殆滥觞于《春秋》。《春秋公羊传》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此即后儒论正统者所援为依据也。庸讵知《春秋》所谓大一统者,对于三统而言,《春秋》之大义非一,而通三统实为其要端。通三统者,正以明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姓之所得私有,与后儒所谓统者,其本义既适相反对矣。故夫统之云者,始于霸者之私天下,而又惧民之不吾认也,乃为是说以籍制之曰:此天之所以与我者,吾生而有特别之权利,非他人所能几也。因文其说曰:“亶聪明,作父母。”曰:“辨上下,定民志。”统之既立,然后任其作威作福,恣睢蛮野,而不得谓之不义,而人民之稍强立不挠者,乃得坐之以不忠不敬大逆无道诸恶名,以锄之摧之。此统之名所由立也。《记》 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若是乎,无统则已,苟其有统,则创垂之而继续之者,舍斯民而奚属哉?故泰西之良史,皆以叙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借曰君而有统也,则不过一家之谱碟,一人之传记,而非可以冒全史之名,而安劳史家之哓哓争论也。然则以国之统而属诸君,则固已举全国之人民,视同无物,而国民之资格所以永坠九渊而不克自拔,皆此一义之为误也。故不扫君统之谬见,而欲以作史,史虽充栋,徒为生民毒耳。 统之义已谬,而正与不正,更何足云。虽然,亦既有是说矣,其说且深中于人心矣,则辞而辟之,固非得已。正统之辨,昉于晋而盛于宋。朱子《通鉴纲目》所推定者,则秦也,汉也,东汉也,蜀汉也,晋也,东晋也,宋、齐、梁、陈也,隋也,唐也,后梁、后唐、后汉、后晋、后周也。本朝乾隆间《御批通鉴》从而续之,则宋也,南宋也,元也,明也,清也。所谓正统者,如是如是,而其所据为理论,以衡量夫正不正者,约有六事:一曰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其正不正也。凡混一宇内者,无论其为何等人,而皆奉之以正,如晋、元等是。二曰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其正不正也。虽混一宇内,而享之不久者,皆谓之不正,如项羽、王莽等是。三曰以前代之血胤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蜀汉、东晋、南宋等是。四曰以前代之旧都所在为正,而其余皆为伪也。如因汉而正魏,因唐而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是。五曰以后代之所承者所自出者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因唐而正隋,因宋而正周等是。六曰以中国种族为正,而其余为伪也。如宋、齐、梁、陈等是。此六者,互相矛盾,通于此则窒于彼,通于彼则窒于此,而据《 朱子纲目》 及《 通鉴辑览》 等所定,则前后互歧,进退失据,无一而可焉。请穷谙之。夫以得地之多寡而定,则混一者固莫与争矣。其不能混一者,自当以最多者为最正,则符秦盛时,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北尽大碛,视司马氏版图过之数倍。而宋金交争时代,金之幅员,亦有天下三分之二,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据位之久暂而定,则如汉唐等之数百年,不必论矣。若大拓跋氏之祚,回轶于宋齐梁陈;钱鏐、刘隐之系,远过于梁唐晋汉周;而西夏李氏,乃始唐乾符,终宋宝庆,凡三百五十余年,几与汉唐埓,地亦广袤万里,又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之血胤而定,则杞宋当二日并出,而周不可不退处于篡僭。而明李槃以宇文氏所臣属之萧岿为篡贼,萧衍延苟全之性命而使之统陈;以沙陀夷族之朱邪存勖,不知所出之徐知浩冒李唐之宗,而使之统分据之天下者,将为特识矣。