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寶訓/卷1

明太祖寶訓
卷一
作者：朱元璋　明

論治道

　　戊戌十二月癸巳，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太祖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太祖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太祖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眾？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貌，命二人為咨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辭，太祖皆許之。

　　丙午三月甲辰，太祖語太史令劉基、起居註王祎曰：「天下兵爭，民物創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於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太祖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然必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祎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修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敘彜倫，王上之言，誠吻合於前古也。」

　　吳元年十月癸丑，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太祖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於勸農桑，明教化者在於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之不可闕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於經國之道，庇民之術，尚當為予盡心焉。」

　　洪武元年正月丁丑，太祖御奉天殿大宴羣臣，宴罷，因召君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當羣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廣，生民之眾，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於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煩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太祖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且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下之民方脫創殘，其得無憂乎？夫處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與天下國家言之，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道，或生疢疾。況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

　　戊寅，太祖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當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

　　四月丙辰，太祖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為宦官敗蠹，不可拯救，未嘗不為之惋嘆。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其可得乎？」

　　七月辛巳，太祖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太祖曰：「朕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養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茍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惡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中心惕然。」

　　十月己卯，民有告富人謀反者。命御史臺臣、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太祖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太祖曰：「不然。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為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著為令。」

　　洪武二年正月庚子，太祖御奉天門，召元之舊臣問其政事得失。馬翼對曰：「元有天下，以寬得之，亦以寬失之。」太祖曰：「以寬得之，則聞之矣。以寬失之，則未之聞也。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絕，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眾，不云寬之失也。元季君臣耽於逸樂，循至淪亡，其失在於縱，元實非寬也。大抵聖王之道，寬而有制，不以廢棄為寬；簡而有節，不以任易為簡。施之適中，則無弊矣。」

　　洪武四年六月庚戌，太祖御奉天門，謂吏部尚書詹同曰：「論行事於目前，不若鑒之往古。卿儒者，宜知古先帝王為治之道，試為朕言之。」同對曰：「古先帝王之治，無過於唐虞、三代可以為法也。」太祖曰：「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於法。本於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為無窮；由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蓋有時而窮。然為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乎權謀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

　　洪武十一年三月壬午，太祖謂禮部臣曰：「《周書》有言：人無於水鑒，當於民監。人君深居獨處，能明見萬里者，良由兼聽廣覽，以達民情。胡元之世，政專中書，凡事必先關報，然後奏聞。其君又多昏蔽，是致民情不通，尋至大亂，深可為戒。大抵民情幽隱，猝難畢達。茍忽而不究，天下離合之機係焉，甚可畏也。所以古人通耳目於外，監得失於民，有見於此矣。爾禮部其定奏式，申明天下。」

　　洪武十二年三月己巳，太祖與禮部尚書朱夢炎論治民之道。太祖曰：「君之於民，猶心於百體，心得其養，不為淫邪所干，則百體皆順令矣。茍無所養，為眾邪所攻，則百病生焉。為君者能親君子、遠小人，朝夕納誨，以輔其德，則政教修而恩澤布人，固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若惑於憸壬，荒於酒色，必怠於政事，則君德乖而民心離矣，天下安得而治？」夢炎對曰：「陛下所諭甚切，實帝王為治之要。」

　　十一月己亥，太祖御奉天門視朝畢，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沈對曰：「誠如聖諭。但求之於古，能行者亦鮮。是以亂日常多，治日常少。」太祖曰：「使其真知賢者能興其國，何有不好？真知諫者在於患己，何有不納？唯其知之不真，是以於己難入。若誠能好賢，則不待招徠，而賢者自至；誠能納諫，則不待旌賞，而諫者必來。」沈對曰：「陛下此言，誠國家興治之要。」

　　洪武十三年六月庚申朔，太祖謂侍臣曰：「人主能清心寡欲，常不忘博施濟眾之意，庶幾民被其澤。」侍臣對曰：「陛下此心，即天地之心也。惟人主之心無欲，故能明斷萬事。萬事理，則天下生民受其福。」太祖曰：「人之不能明斷者，誠以欲害之也。然明斷亦不以急遽苛察為能。茍見有未至，反損人君之明。求之太過，則虧人君之量。」

