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坚定不移地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批判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
安徽工农大学　闻工
1972年2月18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

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就是通常所说的“写什么”的问题。反动的资产阶级文艺家们，历来喧嚷文艺创作只存在“怎样写”的问题，不存在“写什么”的问题。然而，从二十年代末的梁实秋，提出反对所谓“把文学的题材限于一个阶级的生活现象的范围之内”（即反对文艺写无产阶级）起，到六十年代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出笼，围绕题材问题，资产阶级一直和无产阶级文艺相对抗。这就足以证明，“写什么”的问题不但确实存在，而且是关系到文艺的性质和方向的大问题。关于题材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就是两条文艺路线的一场尖锐斗争。

伟大导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不应该再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必须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伟大斗争，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主席的指示，确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为工农兵的英雄形象进入文艺阵地，开辟出一条宽阔的道路，从而也就堵塞了老爷太太少爷小姐所称霸的旧文艺的“文路”。这不能不使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感到绝望和恐惧，激起他们疯狂的反对。反革命分子胡风污蔑我们关于题材的主张是放在作家头上的一把“刀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攻击它是“用死板的教条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和陆定一、周扬一伙胡说提倡表现工农兵的革命斗争，是“会把文艺工作窒息”的“清规戒律”，以所谓反“题材决定”论，跟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一九六一年《文艺报》的《题材问题》专论，就是他们炮制的反“题材决定”论的代表作。他们扬言要“彻底破除”题材问题上的“清规戒律”，叫喊“必须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系统地宣扬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观点，博得了国内外一小撮阶级敌人的连声喝彩。苏修《文学报》立即跳出来欢呼：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新事物”。不久，陆定一、周扬一伙又把《题材问题》专论中的反动观点写进了作为修正主义文艺纲领的“文艺十条”，强行推销，妄图从题材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猖狂进攻。　

一

文艺创作的题材问题，首先就是写什么人、谁当文艺主角的问题。任何一个阶级的文艺，它“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基本上是一致的；为谁服务和谁当主角，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今天，我们国家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时代。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广大工农兵，是改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主体，因而，塑造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谁要是否认这一点，谁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方向。

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就是要顽固地维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在文艺上的主角地位，阻碍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文艺舞台。为此，他们制造了种种奇谈怪论。

“人人可以当主角”。列宁指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够不站到这个或那个阶级方面来”。在阶级社会里，所谓“人人”，不是属于这个阶级，就是属于那个阶级。难道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能在同一种文艺里面当主角吗？这是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事。

陆定一、周扬一伙既然要把描写工农兵当作“清规戒律”“彻底破除”了，那末，工农兵当主角的资格自然也随之被一笔勾销。可见，他们所谓的“人人可以当主角”，不过是资产阶级当主角的同义语。他们高喊“扩大题材”，就是要向资产阶级扩大。他们所谓“广开文路”，就是要为资产阶级重新夺取文艺上的主角地位，就是为炮制《不夜城》、《上海的早晨》那样的大毒草，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吸血鬼阶级浓施粉黛，歌功颂德。早在一九四九年，胡风分子阿垄就叫嚣过：“文艺不能只描写工农兵，其他阶级也有作为一定主角的资格”，这和陆定一、周扬的“人人可以当主角”，可谓一模所铸。所不同的，只是他们不及胡风分子干脆，用“人人”代替资产阶级，更见其虚伪和可憎而已。

“生活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陆定一、周扬一伙鼓吹：社会各阶级，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等等，都是互相联系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文艺就应该平分秋色地表现“社会上各个阶级”，这实际上是“时代精神汇合论”的反动观点的一个变种。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事物固然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但是，“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在社会对立的阶级中，作为新生力量的革命阶级，是一定时代的中心，代表着那个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决不可把它和没落的反动的阶级同等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构成对立的统一体时，曾经着重指出：“整个问题就在于：这两个因素中的每一个因素究竟在对立中间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称它们是统一的整体的两个方面，这是不够的。”在我们时代的社会生活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作为时代的中心，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资产阶级和其它剥削阶级，则是革命的对象。这说明这两个对立阶级的地位是绝然不同的。

