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日本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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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于日本国民”的题目,是室伏高信先生提出来的。我接到了这个题目,三个月不曾下笔,一小半是因为我太忙,一大半是因为我深怀疑这种文章有何用处。说面子上的假话吗?我不会。说心坎里的真话吗?我怕在此时没有人肯听。

  但今天我决定写这篇文章了,因为我不忍不说我心坎里要说的真话。凡是真话都是不悦耳的,我要说的话,当然不能是例外。所以我先要乞求日本读者的耐心与宽恕。

  我要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十分诚挚的恳求日本国民不要再谈“中日亲善”这四个字了。我在四年之中,每次听到日本国民谈这四个字,我心里真感觉十分难受,〔——同听日本军人谈“王道”一样的难受。老实说:我听不懂。明明是霸道之极,偏说是王道;明明是播种仇恨,偏说是提携亲善!日本国民也有情绪,也有常识,岂不能想像在这种异常状态之下高谈“中日亲善”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吗?〕

  你们试想想,这四年来造成的局势,是亲善的局势呢?还是仇恨的局势呢?

  本年6月间,〔日本的军人逼迫中国的政府下了一道“睦邻”的命令,禁止一切反日的言论与行动。〕这个命令的功效,诚然禁绝了一切反日的言论与行动了。然而政府的法令是管不到人民的思想与情绪的。中国人民心里的反日的情感与思想,——仇恨的情感与思想——因为无处发泄了,所以更深刻,更浓厚。这是人情之常,难道日本的军人与国民不能明白吗?

  在那“带甲的拳头”之下,只有越结越深的仇恨,没有亲善可言。在那带甲的拳头之下高谈“亲善”,是在伤害之上加侮辱。

  所以我敬告日本国民的第一句话是:请不要再谈“中日亲善”了。今日当前的真问题是如何解除“中日仇恨”的问题,不是中日亲善的问题。仇恨的心理不解除,一切亲善之谈,在日本国民口中是侮辱,在中国国民口中是虚伪。   

  我要说的第二句话,是:请日本国民不要轻视一个四亿人口的民族的仇恨心理。“蜂虿尚有毒”,何况四亿人民的仇恨?

  在这几年之中,中国政府与人民对日本的态度总可以算是十分委曲求全了。这是因为中国的领袖明白日本武力的优越,总想避免纷争的扩大,总想避免武力的抵抗,总想在委曲求全的形势之下继续努力整顿我们自己的国家。

  〔但我们现在观察日本军人的言论,我们知道日本军人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满洲不够,加上了热河;热河不够,延及了察哈尔东部;现在的非战区还不够作缓冲地带,整个华北五省又都有被分割的危险了。这样的步步进逼,日本军人的侵略计划没有止境,〕但中国人的忍耐是有尽头的。仇恨之上加仇恨,侮辱之上加侮辱,终必有引起举国反抗的一日。

  阿比西尼亚(Abyssinia)反抗意大利的榜样,最可以引起中国人民的反省,最可以令中国人民感觉新的惭愧与新的兴奋。“我们难道不能学阿比西尼亚吗?”这是处处听得见的问话。

  自然,学阿比西尼亚也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可以警告日本国民:如果这个四亿人口的国家被逼到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忍无可忍的时候,终有不顾一切,咬牙作困斗的一天,准备把一切工商业中心区,一切文化教育中心区,都在二十世纪的飞机重炮之下化成焦土。前年日本的领袖曾有“焦土外交”的口号。我们审察今日的形势,如果日本军人的言论真可以代表日本的政策,中国真快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了。无路可走的中国,只有一条狭路,那就是困兽的死斗,用中国的“焦土政策”来应付日本的“焦土政策”。

  所以我的第二句话是:日本国民不可轻视中国民族的仇恨心理。今日空谈“中日亲善”,不如大家想想如何消释仇恨。日本国民必须觉悟:两国交战,强者战胜弱者,这是常事,未必就种下深仇恨。日俄战后,不出五年,日俄已成同盟国了。中日战后,不出十年,当日俄战时,中国人大多数是同情于日本的。普鲁士战胜奥国,不久两国就成了同盟国。故我说,战胜未必足以结仇恨,只有乘人之弱,攻人之危,使人欲战不能,欲守不得,这是武土道所不屑为,也是最足使人仇恨的。仇恨到不能忍的时候,必有冲决爆发之患,中国化为焦土又岂是日本之福吗?   

