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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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與政治的歧途
——在暨南大學講演——
作者:魯迅
本作品收录于《集外集

我是不大出來講演的;今天到此地來,不過因為說過了好幾次,來講一回也算了卻一件事。我所以不出來講演,一則沒有什麼意見可講,二則剛才這位先生說過,在座的很多讀過我的書,我更不能講什麼。書上的人大概比實物好一點,《紅樓夢》裏面的人物,像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物,都使我有異樣的同情;後來,考究一些當時的事實,到北京後,看看梅蘭芳姜妙香扮的賈寶玉林黛玉,覺得並不怎樣高明。

我沒有整篇的鴻論,也沒有高明的見解,只能講講我近來所想的。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于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于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的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牠們自有牠們的首領;首領要牠們怎樣,牠們就怎樣。在部落裏,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那時沒有什麼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讚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麼玄妙)罷了!那里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的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牠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牠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外國許多文學家,在本國站不住腳,相率亡命到別個國度去;這個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殺掉,割掉他的頭;割掉頭那是最好的方法,既不會開口,又不會想了。俄國許多文學家,受到這個結果,還有許多充軍到冰雪的西伯利亞去。

有一派講文藝的,主張離開人生,講些月呀花呀鳥呀的話,(在中國又不同,有國粹的道德,連花呀月呀都不許講,當作別論。)或者專講『夢』。專講些將來的社會,不要講得太近。這種文學家,他們都躲在象牙之塔裏面;但是『象牙之塔』畢竟不能住得很長久的呀!象牙之塔總是要安放在人間,就免不掉還要受政治壓迫。打起仗來,就不能不逃開去。北京有一班文人,頂看不起描寫社會的文學家,他們想,小說裏面連車夫的生活都可以寫進去,豈不把小說應該寫才子佳人一首詩生愛情的定律都打破了嗎?現在呢,他們也不能做高尚的文學家了,還是要逃到南邊來;『象牙之塔』的窗子裏,到底沒有一塊塊麵包遞進來的呀!

等到這些文學家也逃出來了,其他文學家早已死的死,逃的逃了。別的文學家,對于現狀早感到不滿意,又不能不反對,不能不開口,『反對』『開口』就是有他們的下場。我以為文藝大概由于現在生活的感受,親身所感到的,便影印到文藝中去。挪威有一文學家,他描寫肚子餓,寫了一本書,這是依他所經驗的寫的。對于人生的經驗,別的且不說,『肚子餓』這件事,要是歡喜,便可以試試看,只要兩天不吃飯,飯的香味便會是一個特別的誘惑;要是走過街上飯鋪子門口,更會覺得這個香味一陣陣衝到鼻子來。我們有錢的時候,用幾個錢不算什麼;直到沒有錢,一個錢都沒有牠的意味。那本描寫肚子餓的書裏,牠說起那人餓得久了,看見路人個個是仇人,即是穿一件單褂掛子的在他見裏也見得那是驕傲。我記得我自己曾經寫過這樣一個人,他身邊什麼都光了,時常抽開抽屜看看,看角上邊上可以找到什麼;路上一處一處去找,看有什麼可以找得到;這個情形,我自己是體驗過來的。

從生活窘迫過來的人,一到了有錢,容易變成兩種情形:一種是理想世界,替處同一境遇的人著想,便成為人道主義;一種是什麼都是自己掙起來,從前的遭遇,使他覺得什麼都是冷酷,便流為個人主義。我們中國大概是變成個人主義都多。主張人道主義的,要想替窮人想想法子,改變改變現狀,在政治家眼裏,倒還不如個人主義的好;所以人道主義者和政治家就有衝突。俄國文學家託爾斯泰講人道主義,反對戰爭,寫過三冊很厚的小說——那部《戰爭與和平》,他自己是個貴族,卻是經過戰場的生活,他感到戰爭是怎麼一個慘痛。尤其是他一臨到長官的鐵板前,(戰場上重要軍官都有鐵板擋住鎗彈),更有刺心的痛楚。而他又眼見他的朋友們,很多在戰場上犧牲掉。戰爭的結果,也可以變成兩種態度:一種是英雄,他見別人死的死傷的傷,只有他健存,自己就覺得怎樣了不得,這麼那麼誇耀戰場上的威雄。一種是變成反對戰爭的,希望世界上不要再打仗了。託爾斯泰便是後一種,主張用無抵抗主義來消滅戰爭。他這麼主張,政府自然討厭他;反對戰爭,和俄皇的侵略慾望衝突;主張無抵抗主義,叫兵士不替皇帝打仗,警察不替皇帝執法,審判官不替皇帝裁判,大家都不去捧皇帝;皇帝是全要人捧的,沒有人捧,還成什麼皇帝,更和政治相衝突。這種文學家出來,對于社會現狀不滿意,這樣批評,那樣批評,弄得社會上個個都自己覺到,都不安起來,自然非殺頭不可。

但是,文藝家的話其實還是社會的話,他不過感覺靈敏,早感到早說出來。(有時,他說得太早,連社會也反對他,也排軋他)。譬如我們學兵式體操,行舉鎗禮,昭規矩口令是『舉……鎗』這般叫,

魯迅全集·第七卷 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