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

對於湖北省委擴大會的報告
作者：罗亦农
1927年12月12日

本作品收錄於《中央政治通訊》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日，出席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的团长江局代表、湖北省委代表刘昌群、韩光汉，上书党、团中央，控告罗亦农和中共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溃退时“畏缩不前，临阵退缩”，“犯了极严重之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中共中央依据十一月扩大会议“‘整饬政治纪律’之精神，彻底追究”。四日，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央湖北特别委员会，前往湖北“査办”长江局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错误”。十二月十四日，在特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湖北党内围绕着武汉暴动问题的争论。本文是罗亦农向湖北省委扩大会议提交的书面报告。原载《中央政治通讯》第二十期，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本月九日中央湖北特別委員會由上海來漢，攜來中央書信，停止我巡視員及湖北省委常委的職權，謂根據C．Y．長江局代表及C．Y．湖北省委代表報告，我在唐生智敗潰時對於湖北的政治指導有很大的錯誤。C．Y．同誌的意見，我至今不大清晰，他們的書麵報告至今天還沒有見著，特作下列的說明：

　　一、據我知道，C．Y．同誌謂湖北省委在唐生智潰退時，工作做得不好。由於我十月二十八日由長沙回到漢口，停止湖北省委已經決定的暴動計劃，根據是十月二十九日長江局的政治決議案及二十八日我在省委常委會的報告。這純全不是事實。當我十月十四日去湖南時，武漢與南京的衝突還沒有開始，但我們即肯定新軍閥之衝突一定免不了。當我二十五日在長沙得知南京與武漢衝突的時候，即與湖南新任省委書記王一飛同誌說，新軍閥混戰的局麵已經開始，我們應當加緊準備一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麵。我二十五日從長沙上船回漢，二十六日上午十二時船才開，即日八時又上岸找王一飛同誌談，不遇，曾以一信給他，大意是：武漢與東南衝突爆發，客觀上大可發展工農武裝暴動，湘省委應即舉行一反新軍閥戰爭的宣傳周，省委應正式發表宣言，指明隻有工農暴動奪取政權才能免除新軍閥戰爭的痛苦，隻有建立工農兵蘇維埃的政權，才能永久解除工農兵士的壓迫，同時藉以答複反共宣傳周（因為當時長沙舉行反共宣傳周）。此外應即發動湖南各地工人的經濟鬥爭，特別注意湘西、湘南、長沙附近各縣農民遊擊戰爭之發展，黨的力量應集中於這幾個區域。可見我一得知道新軍閥戰爭之爆發，我已肯定是工農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麵。二十八日早我回到漢口，任旭、喬年二同誌即至我家報告湖北的情形，並謂有許多同誌即主張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問我的意見如何？我答：情形尚不大十分清晰，須情形熟悉與各同誌談過之後再開一長江局會議方能決定，同時並笑謂：我離開漢口不過十多天，我們主觀的力量即可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嗎？是晚八時，我參加省委常委會，我對於暴動的答複是：我們不要過於把敵人的力量估量太低，我們自己的力量估量太高，而發生冒險主義的行動，把暴動看做玩笑；唐生智與東南軍閥之衝突雖然是新軍閥混戰局麵的開始，新軍閥日漸崩潰，客觀上是一工農群眾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麵，但我們主觀的組織力量與技術的準備（我始終認定湖北是一客觀上工農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麵，可是我們的主觀力量不夠。我想這許多話，C．Y．同誌也曾聽見）不夠，是否馬上即舉行武裝暴動奪取政權，尚待討論。這不過是我個人的意見，長江局不是我個人可以作主的，明日要正式公開討論，省委盡可以發表自己的意見，應當有獨立的主張，我臨走時還再三說。後來即與新從上海來的職工國際代表、同時即是共產國際代表的代表×××同誌見麵（第一次認識），她問過我湖南情形之後，即問我對於湖北馬上舉行暴動的意見。我說：新軍閥戰爭開始，革命的發展當然要特別迅速，但我們主觀的力量不能馬上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此時的問題是：暴動之前的組織上技術上與政治方麵的準備與如何的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以及反戰爭的煽動與宣傳。