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設的文學革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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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作者:胡適
1918年4月15日
本作品收錄於:《新青年

目录

1[编辑]

  我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以来,已有一年多了。这十几个月之中,这个问题居然引起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讨论,居然受了许多很可使人乐观的响应。我想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固然不能不从破坏一方面下手。但是我们仔细看来,现在的旧派文学实在不值得一驳。什么桐城派的古文哪,《文选》派的文学哪,江西派的诗哪,梦窗派的词哪,《聊斋志异》派的小说哪,——都没有破坏的价值。他们所以还能存在国中,正因为现在还没有一种真有价值,真有生气,真可算作文学的新文学起来代他们的位置。有了这种“真文学”和“活文学”,那些“假文学”和“死文学”,自然会消灭了。所以我望我们提倡文学革命的人,对于那些腐败文学,个个都该存一个“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个个都该从建设一方面用力,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

  我现在做这篇文章的宗旨,在于贡献我对于建设新文学的意见。我且先把我从前所主张破坏的八事引来做参考的资料:

  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

  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

  三,不用典。

  四,不用套语烂调。

  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

  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

  七,不摹仿古人。

  八,不避俗话俗字。

  这是我的“八不主义”,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方面着想的。

  自从去年归国以后,我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又总括作四条,如下:

  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这是“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一条的变相。

  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二)(三)(四)(五)(六)诸条的变相。

  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这是“不摹仿古人”一条的变相。

  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这是“不避俗话俗字”的变相。

  这是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主张。一笔表过,且说正文。

  

2[编辑]

  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这是我这一篇文字的大旨。

  我曾仔细研究:中国这二千年何以没有真有价值真有生命的“文言的文学”?我自己回答道:“这都因为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所以中国这二千年只有些死文学,只有些没有价值的死文学。”

  我们为什么爱读《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呢?因为这两首诗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读陶渊明的诗和李后主的词呢?因为他们的诗词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爱杜甫的《石壕吏》、《兵车行》诸诗呢?因为他们都是用白话做的。为什么不爱韩愈的《南山》呢?因为他用的是死字死话。……简单说来,自从《三百篇》到于今,中国的文学凡是有一些价值有一些儿生命的,都是白话的,或是近于白话的。其余的都是没有生气的古董,都是博物院中的陈列品!

  再看近世的文学:何以《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可以称为“活文学”呢?因为他们都是用一种活文字做的。若是施耐庵、吴承恩、吴敬梓、曹雪芹都用了文言做书,他们的小说一定不会有这样生命,一定不会有这样价值。

  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曾说凡是用白话做的书都是有价值有生命的。我说的是:用死了的文言决不能做出有生命有价值的文学来。这一千多年的文学,凡是有真正文学价值的,没有一种不带有白话的性质,没有一种不靠这个“白话性质”的帮助。换言之:白话能产出有价值的文学,也能产出没有价值的文学;可以产出《儒林外史》,也可以产出《肉蒲团》。但是那已死的文言只能产出没有价值没有生命的文学,决不能产出有价值有生命的文学;只能做几篇《拟韩退之原道》或《拟陆士衡拟古》,决不能做出一部《儒林外史》。若有人不信这话,可先读明朝古文大家宋濂的《王冕传》,再读《儒林外史》第一回的《王冕传》,便可知道死文学和活文学的分别了。

  为什么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呢?这都由于文学的性质。一切语言文字的作用在于达意表情;达意达得妙,表情表得好,便是文学。那些用死文言的人,有了意思,却须把这意思翻成几千年前的典故;有了感情,却须把这感情译为几千年前的文言。明明是客子思家,他们须说“王粲登楼”,“仲宣作赋”;明明是送别,他们却须说“《阳关》三叠”,“一曲《渭城》”;明明是贺陈宝琛七十岁生日,他们却须说是贺伊尹周公傅说。更可笑的:明明是乡下老太婆说话,他们却要叫他打起唐宋八家的古文腔儿;明明是极下流的妓女说话,他们却要他打起胡天游、洪亮吉的骈文调子!……请问这样做文章如何能达意表情呢?既不能达意,既不能表情,那里还有文学呢?即如那《儒林外史》里的王冕,是一个有感情,有血气,能生动,能谈笑的活人。这都因为做书的人能用活言语活文字来描写他的生活神情。那宋濂集子里的王冕,便成了一个没有生气,不能动人的死人。为什么呢?因为宋濂用了二千年前的死文字来写二千年后的活人;所以不能不把这个活人变作二千年前的木偶,才可合那古文家法。古文家法是合了,那王冕也真“作古”了!

