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第07卷/第4號/杜威博士講演錄
（十）[编辑]
從前講完緒論以後，曾提出社會政治的種種問題，分三大組：第一線是經濟方面的問題，第二組是政治方面的問題，第三組是知識思想精神方面的問題。
第一組已經講完了，從今天起，講第二組政治方面的問題。政治方面的題是什麽呢？大約可以分為四大部分：（1）國家的問題，就是國家的性質範圍權力等等；（2）政府的問題，就是政府的性質作用和權力的範圍，政體的君主民主哪一種好哪一種不好，民主是間接的還是直接的，政府是不是應該有等等；（3）法律的問題，就是法律的作用和範圍等等；（4）權利義務的問題，就是法律對於人民的關系，一是權利，一是義務，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權利義務的範圍等等。
這些問題，倘一一說來，未免太繁，最好是能找出一個觀念，把這國家，政府，法律，義務和權利四部分都貫串起來。這四部分之中，法律是個中心問題。法律所規定的話，不能讓個人自由選擇。它的特別意義，就是有一種能力，可以幫助法律所說的話，使它有效。用這個根本觀念來看，如事體的合法不合法，即是否在法律之內，是政治的問題，不合法應如何辦理，是司法的問題，立法執法，也都是政治的問題，所以法律是個中心問題。
先講第一部分國家的問題。什麽是國家？下這個定義，不是我們的責任。國家無不有人民、土地的，而僅有人民土地也未必能算國家。如印度人民很多，土地也很大，還有歷史傳下來的風俗習慣，但是我們只承認它為英國的部分，而不承認它是個國家。這是什麽緣故呢？大概除了人民土地以外，還有政治的組織，就是政府。但國家卻不就是政府，政府不過是一個國家的機關，或器具。
平常有人說，國家是社會的組織，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分子的行為。但是研究歷史的人就可以曉得，有能力可以管理支配各種分子的行為的，不單是國家如此。家長時代的家長，固有管理支配一家一族中各分子的行為的能力，就是人類進化到近世，各種團體，也有支配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能力。如一個會能支配會員，教會及營業機關的公司等也能管理它的各分子的行為。那麽國家的性質，與此種機關的性質相同。故須向別處去看國家以外的東西，然後可以把國家的性質，格外明了。
倘不直接去看國家，而看旁的種種組織，凡是一部分人住在一起，它的社會生活，自然發生一種組織，有管理支配的章程、辦法、和權力。這種管理支配、是免不掉的。不但國家如此，就是主張無政府的人，雖然不承認國家有能力管理支配個人的行為，但也免不掉一種管理支配的章程。我知道一個美國主張無政府的團體，會員入會時，簽名遵守戒約，永不做官，不投選舉票，亦不被選舉，且不與政府往來。這些章程，會員能夠遵守，就是一種管理支配，與國家有共同的性質。
我們研究無政府主義的實際方面，可以知道它攻擊國家有兩層意思：（1）單是不承認現在這種國家是良好的政治的機關，並不是承認一切有組織的團結都不配做管理社會的事業；（2）根本不承認國家應該用武力（Physical force）執行它的法律，幹涉個人的行動。
這是無政府的人所主張的，但究竟國家是否可以用權力來支配各分子的行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俄國托爾斯泰一流人，以為一切武力都不該用，國家不配用兵警的權力，故國家沒有存在的理由。我們先把這個“力”的問題提出來討論。
極端反對用武力的人，對於精神上的力，也以為可用。故力大約可分為兩種：是精神上的力（Moral force），一種是物質上的力（Physical Force）。他們雖然反對政治法律的力，而卻承認精神上的力，如勸導、教訓，甚而至於嘲諷。我們現在要討論的，究竟精神的力與物質的力有沒有界線可以分別。
