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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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革命運動中之階級分化
作者:瞿秋白
1926年1月29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本文原载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新青年》月刊第三号。这里收录的是其中的第一、二节。文内小标题是作者自编论文集时所加。

一、五四至五卅中國革命思潮之趨勢及分化[编辑]

  中國民眾革命運動的開始,可以說是從五四時代起的。帝國主義的發展,歐洲各國的向外侵略征服殖民地,是資本主義進程中不可免的現象。資本主義的國家,如英,如法,如德,如俄、日等,內部生產力的增加和階級鬥爭的劇烈,漸漸的動搖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私有財產製度。於是資產階級便不得不力求擴大自己商品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就是掠奪殖民地,以維持自己階級的統治地位。他們侵略弱小民族——資本主義文化還沒有發展的國家,他們可以獨占那地的市場,壟斷那地的原料,因為這些地方自己既然沒有工業,當然不能和帝國主義競爭。因此,他們可以得到超越的非常的利潤——比本國市場內多至百倍的利潤。可是,這種殖民地政策的施行:一、不能不引起帝國主義各國之間互相的衝突;二、不能不使被侵略的國家逐漸的資本化。這兩種結果,原是帝國主義自己所造成的,便足以致帝國主義的死命。社會革命的爆發便在這帝國主義內部崩潰的過程裏發現;帝國主義的歐戰是列強衝突的表現,是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可是戰爭的延長和破壞,使全社會中大多數群眾不能再忍受資本主義的統治,農民、小資產階級、知識階級等都傾向於無產階級而造成革命的形勢。俄國的十月革命便是因此發動,又加以內部農民問題、民族問題等類種種矛盾衝突的匯集而成功的。便是英、美、法、日各國在歐戰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也都經過一個可怕的革命危機。至於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化,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尤其是致命傷,他們的種種殖民政策、經濟政策,無一不是遏製弱小民族的工業發展;可是弱小民族內部假使商業經濟極不發達,大多數人民安於農業的自足經濟,那時,資本主義國家便無從暢銷他們的商品,無從多量吸收原料;所以弱小民族與帝國主義國家接觸,便自然而然,至少在商業方麵,逐漸的資本主義化,商業資本的積累(所謂“資本之最初積累”)必然發生工業資本,這時候,帝國主義的侵略便和殖民地弱小民族間的資產階級發生衝突了。何況,帝國主義列強為奪殖民地而互相戰爭時,正給殖民地以發展自己工業的機會,宗主國的生產完全集中於軍事,殖民地的生產和原料,當然隻能自己經營、自己應用;那商業裏(買辦、洋貨商)積累的資本,久受宗主國資產階級政策的束縛和遏抑,到此便不能不急速的投入工業生產。這便是國民革命的經濟基礎。於是社會革命開始的時代,便是殖民地弱小民族裏國民革命開始的時代。帝國主義之前的一時代裏,後進的資本國與先進的資本國相競爭(如俄國彼得大帝變法,日本維新)的過程,和現時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向帝國主義革命的過程是斷不能相混的。即前一過程,即使有革命,也隻是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這後一過程,便含著多量的無產階級的性質在內——在國際範圍內,這不過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在一國範圍內,雖然性質上還是資產階級的,而在革命力量上,卻大半須以無產階級為主力軍。

