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運動與求學

愛國運動與求學
作者：胡適

　　當5月7日北京學生包圍章士釗宅，警察拘捕學生的事件發生以後，北京各學校的學生團體即有罷課的提議。有些學校的學生因為北大學生會不曾參加五七的事，竟在北大第一院前辱駡北大學生不愛國。北大學生也有很憤激的，有些人竟貼出佈告攻擊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媚章媚外。然而幾日之內，北大學生會舉行總投票表決罷課問題，共投一千一百多票，反對罷課者八百餘票，這件事真使一班留心教育問題的人心裡歡喜。可喜的不在罷課案的被否決，而在（1）投票之多，（2）手續的有秩序，（3）學生態度的鎮靜。我的朋友高夢旦在上海讀了這段新聞，寫了一封長信給我，討論此事，說，這樣做去，便是在求學的範圍以內做救國的事業，可算是在近年學生運動史上開一個新紀元。——只可惜我還沒有回高先生的信，上海五卅的事件已發生了，前二十天的秩序與鎮靜都無法維持了。於是6月3日以後，全国學校遂都罷課了。

　　這也是很自然的。在這個時候，國事糟到這步田地，外間的剌激這麼強：上海的事件未了，汉口的事件又來了，接著廣州、南京的事件又來了：在這個時候，許多中年以上的人尚且忍耐不住，許多六十老翁尚且要出來慷慨激昂地主張宣戰，何況這無數的少年男女學生呢？

　　我們觀察這七年來的“學潮”，不能不算民國八年的五四事件與今年的五卅事件為最有價值。這兩次都不是有什麼作用，事前預備好了然後發動的；這兩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學生的愛國血誠，遇著國家的大恥辱，自然爆發；純然是爛縵的天真，不顧利害地幹將去，這種“無所為而為”的表示是真實的，可愛敬的。許多學生都是不願意犧牲求學的時間的；只因為臨時發生的問題太大了，剌激太強烈了，愛國的感情一時迸發，所以什麼都顧不得了：功課也不顧了，秩序也不顧了，辛苦也不顧了。所以北大學生總投票表決不罷課之後，不到二十天，也就不能不罷課了。二十日前不罷課的表決可以表示學生不願意犧牲功課的誠意；二十日後毫無勉強地罷課參加救國運動可以證明此次學生運動的犧牲的精神。這並非前後矛盾：有了前回的不願犧牲，方才更顯出後來的犧牲之難能而可貴。豈但北大一校如此？國中無數學校都有這樣的情形。

　　但群眾的運動總是不能持久的。這並非中國人的“虎頭蛇尾”，“五分鐘的熱度”。這是世界人類的通病。所謂“民氣”，所謂“群眾運動”，都只是一時的大問題剌激起來的一種感情上的反應。感情的衝動是沒有持久性的；無組織又無領袖的群眾行動是最容易鬆散的。我們不看見北京大街的牆上大書著“打倒英日”、“不要五分鐘的熱度”嗎？其實寫那些大字的人，寫成之後，自己看著很滿意，他的“熱度”早已消除大半了；他回到家裡，坐也坐得下了，睡也睡得著了。所謂“民氣”，無論在中國在歐美，都是這樣：突然而來，悠然而去。幾天一次的公民大會，幾天一次的示威遊行，雖然可以勉強多維持一會兒，然而那回天安門打架之後，國民大會也就不容易召集了。

　　我們要知道，凡關於外交的問題，民氣可以督促政府，政府可以利用民氣：民氣與政府相為聲援方才可以收效。沒有一個像樣的政府，雖有民氣，終不能單獨成功。因為外國政府決不能直接和我們的群眾辦交涉；民眾運動的影響（無論是一時的示威或是較有組織的經濟抵制），終是間接的。一個健全的政府可以利用民氣作後盾，在外交上可以多得勝利，至少也可以少吃點虧。若沒有一個能運用民氣的政府，我們可以斷定民眾運動的犧牲的大部分是白白地糟蹋了的。

　　倘使外交部於6月24日同時送出滬案及修改條約兩照會之後即行負責交涉，那時民氣最盛，海員罷工的聲勢正大，滬案的交涉至少可以得一個比較滿人意的結果。但這個政府太不像樣了：外交部不敢自當交涉之沖，卻要三個委員來代掮末梢；三個委員都是很聰明的人，也就樂得三揖三讓，延擱下去。他們不但不能用民氣，反懼怕民氣了！況且某方面的官僚想借這風潮延長現政府的壽命；某方面的政客也想借這問題展緩東北勢力的侵逼。他們不運用民氣來對付外人，只會利用民氣來便利他們自己的私圖！於是一誤，再誤，至於今日，滬案及其他關連之各案絲毫不曾解決，而民氣卻早已成了強弩之末了！

