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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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近来发出一个宣言,大意是说他们现在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这件事不可不算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他们的宣言里有许多很幼稚的,很奇怪的议论。我们引一段做例:

  最近的奉、直战争,在吴佩孚方面,英、美帝国主义者站在他的后面……在张作霖方面,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其后盾。……吴佩孚战胜以后,北京政府渐渐落在亲美派的官僚手里,这是美国实现对华政策一个绝好的机会。但是美国并不愿意吴佩孚——是一个较进步的军阀——制造一个统一的政府,因为吴佩孚所主张废督裁兵如果现实的统一,是与中国资产阶级以极大的利益而易于发展,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进行是极不利的。美国帝国主义者便转头过来,与日本强颜携手,企图共同利用张作霖、曹锟和其他顽固的军阀官僚(安福系、交通系等),以免日、美互相掣肘,而造成一个可以共同利用的中国傀儡政府。(页九至十)

  这种观察很像乡下人谈海外奇闻,几乎全无事实上的根据。当奉、直战争时,天津有一家英国报纸,曾表示偏袒吴佩孚的论调。当时我们知道北京英国使馆,派人去劝他,说这是中国的内争,英国的报纸应该持中立的态度,不应该偏袒一方。至于事实上的援助,更是没有的。如果英国人真肯援助吴佩孚,京奉铁路上的运输决没有那样便利的。至于说美国不愿意吴佩孚的废督裁兵计划的实现,那更是说梦话了。吴佩孚至今并不曾表示他想实行废督裁兵,可是中国政府自从周自齐内阁以来所有一点裁兵废督的计划,差不多大部分都是美国学者做的!至于说美国现在转过头来与日本携手,企图共同利用曹锟、张作霖和安福系、交通系等,这更是笑话了。现在中国想利用“曹锟、张作霖、安福、交通”这个奇怪大联合的,恐怕确有人在!但我们稍知道美国的历史和国情的,可以断定美国决不会有这种奇怪的政策。

  我们并不想替外国的“资本帝国主义者”作辩护,不过我们实在看不过这种瞎说的国际形势论。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世界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已有一种很明显的变迁了。民国初年,外人“捧”袁世凯的故事,我们应该总还记得。外人所以捧袁,大部分是资本主义者希望和平与治安的表示。我们可以说他短见,但不能说这全是出于恶意。这六七年以来,欧洲的国家已到了很窘迫的境地,他们自己已不能料理自己,在远东更没有侵略的余力了。远东的国际局面自然只是英、美、日三国的问题。欧战期中,英、美两国都不能顾及远东,所以让日本在远东自由扩张他的势力。但是日本的政策挑起了中国民族的自觉和反感,故这六七年之中,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并不曾远胜欧战以前,而中国民族的自觉心反因此更发达成形了,中国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业也在这个时期之中渐渐的造成一个可以自己立脚的地位了。巴黎和约是美国的大失败,中国的权利也被断送掉了;然而巴黎的失败竟连累了一个空前大政客——威尔逊——跟着一倒不复振,而美国的政局遂生一大变化。美国共和党向来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他的帝国主义的色彩比民主党浓厚的多。他们是有外交政策的,——不比民主党只有理想,——所以他们恢复政权以后,就召集那裁减军备的国际会议。这个会议确不是为替中国伸冤而召集的,然而中国的国民外交和美国的舆论竟能使华盛顿会议变成一个援助中国解决一部分中、日问题的机会。会议的结果虽未必能完全满足我们的希望,但我们稍知当时情形的人,都该承认当日热心援助中国代表团的许多学者,舆论家,并不是替“资本帝国主义者”做走狗的。就以资产阶级而论,新银行团的组成,无论如何无力,确已有了消极的阻止某一国单独借款给中国政府的大效果。中国共产党尽管说新银行团是一个“四国吸血同盟”,然而我们试回想民国七八年的日本独借的惊人大款,再看看新银行团成立以后这几年的消极的效果,就可以明白美国资产阶级对中国的未必全怀恶意了,我们更想想这几年国内的资产阶级,为了贪图高利债的利益,拚命的借债给中国政府,不但苟延了恶政府的命运,并且破坏了全国的金融,使中国金融界呈现今日的危机,我们平心而论,不愿意使中国和平统一的人,究竟是那三年不借一文给中国政府的新银行团呢?还是那北京政府的无数高利债主呢?

  况且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欧战以前,美国铁路的股票大多数在英国资本家的手里。这种投资,双方面全受利益;英国也不用顾虑投资的危险,美国也决不愁英国“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样的国际投资是不会发生国际问题的,因为这种投资就和国内的投资一样。国际投资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优势的投资国家要想这些弱国与乱国有和平与治安,只有两条路子:一是征服统治他们,一是让本国人民早日做到和平与统一的国家。十年以前,列强对中国自然是想走第一条路的,所以有势力范围的划分,瓜分地图的拟议。但日俄战争以后,因日本的胜利而远东局面一变;辛亥革命以后,因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再变;欧战期内,因日本的独霸而远东局面几乎大变;欧战结局以后,又因中国民族的自觉而远东局面又经一次大变。老实说,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巴黎的一闹,华盛顿的再闹,无论怎样无结果,已够使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是一个自觉的国家了。稍明白事理的政治家,大概都晓得那第一条路——征服统治中国——是做不到的了。现在无论是那一国,——日本,美国,或英国,——都不能不让中国人民来解决本国的政治问题,来建设本国的统一国家,近来因为有几笔外债到期,中国政府不能付款,所以我们偶然听见什么“共同管理”的论调。但这种论调其实同近日中国银行家要求安格联在十一年八厘公债票上签字,是同样的心理,我们只得由他们唱去,事实上我们自己若能整顿国事,理出一个头绪来,造出一个新国家来,把这一点比较很轻微的国债(比英国每人担负少一百倍,比法国少二百倍)担负下来,这种论调也就都没有了。

  所以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恶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家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我们的朋友陈独秀先生们在上海出版的《向导》周报,标出两个大目标:一是民主主义的革命,一是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于第一项,我们自然是赞成的。对于第二项,我们觉得这也应该包括在第一项之内。因为我们觉得民主主义的革命成功之后,政治上了轨道,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他们指出国际帝国主义的各种压迫是:

  (1)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

  (2)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

  (3)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

  (4)外币流通于全国;

  (5)海关权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

  (6)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

  (7)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国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

  这七项都是和国内政治问题有密切关系的。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至于关税制度,国内无数的商人小百姓困压在那万恶的厘金制度之下,眼看一只江西瓷碗运到北京时成本不能不十倍二十倍于远从欧洲、日本来的瓷碗;他们埋怨的对象自然不是什么国际帝国主义而是那些卡员扦子手了。所以我们很恳挚的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

  十一,十,一

  (原载1922年10月1日《努力周报》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