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通考/卷一百七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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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敘
[编辑]伏犧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元：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之木，謂之書契也，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索，求也，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
- 按：古書之流傳於今者惟《六經》，《六經》之前，則《三墳》、《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則國家之所職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則學士大夫之所誦習者此也。今其書亡，而其義則略見於孔氏《尚書》之序，故錄之以為經籍之始。《索隱史記三皇紀》言：「《春秋緯》稱自開闢至於獲麟，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循蜚紀，八曰因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疏仡紀。」則上古之書蓋不可勝計，然其說荒誕，故無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則，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灋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寫一通，故云「以貳六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猶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於魯，觀書太史氏。系世，謂《帝系》、《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之。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考政事，以逆會計國法：六典、八法、八則；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敘，六敘也。納訪，納謀於王也。六敘六曰：以敘聽其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之類，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若今尚書入省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版書而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
外史掌書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記也。謂若魯之《春秋》，晉之《乘》，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於四方若謂《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若以書使於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塚宰王所以治之，令塚宰掌王治。
凡治者受灋令焉為書寫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謂國札喪、兇荒、師役、福事、災禍，共五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兇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 按：成周之時，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數亦多。今除《寶訓》及《太平六典》之外，亦無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
- 程子曰：所謂大道，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亦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稱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稱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跡，得以紀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
-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
《禮記經解》：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觀其風俗，則知其所以教。
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猶合也。《春秋》多記諸侯朝聘會同，有相接之辭，爭辨之事。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失，謂不能節其教也。《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易》，精微，愛惡相攻，遠近相取，則不能容人，近於傷害；《春秋》，習戰爭之事，近亂。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皇氏六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經》，體致不同，故名曰《經解》也。《六經》，其教雖異，總以禮為本，故紀者錄入於《禮》。
- 長樂劉氏曰：此經言周衰之時，諸侯之國雖不能逮文、武之時，猶能各通一經，以化其民，故孔子歷聘之時，入其國而其教可知。
- 山陰陸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經》無失也，學者之失而已。
- 金華應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偽，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沉潛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筆褒貶，易紊是非，且或召亂。樂正崇四術以訓士，則先王之《詩》、《書》、《禮》、《樂》，其設教固已久。《易》雖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學所可語。《春秋》雖公其紀載，而策書亦非民庶所得盡窺。故《易象》、《春秋》韓宣子適魯始得見之，則諸國之教未必盡備六者。蓋自夫子刪定贊系筆削之餘，而後傳習滋廣，經術流行。夫子既廣其傳而又慮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國即知其教，非見遠察微者不能也；觀其教即防其失，非慮遠防微者不能也。
- 《莊子·天下篇》：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系於末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 按：莊生之時，六籍未經秦火，其書具在也，而諸子百家，各以其說舛馳而淆亂之，是以有ウ而不明，鬱而不發之憂。周以荒唐謬悠之言著書，蓋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議論誠醇正，無異聖賢之格言。東坡謂莊子蓋助孔子者，於此見之。所謂「後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似逆知將有坑焚之禍，而深悲之矣。嗚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相與非法教，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臣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者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而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學法令，則以吏為師。」制曰：「可。」