无产阶级文艺就是根据唯物辩证法的这些基本原则来处理人物的阶级关系的。无产阶级文艺以写工农兵为主，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写反面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人物，关键是把他们放在什么地位来写。我们“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我们也可以写中间状态的人物，写他们在英雄人物影响下通过斗争实践改造自己的过程，但在创作中只能居于从属地位。革命样板戏中有李玉和、杨子荣、洪常青等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安置在戏剧的中心，而鸠山、座山雕、南霸天等丑类，则作为反面教员出现，受到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而成功地处理了人物的阶级关系，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光辉典范。相反，在陆定一、周扬一伙支持下出笼的《红日》、《兵临城下》一类毒草影片，却把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头目，描绘成决定历史命运的“英雄”，而丑化人民军队和革命群众作为反衬。这就清楚地说明，陆定一、周扬一伙提出的文艺应该平分秋色地表现各个阶级的主张，抹杀了文艺表现对象的阶级界限，颠倒光明和黑暗，颠倒革命和反革命，以便让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继续盘踞文艺舞台，专无产阶级的政。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工人阶级不应该宗派”。我们提倡写工农兵，陆定一、周扬一伙就给安上“宗派主义”的罪名。我们要问：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表现工农兵，歌颂工农兵，究竟何罪之有？难道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倒要不倦地歌颂资产阶级吗？他们对于以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资产阶级文艺，从来不觉其狭隘，不说它“宗派”，反而肉麻地吹捧它“歌颂了城市平民的崛起，描写了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形象”，“单从题材范围来说，这也曾经是一大进步”；而对于以最广大的工农兵为主角的无产阶级文艺，却左一个“片面性”，右一个“狭隘化”，诬蔑为“宗派”。在三十年代，他们诬害鲁迅，胡说提倡“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有害的宗派主义”；从那时以来，又一直用这顶帽子压人，诅咒我们提倡写工农兵是“宗派主义”。他们自己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进行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宗派活动，岂不是清楚地暴露了吗？

我们跟陆定一、周扬一伙在描写什么人、歌颂什么人问题上的斗争，归根结底，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这个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文艺，“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而陆定一、周扬一伙从历史唯心论出发，总是把自己打扮成创造历史的“英雄”，鼓吹“中华民族所以存在，所以衰而复振，亡而复存”，都是什么“圣贤豪杰”“赐”给的。他们把人民群众则丑化为天生愚昧的“群氓”、“阿斗”、“历史的渣滓”，竭力维护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对文艺的统治。他们从三十年代把汉奸妓女赛金花捧为“九天护国娘娘”，到六十年代疯狂破坏文化大革命，把一个所谓“新时代的狂人”的反革命封为“造反英雄”，构成一条以历史唯心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文艺黑线，为王明、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反革命政治路线鸣锣开道。但是，历史是窜改不了的，谁要是利令智昏地冒充“英雄”来反对工农兵，谁就必然被人民所抛弃，成为历史的垃圾。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二

是大力提倡描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还是在“题材多样化”的幌子下，反对描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这是我们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题材问题上的又一重大分歧。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我们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须描写革命的阶级斗争的题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尤其要十分重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题材，这种题材本身就是十分广阔、极为多样的。但是，陆定一、周扬一伙却胡说这会把文艺的路子搞“狭窄”了。他们为了反对描写工农兵的革命斗争生活，以“题材多样化”为幌子，大肆宣扬作家选择题材“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列宁说得好：“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在现代，文艺创作不受无产阶级政治限制，必受资产阶级政治限制。他们一伙鼓吹文艺创作“不受任何限制”，目的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政治对文艺的统帅作用。

且看陆定一、周扬一伙鼓吹的“多样化”题材，到底是些什么货色：

一、写“家务事，儿女情”。这是企图用生活上的卑微琐事来取代对工农兵革命斗争生活的描写，以达到歪曲、丑化和完全取消工农兵英雄形象，宣扬资产阶级情趣的罪恶目的。在阶级社会里，所谓“家务事，儿女情”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陆定一、周扬一伙则是打着写“家务事，儿女情”的幌子，宣扬资产阶级的货色。毒草影片《不夜城》里张伯韩一家花天酒地腐朽寄生的家庭生活；苏修反动影片《第四十一》里红军女战士在荒岛上迷恋着白匪军官“蓝眼睛”的所谓“爱情”，就是他们一伙所津津乐道的。周扬说过，皇帝的“感情可特别丰富”，并特意抬出“汉帝和王昭君”的“爱情”作典范。由此可知，他们所谓的写“家务事，儿女情”，究竟是在宣扬什么“事”，卖弄什么“情”了。

二、写“轻松愉快”的题材。周扬一伙说，“全表现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好，人家看了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宁”，“如果天天是进行曲，天天是‘起来！……’，没有轻音乐，我看恐怕连寿命也会缩短的。”因此，他们要搞所谓“不表现政治内容”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的东西。真有这种“不表现政治”的文艺吗？其实不表现的只是无产阶级政治，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却表现得很突出。就拿所谓喜剧片《抓壮丁》来说，不就是在嘻嘻哈哈之中为蒋匪帮和地主阶级涂脂抹粉吗？它只能是为敌人所喜，而为革命人民所怒。古今中外哪里有什么单纯供人“娱乐”的文艺呢？故意骗人罢了。周扬有时也说漏了嘴：“哈哈一乐，就是政治嘛。”这话泄露了一点真情。他们的“哈哈一乐”和“美的享受”就是蜜糖拌毒药，就是借以散布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腐朽的生活情趣，以便毒化革命人民的精神生活，使你在不知不觉中磨灭了革命意志，在“轻松愉快”中和平演变。