據我看來，精神的力與物質的力並沒有絕對的分別，兩種力的界限很難確定。就是最專制野蠻的暴君，也不能全用武力，把人民個個都關在牢獄裏，加上腳鐐，叫他們只準這樣做，不準那樣做。其所以能被他壓服者，還有許多是心理的作用，和精神的反應。他能叫他們恐怕，不敢不照他命令的那樣做：這是心理的動機，而不是物質方面的辦法。所以物質的力與精神的力很難分別。
但真的問題，並不在乎區別物質的力與精神的力，也不是兩種都不能用。真的題是看他“力”的用出來，在精神上起一種什麽反應。暴君的力所起的反應就是恐怕，以及極下等的種種精神反應，所以我們反對它，不要他自古以來，各國政府所用法律政治的威權，有許多不好，可以指摘的地方。但仔細想來，這並不是力的不好，也不是力的該用不該用，而在乎用法的得當不得當，聰明不聰明。是怎樣用法的問題，不是用不用的問題。監牢，拷打，腳鐐，殺頭等刑罰，所以應該攻擊，並不是攻擊力的本身，只是攻擊他用力的蠢笨，引起很壞的反動：一方用的人，養成道德墮落及殘忍兇暴的習慣；一方被執行的人，反而格外規避，法律愈慘酷，規避亦愈巧。所以攻擊他用力太蠢笨，不是說一切力都不準用。
一切精神的力，全賴物質的力始能表現，只有精神的力而沒有物質的力以表現之，則這精神的力也無從看出來了。譬如腦筋裏面的意思，必須口裏說出來，手裏做出來，方能表現，倘只有一個死意思，放在腦筋裏面，不使人知道，有什麽用呢？譬如我有一個出門的意思，一定要從走出門，坐車等動作表現出來，然走出門坐車等動作，都近於物質方面的力。所以我說，力並不是用不用的題，是怎樣用法的問題。用法應該聰明，經濟，不要浪費，糟塌。譬如兩人都有很聰明的意思，只因用法不對，在路上一碰，兩方面的力都打消了。所以法律政治的作用，是怎樣支配用力的方向，使力用形體表現出來的時候，不沖突，也不糟塌。
我於講演開端的時候，曾經說過，社會哲學和政治哲學的重要之點，並不是籠統的贊成這樣，反對那樣，而在具體的考察評判這一件事，那一件事，這個題，那一個問題。現在對於“力”，也當持這個態度，去考察評判“力”的哪種用法是好的，是高等的，那種用法是不好的，然而這考察評判，用什麽來做標準呢？大約有兩個標準：
第一，看用力的時候，其含意是否為公共利益，還是帶有惡意。倘先存一種仇視的觀念，而不以公共利益為前提，這種力用出去，必然引起同樣仇視的反動。所以用力以公共利益做根據的是好的，以惡意為根據的是壞的，如威廉與別國挑戰，是想用力摧殘別人，就是不好的，國際如此，國內也是如此。
第二，看用力的進候，是否能引起最高限度的知識思想。倘摧殘或禁止別人用知識思想的是壞的，能提醒的是好的。因為用力的蠢笨與聰明，全在知識思想的反應。
這兩個標準做評判的根據，可以把用力的方法，分為三種：
（1）能力（Energy）。這是不可少的，譬如木匠，不用刀鋸銼刨等形體的力，怎樣能造出桌子椅子等物？所以用力得出一種結果，是大家公認，不能反對的。如開口也是力，講話也是力，不用力便不能達到目的。這第一種力不成問題。
（2）阻力（Coercion or Resistance）。這是抵抗的力，例如有侵犯他人自由的事，不得不用力去限制它。這種力可要發生問題了，防衛國家是否可以使用兵力？國內是否可以使用法律警察等幹涉的力？都成為問題，但我可以簡單的說：這種力是可以用得的，但須看那引起它的原動力，是何等性質，它所抵抗阻止的原動力比較越無理，這種抵抗阻止也就越有理。故這種阻力與引起它的原動力是成比例的。
（3）暴力（Violence）。這完全是破壞消極不經濟的力。第一種“能力”是為達到目的，第二種“阻力”是為抵抗強暴，第三種是完全不能發生效果，即發生效果，也所得不償所失。古代的刑法，如腰斬、剮割、揚灰等最殘酷的，本來都可以不用，而執法的人，一定非用他們不足以快其感情，結果成精神上的不經濟，或蓄復仇的心思，或成規避的習慣。國內國際，無不如此，所以力的問題，是怎樣使一切的力都變成第一種有意識有目的的不經濟的力，以致引起第二種阻力。用這個做標準，然後可以評判力的問題。