而顺治十八年间,故明弘光、隆武、永历,尚存正朔,而视同闰位,何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如以前代旧都所在而定,则刘、石、慕容、符、姚、赫连、拓跋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故宅也;女真所抚之众,皆汉唐之遗民也,而又谁为正谁为伪也?如以后代所承所出者为正,则晋既正矣,而晋所自出之魏,何以不正?前既正蜀,而后复正晋,晋自篡魏,岂承 汉而兴邪?唐既正矣,且因唐而正隋矣,而隋所自出之宇文,宇文所自出之拓跋,何以不正?前正陈而后正隋,隋岂因灭陈而始有帝号邪?又乌知夫谁为正而谁为伪也!若夫以中国之种族而定.则诚爱国之公理,民族之精神,虽迷于统之义,而犹不悖于正之名也。而惜乎数千年未有持此以为鹄者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以沙陀三小族,窃一掌之地,而靦然奉为共主。自宋至明百年间,黄帝子孙,无尺寸土,而史家所谓正统者,仍不绝如故也。而果谁为正而谁为伪也?于是乎而持正统论者,果无说以自完矣。大抵正统之说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其一,则当代君臣,自私本国也。温公所谓“宋魏以降,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人汴,比之穷新(原注:唐庄宗自以为继唐,比朱梁于有穷篡夏,新室篡汉),运历年纪,弃而不数。此皆私己之偏辞,非大公之通论也”(《 资治通鉴》 卷六十九),诚知言矣。自古正统之争,莫多于蜀魏问题。主都邑者以魏为真人,主血胤者以蜀为宗子,而其议论之变迁,恒缘当时之境遇。陈寿主魏,习凿齿主蜀,寿生西晋,而凿齿东晋也。西晋踞旧都,而上有所受,苟不主都邑说,则晋为僭矣,故寿之正魏,凡以正晋也。凿齿时则晋既南渡,苟不主血胤说,而仍沿都邑,则刘、石、符、姚正,而晋为僭矣。凿齿之正蜀,凡亦以正晋也。其后温公主魏,而朱子主蜀,温公生北宋,而朱子南宋也。宋之篡周宅汴,与晋之篡魏宅许者同源。温公之主都邑说也,正魏也,凡以正宋也。南渡之宋与江东之晋同病,朱子之主血胤说也,正蜀也,凡亦以正宋也。盖未有非为时君计者也。至如五代之亦靦然目为正统也,更宋人之讆言也。彼五代抑何足以称代?朱温盗也,李存勖、石敬塘、刘智远沙陀犬羊之长也。温可代唐,则侯景、李全可代宋也;沙陀三族可代中华之主,则刘聪、石虎可代晋也。郭威非夷非盗,差近正矣,而以黥卒乍起,功业无闻,乘人孤寡,夺其穴以篡立,以视陈霸先之能平寇乱,犹奴隶耳。而况彼五人者,所掠之地,不及禹域二十分之一,所享之祚合计仅五十二年。而顾可以圣仁神武某祖某皇帝之名奉之乎?其奉之也,则自宋人始也。宋之得天下也不正,推柴氏以为所自受,因而溯之,许朱温以代唐,而五代之名立焉(以上采王船山说)。其正五代也,凡亦以正宋也。至于本朝,以异域龙兴,人主中夏,与辽金元前事相类,故顺治二年三月,议历代帝王祀典,礼部上言,谓辽则宋曾纳贡,金则宋尝称侄,帝王庙祀,似不得遗。骎骎乎欲伪宋而正辽金矣,后虽惮于清议,未敢悍然,然卒增祀辽太祖、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金太祖、太宗、世宗、章宗、宣宗、哀宗。其后复增祀元魏道武帝、明帝、孝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 宣武帝、孝明帝,岂所谓兔死狐悲,恶伤其类者耶?由此言之,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辩者,皆当时之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私产之谋耳。而时过境迁之后,作史者犹慷他人之慨,龂龂焉辩得失于鸡虫,吾不知其何为也。其二,由于陋儒误解经义,煽扬奴性也。陋儒之说,以为帝王者圣神也,陋儒之意,以为一国之大,不可以一时而无一圣神焉者,又不可以同时而有两圣神焉者。当其无圣神也,则无论为乱臣为贼子为大盗为狗偷为仇雠为夷狄,而必取一人一姓焉,偶像而尸祝之曰:此圣神也!此圣神也!当其多圣神也,则于群圣群神之中,而探阄焉,而置棋焉,择取其一人一姓而膜拜之日:此乃真圣神也!