- 魏人陳餘謂孔鮒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哉！」子魚曰：「吾為無用之學，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將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 夾水祭鄭氏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而問其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之後，而魯為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時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者，蓋一時議論不合者耳。
- 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間事耳！後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乎疑以傳疑。然則《易》固為全書矣，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蓋為此發也。《詩》有六亡篇，乃「六笙」詩，本無辭；《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 按：秦雖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來，有國於豐、岐者數百年。春秋之時，盟會聘享，接於諸侯，《秦誓》紀於《書》，《車鄰》、《小戎》之屬列於《詩》，其聲名文物蓋藹然先王之遺風矣。今下令焚《詩》、《書》，而曰「史官非秦記皆燒之」，則《秦誓》、《秦風》亦秦記也，獨非《詩》、《書》乎？李斯者，襲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頭畜鳴之偽辯，固世所羞稱者。然斯學於荀卿，卿之道，蓋祖述六經，憲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門中來。然則始皇既非聲教不通之編夷而驟有中華，李斯亦非椎樸少文之俗物而盲處高位，今乃以焚滅經籍、坑戮儒生為經國之遠猷者，其說有二：曰愧，曰畏。愧則愧其議己也，畏則畏其害己也。自載籍以來，《詩》、《書》所稱桀有暴德而天下歸殷，紂有暴德而天下歸周，幽、厲有暴德而周室東遷，浸微浸滅，五霸迭興，七雄分據。始皇既已習聞其說矣，今雖諉曰：「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而其所行，則襲桀、紂、幽、厲之跡耳，夫豈不自知之？而儒者記纂，明以語人曰：如是而興，如是而亡，不啻燭照、數計龜卜而示後來以軌範。蓋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
- 自夫子歷聘列國，孟氏以儒術游於諸侯，思濟天下之溺而引時君於當道者，至拳拳也；雖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濟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繼而蘇、張之徒，專以口舌乾時君，雖其所持者詭遇之術，妾婦之道，與孔、孟之學如黑白薰蕕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則類也。而範睢之於魏冉，蔡澤之於範睢，皆逞其辯口，扼其吭而奪之位。於是士生斯時，皆以讀書游說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說客進身者也，故韓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則忌而誅之。天下豈無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蓋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詩》、《書》、百家語之在人間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蓋亦知其本不可廢也。罷俟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書而獨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經術於己也。主相之心，務欲滅經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為鞏固不拔之計。然陳勝、項梁、項籍、劉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湯武、弘濟蒼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網，遁跡亡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奮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勢。趙高熏腐小醜，亦非有文墨詞辯，足以傾動上聽；徒以少習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蘇、蒙恬，戮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蓋犯法而作亂者，陳、吳、劉、項也，倚法而作奸者，趙高也。然則隳秦七廟而具斯五刑者，非《詩》、《書》也，乃秦之法律也。
- 秦以儒者為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時事，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茍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批逆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矣。又按《史記》言：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然則始皇所謂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於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教千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未嘗有一卷流傳於後世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而為之興廢也。
- 《西漢書·儒林傳》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文學從此闕矣。陳涉之王也，魯諸儒持孔子禮器往歸之，於是孔甲為涉博士，卒與俱死師古曰：《孔光傳》云：「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今此云孔甲，將名鮒而字甲也。陳涉起匹夫，驅適戌以立號師古曰：驅，與驅同。適，讀曰謫，不滿歲而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搢紳先生負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業，積怨而發憤於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學之國哉？於是諸儒始得修其經學，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為奉常，諸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然後喟然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師古曰：言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時，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時頗登用師古曰：言少用文學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竇太后又好黃老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師古曰：具官，謂備員而已。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師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號也。他皆類此。培，音陪，燕則韓太傅師古曰：名嬰也；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
