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前言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前言 前言 |
第二部分 进军的号角(1965年9月——1966年5月16日) |
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最新指示,像春雷一样响彻了祖国的四面八方。上海工人阶级一马当先,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跟上,汇成了革命大联合的伟大历史潮流:其势如百川归海,一泻千里,不可阻挡。
“当前运动的特点是什么?它有什么规律性?如何指导这个运动?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能够想问题不出风头的人。
真正有希望的人,是懂得客观发展规律并走历史必由之路的人。
所谓规律,就是必然性,认识必然,才能获得自由,才能深刻地领会毛主席指导文化革命的理论、路践、方针、政策,才能够自觉地而不是被动地,坚定地而不是动摇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才能有力地推动运动的发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事实材料是历史认识的立脚点。研究必须搜集丰富的材料,“分析它的不同发展形态,并探寻出这各种形态的内部联系,不先完成这种工作,便不能对现实的运动有适当的说明”(马克思),这份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事记,就是我们所进行的第一步搜集和整理事实材料的工作。
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的发端,应当追溯到一九六三年的京剧革命,到现在,已经四年。毛主席说:“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政权为依据来划分,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从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以前。主要表现为京剧革命。
第二,舆论准备。从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六六年五月“五一六通知”发表,主要老现为中央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在广大群众中,以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开始,进行了广泛的思想舆论准备。
第三,伟大的转折。从一九六六年“五一六通知”和六月一日毛主席采取伟大的战略措施,到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主要是广泛的群众运动勃兴和刘邓抛出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才基本解决了文化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第四,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到年底,主要是通过群众性的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通过红卫兵运动和革命大串联,把全国最广大的革命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了,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全面夺权准备了队伍。
第五,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到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以前,集中体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国党政财文大权。第六,巩固夺权。从一九六七年四月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展开了对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从而初步巩固了政权。 纵观上述几个阶段,总的过程是,上边点火,从下往上烧。先制造舆论,解决司令部的组织上的指挥权,造成群众夺权的有利条件,群众夺权,又造成司命部彻底夺权的基础,革命的大批判则实行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的夺权,以保护、巩固和发展组织上的夺权。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在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盘据的单位,实行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逐步建立起各级革命委员会。在大事记里我们为求反映两个司令部的激烈搏斗,体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揭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阴谋诡计,表现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并力求明确地表现出运动本身的阶段性。运动本身是无限雄伟壮阔的,处处是空前的场面,再现这种伟大的场面,这是未来的雄壮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诗的任务。一份大事记,即使是较为详细的,也终难为力。但我们也力求使人们感觉到每个时期、每个阶段的气氛。在一个阶段上,甚至同一个时间内,都有相类似的很多事件发生,我们则择其中对整个北京和全国的进程较为有影响的予以记迹,其它从略。
客观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即使像这种最简单的记述,也需要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希望自己能尽可能地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以取得比较真实的记述。至于历史进程中比较隐藏的成分,我们则先按裸露的面目记述下来,有待于历史自己揭幕和给予矫正。我们小组的毛泽东思想水平还很低,资料不全,虽然每个同志都是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但实践范围极其有限,特别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了解不够,又加小组才成立不久,时间仓促,讨论、研究不够充分,遗漏谬误之处,一定很多,敬希读者指出,以备今后修正和补充,使之日臻准确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