而其余皆乱臣贼子大盗狗偷仇雠夷狄也。不宁惟是,同一人也,甲书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而乙书则称之为神圣焉。甚者同一人也,同一书也,而今日称之为乱贼偷盗仇雠夷狄,明日则称之为神圣焉。夫圣神自圣神,乱贼自乱贼,偷盗自偷盗,夷狄自夷狄,其人格之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一望而知,无能相混者也,亦断未有一人之身,而能兼两途者也。异哉!此至显至浅至通行至平正之方人术,而独不可以施诸帝王也。谚曰:“成即为王,败即为寇。”此真持正统论之史家所奉为月旦法门者也,夫众所归往谓之王,窃夺殃民谓之寇。既王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堕而为寇。既寇矣,无论如何变相,而必不能升而为王,未有能相印焉者也。如美人之抗英而独立也,王也,非寇下,此其成者也。即不成焉,如菲律宾之抗美,波亚之抗英,未闻有能目之为寇者也。元人之侵日本,寇也,非王也,此其败者也。即不败焉,如蒙古蹂躏俄罗斯,握其主权者数百年,未闻有肯认之为王者也。中国不然,兀术也,完颜亮也,在《宋史》则谓之为贼为虏为仇,在《金史》则某祖某皇帝矣。而两皆成于中国人之手,同列正史也。而“诸葛亮入寇”、“丞相出师”等之差异,更无论也。朱温也,燕王棣也,始而曰叛曰盗,忽然而某祖某皇帝矣,而曹丕、司马炎之由名而公,由公而王,由王而帝,更无论也。准此以谈,吾不能不为匈奴冒顿、突厥颉利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汉吴楚七国、淮南王安、晋八王、明宸濠之徒悲也,吾不能不为上官桀、董卓、桓温、苏峻,侯景、安禄山、朱泚、吴三桂之徒悲也,吾不得不为陈涉、吴广、新市平林、铜马赤眉、黄巾、 窦建德、王世充、黄巢、张士诚、陈友谅、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之徒悲也。彼其与圣神,相去不能以寸耳,使其稍有天幸,能于百尺竿头,进此一步,何患乎千百年后赡才博学正言谠论倡天经明地义之史家,不奉以“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钦明文思、睿哲显武、端毅弘文、宽裕中和、大成定业、太祖高皇帝”之徽号,而有腹诽者则曰大不敬,有指斥者则曰逆不道也。此非吾过激之言也。试思朱元璋之德,何如窦建德?萧衍之才,何如王莽?赵匡胤之功,何如项羽?李存勖之强,何如冒顿?杨坚传国之久,何如李元昊?朱温略地之广,何如洪秀全?而皆于数千年历史上巍巍然圣矣神矣。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幸不幸而已。若是乎,史也者,赌博耳!儿戏耳!鬼蜮之府耳!势利之林耳!以是为史,安得不率天下而禽兽也?而陋儒犹嚣嚣然曰:此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伦也!国之本也!民之坊也!吾不得不深恶痛绝夫陋儒之毒天下如是其甚也。然则不论正统则亦已耳,苟论正统,吾敢翻数千年之案而昌言曰:自周秦以后,无一朝能当此名者也。第一,夷狄不可以为统,则胡、元及沙陀三小族,在所必摈,而后魏、北齐、北周、契丹、女真,更无论矣。第二,篡夺不可以为统,则魏、晋、宋、齐、梁、陈、北齐、北周、隋、后周、宋,在所必摈,而唐亦不能免矣。第三,盗贼不可以为统,则后梁与明在所必摈,而汉亦如唯之与阿矣。止统当于何求之?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必不获已者,则如英、德、日本等立宪君主之国,以宪法而定君位继承之律。其即位也,以敬守宪法之语誓于大众,而民亦公认之。若是者,其犹不谬于得邱民为天子之义,而于正统庶乎近矣。虽然,吾中国数千年历史上,何处有此?然犹齗龂于百步五十步之间,而曰统不统正不正,吾不得不怜其愚,恶其妄也。后有良史乎!盍于我国民系统盛衰强弱主奴之间,三致意焉尔。论书法新史氏曰: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何以以书法为独一无二之能事也?