力既然是越建設越經濟越好，越破壞越不經濟越不好，那麽例如國家辦教育，開礦，造路，建屋，都是好的，用力害人，便是不好的。但用力並不限於那一種組織，家庭實業等組織，我剛才沒有講到，也都可以用力，不過都應以經濟不經濟，建設不建設來區別。至於國家何以歷史上成為最高用力的機關呢？這是因為人類總想尋一個高最主持公道的機關。譬如兩個人打起架來，必定要找第三者的公正人來和解，不但沖突如此，就是有意見或利益的不同，彼此都不能不要求第三者的解決。因為公道很難找，只有第三者在二者以外，不偏彼此，可以做得公正人。又因人類爭執的時候，有有和種天性的趨向，一定要找比兩造範圍較大的權力來解決，這就是國家漸漸成為最高用權力的機關的原因了。
人類天性的趨向，既然要找範圍較大的第三者解決爭端，那麽家庭，教會，和旁的經濟組織，何嘗不可以出來評判呢？因為這些都是小的組織，所代表的有限，或與兩造有關系，不能不找更大的第三者出來。文化愈加復雜，各種組織彼此的關系，也愈加密切，遇有爭執的時候，不能不歸到這個代表最多最廣的公共利益的機關來受評判。即如無政府的人主張自由戀愛，以為結婚的事，國家不配幹涉，男女盡可完全自己辦理。但是他們生下了小孩的時候，若再離婚，這便不單是他們男女兩人的利害了，這裏面便有關系別人的利害，應該有範圍更廣的機關來評判了。社會愈進化，要求第三者解決的事愈多，所以國家更成為永久的評判機關。
因歷史的進化，國家成為永久操縱最高權力的機關，我們可以再回到要講的根本問題，找個標準，評判國家的好壞。國家所以可以操縱最高權力，因為他代表的是最廣的公共利益，小組所以不可以操縱最高權力，不配做評判人因為他不能代表公人利益。因此，凡是國家能代表最普遍的公共利益的是好的，若名為民治而只能代表少數人的利益，或皇室，或黨派，或有錢的人，是不好的。總之政治的根本問題，是怎樣組成一個國家，能代表最普遍的最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
（十一）[编辑]
上幾次講演國家的性質，指出國家的問題往往容易與政府的問題相混。國家與政府，雖然是兩樣東西，但是因為沒有一個國家沒有政治組織—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重要行為不是用政府的機關去做的，所以歷史上每每把這兩個國家的問題與政府的問題容易混在一處。
上次又指出國家（State）與國（Country）的不同。國只要有土地人民就夠了，國家的重要部成分，卻不僅在土地人民，而在做行使職權和能力的機關。這權力對外可以抵抗防禦，對內可以執行法律，這便是國家的特性。
國家又與民族（Nation）不同，有相同的語言文字文學民族不是國家。試看歐洲波蘭等民族，久在那裏想變成一個國家，可見民族可以變成國家，卻未必就是國家。有對內對外的權力，才是國家的特性。
國家的性質明白了，再來講政府的問題。這問題的所以成為問題，及最可以引人註意的地方，就是政府的目的，與其所以達到目的的方法，時有沖突。政府的目的，是在做到國家應做的事體，國家所以要有威力，因為要想做到各小部分都有關系；而各小部分單獨的能力所做不到的事體。我們須先知道，政府的內容是人做成功的。人無不有他的野心，嗜欲和利己心。怎樣可以使同我們一樣有野心，嗜欲和利己心的政府，去做國家的事體，而不去做他自私自利的事體，使他有威權而亂用，對於公共的事體，只有利益，沒有妨礙？這真是一個問題。
古代希臘的學者，有一個比喻說，政府是一個牧羊人，人民一群羊。牧羊人對於羊所做的事體，就是不使他受豺狼的毒害，而使他有水草可以過他的日子。或者又說，牧羊人為什麽要牧這班羊呢？因為望羊長大些，可以剪羊毛，吃羊肉。如此，政府要用權力保護人民，正因要飽他的私囊。
講到政府的問題，是極困難。政府要達到目的，不能不用威權，否則對內不能行施法律，對外不能抵禦外侮。但是權力在人手裏，怎樣可以使他們用在對內對外，而不去做自私自利的事？這是實際的問題，而不是紙上的空談。近三百年來的學者，主張立憲政體，代議政體，及負責任府，都是因為有了覺司，要想把政府的威權，設法防止，不使他濫用來妨害公安。