《西漢書·藝文志》序曰：昔仲尼沒而微言絕李奇曰：微不顯之言也。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師古曰：七十子，謂弟子達者七十二人。舉其成數，故言七十。故《春秋》分為五韋昭曰：謂《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也，《詩》分為四韋昭曰：謂《毛氏》、《齊》、《魯》、《韓》，《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縱，音於容反，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師古曰：編絕散落，故簡脫，脫，音吐活反，聖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如淳曰：劉歆《七略》曰：「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師古曰：占卜之書，侍醫學柱國校方技師古曰：醫藥之書也。每一書已師古曰：已，畢也，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師古曰：撮，總取也，音於括反。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師古曰：卒，終也。歆於是總群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師古曰：輯，與集同，謂諸書之總要，有《六藝略》六藝，六經也，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師古曰：刪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條奏及篇數，有與總凡不同者，轉寫脫誤，年代久遠，無以詳知。
- 夾漈鄭氏曰：班固《藝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雖疏而不濫，若班氏步步趨趨，不離於《七略》，未見其失也；閒有《七略》所無，而班氏雜出者，則躓矣。揚雄所作之書，劉氏蓋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樂箴》，三書合為一，總謂之揚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類？按儒者舊有五十二種，固新出一種，則揚雄之三書也。且《太元》，《易》類也；《法言》，諸子；《樂箴》，雜家也；奈何合而為一家？是知班固焜中元無倫類。
- 劉歆為侍中，遷光祿大夫，領《五經》，卒父前業，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師古云：並不與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學也。置對，置辭以對也。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師古曰：以古事為是者，即罪之，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師古曰：前學之師也，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亦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師古曰：言廢絕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閒編師古曰：脫簡，遺失也。閒編，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音古竟反，傳問民閒，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慟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蓻師古曰：罷，讀曰疲。究，竟也。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闢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師古曰：幽冥，猶暗昧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備蘇林曰：備之而已。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謂《左氏》為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師古曰：依違，言不專決也，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師古曰：比，合也。經蓻有廢遺者，冀得興立之也。比，音頻寐反。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師古曰：猥，茍也。茍不誦習之，而欲絕去此學，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茍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師古曰：專執已所偏見，茍守殘缺之文也，黨同門，妒道真師古曰：黨同師之學，妒道藝之真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三君子不取也。」
劉歆總群書，著《七略》，大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焚燒無遺。
- 程氏《演繁露》曰：漢世藏書，舊知有禁中、外臺之別。今讀劉向敘載所定《列子》之書，而知中書之外，又有太常太史、與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書多，外書少，知漢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備也。史遷糸由金匱石室以成《史記》，豈嘗許其稽閱中秘邪？或太史所藏，於漢家事實則金匱石室以加嚴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興，篤好文雅，明、章繼軌，尤重經術。四方鴻生鉅儒，負帙自遠至者，不可勝算，石室蘭臺，彌以充積。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明帝幸三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前書甘露二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制臨決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論《五經》於石渠閣。《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未央殿北，藏秘書之所，顧命史臣，著為《通議》即《白虎通議》是。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靈帝熹平時，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隸書，亦程邈所獻也。主於徒隸，從簡易，謝承《書》曰：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攔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揚龍驟《洛陽記》載朱超石《與兄書》云：《石經》文都似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闢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縢，亦幐也。音徒恆反。《說文》曰：幐，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
魏氏代漢，采掇遺亡，藏在秘書中、外三閣。魏秘書郎鄭默，始制《中經》。秘書監荀勖，又因《中經》，更著《新簿》，分為四部，總括群書。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贊、《汲塚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錄題及言，盛以縹囊，書用緗素。至於作者之意，無所論辯。
晉惠、懷之亂，京華蕩覆，石渠閣文籍，靡有子遺。