　　洪武十四年十一月乙巳，蘇州府民有上治安六策者。太祖覽之，以示近臣曰：「此人有忠君愛國之心，但於理道未明耳。蓋人主之心，當以愛物為主；治國之道，當以用賢為先。致治在得人，不專恃法。今此人首言用法，不知務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甲辰，太祖諭侍臣曰：「天下無難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則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時，君臣同心一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盛。後世庸主，治不師古，君臣之間動相猜疑，以致上下相隔，情意不孚。君有所為，而臣違之，臣有所論，而君拂之。如此欲臻至治，何可得也？朕今簡用賢能，以任天下之政，思與卿等同心一德，協於政治，以康濟斯民。卿等勉之，以副朕懷。」羣臣皆頓首謝。

　　七月戊戌，太祖御東閣，翰林待詔朱善等侍。太祖曰：「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則明。」又曰：「人之常情，多矜以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貸人之過，不貸己之過。」又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善等頓首稱善。

　　八月丙寅朔，太祖謂廷臣曰：「治天下者，不盡人之財，使人有餘財；不盡人之力，使人有餘力。斯二者，人皆知之。至於不盡人之情，使人得以適其情，人或未知也。夫使人得以適其情者，不以吾之所欲而妨人之所欲。蓋求竭吾之所欲者，所求必得而所禁必行。如此，則人有不堪。於是求有所不得，禁有所不止，則下之奉上者其情竭，而上之待下者其情疏矣。上下之情乖，而國欲治者，未之有也。」

　　十一月乙丑，太祖御東閣，從容謂侍臣曰：「責難之辭，人所難受，明君受之，為無難；諂諛之語，人所易從，昏主信之，為易入。朕觀唐虞君臣賡歌責難之際，氣象雍容，後世以諂諛相勸，如陳後主、江總輩汙濊簡策，貽譏千古，此誠可為戒。」右春坊右贊善董倫對曰：「誠如陛下所諭，惟明主則能慎擇。」太祖曰：「責難不入於昏君，而諂諛難動於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惟在守之以正。若患得患失，則無所不至矣。」

　　洪武十八年九月庚午，太祖御華蓋殿，命文淵閣大學士朱善講《周易》。至《家人》，太祖曰：「齊家治國，其理無二。使一家之間長幼內外各盡其分，事事循理，則一家治矣。一家既治，達之一國，以至天下，亦舉而措之耳。朕觀其要只在誠實而有威嚴，誠則篤親愛之恩，嚴則無閨門之失。」善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十九年正月己巳，太祖與侍臣論治道。太祖曰：「治民猶治水，治水者順其性，治民者順其情。人情莫不好生惡死，當省刑罰、息干戈以保之；莫不厭貧喜富，當重農時、薄賦斂以厚之；莫不好佚惡勞，當簡興作、節徭役以安之。若使之不以其時，用之不以其道，但抑之以威，迫之以力，強其所不欲，而求其服從，是猶激水過顙，非其性也。」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壬辰，太祖御謹身殿，觀《大學》之書，謂侍臣曰：「治道必先於教化，民俗之善惡，即教化之得失也。《大學》一書，其要在於修身。身者，教化之本也。人君身修，而人化之，好仁者恥於為不仁，好義者恥於為不義。如此，則風俗豈有不美？國家豈有不興？茍不明教化之本，致風陵俗替，民不知趨善，流而為惡，國家欲長治久安，不可得也。」

　　洪武二十五年七月庚辰朔，太祖御右順門，與侍臣論治道，因及理亂。太祖曰：「為治之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急之則益亂；撫治民不可擾，擾之則不治。故烹鮮之言雖小，可以喻大，治繩之說雖淺，可以喻深。」侍臣對曰：「誠如聖諭。」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辛酉，太祖退朝，顧謂翰林學士劉三吾曰：「朕歷年久而益懼者，恐為治之心有懈也。懈心一生，百事皆廢，生民休戚係焉。故日慎一日，惟恐弗及。如是而治效猶未臻。甚矣，為治之難也。自昔先王之治，必本於愛民。然愛民而無實心，則民必不蒙其澤。民不蒙其澤，則眾心離於下，積怨聚於上，國欲不危，難矣。朕每思此，為之惕然。」

