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四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人民日报编辑部　红旗杂志编辑部
1963年10月22日

本作品收錄於《人民日报》和《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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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地区出现了伟大的革命风暴。亚洲和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宣布了独立，中国、越南、朝鲜和古巴四个国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镇压下，曾经遭到严重的挫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已经根本不同。帝国主义者再也不能扑灭民族解放运动的燎原大火。帝国主义的旧的殖民体系在迅速瓦解，帝国主义的后方变成了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烽火连天的前线。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统治，在有些国家已经被推翻了，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受到很大的打击，摇摇欲坠了。这也就不可避免地削弱和动摇帝国主义在本国的统治。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胜利，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相互呼应，是我们时代的响彻云霄的凯歌。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革命的风暴，要求当代世界上的一切政治势力都要表示自己的态度。在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面前，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吓得发抖，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鼓掌欢呼。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糟得很，糟得很”；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好得很，好得很”。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说：“这是造反，这是不许可的”；全世界的革命人民说：“这是革命，这是人民的权利，这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对这个当代世界政治的最尖锐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定地站在被压迫民族一边，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现代修正主义者实际上站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一边，千方百计地否定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

苏共领导在口头上，还不敢完全丢掉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旗号，有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利害关系出发，也采取某些行动来装潢一下门面。但是，从主要的方面来看，从他们多年来鼓吹的一系列论点和执行的一系列政策来看，他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采取的是消极、鄙视和否定的态度，他们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和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讲话，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上，花了很大力气，为自己的错误观点辩护，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攻击。但是，所有这些，不过是进一步证明了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和反对革命的立场。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苏共领导在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的“理论”和实践吧。

取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否认。但是，能不能说，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面前的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任务，已经结束了呢？

我们认为，不能这样说。这个斗争任务，还远远没有结束。

但是，苏共领导却经常散布一种论调，好像在今天的世界上，殖民主义已经消失或者接近消失了。他们强调说，“地球上还有五千万人口在殖民主义的统治下呻吟”，殖民主义制度只是在非洲的葡属安哥拉、莫三鼻给这些地方剩下一点残余，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

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先看一看亚洲和非洲的情形吧。这些地区的一系列国家宣布了独立。可是，许多国家并没有完全摆脱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奴役，它们仍然是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的对象，仍然是新老殖民主义者角逐的场所。在有些国家，老殖民主义者摇身一变，成为新殖民主义者，通过他们所培养的代理人，继续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在另外一些国家，前门走了狼，后门又进来虎，新的、更大的、更危险的美国殖民主义者代替了老殖民主义者。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的魔爪，严重地威胁着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

再听一听拉丁美洲人民的声音吧。

第二个哈瓦那宣言说：“今天的拉丁美洲处在比西班牙殖民帝国更加具有兽性、更加强大得多、残酷得多的帝国主义的桎梏下。”

又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投资超过了一百亿美元。拉丁美洲既是廉价原料的供应地，又是昂贵产品的购买者”。“金钱源源不断地从拉丁美洲流向美国：一分钟约四千美元，一天五百万美元，一年二十亿美元，五年就有一百亿美元。每抢走我们的一千块美元，就给我们留下一具死尸。一千块美元一具死尸，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的价格。”

事实很清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绝没有放弃殖民主义，而是采取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殖民主义。这种新殖民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帝国主义被迫改变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旧方式，采取通过他们所选择和培养的代理人进行殖民统治和殖民剥削的新方式。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利用组织军事集团，建立军事基地，或者成立“联邦”和“共同体”，扶植傀儡政权，把殖民地国家和已经宣布独立的国家，置于他们的控制和奴役之下。他们利用经济“援助”等等方式，继续把这些国家作为他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原料供应地和资本输出的场所，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榨取这些国家人民的血汗。他们还把联合国作为一个重要工具，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对这些国家进行军事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当他们不能用“和平”手段维持对这些国家的统治的时候，就在这些国家制造军事政变，进行颠复活动，以至对这些国家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和武装侵略。

在推行新殖民主义方面，以美国最为积极，最为狡猾。美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的武器，力图把其他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攫为己有，建立自己的世界霸权。