　　上海的罷工本是對英日的，現在卻是對郵政當局，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了。北京的學生運動一變而為對付楊蔭榆，又變而為對付章士釗了。廣州對英的事件全未了結，而廣州城卻早已成為共產與反共產的血戰場了。三個月的“愛國運動”的變相竟致如此！

　　這時候有一件差強人意的事，就是全國學生總會議決秋季開學後各地學生應一律到校上課，上課後應努力於鞏固學生會的組織，為民眾運動的中心。北京學聯會也決議北京各校同學于開學前務必到校，一面上課，一面仍繼續進行。

　　這是很可喜的消息。全國學生總會的通告裡並且有“五卅運動並非短時間所可解決”的話。我們要為全國學生下一轉語：救國事業更非短時間所能解決：帝國主義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英日強盜”也不是幾千萬人的喊聲咒得死的。救國是一件頂大的事業：排隊遊街，高喊著“打倒英日強盜”，算不得救國事業；甚至於砍下手指寫血書，甚至於蹈海投江，殺身殉國，都算不得救國的事業。救國的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的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

　　易卜生說的好：

　　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他又說：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緊的是救出我自己。

　　在這個高唱國家主義的時期，我們要很誠懇的指出：易卜生說的“真正的個人主義”正是到國家主義的唯一大路。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

　　學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學生時代的青年卻應該充分地利用學校的環境與設備來把自己鑄造成個東西。我們須要明白瞭解：

　　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

　　而吾性所適，僅有一二宜。

　　認清了你“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方向，努力求發展，這便是你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便是你的救國事業的預備工夫。國家的紛擾，外間的剌激，只應該增加你求學的熱心與興趣，而不應該引誘你跟著大家去呐喊。呐喊救不了國家。即使呐喊也算是救國運動的一部分，你也不可忘記你的事業有比呐喊重要十倍百倍的。你的事業是要把你自己造成一個有眼光有能力的人才。

　　你忍不住嗎？你受不住外面的剌激嗎？你的同學都出去呐喊了，你受不了他們的引誘與譏笑嗎？你獨坐在圖書館裡覺的難為情嗎？你心裡不安嗎？——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們不怪你；我們都有忍不住的時候。但我們可以告訴你一兩個故事，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鼓舞：——

　　德國大文豪葛德（Goethe）在他的年譜裡（英譯本頁一八九）曾說，他每遇著國家政治上有大紛擾的時候，他便用心去研究一種絕不關係時局的學問，使他的心思不致受外界的擾亂。所以拿破崙的兵威逼迫德國最厲害的時期裡，葛德天天用功研究中國的文物。又當利俾瑟之戰的那一天，葛德正關著門，做他的名著Essex的“尾聲”。

　　德國大哲學家費希特（Fichte）是近代國家主義的一個創始者。然而他當普魯士被拿破崙踐破之後的第二年（1807）回到柏林，便著手計畫一個新的大學——即今日之柏林大學。那時候，柏林還在敵國駐兵的掌握裡。費希特在柏林繼續講學，在很危險的環境裡發表他的《告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往往在他講學的堂上聽得見敵人駐兵操演回來的笳聲。他這一套講演——《告德意志民族》——忠告德國人不要灰心喪志，不要驚皇失措；他說，德意志民族是不會亡國的；這個民族有一種天付的使命，就是要在世間建立一個精神的文明，——德意志的文明：他說，這個民族的國家是不會亡的。

　　後來費希特計畫的柏林大學變成了世界的一個最有名的學府；他那部《告德意志民族》不但變成了德意志帝國建國的一個動力，並且成了十九世紀全世界的國家主義的一種經典。

　　上邊的兩段故事是我願意介紹給全國的青年男女學生的。我們不期望人人都做葛德與費希特。我們只希望大家知道：在一個擾攘紛亂的時期裡跟著人家亂跑亂喊，不能就算是盡了愛國的責任，此外還有更難更可貴的任務：在紛亂的喊聲裡，能立定腳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十四，八，卅一夜　在天津脫稿

　　（原載1925年9月5日《現代評論》第2卷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