　　三月辛丑，太祖謂侍臣曰：「人主之聰明，不可使有壅蔽。一有壅蔽，則耳目聾瞽，天下之事，俱無所達矣。」翰林學士劉三否對曰：「人君惟博采眾論，任用賢能，則視聽廣而聰明無所蔽。若信任憸邪，隔絕賢路，則視聽偏而聰明為所蔽矣。」太祖曰：「人主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昔唐玄宗內惑於聲色，外蔽於權姦，以養成安史之亂。及京師失守，倉皇出幸，雖田夫野老皆能為言其必有今日者。玄宗雖恍然悔悟，亦已晚矣。夫以田夫野老皆知，而玄宗不知，其蔽於聰明甚矣。使其能廣視聽，任用賢能，不為邪佞所惑，則亂何從生矣。」

敬天

　　洪武元年正月甲戌，太祖將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鑒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執事之人各宜慎之。」

　　洪武二年三月戊戌，翰林學士朱升等奉敕撰齋戒文，上曰：「凡祭祀必先齋戒，而後可以感動神明。戒者禁止其外，齋者整齊其內。沐浴更衣，出宿外舍，不飲酒，不茹葷，不問疾，不弔喪，不聽樂，不理刑名，此則戒也。專一其心，嚴畏敬慎，不思他事，茍有所思，即思所祭之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精白一誠，無須臾間，此則齋也。大祀齋戒七日，前四日為戒，後三日為齋。中祀齋戒五日，前三日為戒，後二日為齋。」既進覽，太祖曰：「凡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為天下生靈祈福，宜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下令。」又謂省部臣曰：「朕每祭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嘗敢自僥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格與不格，皆系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怠。今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為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神明矣。」命太常著為令。

　　五月癸卯夏至，祀皇地祗於方丘。禮成，太祖御便殿，謂侍臣曰：「上天之命，朕不敢知。古人有言，天命不易。又曰天命無常。難保無常之天命，付驕縱淫佚之庸主，豈有不敗？朕嘗披覽載籍，見前代帝王，當祭祀時，誠敬或有未至，必致非常妖孽，天命亦隨而改。每念至此，中心惕然。」

　　十一月己巳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奉仁祖淳皇帝配位。禮成，太祖御奉天殿，百官行慶成禮。既畢，出御奉天門，謂群臣曰：「祭祖在乎誠敬，不在乎物之豐薄。物豐矣而誠有未至，神不享焉；物雖薄而誠至，神則享之。所謂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嘗聞以德受福，未聞以物僥福者也。昔陳友諒服袞冕，乘玉輅，豐牲帛，而行郊祀之禮。彼恣行不道，毒虐生靈，積惡於己，而欲僥福於天，可乎？朕凡致祭，其實為國為民，非有私求之福。茍誠意未至，徒尚禮文，而欲僥福於己，豈不獲罪於天耶？」

　　洪武四年十一月丙辰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禮成，太祖謂群臣曰：「帝王奉天以君臨兆民，當盡事天之道。前代或三歲一祀，或歷年不舉。今朕歲以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丘，遵古典禮，將以報覆載之大德。惟夙夜寅威，冀精神昭格，庶陰陽和，風雨時，以福斯民。」群臣咸頓首曰：「陛下敬天勤民，古未有也。」

　　洪武十年十月壬子，觀心亭成，太祖親幸焉。召致仕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語之曰：「人心易放，操存為難。朕日酬庶務，罔敢自暇自逸，況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是以作為此亭，名曰觀心，致齋之日，端居其中。吾身在是，而吾心即在是，卻慮凝神，精一不二，庶幾無悔。卿為朕記之，傳示來裔。」

　　洪武二十年正月甲子，大祀天地於南郊。禮成，天氣清明，聖情悅豫。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太祖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任付於君，為君者欲求事天，先必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實也。即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此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也，實為天下蒼生也。」

孝思

　　甲辰四月乙未，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太祖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自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而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並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

　　吳元年四月辛亥，仁祖忌日，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註詹同侍側，再三慰之。太祖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

　　丁卯，仁祖後忌日。太祖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裏莫不感惻。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追尊四代考妣。祭訖，太祖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於躬，撫臨憶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焄蒿淒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陛下誠孝感通，達於幽顯。」太祖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茍或有間，非奉先思孝之道也。」