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是更阴险、更毒辣的殖民主义。

请问苏共领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消灭殖民主义已经进入“完成阶段”了呢？

苏共领导为了给自己的谎言辩护，竟然想从一九六○年声明中寻找帮助自己的借口。他们说，一九六○年声明不是说过殖民体系迅速瓦解吗？可是，声明指出的旧的殖民制度迅速瓦解的论点，并不能给苏共领导散布的殖民主义消失的论点帮什么忙。声明明确地揭露了：“美国是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拼命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形式，保持对原殖民地人民的殖民主义剥削”，他们“企图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把经济控制和政治影响的命脉保持在自己手里”。在这里，声明揭露的东西，恰恰是苏共领导力图掩饰的东西。

苏共领导还制造了一个“理论”，说什么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以所谓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的阶段”。他们认为，“从前，斗争主要是在政治领域展开的”；现在，经济问题已经成了“中心任务”和“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基本环节”。

民族解放运动是进入了新的阶段。但是，这个新阶段绝不是像苏共领导所说的那种“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空前觉醒，革命运动空前高涨，迫切要求彻底肃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他们国家中的势力，争取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彻底独立。这些国家面临的第一位的和最迫切的任务，仍然是进一步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这个斗争，仍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以及其他领域内剧烈地进行着。这些各个领域内的斗争，仍然集中表现为政治斗争，并且往往在帝国主义进行直接的或者间接的武装镇压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武装斗争。新独立国家，发展独立的民族经济，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任务绝不能离开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

苏共领导的这种所谓“新阶段”论，同他们散布的所谓“殖民主义消失”论一样，分明是粉饰以美国为代表的新殖民主义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侵略和掠夺，掩盖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尖锐矛盾，企图麻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斗争。

按照苏共领导的“理论”，既然殖民主义已经接近消失了，既然现在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任务只是发展经济的问题了，那么，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了。这样一来，民族解放运动的任务，岂不是也就压根儿取消了吗？从这里人们可以懂得，苏共领导所说的以经济任务为中心的“新阶段”，原来就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阶段，也就是不要民族解放运动的阶段。

取消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药方

苏共领导根据他们的错误“理论”，给被压迫民族精心设计了一套包治百病的药方。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这套药方吧。

第一个药方，叫做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

苏共领导经常把战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一系列伟大胜利，都归功于他们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就是这样说的：“在和平共处的情况下，最近几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都取得了新的重大胜利，世界革命进程顺利地发展着。”

他们还经常说，民族解放运动“是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情况下，在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经济竞赛的情况下开展的”，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促进各国人民摆脱外国垄断组织的经济统治的解放过程的发展”，能够对“全部资本主义关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

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实行列宁主义关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所有殖民地和附属国要取得民族革命的胜利，首先必须依靠本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而不能由任何别的国家来代替。

在苏共领导看来，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主要不是依靠各国人民群众自己的革命斗争，不是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要在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中，等待帝国主义自然而然地垮台。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永远忍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不要起来反抗，不要起来革命。

第二个药方，叫做援助落后国家。

苏共领导把他们对新独立国家的经济援助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坠。赫鲁晓夫同志说，这种援助可以使这些国家“避免新的奴役，推动它们的进步，促进内部过程的正常进行和加速，这些过程能够把这些国家引上通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

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国际主义的原则，对新独立国家给予经济援助，是必要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但是，怎么也不能说，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和社会变革，主要不是依靠本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仅仅是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

而且，老实说，苏共领导近几年来对新独立国家援助的政策和目的，是值得怀疑的。苏共领导在援助新独立国家的问题上，往往采取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态度，损害这些国家经济的和政治的利益，因而败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名誉。至于苏共领导对印度的援助，更是别有用心的。在苏联给新独立国家的援助中，印度占第一位。这种援助，显然是为了鼓励尼赫鲁政府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连美帝国主义者也说，苏联这种援助“同我们的利益是很符合的”。

苏共领导还公开主张同美帝国主义一道来“援助落后国家”。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在美国的一次演说中这样说：“我们和你们的经济成就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整个世界都在期待我们两大强国去帮助那些在经济发展方面落后了数世纪的人民更迅速地站起来。”