三、写“历史题材”。他们叫嚷“写历史题材”，也可以成为“主导的东西”，也是今天的“方向”。周扬认为历史上那些剥削阶级的僵尸也能“表现社会主义时代人们的心理状态”，这就暴露了他们的罪恶用心。在社会主义时代，什么人才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心心相印呢？只有剥削阶级自己。可见他们叫嚷“写历史题材”，不过是妄图抬出封建僵尸的亡灵，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寄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祸心。田汉、吴晗等人炮制的臭名昭著的《谢瑶环》、《海瑞罢官》等大毒草，不都是这么干的吗？

四、写“世界上没有的东西”。陆定一、周扬一伙十分醉心于描写“天仙鬼怪”，妄想放出一批“天仙鬼怪”来冲击无产阶级文艺中的工农兵英雄人物。在写“天仙鬼怪”的作品中，他们对鬼戏尤其推崇备至。这伙“鬼戏迷”千方百计地为鬼戏“护法”，有谁反对一下，他们就暴跳叫喊：对鬼戏“不要一棍子打死”，鬼戏“很美”。他们看中了李慧娘“死了还要报仇”的精神，使人看了能“因之而兴奋，因之而激发，因之而变为力量，付之于行动”。就是说，李慧娘的鬼魂传达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受镇压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心声，可以煽动他们起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才博得陆定一、周扬一伙如此垂青。陆定一、周扬一伙反对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有一条“理由”，就是“不熟悉”。活人他们不熟悉，“死鬼”他们却很熟悉；世界上有的东西他们不熟悉，世界上根本没有的东西他们却很熟悉，你说这怪也不怪？

陆定一、周扬一伙所谓的“多样化”，实际上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创作“自由化”。他们鼓吹“题材多样化”时，曾经搬出一个堂而皇之的理论根据，这就是所谓“政治是广阔的领域”。但正是在这个“理论根据”里，暴露了他们在题材问题上要达到的政治目的。他们说：“政治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应当通过十分广阔的途径。”但是，你提倡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他就咬定你“路子走窄了”。你强调选材要有利于表现无产阶级政治，他就偏说“政治太多了，就没有政治了”。这不是清楚地说明他们所要的“十分广阔的”“政治领域”，原来是资产阶级反动政治吗？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历来是一个灭掉一个，无产阶级政治一多，资产阶级的政治就失去地盘了。他们千方百计要争夺这个地盘，打出什么“题材多样化”的幌子，说穿了，不过是为了替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增加一点伪装罢了。

三

陆定一、周扬一伙，既然反对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反对写工农兵革命斗争的题材，这就注定他们要反对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改造自己的世界观。

他们一伙宣称：作家可以熟悉什么写什么，喜爱什么写什么，愿写什么写什么。对于那些世界观还没有根本转变的旧的文艺工作者来说，他们究竟熟悉什么、喜爱什么、愿意表现什么呢？他们最熟悉、最喜爱的是他们自己，“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谁要是听信了陆定一、周扬们的这一套，谁就会走进和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隔绝的死胡同，而跟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之流的屁股后面，“一切从自我出发”，去搞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这种“自我表现”的唯心论的创作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完全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告诉我们，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艺作品，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文艺工作者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文艺工作者头脑里反映的产物。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一个工农兵的代言人，在他拿起笔来的时候，就会遵从无产阶级的需要，面向工农兵的火热斗争，选取最有意义的题材。不熟悉的，他会努力去熟悉它；思想感情跟不上、理解不透的，他会在深入群众生活的过程中，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努力去理解它，表现它。正因为这样，伟大领袖毛主席总是热情地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而且坚信在这样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的过程中，“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

陆定一、周扬一伙，从他们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创作论出发，还引伸出所谓“不生活在阶级斗争漩涡的中心，也能反映今天的时代精神”的谬论，以反对作家和工农兵相结合。我们讲的时代精神，是一个时代的先进阶级体现的革命精神。列宁教导我们：要认识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就得弄清楚“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革命的工农兵是我们时代的中心，是我们今天时代精神的体现者。不深入工农兵，不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却侈谈反映今天的时代精神，那只能是痴人说梦。只有周扬一伙奉行“万物皆备于我”的信条的极端唯心论者，才会说出这种昏话。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陆定一、周扬一伙的反“题材决定”论，不管巧立多少名目，集中到一点，就是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文艺阵地，以便按照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世界。他们要“广开”的“文路”，就是一条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大造舆论的反革命文艺之路。我们要彻底堵死和摧毁他们的这条“文路”，就不但要批判它在文艺上的各种反动主张，而且要深入批判作为它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历史唯心论，坚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认清什么是“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从而，永远沿着毛主席指引的革命文艺路线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