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沒眾篇之名，但以甲乙為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武帝入關，收其圖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軸青紙，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秘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錄》，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書丞王儉又造《目錄》，大凡萬五千七百四卷。儉又別撰《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曰《文翰志》，紀詩賦；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而又作九篇條例，編乎首卷之中，文義淺近，未為典則。
齊永明中，秘書丞王亮、監謝フ，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
梁初，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列藏眾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與焉。梁有秘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錄》，又《文德殿目錄》。其術數之書，更為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錄》。普通中，有處士阮孝緒，沉靜寡欲，篤好墳史，博採宋、齊已來王公之家凡有書記，參校官簿，更為《七錄》：一曰《經典錄》，紀六藝；二曰《記傳錄》，紀史傳；三曰《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曰《文集錄》，紀詩賦；五曰《技術錄》，紀數術；六曰《佛錄》；七曰《道錄》。其分部題目，頗有次序，割析辭義，淺薄不經。梁武敦說詩書，下化其上，四境之內，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周師入郢，咸自焚之。
陳天嘉中，又更鳩集，考其篇目，遺闕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經史，未能全具。道武嘗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帝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勝計。茍人主所好，何憂不集。」乃命郡縣大收書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書於齊，秘府之中，稍以充實。暨於爾朱之亂，散落人閒。
後齊遷鄴，頗更搜聚，迄於天統、武平，校寫不輟。
後周始基關右，外通強鄰，戎馬生郊，日不暇給。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萬卷。武帝平齊，先封書府，所加舊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開皇三年，秘書監牛弘表請分遣使人，搜討異本。每書一卷，賞絹一疋，校寫既定，本即歸主。於是民閒異書，往往閒出。
- 牛弘上表，請開獻書之路。曰：「昔周德既衰，舊經紊棄。孔子以大聖之才，開素王之業。憲章祖述，制《禮》刊《詩》。正五始而修《春秋》，闡《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馭宇，吞滅諸侯，先王墳籍，掃地皆盡。此則書之一厄也。漢興，建藏書之策，置校書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劉向父子，仇校篇籍。漢之典文，於斯為盛。及王莽之末，並從焚燼。此則書之二厄也。光武嗣興，尤重經誥，未及下車，先求文雅。至肅宗親臨講肄，和帝數幸書林。其蘭臺、石室、鴻都、東觀，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獻移都，吏人擾亂，圖畫縑帛，皆取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餘乘，屬西京大亂，一時燔蕩。此則書之三厄也。魏文代漢，更集經典，皆藏在秘書內、外三閣，遺書郎鄭默刪定舊文。論者美其朱紫有別。晉氏承之，文籍尤廣晉。秘書監荀勖，定魏《內經》，更著《新簿》，屬劉、石馮陵，從而失墜。此則書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竊競興，其建國立家，雖傳名號，憲章禮樂，寂滅無聞。劉裕平姚，收其圖籍，五經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軸青紙，文字古拙，並歸江左。宋秘書丞王儉，依劉氏《七略》，撰為《七志》；梁人阮孝緒，亦為《七錄》。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及侯景渡江，破滅梁室，秘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內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則書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遷宅伊、洛，日不暇給，經籍闕如。周氏創基關右，戎車未息，保定之始，書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萬卷。高氏據有山東，初亦採訪，驗其本目，殘闕猶多。及東夏初平，獲其經史，四部重雜，三萬餘卷，所益舊書，五千而巳。今御出單本，合一萬五千餘卷，部帙之閒，仍有殘缺，比梁之舊目，止有其半。至於陰陽《河》、《洛》之篇，醫方圖譜之說，彌復為少。臣以經書自仲尼迄今，數遭五厄，興集之期，屬膺聖代。今秘藏見書，亦足披覽，但一時載籍，須令大備，不可王府所無，私家乃有。若猥發明詔，兼開購賞，則異典必致，觀閣斯積。」上納之。
- 漢世，鄭元並為眾經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說。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虔《左氏春秋》，休《公羊傳》，大行於河北；王肅《易》亦閒行焉。晉世，杜預注《左氏》。預元孫坦，坦弟驥，於宋朝並為青州刺史，傳其家業，故齊地多習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元所注《周易》，遵明以傳盧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傳權會、郭茂。權會早入鄴都，郭茂恆在門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門。河南及青、齊之閒，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師訓蓋寡。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於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閒權會，並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甝《義疏》，乃留意焉。其《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三禮》並出遵明之門，徐傳業於李鉉、祖雋、田元鳳、馮偉、紀顯敬、呂黃龍、夏懷敬。李鉉又傳授刁柔、張買奴、鮑季詳、邢峙、劉晝、熊安生。安生又傳孫靈暉、郭仲堅、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禮經》者，多是安生門人。諸生盡通《小戴禮》，於《周》、《儀禮》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詩》者，多出於魏朝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劉敬和、張思伯、劉軌思。其後能言《詩》者，多出於二劉之門。河北諸儒能通《春秋》者，並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門。張買奴、馬敬德、邢峙、張思伯、張奉禮、張雕、劉晝、鮑長宣、王元則並得服氏之精微。又有衛覬、陳達、潘叔虔，雖不傳徐氏之門，亦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請杜元凱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穀梁》二傳，儒者多不厝懷。《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諸儒如權會、李欽、刁柔、熊安生、劉軌思、馬敬德之徒，多自出義疏，雖曰專門，亦皆相祖習也。大抵南北所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河洛：《左傳》則服虔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並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 右《北史·儒林傳》序，言南北諸儒明經傳授學術之詳，最為明備，故錄於此。