看，现代殖民主义的主要堡垒竟然能够帮助被压迫民族“迅速地站起来”！而苏共领导竟然甘心与新殖民主义者为伍，而且引以为荣，这实在令人惊讶。

第三个药方，叫做裁军。

赫鲁晓夫说：“裁军就意味着裁减战争的力量，消除军国主义，排除武装干涉任何国家内政，彻底和最后地消灭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又说：“裁军会创造必要的条件来大大扩大对年轻的民族国家的援助。世界军费总数为一千二百亿美元，如果从中拨出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用于这个目的，那末在二十年内就可以消灭世界上贫困地区的饥馑、疾病和文盲状态。”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贯主张进行争取普遍裁军的斗争。但是，绝不能说可以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

在这里，赫鲁晓夫简直像一个神父在说教：全世界受苦受难的人们啊，你们有福了！等待着吧，等待着帝国主义放下武器，自由就会降临在你们身上，等待着帝国主义大发慈悲，世界上的贫困地区就会变成流着奶和蜜的乐园了……。

这不仅是幻想，而且是麻醉人民的鸦片。

第四个药方，叫做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

赫鲁晓夫认为：联合国如果采取措施彻底铲除殖民主义制度，“目前身受外国统治所造成的侮辱之苦的各国人民，就会有摆脱外国桎梏获得和平解放的光明近景”。

赫鲁晓夫在一九六○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中说：“不由联合国来消除殖民主义管理制度，又由谁来消除呢？”

这句话问得实在离奇！在赫鲁晓夫看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人民不应该也不可能消灭殖民主义，要消灭殖民主义，就得指望联合国。

赫鲁晓夫在这次联合国大会上还说：“我们向西方各国人民的明智和远见，向他们的政府和出席联合国这次崇高的会议的代表发出呼吁：让我们来协调旨在消灭殖民主义管理制度的步骤，从而加速这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进程。”可见，赫鲁晓夫所说的指望联合国帮助，无非是指望帝国主义帮助的代名词。事实证明，至今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手中的联合国，只能维护和增强殖民主义的统治，而不能消灭任何殖民主义。

总归一句话，苏共领导给民族解放运动开的药方，就是要人们相信帝国主义可以放弃殖民主义，可以把自由解放恩赐给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因此，一切革命理论，一切革命主张，一切革命斗争，都过时了，都不需要了，都应当而且必须取消了。

反对民族解放战争

苏共领导所以这样千方百计地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放弃革命斗争，这是因为，他们虽然口头上说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实际上他们在革命风暴面前吓得发抖。

苏共领导有一个著名的“理论”，认为“一个小小的火星也能够引起世界大战”，而一打起世界大战，就是热核战争，就是人类毁灭。因此，赫鲁晓夫大声疾呼“在当代，‘区域性战争’是很危险的事”，“我们要顽强地努力，扑灭可能燃起战火的小火星”。在这里，赫鲁晓夫根本不区别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背弃了共产党人必须支持正义战争的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八年历史证明，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依靠他们的刺刀进行残暴统治和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进行武装镇压的情况下，民族解放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些大大小小的、连绵不断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战争，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加强了保卫世界和平的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帝国主义发动世界战争的计划。赫鲁晓夫大喊大叫为了和平必须“扑灭”革命的星星之火，拆穿了说，是借维护和平之名，行反对革命之实。

正是从这样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政策出发，苏共领导不但要求一切被压迫民族放弃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要求他们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和平共处”，而且同帝国主义站在一起，采取种种手段扑灭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的星星之火。

就拿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来说，苏共领导不但长期不予支持，而且同法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就曾经把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问题，当作是法国的“内政”。他在一九五五年十月三日谈到阿尔及利亚问题时说：“我考虑到的首先是：苏联不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接见法国《费加罗报》记者时又说：“我们不希望法国削弱，而希望它巩固它的尊严”。

苏共领导为了讨好法帝国主义，长期不敢承认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一直到阿尔及利亚人民抗法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法国已经被迫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时候，才慌慌忙忙地宣布承认。这种丑态，给社会主义国家丢了脸。而苏共领导却还要拿耻辱来进行夸耀，硬说阿尔及利亚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果实，也应该记在他们的那本所谓“和平共处”的功劳簿上。

再来看看苏共领导在刚果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不但不去积极支持刚果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反而急于同美帝国主义“合作”去扑灭刚果的星星之火。