  中國國民革命運動的發端,正在於五四時代,這裏原因看上述的經濟分析便可以明了。五四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他在政治上的成績,影響於多數民眾最大的,隻是“國貨”兩字,這一運動的資產階級性質,和五四前後中國資產階級,確有一期的大發展的事實,便已經完全證明了。可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反對宗法封建軍閥的革命,內部必定含孕著無產階級革命的種子,各國革命史都是實例,中國何嚐又能除外?其中的理由非常明顯。資本主義發展之中,資產階級的經濟力固然集中而強大,無產階級的增多與團結也必然相伴而行,天下那裏有沒有工人的工廠呢?況且這種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運動,在殖民地上,如中國的五四運動,事實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衝動。一九一七至一九一九年,中國新思想的勃興,誰又能否認俄國革命、德國革命、英美大罷工、勞動問題的世界化等等的影響呢?那時的青年和學生,差不多個個人都注意報上世界革命運動的消息,個個人都想談幾句勞動問題、社會主義。這些社會主義的思想,當然是很籠統模糊的,然而就在這一源流裏生長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共產主義。《新青年》雜誌的左傾與其共產主義化的過程,便是明證。當初五四運動時的新文化思想——反對孔孟、反對舊禮教、白話運動、婦女問題等等,都是中國資產階級發展所需要的。同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勞動社會問題的研究熱與上述各種運動混流並進。這是很明顯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反抗宗法封建社會。這種聯合戰線,第一、當然不是自覺的;第二、當然增加中國革命運動的新力軍,以救辛亥革命後垂危的國民黨。實際上這些思想上的新潮,隻是資產階級民族自覺的先驅和後盾,所以主要的政治力量,僅僅隻產生“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口號。可是在當時的環境裏,這種社會力的伸張,確是一大進步,可以使國民黨、孫中山先生等“俯就”新潮,甚至於俯就馬克思主義,《建設》雜誌、《星期評論》、《孫文學說》等等,都是在這時候出世的。

  五四到五卅,這六、七年確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個時期,有重大的政治上文化上的意義。五四時代,大家爭著談社會主義,五卅之後,大家爭著辟階級鬥爭——從北京、上海到廣東,從北京大學教授、戴季陶(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之一!)到所謂“中興名將”的曾、左、李國家主義派。這是什麽緣故?原來,中國社會在歐戰之後,一方麵資產階級發展,別方麵無產階級發展;社會上新力量產生的初期,共同聯合戰線反抗宗法軍閥社會,湧起國民革命的巨潮。隨後的發展,便是兩階級互爭革命的指導權和國際上聯盟軍的爭擇之過程。這六、七年中國國民革命的實際進程,卻是從模糊籠統的聯合戰線進而至於明顯的自覺的,從資產階級“愛國主義”進而至於無產階級的革命主義,從資產階級聯美製日的希望進而至於聯世界無產階級的國民革命。這種過程,到五卅運動而得了極高的發展。國際關係上,在這六、七年中,資產階級所希望於巴黎和會、華盛頓會議的,著著落空;而無產階級的新國家蘇聯,不但事實上廢除領事裁判權等,並且進而切切實實讚助中國國民黨的發展。國內鬥爭裏,在這六、七年中,中國無產階級運動長足的進步:四、五年來的罷工運動已經使無產階級的三分之一(至少數)組織在工會裏,每次在民族鬥爭裏,表現他的力量;國民黨改組一年,在黨內刷除買辦官僚的分子,在廣東給買辦和土豪階級(商團、民團)以極大的繼續的打擊;並且軍閥之中亦起分化。無產階級在這國民革命過程中,確已占得多份的優勢,到五卅時候,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的領袖五卅運動,尤其是無產階級指導下之聯合戰線發展的最高點。資產階級看著無產階級的勢力足以導國民革命於勝利,看見國民革命的進行中資產階級要犧牲自己的私利——其實不過是容許工人、農民組織和鬥爭的自由、極普通的民權,於是開始反動而求爭回革命的指導權以消滅革命。同時,帝國主義者尤其害怕這種運動的徹底發展,正在努力“工作”,做反對所謂赤化蘇聯的宣傳,離間挑撥資產階級。於是資產階級的社會思想,也發現自己的“階級覺悟”而努力於反對階級鬥爭和國家主義的宣傳,國民黨右派的形成,實際上是與帝國主義者聯合戰線。這裏階級分化的現象是非常之明顯的,半年來思想界裏的反動潮流,從主義上、策略上、革命領袖問題上以及道德文化上所發生的爭執,都是這一現象的表演。可是,同時中國革命運動的進展,使無產階級政黨和國民黨的主張,如反帝國主義和軍閥的鬥爭,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國民會議的運動等,都因而滲入普遍的群眾裏去;中國社會一般的革命化的過程,當然影響到政黨界與思想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及知識階級也就逐漸顯現他們的左傾。最近半年來,北京方麵有《猛進》雜誌、《莽原》雜誌,上海方麵有《洪水》雜誌等等,至於國民黨內如柳亞子、朱季恂、甘乃光、陳公博等,居然形成強有力的左傾,汪精衛、蔣介石等革命傾向之確定更不用說。思想界與政黨界左右分化的過程,顯而易見是隨著國民革命運動的進展而日益激厲的,或者以為國民黨右派和國家主義派的興起是中國社會反動的表征。其實不然,這種反動正足以證明中國革命進展急速,使帝國主義者不得不於軍閥以外另找一種比較“灰色”的工具;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急起直追的攫取革命思想的指導權。