隋平陳已後，經籍漸備。檢其所得，多大建時書，紙墨不精，書亦拙惡。於是總集編次，存為古本。召天下工書之士，京兆韋霈、南陽杜頵等，於秘書內補續殘缺，為正副二本，藏於宮中，其餘以實秘書內外之閒，凡三萬卷。煬帝即位，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並以學士補之。帝好讀書著述，自為揚州總管，置王府學士至百人，常令脩撰，以至為帝前後近二十載，脩撰未嘗暫停。自經術文章、兵農地理、醫卜釋道，乃至捕搏鷹狗，皆為新書，無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萬七千卷。初，西京嘉則殿有書三十七萬卷，帝命秘書監柳顧言等詮次，除其衣復重猥雜，得正御本三萬七千餘卷，納於東都脩文殿。又寫五十副本，分為三品：上品紅琉璃軸，中品紺琉璃軸，下品漆軸。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內道場集道、佛經，別撰目錄。其正御書，皆裝翦華凈，寶軸錦標，於觀文殿前為書室十四閒，窗戶、床褥、廚幔，是咸極珍麗。每三閒開方戶，垂錦幔，上有二飛仙，戶外地中施機發。帝幸書室，有宮人執香爐前行，踐機則飛仙下，收幔而上，戶扉及廚扉皆自啟。帝出，則復閉如故。
唐分書為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者，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餘作者眾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閒，此所以使好奇博愛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歟？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則殿書三十七萬卷。至武德初，有書八萬卷，重衣復相糅。王世充平，得隋舊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監運東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師，經砥柱舟覆，盡亡其書。貞觀中，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秘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為書者手繕寫，藏於內庫，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騎常侍、昭文館學士馬懷素為修圖書使，與右散騎常侍、崇文館學士褚無量整比。會幸東都，乃就乾元殿東序檢校。無量建議御書以宰相宋璟、蘇頲同署，如貞觀故事。又借民閒異本傳錄。及還京師，遷書東宮麗正殿，置修書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歲給河閒、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為筆材。兩都各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簽，皆異色以別之。安祿山之亂，尺簡不藏。元載為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又命拾遺苗發等使江、淮括訪。至文宗時，鄭覃侍講，進言經籍未備，因詔秘閣搜採，於是四庫之書復完，分藏於十二庫。黃巢之亂，存者蓋鮮。昭宗播遷，京城制置使孫惟晟斂書本軍，寓教坊於秘閣，有詔還其書，命監察御史韋昌範等諸道求購，及徙洛陽，蕩然無遺矣。
後唐莊宗同光中，募民獻書，及三百卷，授以試銜。其選調之官，每百卷減一選。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訪圖書於蜀，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千餘卷而已。明宗長興三年，初令國子監校定《九經》，雕印賣之。
- 石林葉氏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錄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後漢》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為秘書，嘗言《前漢書》本謬甚，詔與王原叔同取秘閣古本參校，遂為刊誤三十卷。其後劉原父兄弟《兩漢》皆有刊誤。余在許昌，得宋景文用監本手校《西漢》一部，末題用十三本校，中閒有脫兩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 又曰：世言雕板印書始馮道，此不然。但監本《五經》板道為之爾。柳玭《家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云「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 致堂胡氏曰：《易》、《書》、《詩》、《春秋》，全經也。先賢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變，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論語》、《孟子》，聖賢之微言，諸經之管轄也。《孝經》非曾子所為，蓋其門人纘所聞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淺近者，不可以經名也。《禮記》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呂不韋之《月令》及漢儒之《王制》，仍傳集名儒，擇冠、婚、喪、祭、燕饗、相見之經，與《曲禮》以類相從，然後可以為一書。若《大學》、《中庸》，則《孟子》之倫也，不可附之《禮》篇。至於《學記》、《樂記》、《閒居》、《燕居》、《緇衣》、《表記》，格言甚多，非《經解》、《儒行》之比，當以為《大學》、《中庸》之次也。《禮運》、《禮器》、《玉藻》、《郊特牲》之類，又其次也。若《周官》則決不出於周公，不當立博士使學者傳習，姑置之足矣。古者經而無數，逮孔子刪定系作，然後《易》、《詩》、《書》、《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門，經無五六之稱，其後世分《禮》、《樂》為二，與《四經》為六歟？抑合《禮》、《樂》為一，與《四經》為五歟？廢仲尼親筆所注之《春秋》，而取劉歆所附益之《周禮》，列之學官，於是《六經》名實益亂矣。有天下國家，必以經術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木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刻焉，何患於不給？國家浮費，不可勝計，而獨靳於此哉！此馮道、趙鳳之失也。
後漢乾祐中，禮部郎司徒調請開獻書之路。凡儒學之士，衣冠舊族，有以三館亡書來上者，計其卷帙，賜之金帛，數多者授以官秩。時戎虜猾夏之後，官族轉徙，書籍罕存。詔下，鮮有應者。
周世宗以史館書籍尚少，銳意求訪。凡獻書者，悉加優賜，以誘致之。而民閒之書，傳寫舛誤，乃選常參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銜焉。自諸國分據，皆聚典籍，惟吳、蜀為多，而江左頗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荊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吉往收其圖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府，弼等並賜以科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自是群書漸備。兩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廬舍十數閒列為三館，湫隘卑庳，才蔽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歷代以來，未遑改作。每諸儒受詔有所論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興國初，太宗因幸三館，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蓄天下圖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詔經度左昇龍門東北舊車路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其役，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三年二月書院成，詔曰：「國家聿新崇構，大集群書，宜錫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館新修書院，宜目為崇文院。」