  因此我说,“死文言决不能产出活文学”。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做国语的文学。

  

3[编辑]

  上节所说,是从文学一方面着想,若要活文学,必须用国语。如今且说从国语一方面着想,国语的文学杏何等重要。

  有些人说:“若要用国语做文学,总须先有国语。如今没有标准的国语,如何能有国语的文学呢?”我说这话似乎有理,其实不然。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这话初听了似乎不通。但是列位仔细想想便可明白了。天下的人谁肯从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里面学习国语?所以国语教科书和国语字典,虽是很要紧,决不是造国语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便是国语的文学;便是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国语的小说,诗文,戏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国国语成立之时。试问我们今日居然能拿起笔来做几篇白话文章,居然能写得出好几百个白话的字,可是从什么白话教科书上学来的吗?可不是从《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书学来的吗?这些白话文学的势力,比什么字典教科书都还大几百倍。字典说“这”字该读“鱼彦反”,我们偏读他做“者个”的者字。字典说“么”字是“细小”,我们偏把他用作“什么”、“那么”的么字。字典说“没”字是“沉也”,“尽也”,我们偏用他做“无有”的无字解。字典说“的”字有许多意义,我们偏把他用来代文言的“之”字,“者”字,“所”字和“徐徐尔,纵纵尔”的“尔”字。……总而言之,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的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今日要想重新规定一种“标准国语”,还须先造无数国语的《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所以我以为我们提倡新文学的人,尽可不必问今日中国有无标准国语。我们尽可努力去做白话的文学。我们可尽量采用《水浒》、《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白话;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够用的使用今日的白话来补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来补助。这样做去,决不愁语言文字不够用,也决不用愁没有标准白话。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

  我这种议论并不是“向壁虚造”的。我这几年来研究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没有一种是言语学专门家造成的。没有一种不是文学家造成的。我且举几条例为证:

  一,意大利。五百年前,欧洲各国但有方言,没有“国语”。欧洲最早的国语是意大利文。那时欧洲各国的人多用拉丁文著书通信。到了十四世纪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学家但丁(Dante)极力主张用意大利话来代拉丁文。他说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国俗语的优美。所以他自己的杰作“喜剧”,全用脱斯堪尼(Tuscany)(意大利北部的一邦)的俗话。这部“喜剧”,风行一世,人都称他做“神圣喜剧”。那“神圣喜剧”的白话后来便成了意大利的标准国语。后来的文学家包卡嘉(Boccacio,1313—1375)和洛伦查(Lorenzo de Medici)诸人也都用白话作文学。所以不到一百年,意大利的国语便完全成立了。

  二,英国。英伦虽只是一个小岛国,却有无数方言。现在通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还只是伦敦附近一带的方言,叫做“中部土话”。当十四世纪时,各处的方言都有些人用来做书。后来到了十四世纪的末年,出了两位大文学家,一个是赵叟(Chaucer,1340—1400),一个是威克列夫(Wycliff,1320—1384)。赵叟做了许多诗歌,散文,都用这“中部土话”。威克列夫把耶教的《旧约》、《新约》也都译成“中部土话”。有了这两个人的文学,便把这“中部土话”变成英国的标准国语。后来到了十五世纪,印刷术输进英国,所印的书多用这“中部土话”,国语的标准更确定了。到十六十七两世纪,萧士比亚和“伊里沙白时代”的无数文学大家,都用国语创造文学。从此以后,这一部分的“中部土话”,不但成了英国的标准国语,几乎竟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语了!

  此外,法国、德国及其他各国的国语,大都是这样发生的,大都是靠着文学的力量才能变成标准的国语的。我也不去一一的细说了。

  意大利国语成立的历史,最可供我们中国人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西部北部的新国,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他们的方言和拉丁文相差太远了,所以他们渐渐的用国语著作文学,还不算希奇。只有意大利是当年罗马帝国的京畿近地,在拉丁文的故乡;各处的方言又和拉丁文最近。在意大利提倡用白话代拉丁文,真正和在中国提倡用白话代汉文,有同样的艰难。所以英、法、德各国语,一经文学发达以后,便不知不觉的成为国语了。在意大利却不然。当时反对的人很多,所以那时的新文学家,一方面努力创造国语的文学,一方面还要做文章鼓吹何以当废古文,何以不可不用白话。有了这种有意的主张(最有力的是但丁[Dante]和阿儿白狄[Alberti]两个人),又有了那些有价值的文学,才可造出意大利的“文学的国语”。