這問題在西洋起於兩件重要的事實：第一，根於歷史；第二，根於人的
天性。西洋在古代了與東方一樣，政府限於一小部分的皇朝，而且是老代傳襲下來的。古代相傳，以為君主的特權，是天意給他的、是他應該得的，別人不能爭的。他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最高的尊嚴，最大的權力，且除了對於上帝，對於良心，負責任以外，對於人民，不負責任。因為政府不負責任，所以有要求代議政體的運動。英國發生這種運動最早。就因他的天命的君主，勢力較小，封建制度，在英最短，神權的君主，沒有大的勢力所以發生立憲最早。大陸方而君主的勢力還大，立憲政體的成立，所以比較遲些。
以上是歷史的事實，再講人的天性。人類有了大權以後，要是沒有限制，最容易濫用他的權力，做不好的事。無論怎樣的好人，若永遠享用無限的大權，也漸漸利用他的權力去做不正當的事了。
前幾天看見一個學者著的書，說西洋的政治制度，根據於人性本惡的學說所以提出許多牽制政府的方法，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根據於人性本善的學說，所以只以為君主能仁民愛物，用不著議會等等制度去限制他。這話雖然太偏，但也也以研究。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根據，其實並不是說人性本來惡的，就不過說人類有了大權，若沒有限制，一定有濫用大權的趨勢，就是好人也會有變成壞人的趨勢。並不是以為人性本為壞的，不過防備他限制他不做壞事罷了。
但是西方政治學說，主張限制政府的權力，也不是一概如此。這當中有兩個大派別：第一，主張政府有絕對威權。此派在大陸方面最有勢力，近世德國學者最提倡的。第二，與第一派恰恰相反，主張自由，相種種方法限制政府，英國的學者，提倡最力。
今天先講第一派。
要講這一派的政治學說，須先講明白這派學說發生在什麽時代。十六十七世紀是大變遷的時代。一千年來，全歐洲政治的中心，盡在於聖羅馬帝國，和聖羅馬教。後來經濟狀況改變了，歐洲北部，發生了許多新的小獨立國，地地中海一帶，商務繁盛，漸漸養成了財產階級，蒸汽機雖尚未發明，工業卻狠發達。加以舊教勢力漸小，新教也起來了。合起這些宗教主、政治、商業、工業的改革來，把統一的歐洲，弄到四分五裂。北部諸國，且常在紛亂之中。當這過渡時代，有許多人想望從前一統太平的國家，於是在學理上發生這專制的，絕對的政治學說。
在這早不保晚的紛亂時代，自然大家都希望治安，因此對於政治，只要能使天下太平，什麽學說都可以的。他們以為政府應該有大的權力，使人民過太平日子，其余的什麽我們都可以犧牲。本這咱心理而倡為學說者，第一就是意大利人馬嘉維利（ Machiavelli）。他做了一本“君道論”（ The prince），在當初是很有價值的。他以為君主應該用威權，對內要信賞必罰，對外只要合著保民護國的目的，什麽手段都不要緊，兵力也好，欺詐也好。因為國家不能受道德限制的，只有一種限制，就是使人民過太平日子。
馬嘉維利之後，此派第二個學者就是英國的霍布士（ Hobbes），他生在英國大革命時代，也提倡國家應有絕對威權的學說，比了馬嘉維利更為詳盡。他說人類初生時代，彼此互相侵害，由於人類有三種壞的性質：
第一，是貪利，就是有財產的天性，什麽東西，都希望變為自己的，自己的東西，越我越好。
第二，是怕死，因為彼此互相猜忌，我怕人家害我，人家也怕我害他，結果不得不互相防備。
第三，是好名，就是家出風頭，自己總要也在人家之上，結果大家爭起來了。
因這三種壞的天性，大家便互相侵害，互相殘殺，沒有安寧的日子，是很可悲的。所以大家商量一個辦法，就是組織國家，把管理的威權，情願交給少數人，替他們維持公安，無論如何專制，只能聽他，因為這威權是他們自己交給他的。
