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教
達一先生在《文統之夢》裡，因劉勰自謂夢隨孔子，乃始論文，而後來做了和尚，遂譏其「貽羞往聖」。其實是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的。晉以來的名流，每一個人總有三種小玩意，一是《論語》和《孝經》，二是《老子》，三是《維摩詰經》，不但采作談資，並且常常做一點註解。唐有三教辯論，後來變成大家打諢；所謂名儒，做幾篇伽藍碑文也不算什麼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竊取禪師的語錄。清呢，去今不遠，我們還可以知道儒者的相信《太上感應篇》和《文昌帝君陰騭文》，並且會請和尚到家裡來拜懺。
耶穌教傳入中國，教徒自以為信教，而教外的小百姓卻都叫他們是「吃教」的。這兩個字，真是提出了教徒的「精神」，也可以包括大多數的儒釋道教之流的信者，也可以移用於許多「吃革命飯」的老英雄。
清朝人稱八股文為「敲門磚」，因為得到功名，就如打開了門，磚即無用。近年則有雜誌上的所謂「主張」。《現代評論》之出盤，不是為了迫壓，倒因為這派作者的飛騰；《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員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離遠起來了。這種東西，我們為要和「敲門磚」區別，稱之為「上天梯」罷。
「教」之在中國，何嘗不如此。講革命，彼一時也；講忠孝，又一時也；跟大拉嘛打圈子，又一時也；造塔藏主義，又一時也。有宜於專吃的時代，則指歸應定於一尊，有宜合吃的時代，則諸教亦本非異致，不過一碟是全鴨，一碟是雜拌兒而已。劉勰亦然，蓋僅由「不撤姜食」一變而為吃齋，於胃臟裡的份量原無差別，何況以和尚而注《論語》《孝經》或《老子》，也還是不失為一種「天經地義」呢？
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