二、共產主義及無產階級領袖革命之問題[编辑]

  中國革命是國民革命,然而國民革命的進行可以有兩種方式:一是由資產階級來指導,對於帝國主義做局部的抵禦,利用所謂列強之間的衝突而苟延殘喘,想鎮壓勞動民眾的階級鬥爭,處處與軍閥帝國主義者妥協,而希望以反對赤化取媚外人,求得些須的恩惠;一是由無產階級來領導,對於帝國主義整個兒推翻,利用帝國主義與世界無產階級的總衝突而進行革命鬥爭,發展國民革命中之階級鬥爭成分,集中最大多數民眾的革命力,以求肅清國內一切買辦、軍閥、土豪等帝國主義的工具和勞動平民的壓迫者。現時左右派鬥爭的具體問題是如此,並非如表麵上看來是共產與反共產的爭執。然而右派——國民黨右派及國家主義派,故意裝著不知道,自己造作一個共產做對象,其實是帝國主義的謠言,他們卻偏偏當真的來攻擊。

  如果要反對共產主義,便應當明了共產主義的意義。如今思想界的右派卻都是信口胡說。譬如鄒魯、孫鏡亞等類的國民黨員,曾琦等類的國家主義派便都是如此。他們或者說廣東政府立刻就在實行共產,或者說共產黨是要中國社會回到原始共產製度(《醒獅》第六十八期)。廣東政府是否共產,現在不值一駁。中國共產黨要實行的是原始共產製度嗎?這不過是曾琦等自暴其不學與荒謬,不值得去說他。至於比較有研究的戴季陶先生和《獨立青年》雜誌的靈光先生,也是同樣的不了解共產主義四字是何所指。戴季陶說中國共產黨的主義不適宜於中國;靈光說中國共產黨要抄俄國的老文章。他們說這些話的時候,是否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主義究竟是什麽?我想,他們一定知道的,他們一定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曾主張明日便使中國社會裏實現共產製度;可是他們因為要反對中國共產黨,故意一口咬定的這樣說。這裏我們可以找著絲毫的客觀態度嗎?當然不能夠!