一九六○年七月十三日，苏联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关于派遣联合国军去刚果的决议，帮助美帝国主义利用联合国旗帜，对刚果进行武装干涉。苏联并且为联合国军队提供了运输工具。七月十五日，赫鲁晓夫在致卡萨武布和卢蒙巴的电报中竟然说，“联合国安理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接着，苏联的报刊不断地赞扬联合国“帮助刚果共和国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期待联合国“采取坚决的措施”。一直到八月二十一日和九月十日，苏联政府两次发表的声明，还为镇压刚果人民的联合国大肆吹捧。

一九六一年，苏共领导又推动基赞加去参加在联合国军“保护”下召开的刚果议会和参加傀儡政府。苏共领导当时竟然欺骗说，刚果议会的召开是“年轻共和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民族力量的胜利”。

事实很清楚，苏共领导的这些错误政策给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帮了大忙。卢蒙巴被杀害，基赞加被拘禁，许多爱国者遭到迫害，刚果民族独立斗争遇到挫折，对于这些，苏共领导难道一点也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当代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言行，遭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可是，苏共领导并没有从这里得出必要的教训，改变他们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反而老羞成怒，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进行一系列诬蔑和攻击。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公开信说，“根据这种理论，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竟然不是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族解放运动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中国同志看来，反帝斗争的决定性力量不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不是国际工人阶级的斗争，而仍然是民族解放运动。”

首先，这是捏造。我们六月十四日的信件指出，当代世界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

我们还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根本不同社会制度的矛盾，这种矛盾毫无疑问是很尖锐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能把世界范围内的矛盾，简单地看成只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

我们的观点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在六月十四日的信件中，论证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形势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和作用。我们是这样说的：

第一，“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

第二，“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同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是当代的两大历史潮流。”

第三，“这些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是当代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严重地打击着和削弱着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当代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

第五，“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来，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这些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

第六，“因此，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绝不是一个区域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事业的全局性的问题。”

这些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点，也都是从现时代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科学分析得出来的结论。

谁都不能否认，目前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存在着大好的革命形势。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革命，是当前最重要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是世界矛盾集中的地区。

世界矛盾的集中点，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国际斗争和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移的。我们相信，在西欧和北美这些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和帝国主义的心脏地区，由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的发展，大搏斗的伟大日子，终有一天会要到来。那时，西欧和北美无疑地将成为世界政治斗争的集中点，成为世界矛盾的集中点。

列宁在一九一三年曾经说过：“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五百八十三页。）

斯大林在一九二五年说过：“殖民地国家是帝国主义的基本后方。这个后方的革命化不会不摧毁帝国主义，这不仅因为帝国主义将失去后方，而且因为东方的革命化必然会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机尖锐化方面起决定性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九十二页。）

难道列宁和斯大林的话都说错了吗？这些道理本来早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显然，当苏共领导一心要贬低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就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起码常识，连眼前的十分清楚的事实，都统统不顾了。

歪曲列宁主义关于革命的领导权思想

苏共中央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在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上，攻击中国共产党的论点。公开信说：“中国同志竟想‘纠正’列宁的思想，证明似乎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应当是全世界反帝斗争中的领导。”

这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的明目张胆的歪曲。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时候说，历史赋予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光荣使命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当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阶层，组织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保持独立性，坚持革命的领导权。”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的信件在提到民族解放运动中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时候说：“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地区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是极其广泛的，不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也包括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甚至包括一部分爱国的王公贵族。”

我们的这些观点，都是很清楚的。必须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同时又必须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究竟有什么不对呢？苏共领导为什么要歪曲和攻击我们的这些正确观点呢？ 背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思想的，不是我们，恰恰是苏共领导。

按照苏共领导的错误路线，根本取消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任务，根本反对进行民族解放战争，这就等于要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卷起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旗帜，而把这个旗帜拱手送给别人。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反帝统一战线呢？又谈得上什么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呢？

苏共领导还经常宣扬不管在什么人的领导下，即使在像尼赫鲁这样的反动民族主义者的领导下，也可以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更是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十万八千里了。

苏共中央公开信把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相互支持的关系，说成民族解放运动应当由社会主义国家和宗主国的工人运动来“领导”。他们居然还硬说这是以列宁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思想为“根据”的。这显然是对于列宁思想的极大歪曲和篡改。这反映了苏共领导是要把他们的取消革命的路线强加于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苏共领导在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中，企图给中国共产党加上一个罪名，说中国同志“使民族解放运动孤立于国际工人阶级及其产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之外”。他们还攻击我们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隔离”起来，“对立”起来。还有像法共领导人那样的共产党人，也摹仿苏共领导的腔调，跟着大喊大叫。