她即說：你的意見非常之對，我的意見與你的一樣，省委的同誌與我談話之後，我的話好像不大使他們相信，希望你趕快和他們討論。同時C．Y．的國際代表在座（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的〉亦是同樣的意見，並要我邀劉昌群同誌與他談話。二十九日長江局開會，到喬年、任旭、昌群、亦農，經過長時討論之後，由我提出一決議案（決議案附後），全體一致同意。最後我還問劉昌群同誌（其時昌群坐在床上）你同意不同【意】，同意就要你負責，免得以後發生問題（因為我在上海時，同誌總是事先同意，事後說壞話），他半笑半答：純全同意，於是這個決議案就純全通過了！這個決議案通過之後，我又找國際代表談話，將內容告訴她（以後曾譯俄文，我記得不錯），她亦同意，且電告上海國際代表××××與中央（其時我尚不知中央要開擴大會，此電後來與秋白同誌私人談話，才知國際代表沒有轉給中央）。第三次——十一月二日——我與她見麵時，她告訴我國際代表有電複同意。於是我才敢相信那個決議案沒有大的錯誤。十月二十九日長江局政治決議案的主要內容是：承認兩湖秋收暴動與廣東葉賀軍隊失敗之後，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不能穩定，且因新軍閥戰爭的開始，有發展成為一新舊軍閥混戰的局麵之可能，無論是哪個勝利，都是新軍閥豪紳資產階級的政權之大破壞，同時任何政府都不能挽救工商業財政的危機而改良工農生活狀況，革命的民眾亦不因兩湖與廣東的失敗而低落他們的革命情緒。總之，認定革命的潮流是愈益高漲的，但我們主觀與群眾組織的力量，不能馬上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黨應當加緊總暴動前之各方麵的工作之準備。因此，長江局決議案有數段說：“總之，目前的革命潮流不是低落的而是高漲的，它雖然受了相當的打擊，暫時不能有總的大爆發，但它將因新軍閥戰爭之開始而愈益高漲。長江局認為，目前本黨策略上重要的責任是：繼續廣東未失敗以前中央政策的精神，積極領導工農以及一般的勞苦群眾反新軍閥戰爭，聚集與擴大工農群眾的階級力量，加緊一般的勞苦群眾的政治宣傳，加緊鄉村中土地革命之發展，創造一新的革命大潮，準備一奪取政權之總暴動，但目前絕非繼續暴動的時期”，在這總策略之下，並定出七項具體的工作（詳後不贅）。總之，長江局的決議案與我當時個人的意思是：黨須〔應〕當積極準備一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局麵，新軍閥戰爭的爆發，黨尤其應當積極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爭鬥，看工農群眾發動的情形再決定何時可以舉行奪取政權的暴動。我對於兩湖的工作的布置都是如此的。十一月一日長江局召集湖北省委常委開會時，我曾經很嚴厲地說，省委忽略了鄉村的農民割據的局麵之發展與武裝暴動技術的準備（長江局通訊第二期登載致湖北省委的信，不是十月三十日，而是省委開常委會之後，同時這封信大概是在四五號才發出，並沒有經過我看過，我是四號去滬），於將來的總暴動之暴〔爆〕發是很有妨礙的。十一月二日，我至C．Y．長江局、C．Y．湖北省委聯席會議做政治報告，C．Y．負責同誌韓光漢、關向應二同誌曾經發了幾個問題，並問唐生智馬上崩潰，我們是否可以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我答：唐生智馬上崩潰有兩個很關重要的條件：（一）內部衝突，不一致對付東南；（二）東南以大軍西征（因當時武漢與上海的消息幾乎封鎖，上海的報紙又要五六天之後才能接到），而唐生智又將力量集中於黃梅、宿鬆一帶作頑強的抵抗，短時恐怕很難消滅；就是唐生智馬上崩潰，我們主觀的力量亦不能即舉行奪取政權的總暴動，建立工農的政權，而是要奪取軍閥的武裝，發動廣大的工農群眾的鬥爭，發動一總的暴動的局麵。C．Y．同誌主張積極準備暴動是對的，但主張馬上可以武裝暴動奪取政權是不對的，這樣就要走入青年冒險主義的傾向。經我答複之後，大家都不說話，我當然【認】為默認了，即退會。

　　二、現在要聲明的是：

　　1．從九月中央遷滬之時至十月三十晚止，我沒有接到中央一個文字，不懂廣東葉賀軍事失敗後，中央對於全國革命的估量如何，因此長江局政治決議案通過時，我非常小心，再三問到會的同誌是否同意。

　　2．當我離漢赴滬時（十一月四日），我還隻知唐生智軍隊從安慶退黃梅、宿鬆，上海的報紙隻看到二十七八號，同時在我個人並不知道李宗仁的全部隊伍與程潛等西征，中央並沒有一個字給我與長江局，亦沒有一個電報，而長江局所有來往的文件都用藥水抄寄中央，當每次交通來時。

　　3．我此次至中央開擴大會議，中央也沒有時間給我做報告。擴大會議開過之後，中央第一次在我家開會時，大家好像認為我對長江局各省之處理是對的。當討論湖北問題時，周恩來同誌還說：亦農同誌對於湖北總的武裝暴動之各方麵的準備策略，固然是很對的，但湖北省委是否能級〔及〕時而動是問題。故中央政治局決議由周恩來、維漢、我三人起草十一月十五日致兩湖省委的公函。