吾壹不解夫中国之史家,果据何主义以衡量天下古今事物,而敢嚣器然以书法自鸣也?史家之言曰:书法者,本(春秋)之义.所以明正邪,别善恶,操斧钺柄,褒贬百代者也。书法善,则为良史;反是,则为秽史。嘻!此誓占也。《春秋》之书法,非所以褒贬也。夫古人往矣,其人与骨皆已朽矣,孔子岂其为惮烦,而一一取而褒贬之?《春秋》 之作,孔子所以改制而自发表其政见也,生于言论不自由时代,政见不可以直接发表,故为之符号标识焉以代之。书尹氏卒,非贬尹氏也,借尹氏以识世卿也。书仲孙忌帅师围运,非贬仲孙忌也,借仲孙忌以识二名也。此等符号标识,后世谓之书法。惟《春秋》可以有书法。《春秋》,经也,非史也,明义也,非记事也。使《春秋》而史也,而记事也,则天下不完全、无条理之史,孰有过于《春秋》者乎?后人初不解《春秋》之为何物,胸中曾无一主义,撅拾一二断烂朝报,而规规然学《春秋》 ,天下之不自量,孰此甚也!吾敢断言曰:有《春秋》之志者,可以言书法,无《春秋》之志者,不可以言书法。问者曰:书法以明功罪,别君子小人,亦使后人有所鉴焉,子何绝之甚?曰:是固然也,以然,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故善为史者,心无暇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亦决不肯龂龂焉褒贬一二人。何也?褒贬一二人,是专科功罪于此一二人,而为众人卸其责任也。上之启袅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堕齐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而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吾非谓书法褒贬之必可厌,吾特厌夫作史者以为舍书法褒贬外,无天职无能事也。今之谈国事者,辄日恨某枢臣病国,恨某疆臣殃民。推其意,若以为但能屏逐此一二人,而吾国之治即可与欧美最文明国相等者然,此实为旧史家谬说所迷也。吾见夫今日举国之官吏士民,其见识与彼一二人者相伯仲也,其意气相伯仲也,其道德相伯仲也,其才能相伯仲也。先有无量数病国殃民之人物,而彼一二人乃乘时而出焉,偶为其同类之代表而已。一二人之代表去,而百千万亿之代表者,方且比肩而立,接踵而来,不植其本,不清其源,而惟视进退于一二人,其有济乎?其无济乎?乃举国之人,莫或自讥自贬,而惟讥贬以一二人,吾不能不为一二人呼冤也。史者也,求有益于群治也,以此为天职为能事,问能于群治有丝毫之影响焉否也。且旧史家所谓功罪善恶,亦何足以为功罪善恶?其所纪载,不外君主与其臣妾交涉之事。大率一切行谊,有利于时君者,则谓之功,谓之善,反是者则谓之罪,谓之恶。其最所表彰者,则列节之臣也,其最所痛绝者,叛逆及事二姓者也,夫君子何尝不贵死节?虽然,古人亦有言,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苟不己死而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若是乎,死节之所以可贵者,在死国,非在死君也。试观二十四史所谓忠臣,其能合此资格者几何人也。事二姓者,一奴隶之不足,而再奴隶焉,其无廉耻不待论也。虽然,亦有辩焉:使其有救天下之志,而欲凭借以行其道也,则佛肸召而子欲往矣,公山召而子欲往矣。伊尹且五就汤而五就桀矣,未见其足以为圣人病也。苟不尔者,则持禄保位富贵骄人以终身于一姓之朝,安用此斗量车载之忠臣为也!《纲目》书莽大夫扬雄死,后世言书法者所最津津乐道也。吾以为扬雄之为人,自无足取耳,若其人格之价值,固不得以事莽不事莽为优劣也。新莽之治,与季汉之治,则何择焉?等是民贼也,而必大为鸿沟以划之曰:事此贼者忠义也,事彼贼者奸佞也,吾不知其何据也。雄之在汉,未尝得政,未尝立朝,即以旧史家之论理律之,其视魏征之事唐,罪固可未减焉矣。而雄独蒙此大不韪之名,岂有他哉?李世民幸而王莽不幸,故魏征幸而扬雄不幸而己。吾非欲为懁薄卑靡之扬雄讼冤,顾吾见夫操斧钺权之最有名者,其衡量人物之论据,不过如是,吾有以见史家之于人群渺不相涉也。