  我常问我自己道:“自从施耐庵以来,很有了些极风行的白话文学,何以中国至今还不曾有一种标准的国语呢?”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答案。这一千年来,中国固然有了一些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但是没有一个人出来明日张胆的主张用白话为中国的“文学的国语”。有时陆放翁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诗;有时柳耆卿高兴了,便做一首白话词:有时朱晦庵高兴了,便写几封白话信,做几条白话札记;有时施耐庵、吴敬梓高兴了,便做一两部白话的小说。这都是不知不觉的自然出产品,并非是有意的主张。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做白话的只管做白话,做古文的只管做古文,做八股的只管做八股。因为没有“有意的主张”,所以白话文学从不曾和那些“死文学”争那“文学正宗”的位置。白话文学不成为文学正宗,故白话不曾成为标准国语。

  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国语。

  

4[编辑]

  上文所说“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乃是我们的根本主张。如今且说要实行做到这个根本主张,应该怎样进行。

  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预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

  (一)工具 古人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写字的要笔好,杀猪的要刀快。我们要创造新文学,也须先预备下创造新文学的“工具”。我们的工具就是白话。我们有志造国语文学的人,应该赶紧筹备这个万不可少的工具。预备的方法,约有两种:

  (甲)多读模范的白话文学 例如《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宋儒语录,白话信札;元人戏曲;明、清传奇的说白。唐、宋的白话诗词,也该选读。

  (乙)用白话作各种文学 我们有志造新文学的人,都该发誓不用文言作文:无论通信,做诗,译书,做笔记,做报馆文章,编学堂讲义,替死人作墓志,替活人上条陈,……都该用白话来做。我们从小到如今,都是用文言作文,养成了一种文言的习惯,所以虽是活人,只会作死人的文字。若不下一些狠劲,若不用点苦工夫,决不能使用白话圆转如意。若单在《新青年》里面做白话文字,此外还依旧做文言的文字,那真是“一日暴之,十日寒之”的政策,决不能磨练成白话的文学家。

  不但我们提倡白话文学的人应该如此做去,就是那些反对白话文学的人,我也奉劝他们用白话来做文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不能做白话文字,便不配反对白话文学。譬如那些不认得中国字的中国人,若主张废汉文,我一定骂他们不配开口。若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要主张废汉文,我决不敢说他不配开口了。那些不会做白话文字的人来反对白话文学,便和那些不懂汉文的人要废仅文,是一样的荒谬。所以我劝他们多做些白话文字,多做些白话诗歌,试试白话是否有文学的价值。如果试了几年,还觉得白话不如文言,那时再来攻击我们,也还不迟。

  还有一层。有些人说,“做白话很不容易,不如做文言的省力”。这是因为中毒太深之过。受病深了,更宜赶紧医治。否则真不可救了。其实做白话并不难。我有一个侄儿,今年才十五岁,一向在徽州不曾出过门,今年他用白话写信来,居然写得极好。我们徽州话和官话差得很远,我的侄儿不过看了一些白话小说,便会做白话文字了。这可见做白话并不是难事,不过人性懒惰的居多数,舍不得抛“高文典册”的死文字罢了。

  (二)方法 我以为中国近来文学所以这样腐败,大半虽由于没有适用的“工具”,但是单有“工具”,没有方法,也还不能造新文学。做木匠的人,单有锯凿钻刨,没有规矩师法,决不能造成木器。文学也是如此。若单靠白话便可造新文学,难道把郑孝胥、陈三立的诗翻成了白话,就可算得新文学了吗?难道那些用白话做的《新华春梦记》、《九尾龟》也可算作新文学吗?我以为现在国内新起的一班“文人”,受病最深的所在,只在没有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且举小说一门为例。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著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眷某妓,情好綦笃,遂订白头之约,……而大妇妒甚,不能相容,女抑郁以死,……生抚尸一恸几绝”;……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上等的如《广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龟》。这一派小说,只学了《儒林外史》的坏处,却不曾学得他的好处。《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例如娄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两公子自成一段;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萧云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来,可成无数札记小说;接下去,可长至无穷无极。《官场现形记》便是这样。如今的章回小说,大都犯这个没有结构,没有布局的懒病。却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学价值者,全靠一副写人物的画工本领。我十年不曾读这书了,但是我闭了眼睛,还觉得书中的人物,如严贡生,如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权勿用,……个个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读《水浒》的人,过了二三十年,还不会忘记鲁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请问列位读过《广陵潮》和《九尾龟》的人,过了两三个月,心目中除了一个“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还记得几个活灵活现的书中人物?——所以我说,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得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做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只配与报纸的第二张充篇幅,却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小说在中国近年,比较的说来,要算文学中最发达的一门了。小说尚且如此,别种文学,如诗歌戏曲,更不用说了。

