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国公学(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讲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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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的聚会,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在这里,能够会到民国以前的老师和老同学,我简直好像回到了母校,又成为它的老学生。

  刚才主席谈到,我们的母校在“一二八事件”被毁了,我们的同学如像失去了母亲的孩子。对此,我亦深具同感。不过,在今天,不仅是我们的母校中国公学没有了,大陆所有的大学,也都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有的学校被解散了,有的学校名字被取消了。这些学校的同学,也都受到我们同样的遭遇。

  关于中国公学的复校工作,我过去未能多所尽力,实在很惭愧。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母校自有它光荣的历史,不问我们的母校能否恢复,而它的历史是不朽的。如像北京大学,虽然一度改了名称,但对于它的历史并没有多大关系。我觉得,我们目前应做的工作,是发扬中国公学的历史价值,确定我们母校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我在《四十自述》这本回忆录里,曾详细叙述我在校的情形——我怎样进了中国公学,后来又怎样闹风潮,以至同朱经农一些同学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我写这一段的历史,很得力于赵健凡同学的帮助,因为他收集了好些我们在校里出版的《竞业旬报》。这上面有很多我写的文章和当时学校动态的记载,有人认为我《四十自述》记这一段文字,对于中国公学的历史很有帮助。

  但我所写的,都是民元以前的事情,而且也不完整。我想,在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的纪录里,在各位老师各位同学的记忆里,一定有很多宝贵的资料。像姚烈士为校务牺牲性命,像王云五先生当时的“小辫子”……,都可以写成很有价值,很有趣味的掌故,把它汇集起来编成为我们母校的“校史”,作为永垂不朽的历史纪念。这对于中华民国的产生经过和中国教育制度的沿革,都将是很有价值的文献。

  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革命的关系,这实在有深厚的渊源。中国公学的创办,在表面上是因为一部分留日学生反对日本政府取缔留学生的规定,大家回到上海,自动的举办本校,但实际上,这批留学生都是革命党人。教员中有于右任先生,马君武先生……,这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同学中,大部分都参加了革命工作,如像但懋辛,熊克武……以及参加黄花岗之役的饶辅廷烈士,都是当时的同学。我当年年纪很轻,是同学中的“子供”(注:日语小孩之意),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但我却时常为学校的刊物写文章;同时,多少也为革命尽点微劳。我当时英语比较还好,记得有天夜晚已经就寝,同学们将我喊起来,要我到海关办交涉,因为有位留日的女学生从日本回国,为革命党运送武器,箱子藏有大批的手枪炸弹,被海关扣下来,我便冒险的前去交涉,但后来实在无法可想,只好不谈东西,将人营救出来作罢。可见当时的中国公学,实在便是革命的机关。一般师生多是革命党人。这对于中华民国的开国革命,实在有不少的贡献。

  其次,谈到中国公学和中国教育制度以至民主的政治制度,也有很深切的关系。当时我们母校的教育制度,有着一点强特的作风,这种作风便是民主制度在教育上的试验,当时校内并不设校长,而由三位干事共同负责处理校务,成为学校“行政机关”。另外由全体同学推举班长,室长,实行自治,并且选举评议员,组织评议会,成为学校的“立法机关”。一切校务虽由干事负责执行,但必须先经评议会通过,完成“立法程序”。就是聘请教员,也得经过同学的同意。记得总统的岳父宋耀如老先生,曾经教过我们的英文。原先有几位英文教员,都不为同学欢迎而解聘,后来聘请宋老先生,始而同学对他的印象并不太好,但上了第一堂课之后,他读得好,讲得好,发音又好,大家方心悦诚服的接受他的教导。

  后来我们闹风潮,另外办了一个新中国公学,也是为了争取教育制度的民主化。因为当时外界捐赠了学校一笔款子,建筑校舍,但要求学校设校长,废止评议会一类的学生自治办法。我们维护民主,反对这类办法,便另办一个新中公,王云五先生便是那时的教员,虽然新中公最后不能维持,仍然归并到一起,但这段为民主的教育制度而奋斗的历史,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有其应有的地位。

  在自由中国没有完成“复国”的工作之前,我们的“复校”工作自然也谈不到。但我建议:我们应该马上成立“校史委员会”,编撰我们母校——中国公学的校史,尤其是趁我们母校创办人于右任先生以及各位老师各位同学记忆犹新的时候,赶快逼着将他们记忆中的历史记录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将来是无法找寻的。中国公学的“校史”,实在可以算作中华民国开国史和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的一部分,它的光荣,它的价值,将是不朽的,崇高的,只要让社会一般人士都认识我们母校的光荣历史,将来我们的“复校”工作,一定可以顺利的达成。

  (本文为1952年12月23日胡适在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会上的演讲,原载1952年12月24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