至于叛逆云者,吾不知泗上之亭长,何以异于渔阳之戍卒;晋阳之唐公,何以异于宸濠之亲藩;陈桥之检点,何以异于离石之校尉。乃一则夷三族而复被大憝之名,一则履九五而遂享神圣之号,天下岂有正义哉!惟权力是视而已。其间稍有公论者,则犯颜死谏之臣时或表彰之是已。虽然,然所谓敢谏者,亦大率为一姓私事十之九,而为国民公义者十之一。即有一二,而史家之表彰之者,亦必不能如是其力也。嘻!吾知其故矣。霸者之所最欲者,则臣妾之为之死节也。其次则匡正其子孙之失德而保其作也。所最恶者,臣妾之背之而事他人也。其尤甚者,则发难而与己为敌也。故其一赏一罚,皆以此为衡。汉高岂有德于雍齿而封之?岂有感于丁公而杀之?所谓为人妇则欲其和我,为我妇则欲其为我詈人耳。而彼等又知夫人类有尚名誉之性质,仅以及身之赏罚而不足以惩劝也,于是鼎革之后,辄命其臣妾修前代之史,持此衡准以赏罚前代之人,固以示彼群臣群妾曰:尔其效此,尔其毋效彼。此霸者最险最黠之术也。当崇祯、顺治之交,使无一洪承畴,则本朝何以有今日?使多一史可法,则本朝又何以有今日?而洪则为《国史·贰臣传》之首,史则为《明史·忠烈传》之魁矣。夫以此两途判别洪、史之人格,夫谁曰不宜?顾吾独不许夫霸者之利用此以自固而愚民也。问二干年来史家之书法,其有一字非为霸者效死力乎?无有也。霸者固有所为而为之,吾无责焉,独不解乎以名山大业自期者,果何德于彼,而必以全力为之拥护?也故使克林威尔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赵高、董卓同诉;使梅特涅生于中国,吾知其必与武乡、汾阳齐名。何也?中国史家书法之性质则然也。吾非谓史之可以废书法,顾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布尔特奇之《英雄传》,以悲壮淋漓之笔,写古人之性行事业,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赞叹舞蹈,顽廉懦立,刺激其精神血泪,以养成活气之人物。而必不可妄学《春秋》,侈衮钺于一字二字之间,使之后读者,加注释数千言,犹不能识其命意之所在。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后起之民族读焉,而因以自鉴曰:吾侪宜尔,吾侪宜毋尔。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君不读龙门《史记》乎,史公虽非作史之极轨,至其为中国史家之鼻祖,尽人所同认矣。《史记》之书法也,岂尝有如庐陵之《新五代史》,晦庵之《通鉴纲目》,咬文嚼字,矜愚饰智,龂龂于绍小功之察而问无齿决者哉!论纪年或问新史氏曰:子之驳正统论,辩矣。虽然,昔之史家说正统者,其意非必皆如吾子所云云也。盖凡史必有纪年,而纪年必借王者之年号,因不得不以一为主,而以余为闰也。司马温公尝自言之矣(《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新史氏曰:审如是也,则吾将更与子论纪年。纪年者何义也?时也者,过而不留者也。立乎今日以指往日,谓之去年,谓之前年,谓之前三年,前十年,再推而上之,则词穷矣。言者既凌乱而难为之名,听者亦瞀惑而莫知所指矣。然人生在世,则已阅数十寒暑,其此年与彼年交涉比较之事,不一而足。而人之愈文明者,其脑筋所容之事物愈多,恒喜取数百年数千年以前之事,而记诵之讨论之。然而年也者,过而不留者也,至无定而无可指者也:无定而无可指,则其所欲记之事,皆无所附丽,故不得不为之立一代数之记号,化无定为有定,然后得以从而指名之,于是乎有纪年。凡天地间事物之名号,其根原莫不出于指代,而纪年亦其一端也。凡设记号者,皆将使人脑筋省力也。故记号恒欲其简,不欲其繁。当各国之未相遇也,各自纪年,盖记号必不能暗同,无可如何也。及诸国既已相通,交涉之事日多,而所指之年,共代数记号,各参差不相符,则于人之脑筋甚劳,而于事甚不便。故孔子作《春秋》,首据其义曰:诸侯不得改元,惟王者然后改元。所以齐万而为一,去繁而就简,有精意存焉也(孔子前皆各国各自纪元。详见《纪年公理》)。既明纪年之性质及其公例矣,然则一地之中,而并时有数种纪年,固为不便,百年之内,而纪年之号屡易,其不便亦相等明矣。何也?一则横繁,一则竖繁也。是故欲去繁而就简者,必不可不合横竖而皆一之。