霍布士是第一個提倡有條理的主權論的哲學家。他以為國這的主權是絕對的，無限的，是我們當初自己交給他的。這種觀念，在當時因為時勢的影響，也是自然的結果。但是受他影響的學者，卻太認定了威權絕對無限之說，以為國家許你做的事，並不單是許你的，是命令你的，譬如我們走來走去是法律所不禁的，但是這種法律不禁的行為，就是法律所許可的，就是法律所命令的。這一派的學說把法律看作無往不在，超於自然的東西。因為他們以為法律是國家所造，斷沒有能造者反比所造者為低的道理。這種學說在英國一方面，後來不久也不適用了。英國經過王政復辟以後，到十七世紀末年（一六八八）又變為很共和的立憲體，這種學說，已成陳跡。但在大陸方面，還著實有人引伸為很有力的學說。
霍布士之後，此派第三個重要學者是斯賓娜莎（Spinoza）。他把馬嘉維利和霍布士二家學說的精采取出來，變為一種較高尚和平的學說。他說人類沒有社會的時候，與下等動物一樣，不能算是人，等到理性發現，知道要有社會，遂把動物的野心壓下去。有了這個觀念，於是發生社會，社會是進化的一級，國家是再高的一級。國家有法律組織，能使人知道行為的規律，不單靠私欲活動，且能表現理性的生活。由社會國家進化，最高的是共和，但須人人都照法律去做，始可以為共和國家，否則只配專制政體，因為專制政體可以使人民知道全體的利益，把個人消納於全體之中，故可以看作預備共和國民的訓練。斯賓娜莎講國家的威權是無限的，人民只有服從，自然不能主什麽反叛，什麽革命。這是很嚴厲的政治學說，但是他也主張一種限制，就是不能侵犯思想信仰的自由。因為國家是人所以表現他理性的生活，應該讓他一步一步的發展他的理性，不能去侵犯他良心的自由，否則便反背了人類所以要有國家的原由了。
斯賓娜莎的哲學，在他自已的時代，沒有什麽效果。就是他死了以後，也不有很大的直接的影響，但間接的影響，卻是很大。德國後起的學者，把他的學說提出來，再加上點亞裏士多德，和柏拉圖的學說，合在一起，發生一種新的政治哲學，在大陸方面有非常大的影響。
這派德國的新政治哲學，起於十九世紀的初年。因為十八世紀末年，法國大革命的反動，鬧得很慘，所以德國這班學者，見了個人主義——自由主義，釀成恐怖殘殺的結果，遂提倡這派哲學。例如黑格爾（ Hegel）的學說，以為國家是代表天理的，天意到什麽地方，便指定那一個國家代表天命，傳播文化。戰爭是表示天意的東西，天意所喜歡的給他勝，否則敗。他並且引許多歷史上的事實，證明天意必有所歸，德國是代表最後的天意，宣傳文化，所以有很大的威權。
黑格爾差不多是個德國官派的哲學家，勢力很大。他由歷史的觀察，以為神聖的意誌，從國家表現出來，個人只能消納於全體之中。黑格爾在歐洲的影響，有兩大效果。
第一，使普魯士的獨裁政治有學理上的根據，助成他的軍國主義，並見使德國人存一種很壞的見解，以為只有他的文化是正宗，是代天宣傳的文化。
第二，但這一派學說了有好的一方面。下次講個人主義 —— 自由主義派的壞處，在於國家的勢力太限制了，以為國家只可維持關於物質方面的平安，他的權力，愈小愈好。現在講這派第二個效果，就是這個反面的好處，就是認定國家所包，不僅在生計方面和物質方面的裁制，還有精神方面的文化事業和教育事業。
這次大戰，常有人說是兩種不相容的政治哲學—自由主義和獨裁政治的戰爭。我們承認獨載政治打敗了，以後再有主張它的，不會有是後勝利的了，但是德國系的政治哲學也有一部分真理，是永遠勝了，不會磨滅的，就是看國家不僅在保護財產，履行契約，還要做精神上文化教育的事業，使國人有精神上的發展。他們承認：散漫孤立的個人是鬥不過愚陋、貧窮、疾病、痛苦等惡勢力的，所以國家應該利用政府的權力來提倡教育，鼓勵美術科學，保護個人的安全，如勞動保險，老病保險，失業保險等。這些都是積極的責獻，他們的價值是不會跟著中歐的軍國主義一同消滅的。我希望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家，也把此派有價值的貢獻收入，成為更完美的政治哲學。
（十二）[编辑]