自經始至於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西序啟便門，以備行幸，於是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書庫，南廊為集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九年正月詔曰：「國家宣明憲度，恢張政治，敦崇儒術，啟迪化源，國典朝章，咸從振舉，遺編墜簡，當務詢求，眷言經濟，無以加此。宜令三館以開元四部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詔中外購募。有以亡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閒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別為書庫，目曰秘閣。以禮部侍郎李至兼秘書監，右司諫、直史館宋泌兼直秘閣，右贊善大夫、史館檢討杜鎬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館所藏天文、歷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畫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閣。八月，賜宴於秘閣。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中、諫議舍人等皆預焉。大陳圖籍，令觀之。翌日，又詔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館並賜宴，復令觀書。是歲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書之府，自漢置未央宮，則有麒麟、天祿閣，命劉向、揚雄典校其書，皆在禁中，謂之中書，即內庫書也。後漢之東觀，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書監，掌禁中圖書秘記，謂之秘書。及魏文帝分秘書立中書，而秘書監專掌藝文圖籍之事。後以秘書屬少府，王肅為秘書監，表論曰：『魏之秘書，即漢之東觀也。』由是不屬少府，而蘭臺亦藏書，故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然則秘閣之書，藏之於內明矣。晉、宋以還，皆有秘閣之號。故晉孝武好覽文藝，敕秘書郎徐廣料秘閣四部書三萬餘卷；宋謝靈運為秘書監，補秘閣之遺逸；齊末，兵火延燒秘閣，經籍遺散；梁江子一亦請歸秘閣觀書；隋煬帝寫秘閣之書，分為三品，於觀文殿東西廊貯之。然則秘閣之設，其來久矣。及唐開元中，繕寫四部書以充內庫，命散騎常侍褚無量、秘書監馬懷素總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東廊。然則秘閣之書，皆置之於內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經史文籍，蕩然流離，僅及百年，斯道幾廢。國家承衰敝之季，開政治之源，三館之書，購求漸廣，經籍之道，於是復興。陛下運獨見之明，下惟新之詔，復建秘閣，以藏奇書，總群經之博要，資乙夜之觀覽，斯實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議也。況睿藻神翰，盈溢編帙，其所崇重，非復與群司為比。然自創置之後，載離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為永式。其秘書省既無籍，元隸百司，請如舊制。」詔可其奏，列秘閣次於三館。三年八月，館閣成，上製贊親書，並篆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昇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蠹，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巳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賜官吏器幣，就宴輔臣、兩制、館閣官，進管句內侍官一等。詔購求逸書，復以書有謬濫不完，始命定其存廢。因仿《開元四部錄》為《崇文總目》。慶曆初，成書，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誤棄不錄者。嘉祐四年，右正言、秘閣校理吳及言：「內臣監館閣久不更，書多亡失，補寫不精。請選館職，分吏編寫，重借書法，求訪所遺事。」並施用。令陳襄、蔡抗、蘇頌、陳繹編定四館書，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黃紙寫印正本，以防蠹敗。又選京朝官、州縣官四人編校，二年遷館職，闕即隨補。歲餘，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僅才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遺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眾，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書，卷支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宴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衣復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成化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分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仇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兼本照對，第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令在館供職官重衣復校正，校正既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言謄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庶幾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將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三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即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閒鏤板奇書，令漕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闢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閒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歷閒，常命儒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百六十九卷。慶歷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之數浸多。謂宜及今有所搜採，視舊錄有未備者，頒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劄，即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覿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皇帝詔儒臣即秘書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為秘書省，�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已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祐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制美名，以更《崇文》之號。」廼命覿及著作佐郎倪濤、校書郎汪藻、劉彥通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訪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閟，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遞進，可備收錄，當優與支賜。