可是，事实是怎样的呢？把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立起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不支持和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自己。

中国共产党一向认为，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我们一向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全局观点出发，来看待民族解放运动。我们认为，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保卫世界和平事业，都有极其伟大的作用。

但是，苏共领导及其追随者却不愿意承认这种作用。他们只讲社会主义阵营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作用，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支援作用。他们只讲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而贬低和否认民族解放运动对于打击帝国主义的作用。这种立场，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顾事实的，是错误的。

怎样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怎样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关系，这是一个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切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积极支持和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争。取得革命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成为支持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根据地，必须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结成最亲密的联盟，把无产阶级世界革命进行到底。

但是，苏共领导却把社会主义在一国或一部分国家的胜利，实际上看作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结束。他们要求民族解放革命服从他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服从他们的一个国家的民族利益。

一九二五年，斯大林在同以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为代表的取消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时候指出，取消主义危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不相信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不相信它会胜利；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抱怀疑态度……不了解国际主义的起码要求，即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的胜利并不是目的本身，而是发展和支持其他国家革命的手段”。（《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说，“这是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是完全取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政策的道路，因为患这种病的人，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做被称为世界革命运动的那一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把它看做这一运动的开始和结束，认为其他一切国家的利益都应当为我们国家的利益而牺牲。”（《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描绘取消主义者的想法是：“支持中国的解放运动吗？为什么呢？不会有危险吗？这不会使我们同其他国家发生纠纷吗？我们同其他‘先进的’列强一起在中国确定‘势力范围’，从中国拿到一些有利于自己的东西岂不是更好吗？这样做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如此等等。”（《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页。）

斯大林的结论说，“这就是企图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和正在培养蜕化分子的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想’。”（《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

现在的苏共领导，比起当时的取消主义者，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自以为是聪明人，他们尽干那些“既有好处，又没有危险”的事情，他们非常害怕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纠纷，因而一心一意地反对民族解放运动，他们迷恋于所谓两个超级大国在全世界确定“势力范围”。

斯大林批评取消主义者的这番话，正好是对现在的苏共领导的一幅画像。他们正是这样步取消主义者的后尘，取消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走上民族主义和蜕化的道路。

斯大林当时警告说：“很明显，只有在彻底的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只有在十月革命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上，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才能保持住世界革命运动旗手的作用，而对外政策中阻力最小的和民族主义的道路，则是使第一个获得了胜利的国家孤立和瓦解的道路。”（《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百四十一页。）斯大林的这个警告，对于今天的苏共领导来说，仍然具有严重的现实意义。

社会沙文主义的一个典型

同样的，根据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人必须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独立的权利，支持他们的解放斗争。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在被压迫民族的援助下，才有更大的可能取得胜利。

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欧美工人的反资本斗争不把被资本压迫的亿万‘殖民地’奴隶充分地最紧密地联合起来，那么，先进国家的革命运动事实上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二百三十八页。）

但是，有些自称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恰恰是在这个根本原则问题上，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法共领导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法共领导人长期以来，一方面，放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对法国的控制和束缚不进行坚决的反对，把法国反美的民族旗帜完全让给戴高乐等人；另一方面，却用各种方法和借口维护法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利益，不支持并且反对法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反对民族革命战争，他们堕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

列宁说过，“欧洲人常常忘记殖民地人民也是民族，谁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谁就是容忍沙文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十八页。）但是，以多列士同志为代表的法共领导不仅仅容忍这种“健忘精神”，而且公然把法属殖民地的人民统统看成是“非法国血统的法国人”，不承认他们有同法国分离的民族独立的权利，并且公然支持法帝国主义的“民族同化”政策。

十几年来法共领导人追随法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充当了法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九四六年，当法国垄断资本统治者玩弄新殖民主义的花招，提出建立法兰西联邦的时候，他们就跟着鼓吹：“我们一贯把法兰西联邦看作是自由人民的自由联盟”，“建立法兰西联邦能够在新的基础上解决法国人民和过去隶属于法国的海外各地人民的关系问题”。一九五八年，当法兰西联邦垮台，法国政府为了维护法国殖民体系，提出组成“法兰西共同体”的时候，法共领导人又跟着鼓吹：“我们相信成立一个真正的共同体将是一件有积极意义的事件”。

