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後孫康二派之關系
戊戌八月，清西太后下令廢除新政，大興黨獄。康有為得英國軍艦保護，避地香港。王照、梁啟超匿居日本公使館。孫總理在日聞此消息，乃商諸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平山周等，請其到中國救助康等出險。宮崎遂赴香港迎康至東京。平山則到北京，使王、梁二人易日本服至天津，乘輪赴日。時進步党領袖大限重信任總理大臣，犬養毅任文部大臣，均主中、日親善政策，對於中國維新黨異常優待。康、王、梁三人起居費用由日政府供給。大隈內閣倒後，則改由進步黨供給。總理陳少白以彼此均屬逋客，應有同病相憐之感，擬親往慰問，借敦友誼，爰托宮崎平山向康示意。康自稱身奉清帝衣帶詔，不便與革命黨往還，竟托故不見。事為犬養毅所知，雅不欲中國新黨人，因此意存隔閡，遂約孫、陳、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會談。屆期除康外餘人俱到。梁謂康有事不能來，特派彼為代表。是日，三人各抒意見，討論合作方法頗詳，至翌日天明始散。數日後，總理派少白偕平山至康寓訪謁，康、梁出見，在座有王照、徐勤、梁鐵君三人。少白乃痛言滿清政治種種腐敗，非推翻改造無以救中國，請康改弦易轍，共同實行革命大業。康答曰：“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少白反復辯論三句鐘，康宗旨仍不少變。談論間，王照忽語座客，謂：“我自到東京以來，一切行動皆不得自由；說話有人監視，來往書信亦被拆閱檢查，請諸君評評是何道理”等語。康大怒，立使梁鐵君強牽之去，並告少白謂：“此乃瘋人，不值得與之計較。”少白疑王別有冤抑，乃囑平山伺機引王外出，免為康所羈禁，平山從之。果于數日後窺康師徒外出，逕攜王至犬養寓所，王遂筆述其出京一切經過及康所稱衣帶詔之詐偽，洋洋數千言，與康事後紀述多不相符。由是康作偽之真相盡為日人所知。康以為少白故惡作劇，因而遷怒及於革命黨，而兩派更無融合之望矣。王照任職禮部主事，嘗上書請清帝出洋遊歷，先往日本，以次繼往歐美各國。摺為禮部堂官阻隔不上。王面斥其違旨，堂官始為代奏。清帝怒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侍郎堃岫、徐會洋、溥頤頒、曾廣漢等六人壅塞言路，令褫其職，嘉王照不畏強禦，賞給四品京堂，王以是名動一時。康到東後，深虞王舉發其假託衣帶詔之秘密，故嚴重監視，不許私自見客。王不能堪，因與吵鬧多次。康友梁鐵君精于技擊，康特使之強制王之行動。王賴平山之助，得脫離康之約束，遂遍向日本當道陳訴所苦。日政府以康王水火，慮生事端，乃給康以旅費九千元，令其克日離境。康之遠遊加拿大，實以此故。徐勤在康徒中，反對與總理合作最力，自是與總理少白等日益疏遠。橫濱大同學校會客室貼有“孫文到不招待”之字條，適總理到訪見之，遂向徐詰責，徐否認為己所為。有教員陳蔭農直認己作不諱，因與總理駁論激烈，相持不下。校董馮鏡如聞之，乃到校極力勸解始止。事後，各校董多不直徐、陳所為，有數人提議辭職。學校基礎為之動搖。犬養以學校解散為可惜，特親蒞橫濱，邀請各校董維持現狀，且願任名譽校長，以資提挈。各校董感其熱腸，咸允照舊擔任。當時徐勤曾致書宮崎，道謝援助康、梁出險及犬養允任大同學校名譽校長，並力辯無攻訐總理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