討論政治的中心問題，就是國家行使政府的權威怎樣有道德上的理由？即國家的組織—政府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的威權，有什麽道德價值的限制？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
第一，就是上次已經講過，德國系學者的答案。他們以為這簡直不成問題，因為一切是非善惡和道德不道德的標準，都根於國家法律而來。沒有國家，便沒有所謂社會生活，自然還有什麽是非善惡道德不道德可說？國家既然是道德生活的根據，所以用不著道德的限制。
第二，是今天要講的英國一派自由主義的答案。他們以為國家所以能行使威權，完全以個人的自由為根據。
個人自由有沖突的時候，國家用威權來維持他。
這派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的一個最重要的代表就是英國的洛克（Locke）。他著書在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國大革命以後，這時候英國正把專制王朝推倒，換了立憲的君主政體。新王朝進來，受許多憲法的限制，從此再沒有專政體出現。洛克著書的目的是說明立憲政體在學理上的根據，替那一次大革命作辯護。洛克開始就說有兩種情形的不同：一種是有了政治以後，一種是沒有政治以前。沒有政治以前，是天然時代（State of Nature），人是理性，能群的生物，所以在這時代雖然沒有政治，卻也有社會的生活，並不是霍布士所說互相殘殺互相侵奪的情形。可是這時候的人雖然也可以過日子，但有三種缺點，故有發生政治組織的必要。
第一，沒有一種機並能發表社會應守的法律規則。
第二，彼此發生爭論的時候，沒有第三者做公正人。
人人自己都是裁判官，因為人人都是袒護自己的，所以結果弄得沒有是非。
第三，沒有第三者執行賞罰。犯了罪沒有人去罰他，所以全靠自己或子孫出來報仇，不但人人做裁判官，還要人人做警察，於是大家仇仇相報，沒有已時。
因為有種種不方便，故大家商量設立一種公共的機關來做立法司法行政的事體，所以有發生政治的必要。
照洛克這樣講法，是人類大家因為感受沒有政府的不便，所以情願犧牲部分的自由，去換更重要的權利。
這樣協商的結果，大家委托一部分人組織政府。人民與政府之間，仿佛立有一種契約，這就是所謂民約論。
就是犧牲天然時代中人人自己立法司法執行的一部分自由，去換得生命財產格外隱妥格外安全的基本權利。
人民把立法司法執行的一部分，讓給政府，委托政府去辦，使人民的生命財產格外安全，這就是所謂契約。
洛克的用意：第一，是為一千六百八十八年革命立憲政體辯護。規定權限，訂立憲法，是為保障人民權利，使新政府有學理上的根據。因為政府是受人民委托來的。第二，是為這一次大革命說明。推翻Stuarts皇朝，不算反叛，是正當的革命。政府是受人民委托的，辦理不善，就是不守契約，人民當然可以出來更換。這是道德，合理的，相當的手續。
有一派反對的人，以為這派學說，用歷史的眼光來考證，沒有確切的證據，所以不能存在。歷史上並沒有人民與政府訂立契約的事實，這種學說，自可打消。但是這種反對，對於這派學說的精義，仍然沒有妨礙。洛克並不是要同人家講考據。他的目的：第一，政府是有目的的，有作用的，不是可以憑空存在的，倘他不能做到契約的條件，人民可以不要他；第二，人民對於政府，應該保留幹涉的權利，好的政府不必說，壞的可以推翻更換。這兩種是他的學說的精神，就是沒有歷史上的根據，也能依然存在的。
洛克的學說，並不是民主的而君主立憲的，不但主張人民保留政治權利，而主張把政治權利委托政府。但是政府須受限制，政府不守本分時，人民可以革命。他本是王黨，是主張立憲的王黨，所以他的學說如此。
此後一百年，一千七百八十九年，法國大革命起來，那完全是民主的運動。法國大革命的哲學代表是盧梭（Rousseau），正如英國大革命的哲學代表是洛克。盧梭提倡的是民主革命的學說。
盧梭的根本觀念，是以前和現有的政府都不是良好的，良好的還沒有出現哩。現在的政府，不過根據於勢力威權。若是正當的政府，應該是擾於公民人同協商，人人把自己的意誌暫時取消，尊重共同的意誌，以代表社會全要的幸福樂利。所以說，能以社會全體的力量去幫助執行共同意誌的政府，才是正當的政府。