  如今且说什么叫做“文学的方法”呢?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况且又不是这篇文章的本题,我且约略说几句。

  大凡文学的方法可分三类:

  (1)集收材料的方法 中国的“文学”,大病在于缺少材料。那些古文家,除了墓志,寿序,家传之外,几乎没有一毫材料。因此,他们不得不做那些极无聊的“汉高帝斩丁公论”,“汉文帝、唐太宗优劣论”。至于近人的诗词,更没有什么材料可说了。近人的小说材料,只有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的中等社会(留学生女学生之可作小说材料者,亦附此类),除此之外,别无材料。最下流的,竟至登告白征求这种材料。做小说竟须登告白征求材料,便是宣告文学家破产的铁证。我以为将来的文学家收集材料的方法,约如下:

  (甲)推广材料的区域 官场妓院与龌龊社会三个区域,决不够采用。即如今日的贫民社会,如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负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都不曾在文学上占一位置。并且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苦痛,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

  (乙)注重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 现今文人的材料大都是关了门虚造出来的,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得来的,因此我们读这种小说,总觉得浮泛敷衍,不痛不痒的,没有一毫精采。真正文学家的材料大概都有“实地的观察和个人自己的经验”做个根底。不能作实地的观察,便不能做文学家;全没有个人的经验,也不能做文学家。

  (丙)要用周密的理想作观察经验的补助 实地的观察和个人的经验,固是极重要,但是也不能全靠这两件。例如施耐庵若单靠观察和经验,决不能做出一部《水浒传》。个人所经验的,所观察的,究竟有限。所以必须有活泼精细的理想(Imagination),把观察经验的材料,一一的体会出来,一一的整理如式,一一的组织完全:从已知的推想到未知的,从经验过的推想到不曾经验过的,从可观察的推想到不可观察的。这才是文学家的本领。

  (2)结构的方法 有了材料,第二步须要讲究结构。结构是个总名词,内中所包甚广,简单说来,可分剪裁和布局两步:

  (甲)剪裁 有了材料,先要剪裁。譬如做衣服,先要看那块料可做袍子,那块料可做背心。估计定了,方可下剪。文学家的材料也要如此办理。先顽看这些材料该用做小诗呢?还是做长歌呢?该用做章回小说呢?还是做短篇小说呢?该用做小说呢?还是做戏本呢?筹划定了,方才可以剪下那些可用的材料,去掉那些不中用的材料;方才可以决定做什么体裁的文字。

  (乙)布局 体裁定了,再可讲布局。有剪裁,方可决定“做什么”;有布局,方可决定“怎样做”。材料剪定了,须要筹算怎样做去始能把这材料用得最得当又最有效力。例如唐朝天宝时代的兵祸,百姓的痛苦,都是材料。这些材料,到了杜甫的手里,便成了诗料。如今且举他的《石壕吏》一篇,作布局的例。这首诗只写一个过路的客人一晚上在一个人家内偷听得的事情;只用一百二十个字,却不但把那一家祖孙三代的历史都写出来,并且把那时代兵祸之惨,壮丁死亡之多,差役之横行,小民之苦痛,都写得逼真活现,使人读了生无限的感慨。这是上品的布局工夫。又如古诗《上山采靡芜,下山逢故夫》一篇,写一家夫妇的惨剧,却不从“某人娶妻甚贤,后别有所欢,遂出妻再娶”说起,只挑出那前妻山上下来遇着故夫的时候下笔,却也能把那一家的家庭情形写得充分满意。这也是上品的布局工夫。——近来的文人全不讲求布局:只顾凑足多少字可卖几块钱;全不问材料用的得当不得当,动人不动人。他们今日做上回的文章,还不知道下一回的材料在何处!这样的文人怎样造得出有价值的新文学呢!

  (3)描写的方法 局已布定了,方才可讲描写的方法。描写的方法,千头万绪,大要不出四条:(一)写人。(二)写境。(三)写事。(四)写情。

  写人要举动,口气,身分,才性,……都要有个性的区别:件件都是林黛玉,决不是薛宝钗;件件都是武松,决不是李逵。写境要一喧,一静,一石,一山,一云,一鸟,……也都要有个性的区别:《老残游记》的大明湖,决不是西湖,也决不是洞庭湖:《红楼梦》里的家庭,决不是《金瓶梅》里的家庭。写事要线索分明,头绪清楚,近情近理,亦正亦奇。写情要真,要精,要细腻婉转,要淋漓尽致。——有时须用境写人,用情写人,用事写人;有时须用人写境,用事写境,用情写境;……这里面的千变万化,一言难尽。