或有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採，即命以官，議加崇獎其書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稱朕表章闡繹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廼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為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秘閣，俾提舉秘書省官兼領。「凡所資用，悉出內帑，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自是閒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司搜訪士民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募工繕寫，藏之御府。近與三館參校榮州助教張頤所進二百二十一卷，李東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闕遺，乞加褒賞。」詔頤賜進士出身，東補迪功郎。七年，提舉秘書省又言：「取索到王闡、張宿等家藏書，以三館、秘閣書目比對，所無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進書數稍多。」詔闡補承務郎，宿補迪功郎。然自熙寧以來，搜訪補緝，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變，散失莫考。今見於著錄，往往多非曩時所訪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萬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書籍散佚。獻書有賞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錄，鬻者悉市之。乃詔分經、史、子、集四庫。仍分官日校。又內降詔，其略曰：「國家用武開基，右文致治。藏書之盛，視古為多。艱難以來，網羅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監司郡守，各諭所部，悉上送官，多者優賞。」又復置補寫，所令秘書省提舉，掌求遺書，詔定獻書賞格。自是多來獻者。淳熙四年，秘書少監陳騤等言：「中興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乞仿《崇文總目》類次。」五年，書目成。計見在書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較《崇文》所載，實多一萬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復參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兩朝所志，多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庫之外書復充斥，詔秘書丞張攀等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諸郡諸路刻板而未及獻者不預焉。蓋自紹興至嘉定，承平百載，遺書十出八九，著書立言之士又益眾，往往多充秘府。紹定辛卯火災，書多闕。今據《書目》、《續書目》及搜訪所得嘉定以前書，詮校而志之。
- 葉氏《過庭錄》曰：前世大亂之後，書籍散亡，時君多用意搜求。自漢成帝遣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而命劉向等校之，至隋煬帝設二臺，募以金帛，開元後，元載當國，亦命拾遺苗發等為江、淮括圖書使，每以千錢易書一卷，故人以嗜利偽作爭獻。時無劉向輩論考，即並藏之，但以卷帙多為貴。往承平時，三館歲曝書，吾每預其閒。凡世所不傳者，類冗陋鄙淺無足觀，及唐末五代書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爭以誇人，不復更考是非，此亦藏書一僻也。漢武帝時，河閒獻王以樂書來獻，乃《周官·大司樂章》。當時《六經》猶未盡出，其誤固無足怪。齊高帝時，雍州發古塚，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眾爾！本朝公卿家藏書，惟宋宣獻最精好而不多。蓋凡無用與不足觀者，皆不取，故吾書每以為法也。
- 又曰：古書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為經、史、子、集四類。承平時，三館所藏不滿十萬卷，《崇文總目》所載是也。公卿名藏書家如宋宣獻、李邯鄲，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饒州吳氏、荊州田氏等，吾皆見其目，多止四萬許卷，其閒頗有不必觀者。惟宋宣獻家擇之甚精，止二萬許卷，而校仇詳密，皆勝諸家。吾舊所藏，僅與宋氏等，而宋氏好書，人所未見者，吾不能盡得也。自《六經》、諸史與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餘卷。讀之固不可限以數，以二十年計之，日讀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餘一讀足矣。惟《六經》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氣漸暑，不能泛及他書，即日專誦《六經》一卷，至中秋時畢，謂之「夏課」，守之甚堅。宣和後始稍廢，歲亦必一周也。每讀不唯頗得新意前所未達者，其先日差誤所獲亦不少，故吾於《六經》似不甚滅裂。《南史》記徐盛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輩說劉原父初為窮經之學，寢食坐臥，雖謁客，未嘗不以《六經》自隨。蠅頭細書為一編，置夾袋中，人或效之。後傭書者遂為雕板，世傳「夾袋《六經》」是也。今人但隨好惡，茍誦一家之說，便自立門戶，以為通經。內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習聞見，所以日趨於淺陋也。
- 王氏《揮麈錄》曰：承平時，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歷陽沈氏、廬山李氏、九江陳氏、鄱陽吳氏，俱有藏書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傳錄。仕宦稍顯者，家必有書數千卷，然多失於仇校也。吳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明清嘗啟其故，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得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令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若已也。」
- 又曰：唐著作郎杜寶《大業幸江都記》云：煬帝聚書至三十七萬卷，皆焚於廣陵，其目中蓋無一帙傳於後代。靖康俶擾，中秘所藏與士大夫家者，悉為烏有。南渡後，惟葉少蘊少年貴盛，平生好收書，逾十萬卷，寘之霅川弁山山居，建書樓以處之，極為華煥。丁卯年，其宅與書俱蕩一燎。李泰發家舊有萬餘卷，亦以是歲火。豈厄會自有時邪？
- 東坡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悅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敝，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已來，作者益眾，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茍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轉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巳涉其流，探其源，採剝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餘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餘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 右歷代收書之數，藏書之所，備見前志；而葉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書之大概也。坡翁一記，可以警蓄書而不讀者，故並載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