  我們應當分清楚共產製度與共產主義的區別。共產製度是說全人類社會之中階級已經消滅,一切生產分配由社會經營,個人隻須依照社會的計劃去參加工作,便能得到社會的一切供給——衣、食、住、娛樂、科學等等。共產主義是說從現在社會——帝國主義的列強,商業資本宗法社會的弱小民族殖民地,以至於非洲、西伯利亞等處的原人社會,怎樣過渡到共產製度的種種式式政治、經濟、教育等的方法:政黨的策略,革命中的階級關係,經濟、文化等的政策,革命後的國家製度等等。他們右派說共產主義不適宜於中國,即不能實現於現時的中國。如果是指共產製度而言,那麽,不用說在中國,便是在已革命的俄國,將來革命後的美國,也不能立刻湧現。如果指的是共產主義,那麽共產國際對於各國都有相當適應於當地經濟狀況並與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相聯絡的政策。他們應當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具體政策加以詳細的虛心的研究,才有開口批評的資格。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狀況有周密的研究,以前《新青年》、《前鋒》雜誌曾經登過不少這類的文章。因此中國共產黨確定進行革命以達共產製度的第一步政策:(一)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初期,適值世界帝國主義猖獗侵略中國的時代,亦就是世界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時代,中國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以至於資產階級,都處於帝國主義、軍閥雙重的壓迫之下,因此,中國無產階級應當努力實行國民革命,引導一切平民參加民族解放鬥爭,中國的國民革命當然就是世界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因為中國民族的解放,便是國際帝國主義勢力的削弱。(二)這種國民革命的鬥爭裏,無產階級和農民應當以自己地位的改善和政治自由的取得為目標;因為解放大多數中國民眾才能算得民族的解放。(三)凡是遏製勞動民眾的鬥爭自由,剝削勞動民眾的利益之一切勢力,都應當和他奮鬥,都應當推翻;那麽,中國資產階級如果壓迫剝削民眾,階級鬥爭便是國民革命中不可免的,如果他們因為要壓迫剝削民眾而與帝國主義者、軍閥妥協或聯合,那麽,勞動平民的階級鬥爭不但擁護自己階級利益,而且就是擁護民族利益,更加必要。(四)這種革命的進行和勝利,必須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壓迫民族,因為隻有這樣,我們中國的力量才能排斥帝國主義的勢力,而中國、印度、安南、朝鮮、南美等排斥帝國主義勢力,同時,英、日、美、法、意等國內無產階級反抗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這種革命的勝利自然就是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在那時便當然根本推翻。(五)帝國主義國家內資本主義推翻而開始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弱小民族及殖民地上的幼稚的私人資本主義,便根本無繼續發展之必要與可能,亦可以由勞動平民組織的國家執行有規劃的發展經濟實業計劃,以漸進於社會主義和共產製度。這種政策,是否適合於中國的國情?用不著理論上來回答。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勞動運動之後,這四、五年來中國社會的發展,革命運動的進行,直到五卅的大開展,全國工人、農民、小商人的積極參加政治運動,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呼聲普及窮鄉僻壤,便是切切實實的證據。廣東國民政府成立,農工階級因得著多量的自由而讚助革命政府,還在繼續不斷的和地主買辦階級奮鬥,以鞏固革命政府的基礎,廣東一般人民現在能免除苛稅雜捐的重負和反動軍閥的壓迫,便是這建築在階級鬥爭上的國民革命的結果。蘇聯、土耳其、蒙古、印度、埃及、敘利亞、英、法工人等革命勢力對於廣州政府的讚助和同情,便是革命政權確定而不受英國帝國主義摧殘的保障之一。這種政策是否抄俄國的老文章,更不用詳細的解釋了。醒獅派和鄒魯派當然每況愈下,已經和買辦階級的馮自由派不能互相區別,他們除反對蘇聯、反對赤化而外,本無別種任務,隻是信口造謠,說廣東是俄人統治,是實行共產,說共產黨是否認國家等等。廣州的事實,最近國民黨代表的第二次大會,甚至於得到華僑及香港華商的讚助,已經為一般人所公認。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提出反對帝國主義、解放中國民族的口號,誠意的和國民黨左派、革命派的孫中山主義合作。這第一階段的中國共產黨政策當然和國民黨的革命主義相符合。何以能說共產黨否認國家!可見醒獅派的態度,還不僅是曾琦等無知荒謬不學的結果,並且是有意混朦事實,出於造謠中傷的用心。至於戴季陶、靈光等也是無的放矢,還有些人,或者接受共產黨政策而故意反對共產黨,適足以表現他們主義的資產階級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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