  如今且回到本文。我上文说的:创造新文学的第一步是工具;第二步是方法。方法的大致,我刚才说了。如今且问,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我这个主张,有两层理由:

  第一,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即以体裁而论,散文只有短篇,没有布置周密,论理精严,首尾不懈的长篇;韵文只有抒情诗,绝少纪事诗,长篇诗更不曾有过;戏本更在幼稚时代,但略能纪事掉文,全不懂结构;小说好的,只不过三四部,这三四部之中,还有许多疵病;至于最精采的“短篇小说”,“独幕戏”,更没有了。若从材料一方面看来,中国文学更没有做模范的价值。才子佳人,封王挂帅的小说;风花雪月,涂脂抹粉的诗;不能说理,不能言情的“古文”;学这个,学那个的一切文学:这些文字,简直无一毫材料可说。至于布局一方面,除了几首实在好的诗之外,几乎没有一篇东西当得“布局”两个字!——所以我说,从文学方法一方面看去,中国的文学实在不够给我们作模范。

  第二,西洋的文学方法,比我们的文学,实在完备得多,高明得多,不可不取例。即以散文而论,我们的古文家至多比得上英国的倍根(Bacon)和法国的孟太恩(Montaigne),至于像柏拉图(Plato)的“主客体”,赫胥黎(Huxley)等的科学文字,包士威尔(Boswell)和莫烈(Morley)等的长篇传记,弥儿(Mill)、弗林克令(Franklin)、吉朋(Gibbon)等的“自传”,太恩(Taine)和白克儿(Buckle)等的史论;……都是中国从不曾梦见过的体裁。更以戏剧而论,二千五百年前的希腊戏曲,一切结构的工夫,描写的工夫,高出元曲何止十倍。近代的萧士比亚(Shakespeare)和莫逆尔(Moliere)更不用说了,最近六十年来,欧洲的散文戏本,千变万化,远胜古代,体裁也更发达了,最重要的,如“问题戏”,专研究社会的种种重要问题;“象征戏”(Symbolie Drama),专以美术的手段作的“意在言外”的戏本;“心理戏”,专描写种种复杂的心境,作极精密的解剖;“讽刺戏”,用嬉笑怒骂的文章,达愤世救世的苦心:——我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天梅兰芳正在唱新编的《天女散花》,上海的人还正在等着看新排的《多尔滚》呢!我也不往下数了。——更以小说而论,那材料之精确,体裁之完备,命意之高超,描写之工切,心理解剖之细密,社会问题讨论之透切,……真是美不胜收。至于近百年新创的“短篇小说”,真如芥子里面藏着大千世界;真如百炼的精金,曲折委婉,无所不可:真可说是开千古未有的创局,掘百世不竭的宝藏。——以上所说,大旨只在约略表示西洋文学方法的完备,因为西洋文学真有许多可给我们作模范的好处,所以我说:我们如果真要研究文学的方法,不可不赶紧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

  现在中国所译的西洋文学书,大概都不得其法,所以收效甚少。我且拟几条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办法如下:

  (1)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 我以为国内真懂得西洋文学的学者应该开一会议,公共选定若干种不可不译的第一流文学名著:约数如一百种长篇小说,五百篇短篇小说,三百种戏剧,五十家散文,为第一部“西洋文学丛书”,期五年译完,再选第二部。译成之稿,由这几位学者审查,并一一为作长序及著者略传,然后付印;其第二流以下,如哈葛得之流,一概不选。诗歌一类,不易翻译,只可从缓。

  (2)全用白话韵文之戏曲,也都译为白话散文 用古文译书,必失原文的好处。如林琴南的“其女珠,其母下之”,早成笑柄,且不必论。前天看见一部侦探小说《圆室案》中,写一位侦探“勃然大怒,拂袖而起”。不知道这位侦探穿的是不是康桥大学的广袖制服!——这样译书,不如不译。又如林琴南把萧士比亚的戏曲,译成了记叙体的古文!这真是萧士比亚的大罪人,罪在《圆室案》译者之上!

  (3)创造 上面所说工具与方法两项,都只是创造新文学的预备。工具用得纯熟自然了,方法也懂了,方才可以创造中国的新文学。至于创造新文学是怎样一回事,我可不配开口了。我以为现在的中国,还没有做到实行预备创造新文学的地步,尽可不必空谈创造的方法和创造的手段,我们现在且先去努力做那第一第二两步预备的工夫罢!

  民国七年四月

  (原载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