盧梭以為法律是代表共同意誌的，故立法權最為重要，就應該讓歸國民全體。洛克的學說，主張三權分立，立法司法行政並立，不能偏重，偏了就是專制。這是英國相傳的見解。盧梭既認立法為最重要，故不信代表制度，以為人人應該參預立法。司法行政不過是派出來管事體的，所以不甚重要，不得當的時候，只要更換就算了，只有立法權非歸人民保存不可。這是極端的民主政體。
盧梭的學說，也如洛克學說之於英國革命，是法國會命的哲學，是革命思想上的背景。英國人不甚歡迎他，英國人看盧梭，正如現在守舊的人看Bolsheviki一樣。
Bolsheviki的學說，很有許多從盧梭傳下來的，不過盧梭講的是公民全體，Bolsheviki只主張勞動工人全體，盧梭所講的共同意誌， Bolshevik織只主張勞動工人的共同意誌，略有不同的地方罷了
現在要講這派學說沿革的歷史。洛克的學說，從十七世紀末年一直到一千八百三十二年，經過許多的變遷。
十七世紀以後，英國政治的腐敗情形漸漸引起國人的註意。洛克的學說究竟不是民主，而是君主立憲，憲法的限制，還是很少。英國人受了法國革命的影響，對於他的學說，不能滿意。於是十九世紀有人出來修正，就是所謂樂利主義派（Utilitarians），他們以為政府是在乎“用”的，是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目的的。
樂利主義的根本觀念，就是政府以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為目的，人人平等，每一個人算一個單位。把他分開來說，在政治學上的應用有三條：
第一，每人對於自己的利害，知之最深，旁人無論是誰，總不如他自知的深切。這個觀念很重要—由此發生普通選舉的觀念，主張每個投票，表示他要什麽不要什麽。近世普能選舉的運動，簡直可說是根據於這一派個人主義的學說。
第二，被選出來的人須對於國民負責任。這派學者，也知道人人知識不能平等，所以主張代議政體，由普通選舉出人來代辦。但是舉出來的人有什麽可限制他呢？否則不是很危險嗎？於是要他負責任，國民選舉他贊成的人，不會選他不贊成的人，選他以後，又有幾年一任的限制，任滿以後，還須回到國民面前去算帳。
第三，立法者也須受法律的制限。這話初聽似很淺薄，其實是很重要的。這就是立法者也須根據基本憲法，使政府各部分，都受憲法的支配。
這三條 —— 普通選舉，負責任的政府，根據憲泊的國會，是自由主義的革新主張的重要部分。經過許許多的爭執，在英國總算逐漸做到，美國自開國以來，逐漸做到。十九世紀的政治自由史，可以算做這三條要求及實行的歷史。這派學說在各國經過許多變遷，因為時間的不同，或地位的不同，他的根本觀念，也受了許多變化。我此刻把這三條總括起來，說他的大意：
第一，國民是政府權威的來源。政府的威權，不是由天下來的，也不是由什麽超自然的勢力來的，是很平常的人民給他的。所以人民有幹涉政府的。這是民主政治哲學的基本觀念。
第二，國家是為社會的，不是社會為國家的。德國系的講法，以為社會生活為國家而設，自由主義則沒有了國家可以使社會間互相交換感情意誌，國家為社會的，不是社會附設於國家的。
第三，不是人民對於國家負責任，乃是國家對於人民負責任，就是政府所作所為，須在人民面前交代得出，不然，人民就可以幹涉或撤換。這一層也很重要，許多手續上的討論，都是為此，就是人民怎樣才可以使政府負責任。
關於這類的討論，如普通選舉，直接選舉，規定任職年限，修正選舉法等等，其本身問題，雖然沒有什麽神聖，但都是朝這一個方向走。有許多手續自然是從政治常識經驗得來的。這種種手續也很重要。人類知識經過多少困難才能得到這樣一個使國家對於人民負責任，施用威權有限制的方法。所以這些手續，也是人類多少年來政治經驗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