今吾国史家之必以帝王纪年也,岂不以帝王为一国之最巨物乎哉!然而帝王在位之久,无过六十年者(康熙六十一年,在中国数干年中实独一无二也)。其短者,或五年,或三年,或二年一年乃至半年。加以古代一帝之祚,改元十数,瞀乱繁杂,不可穷诘。故以齐氏《纪元编》所载年号,合正统膺伪计之,不下千余。即专以史家所谓正统者论,计自汉孝武建元(以前无年号),以迄今光绪,二千年何,而为年号者,三百十有六。今试于此三百十六之中,任举其一以质诸学者,虽极淹博者,吾知其不能具对也。于是乎强记纪元,遂为谈史学者一重要之学科,其糜脑筋于无用亦甚矣。试读西史,观其言几千几百年,或言第几世纪,吾一望而知其距今若干年矣。或有译本以中国符号易之,而曰唐某号某年,宋某号某年,则棼然不知其何指矣(译西书而易以中国年号,最为无理。非惟淆乱难记,亦乖名从主人之义。若言中国事而用西历,其谬更不待辩矣)。夫中国人与中国符号相习,宜过于习他国矣,然难若天渊焉者何也?一极简,一极繁也。苟通此义、则帝王纪年之法,其必不可以久行于今日文明繁备之世,复何待言!西人之用耶稣纪元,亦自千四百年以来耳。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纳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747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祭司在位之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767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753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麦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622年)。犹太人以《旧约· 创世记》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3761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倡议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趋于简便之大略也。要之,苟非在极野蛮时代,断无以一帝一号为纪年者,有之,其惟亚洲中之中国、朝鲜、日本诸国而已(日本近亦以神武天皇开国为纪元)。曰:然则中国当以何纪?曰:昔上海强学会之初开也,大书孔子卒后二千四百七十三年。当时会中一二俗士,闻之舌挢汗下色变,曰:是不奉今王正朔也,是学耶稣也。而不知此实太史之例也。《史记》于《老子列传》大书孔子卒后二百七十五年,而其余各国世家,皆书孔子卒,此史公开万世纪元之定法也。近经学者讨论,谓当法其生,不法其死,以孔子卒纪,不如以孔于生纪。至今各报馆用之者既数家,达人著书,亦往往采用。此号殆将易天下矣。用此为纪,厥有四善:符号简,记忆易,一也。不必依附民贼,纷争正闰,二也。孔子为我国至圣,纪之使人起尊崇教主之念,爱国思想亦油然而生,三也。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孔子以后,故用之甚便,其在孔子前者,则用西历纪元前之例,逆而数之,其事不多,不足为病,四也。有此四者,则孔子纪元,殆可以侯诸百世而不惑矣。或以黄族鼻祖之故,欲以黄帝纪;或以孔子大同托始故,欲以帝尧纪;或以中国开辟于夏后故,欲以大禹纪;或以中国一统于秦故,欲以秦纪。要皆以事理有所窒,于公义无所取,故皆不足置辩;然则以孔子生纪元,殆后之作史者所宜同认矣。纪元之必当变也,非以正统闰统之辩而始然也。然纪元既不以帝号,则史家之争正统者,其更无说以自文矣。不然,以新莽之昏虐,武后之淫暴,而作史者势不能不以其始建国、天凤、地皇、光宅、垂拱、永昌、天授、长寿、延载、天册、登封、神功、圣历、久视、长安等年号,厕之于建元之下,光绪之上,其为我国史污点也,不亦甚乎!况污点国史者,又岂直新莽、武后乎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