　　二月壬子，定宗廟時享之禮。既而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太祖覽畢，謂群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兄，其意謂為兄待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也。朕於子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歿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洪武二年四月乙亥，太祖因侍臣言及醫者吮癰事，曰：「朕嘗思人子於其親，一體而分者也。思念之篤，精誠之至，必相感通。朕思遭兵亂，母後之墳為兵所發，朕收遺骸，失一指骨於墳近地，遍求不可得。忽得一骨，然未敢必其是。聞世有以指血驗之者，遂嚙指滴血其上，果透入其中。及以他骨驗之，則血不入。乃知親之氣血相感如是，與他人自不同也。故古人有母搤臂噬指，而子即心痛，理有之矣。今人父子兄弟一遇利害，或悖戾不相顧者，獨何心哉？」

　　九月己酉，太祖聖誕日。朝罷，退御便殿，謂侍臣曰：「朕昔喪親，適值艱難之際，今富有天下，不能為一朝之養，此終身之痛也。朕昨夢見客親聚處之歡，一如平生。益父母子孫，本同一氣，精神所格，有感必應，孰謂的明異達耶？」侍臣曰：「此陛下孝誠感通，形諸夢寐，非偶然也。」

　　洪武四年正月己巳，命建奉先殿。太祖謂禮部尚書陶凱曰：『朕聞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養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生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祭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其考論以聞。」

　　洪武八年三月丙寅，命皇太子及諸王往鳳陽祭皇陵。太祖惻然曰：「吾祖宗去世既遠，吾父母又相繼早亡，每念劬勞鞠育之恩，惟有感痛而已。今日雖尊為天子，富有四海，欲致敬盡孝，為一日之奉，不可得矣。哀慕之情，昊天罔極。今鳳陽陵寢所在，特命爾等躬詣致祭，以代朕行。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爾等敬之。」因悲嘆不自勝，太子諸王皆感泣。

　　洪武三十一年四月己丑，享太廟畢，太祖步出廟門，徘徊顧立，指桐梓謂太常臣曰：「往年種此，今不覺成林。鳳陽陵樹，當亦似此。」因感愴泣下。又曰：「昔太廟始成，遷主就室。禮畢，朕退而休息，夢朕皇考呼曰：『西南有警。』覺即視朝，果得邊報。祖考神明，昭臨在上，無時不存。爾等掌祭祀，宜加敬慎，旦暮中使供灑掃，奉神主。恐有不虔，當以時省視，務宜齋潔，以安神靈。」

謹好尚

　　洪武元年閏七月丁卯，太祖謂侍臣宋濂等曰：「自古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材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此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里，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名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業，圖天下之安，其敢遊心於此！」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惑。」

　　洪武六年正月辛酉，太祖謂儒臣詹同曰：「朕嘗思聲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則禍敗隨之，故其為害甚於鴆毒。朕觀前代人君，以此敗亡者不少。蓋為君居天下之尊，享四海之富，靡曼之色，窈窕之聲，何求而不得？茍不知遠之，則人乘間納其淫邪，不為靡惑者幾人焉。況創業垂統之君，為子孫之所承式，尤不可以不謹。」同對曰：「不邇聲色，昔成湯所以垂裕後昆。陛下此言，乃端本澄源之道，萬世子孫之法也。」

　　洪武十六年四月乙亥，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不能無好尚，要當慎之。蓋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遊談者進，好議則巧佞者進。夫偏於好者，鮮有不累其心。故好功不如好德，好財不如好廉，好術不如好信。好諛不如好直。夫好得其正，未有不治。好失其正，未有不亂。所以不可不慎也。」

　　洪武二十年八月戊申朔，太祖謂侍臣曰：「人君一心，當謹嗜好，不為物誘，則如明鏡止水，可以鑒照萬物。一為物誘，則如鏡之受垢，水之有滓，昏翳汩濁，豈能照物？」侍臣對曰：「陛下謹嗜好，正心之道，莫過於此。」太祖曰：「人亦豈能無好，但在好所當好耳。如人主好賢，則在位無不肖之人；好直，則左右無諂位之士。如此，國無不治。茍好所不當好，則正直疏而邪佞進，欲國不亂，難矣。故嗜好之間，治亂所由生也。」

　　洪武二十九年四月丙申，太祖謂侍臣曰：「朕觀古人於聲色之好，亦不能無，如公劉之於貨，太王之於色，好之不過其度也。若太康之盤遊，桀紂之內嬖，秦漢以下，耽於宮室苑囿及畋獵禱祠、奇伎淫巧之類，此好之失其度也。好失其度，所以敗亡。要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惟成湯得其正也。」