　　三、現在再說到唐生智潰敗如此迅速，我們估量的錯誤。我很公開的承認，唐生智此次崩〔潰〕敗這樣迅速，長江局估量是錯了，沒有看得這樣快。原因是：1．沒有看清唐生智的雇傭軍隊不戰而潰（並非戰敗，這是值得注意的）；2．未知東南軍閥李宗仁等大部分西征。但如果就肯定的說，長江局的政治決議案製止了湖北省委的暴動，這是絕端誣蔑而中傷的謠【言】，隻要看上麵一大段的敘述就可以知道。同時省委負責同誌自己公開承認唐生智潰敗時沒有做到更多的工作，並不是長江局政治決議案與我個人的影響，他們暴動技術之不積極準備，並非因長江局政治決議案而停止，而是受了幾次工運失敗之故。同時明明白白的我再三告訴省委負責同誌，更積極準備總暴動前之工農群眾廣大的發動（方法很多，我在區、市、縣負責同誌的許多會議上說過，在省委會議上說過，曾經兩次起草湖北省委工作決議案，均可調査），且武裝技術之準備及政治的宣傳，我想C．Y．同誌不至一個也不知道，尤其劉昌群同誌應當負責，每次重要的決議案他都是參加的。

　　四、我認為省委在唐生智潰敗時指導不得力，未能很正確的認清唐生智已經崩潰，湖北轉入新軍閥混戰的局麵，即是湖北工農群眾武裝暴動奪取政權的開始，因此未能很正確的發動工農群眾的爭鬥與奪取敵人的武裝。因此省委在武勝門、徐家棚工人爭鬥之後，即有一部分負責同誌表現消極的狀態。同時省委在這次唐生智崩潰時，始終是遲鈍的，九日看到了，十一日才發通告，十三日才動作。就是目前程、胡、李諸軍閥的衝突馬上有大爆發的可能，黨應當積極準備發動一大的暴動，三四日（記不清）我正式告省委書記喬年同誌，後來省委常委開會時我又提出，同時我去漢陽、武昌、徐家棚開會，要三處負責的同誌積極準備，及至八日晚，郭亮、喬年等同誌在我處開會，我又提出，喬年同誌答複在此二天之內發一通告，我並問郭亮同誌為什麽如此，並與他討論省委以後指導人的問題。總之，這次中央改組省委及批評省委過去的工作是對的，中央特委不來，我個人亦如此決定的，但責任問題，必須弄清。湖北的問題絕非隨便聽一、二同誌的話可以了解事〔的〕。

　　五、我與C．Y．同誌不同的意見是：C．Y．負責同誌認為湖北馬上可以舉行總的暴動奪取政權，唐生智崩潰時，就是建立兩三天的政府而失敗亦是應當的（關向應同誌說的）。我不能同意。第一，我認為馬上舉行總的暴動、奪取政權的暴動，我們主觀上沒有這種力量，因此湖北黨與民眾各方麵之基礎太壞，就是十月底起，省委更積極準備以至唐生智崩潰時亦不可能，不然武漢三鎮如何隻做這樣一點點的工作；第二，我認為唐生智崩潰時是一個發動大的暴動的局麵，大發展遊擊戰爭，發展農民暴動的局麵，建立工農革命軍，殺盡一切改組委員、工賊、土豪劣紳，恢複舊有的工會，搗毀所有改組委員會，領導失業工人作廣大的擾亂，打政府機關、警察局，奪取敵人的武裝，破壞敵人的軍隊，加緊工農士兵貧民代表會議的宣傳，並在各農民暴動較大的區域建立工農貧民代表會議，在廣大的群眾鬥爭中，建立群眾組織的新形式的政權機關，如此之後，才能舉行總的奪取政權的暴動，目前的策略亦應當如此。如在這一個不同的政治觀點上，我以為不僅要湖北的同誌討論，同時且要全國的同誌討論，如果在這一觀點上，湖北與全國同誌認【為】我指導錯誤，應當處罰，我亦承認。

　　六、湖北工農運動，一向基礎不好，這不是證明我不相信群眾的力量（我想這句話，如果有同誌說我，總不應當）。但決定湖北的工作應當加以注意，批評過去的工作亦應當加以注意。此外，國民黨背叛後，湖北省委指導機關之健全與否，亦應加以注意，同時中央應當負責。最後我要聲明的，我十月十號左右已正式脫離省委工作。

亦農

十二月十二日於漢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