  我要说的第三句话,是:日本国民不可不珍重爱惜自己国家的过去的伟大成绩和未来的伟大前途。

  日本国民在过去六十年中的伟大成绩,不但是日本民族的光荣,无疑的也是人类史上的一桩“灵迹”。任何人读日本国维新以来六十年的光荣历史,无不感觉惊叹兴奋的。

  但东方古哲人说过,“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一个伟大的国家也可以轻易毁坏的。古代大帝国的崩溃,我们且不论。西班牙盛时,占有半个西半球,殖民地遍于世界,而今安在哉?德意志的勃兴,其迅速最像日本;当1914年大战之前夕,德意志的武备,政治,文化,科学,工业,商业,哲学,音乐,美术,无一不占全世界第一位。四年的战争竟使这个最可羡慕赞叹的国家陷入最纷乱最贫苦的境地,至今二十年,还不能恢复战前的地位。

  我们看这些明白的史例,可以觉悟“人事不可怠终”的古训是最有意义的。百年创业之艰难,往往毁于三年五载的轻率。

  日本帝国的前途是无限的。没有他国可以妨害她的进展,除非她自己要毁坏她自己。

  三年前,一个英国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专家Arnold Toynbee曾指出日本军人的行为是一个全民族“切腹”的行为。这个史学者的警告是值得日本国民的深省的。

  我是一个最赞叹日本国民已往的成绩的人。我曾想像日本的前途,她的万世一系的天皇,她的勤俭爱国的人民,她的武士道的遗风,她的爱美的风气的普遍,她的好学不厌的精神,可以说是兼有英吉利与德意志两个民族的优点,应该可以和平发展成一个东亚的最可令人爱羡的国家。

  但我观察近几年日本政治的趋向,很使我替日本担忧。第一,六十年来政治上很明显的民治宪政的趋势,在短时期中被截断了,变成了一种武人专政的政治。第二,一个最以纪律秩序著名的国家,在几年之中,显出了纪律崩坏的现象,往往使外国人不知道日本的政权究竟何在,军权究竟何在。第三,一个应该最可爱羡的国家变成了最可恐怖的国家,在偌大的世界里只有敌人,而无友国。第四,武力造成的国际新局势,只能用更大的武力去维持,所以军备必须无限制的扩充;而无限制的军备扩充适足以增加国际上的疑忌,因而引起全世界的军备竞赛,也许终久还要引起国际的大战祸。——仅仅举这四大端,已够使外人替日本担忧了。

  一大块新占有的土地在手里,一个四亿民族的仇恨在心里,一个陆军的强邻在大陆上,两个海军的敌手在海上,——这个局势是需要最神明睿智的政治眼光与手腕来小心应付的。稍一不慎,可以闹成绝大的爆炸,可以走上全民族自杀之路。

  古人说的“悬崖勒马”,是最艰难的工作,世界政治史上尚不多见。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回头的危险是不能想像的。

  所以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日本国民不可不珍重爱情日本过去的光荣,更不可不珍重爱惜日本未来的前途。我因为不信日本的毁坏是中国之福或世界之福,所以不忍不向日本国民说这最后的忠言。

  最后,我感谢室伏高信先生邀我发言的高谊。这种高谊只有说真话可以报答。

  中华民国廿四年双十节前一周

  (后记)这篇文字本是为东京出版的《日本评论》(原名《经济往来》)写的,登在那个刊物的11月号里。我很佩服《日本评论》的编辑人发表此文的“雅量”,所以我把此文的原稿发表在这里。日文的译本有三处“遭到不得已的删削”,现在都用方括〔〕标明

  (原载1935年11月24日《独立评论》第178号,又载1935年11月27日天津《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