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統與胡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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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历5月17日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进宫去谈谈,当时约定了5月30日(阴历端午前一日)去看他。30日上午,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中接我,我们从神武门进宫,在养心殿见着清帝,我对他行了鞠躬礼,他请我坐,我就坐了。他的样子很清秀,但颇单弱;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他穿的是蓝袍子,玄色的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儿上摆着本日的报十几种,内中有《晨报》和《英文快报》,炕几上还有康白情的《草儿》和亚东的《西游记》。他称我“先生”,我称他“皇上”。我们谈的大概都是文学的事,他问起康白情、俞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说他很赞成白话;他做过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我提起他近来亲自出宫去看陈宝琛的病的事,并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此外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如他出洋留学等事。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是他说的:“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想办一个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这件事很有许多人反对,因为我一独立,有许多人就没有依靠了。”我们谈了二十分钟,我就告辞出来了。

  这是五十日前的事。一个人去见一个人,本也没有什么稀奇。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还不曾刷洗干净。所以这一件本来很有人味儿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自从这事发生以来,只有《展报》的记载(我未见),听说大致是不错的;《京津时报》的评论是平允的;此外便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评论了。最可笑的是,到了最近半个月之内,还有人把这事当作一件“新闻”看,还捏造出“胡适为帝师”“胡适请求免拜跪”种种无根据的话。我没工夫去一一更正他们,只能把这事的真相写出来,叫人家知道这是一件很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的事。

  (原载1922年7月23日《努力周报》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