不仅这样，法共领导人为了反对法属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竟然吓唬法属殖民地人民说：“脱离法兰西联邦的任何企图，虽然可以博得徒有其名的暂时的虚伪的独立，但是只能导致帝国主义加强”。他们还公然说：“问题在于这个已成为不可避免的独立，是通过法国来实现，还是不通过它并且反对它。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求这个独立经过法国来实现。”

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法共领导人更是采取民族沙文主义立场。最近，法共领导辩解说，他们多年以前就“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对自由的正当要求”。可是，事实究竟是怎么样呢？

长期以来，法共领导人根本不承认阿尔及利亚的民族独立的权利，他们跟着法国垄断资产阶级叫喊什么“阿尔及利亚是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叫喊法国“现在是而且将来也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非洲强国”。多列士等人最关心的是阿尔及利亚每年可以向法国提供“一百万头羊”和大量小麦，来解决法国“缺乏肉类”的问题和“补充谷物方面的不足”。

请看，法共领导人的民族沙文主义是何等狂热啊，在他们那里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影子呢？哪有一丝一毫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子呢？他们的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立场，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也背叛了法国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和真正的法国民族利益。

驳“种族论”和“黄祸论”

苏共领导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一切法宝都用尽了，只好乞灵于帝国主义的最反动的种族论。他们把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立场，说成是“建立种族和地理的藩篱”，“用种族观点来代替阶级观点”，说成是“利用亚洲和非洲人民的民族主义的、甚至种族主义的偏见”。

要是世界上还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说这种谎话，倒还能够骗一骗人。可惜，这种谎话的制造者们生不逢时，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深入人心了。斯大林说得好：列宁主义已经“拆毁了横在白种人和黑种人，欧洲人和亚洲人，帝国主义的‘文明’奴隶和‘不文明’奴隶之间的墙壁”。（《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一百二十二页。）苏共领导想要重建这道种族主义的墙壁，只能是枉费心机。

当代的民族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问题。现在，全世界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等各色人种中的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反帝爱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反帝爱国的开明人士，结成一条广泛的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一战线。这条统一战线，正在不断巩固和壮大。这里根本不是站在白色人种一边，还是站在有色人种一边的问题，而是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这一边，还是站在一小撮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那一边的问题。

被压迫民族必须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划清界限，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模糊这个界限，才是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服务的民族沙文主义的观点。

列宁说过，“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中心问题应该是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这种区分构成帝国主义的本质，而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却虚伪地避而不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第三百八十八页。）现在苏共领导诬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在反帝斗争中的团结，是什么“以地理和种族原则为基础”的团结，这分明把自己放在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的地位。

苏共领导贩运“种族论”，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说成是有色人种反对白种人的运动，显然是为了在欧洲和北美洲的白种人中煽起种族主义的仇恨心理，转移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目标，转移国际工人运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标。

苏共领导到处大喊大叫，说什么“黄祸”呀，“成吉思汗的威胁又来了”呀，这实在不值得一驳。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不准备评论成吉思汗的历史作用，也不准备评论蒙古、俄罗斯、中国等民族发展和国家形成的过程。我们只提醒苏共领导一下，当你们造这种谣言的时候，温习一下历史还是必要的。成吉思汗是当时蒙古的汗，中国和俄国，都是遭受侵略的。成吉思汗在一二一五年侵入中国的西北和北方的一部分，一二二三年侵入俄罗斯。成吉思汗死了以后，他的继承者在一二四○年征服了俄罗斯，过了三十几年以后，一二七九年征服了全中国。

中国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讲过一段关于成吉思汗的话，对你们可能有些用处。我们顺手抄下，供给你们参考。

他说：他在二十岁的时候，“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一百零九页。）

稍微懂得一点世界近代史常识的人，就会发现，苏共领导喧嚷的一套“黄祸论”，不过是继承了德国皇帝威廉第二的衣钵。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威廉第二就宣布“朕为黄祸论者”。

德国的威廉皇帝宣扬“黄祸论”，是为了进一步瓜分中国，侵略亚洲，镇压亚洲的革命，转移欧洲人民革命的视线，并且作为当时积极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争夺世界霸权的烟幕。

