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的叛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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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10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强硬了。11月9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Roy Howard)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惊异的赞叹。他说:“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齐整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就明白了。去年9月24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

  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个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可疑。一个政府有戡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可疑。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后(十二夜),立刻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严办的国府命令是十二夜下的,到16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质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持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些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是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Donald)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的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

  最后我们要谈谈最近一年来共产党高唱的所谓“联合战线”。西安的叛变最明白的告示我们,这个联合战线是绝对不可能的。此番的事变至少证明了这几点:第一步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第二,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因为决没有真正抗日的人们愿意劫持危害那主持国防建设并且正开始抗敌战争的最高领袖的。打倒蒋介石而拥戴张学良,这是抗日作战的方略吗!第三,他们的行为没有苏联的同情,也决不能得着苏联的援助,这是近日莫斯科的言论早已明白表示的。如果苏俄愿意在远东得着一个有力的帮子,她决不会抛弃了整个中国民族的同情和统一的力量而恋爱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和腐败无战斗力的张学良部队。——这三点都是最近西安事变昭告我们的铁的事实。从今以后,我们应该更觉悟了,欺骗的口号应该再哄不动有常识的人们了罢?

  二十五,十二,十八日下午

  (1936年12月20日天津《大公报》星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