威廉第二宣扬“黄祸论”的时候，正是欧洲资产阶级处于极端腐朽和极端反动的时候，正是俄国一九○五年革命前后，民主革命席卷中国、土耳其、波斯，并且波及印度的时候。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列宁提出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一名言。

当时的威廉第二是赫赫一世的大人物，但是，他不过是阳光下的雪人。没有过多久，这个反动头目连同他制造的反动理论，都一古脑儿冰消瓦解了。而伟大的列宁连同他的光辉的思想，却万古长青。

时间过去了五十年，西欧和北美的帝国主义，更加腐朽了，更加反动了，寿命更加不长了。同时，席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比列宁在世的时候，不知宏大多少倍。就在这个时候，想不到还有人要扮演威廉第二这个角色，这实在是对历史的嘲弄。

老修正主义的借尸还魂

苏共领导在民族殖民地问题上所执行的政策，不是别的，正是破了产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政策。它们之间的不同点仅仅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是为帝国主义的老殖民主义服务的，而现代修正主义则是为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主义服务的。

老修正主义是跟着老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赫鲁晓夫是跟着新殖民主义的调子歌唱。

以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的英雄好汉们，曾经是帝国主义的老的殖民统治的辩护士。他们公然说：殖民统治是进步的，它给殖民地“带来了高度的文明”，“发展了生产力”。他们甚至说，取消殖民地“意味着回到野蛮状态”。

在这一点上，赫鲁晓夫同老修正主义者有所不同，他是敢于咒骂老殖民主义制度的。

赫鲁晓夫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胆量呢？原来帝国主义的腔调已经改变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双重打击下，帝国主义被迫认识到“如果西方国家企图维持殖民主义的现状，必然招来不可避免的暴力革命和失败”。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形式，“反而很可能是个‘脓疮’，会使国家的生命失去经济上和道义上的活力”。因此，需要改变方式，实行新殖民主义。

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赫鲁晓夫就同新殖民主义者一唱一和，一方面宣扬“殖民主义消失论”，掩饰新殖民主义；另一方面劝导被压迫民族接受新殖民主义。他十分卖力地宣扬被压迫民族同文明的帝国主义实行所谓“和平共处”，就会使“民族经济迅速发展”，“生产力增长”，被压迫国家的“国内市场会无比地扩大”，“能够拨出更多的为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所需要的原料，各种产品和商品”。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居民的生活水平”。

赫鲁晓夫也没有忘记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武库中，去搜集那些破烂不堪的武器。

例如：

老修正主义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主张民族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协商的办法解决”，“和平的方式迈进”。赫鲁晓夫在这一方面，更是继承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衣钵，主张“平静地埋葬殖民主义制度”。

老修正主义者攻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好战的社会主义”，诽谤“共产国际幻想凭借百战百胜的红军的刺刀就可以实现工人的解放，认为为了完成世界革命必须进行新的世界战争”，并且造谣说，这种局面，“产生了新的世界战争的极大危险”。赫鲁晓夫今天诽谤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使用的语言，正是当年老修正主义者诽谤布尔什维克使用的那些语言。人们很难找到二者之间的区别。

应当说，赫鲁晓夫在为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效劳方面，比老修正主义在为帝国主义老殖民主义效劳方面，做得并没有丝毫逊色。

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政策，使国际工人运动分裂为两派，一派是革命派，一派是机会主义派。革命派站在被压迫民族这一边，反对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同革命派相反，机会主义派依靠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压榨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血汗，分得一杯残羹剩饭，喂肥了自己。他们站在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一边，反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革命。

列宁指出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和机会主义派的分野，现在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中出现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出现了。

历史经验证明，民族解放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革命的工人运动结成巩固的同盟，也必须同那些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效劳的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历史经验证明，西欧和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要取得彻底胜利，必须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结成紧密的同盟，必须同修正主义派划清界限，坚决肃清他们的影响。

修正主义者是混在国际工人运动队伍中的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列宁说：“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第二百九十五页。）那么，今天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不能不同反对新殖民主义辩护士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不管帝国主义怎样伪装，怎样挣扎，也不管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怎样粉饰，怎样帮忙，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是无论如何逃脱不了的。民族解放革命的胜利是不可阻挡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是终究要彻底破产的。

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