　　十一月乙卯朔，太祖御武英殿。謂侍臣曰：「夫好憎者，人情所不能無也。然好得其正，憎得其實，斯不陷於一偏。至於喜怒，莫不皆然。一有所偏，則人得而中之矣。大抵人能不偏於好憎喜怒，則此心廓然大公，不為物累，是以耳目聰明猶如神矣。」

謙德

　　甲辰正月丙寅朔，群臣以上功業日隆，展表勸進。太祖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戢干戈，橐弓矢，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天下大定，行之未晚。」君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

　　吳元年七月甲申，相國李善長勸太祖即帝位，太祖未之許。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群雄刬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臣民之望。」太祖曰：「我思功未覆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勢未成，四萬之塗尚梗。若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常嘆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傲，卒致亡滅，貽譏於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

　　十二月丙寅，宣國公李善長預進儀衛，太祖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歲」字，顧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大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月、蛟龍、熊虎、鳥隼、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佑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而復諭之曰：「此亦近誇，宜並去之。」

　　洪武四年二月癸巳，淮安、寧國、揚州、台州府並澤州各獻瑞麥共二十本，群臣皆賀。太祖曰：「朕為民主，惟思修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為國家之瑞。蓋國家之瑞，不以物為瑞也。昔堯舜之世，不見祥瑞，曾何損於聖德？漢武帝獲一角獸，產九莖芝，當時皆以為瑞，乃不能謙抑自損，撫輯民庶，以安區宇，好功生事，卒使國內空虛，民力困竭，後雖追悔，已無及矣。其後神爵、甘露之侈，致山崩地震，而漢德於是乎衰。由是觀之，嘉祥無徵而災異有驗，可不戒哉！」

　　十月甲戌，甘露降於鍾山，羣臣稱賀。太祖曰；「休咎之徵，雖各以類應，朕德涼薄，烏足以致斯。」翰林應奉睢稼對曰：「聖人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膏露降。陛下恭敬天地，輯和人民，故嘉祥顯著。」起居註魏觀曰：「帝王恩及於物，順於人而甘露降。陛下寬租賦，減徭役，而百姓歡豫，神應之至，以此故也。」翰林侍讀學士危素曰：「王者敬養耆老，則甘露降，而松柏受之。今甘露降於松柏，乃陛下尊賢養老之所致也。宜告於宗廟，頒示史館，以永萬億年無疆之休。」太祖曰：「卿等援引載籍，言非無徵。然朕心存警惕，惟恐不至。烏敢當此？一或忘鑒戒而生驕逸，安知嘉祥不為災之兆乎！告諸宗廟，頒之史館，非所以垂示於天下後世也。」群臣皆頓首謝。

　　洪武三年五月丁巳，鳳翔府寶雞縣進瑞麥一莖五穗者一本，三穗者一本，二穗者十有餘本。太祖謂廷臣曰：「向者鳳翔饑饉，朕閔其民，故特遣人賑恤。曾未數月，遽以瑞麥來獻。借使鳳翔民未粒食，雖有瑞麥何益？茍其民皆得所養，雖無瑞麥何傷？朕嘗觀自古以來，天下無金革鬪爭之事，時和歲豐，家給人足，父慈子孝，夫義婦德，兄愛弟敬，風俗淳美，此足為瑞。若此麥之異，特一物之瑞耳，非天下之瑞也。」

　　八月丁丑，禮部尚書陶凱等言進膳舉樂。太祖曰：「古之帝王功業隆盛，治洽生民，上下之間，熙然太和，雖日舉樂，未為過也。今天下雖定，人民未蘇，北征將士尚在暴露之中，此朕宵旰憂勤之不暇，豈可忘將士之勞而自為佚樂也哉？俟大兵凱還，士卒無戰伐之勞，人民罷轉輸之苦，然後以樂侑膳，未晚也。」

　　洪武四年閏三月壬午，太祖閱翰林所撰《武臣誥》文，有「佐朕武功，遂寧天下」之語，即改作「輔朕戎行，克奮忠勇」。因詔詞臣諭之曰：「卿此言太過。堯舜猶病博施，大禹不自滿假，朕何敢自侈大之言乎？自今措詞，務在平實，毋事誇張。」

　　洪武五年六月癸卯，句容縣民獻嘉瓜二，同蒂而生。太祖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禮部尚書陶凱奏曰：「陛下臨御，同蒂之瓜產於句容。句容，陛下祖鄉也，實為禎祥。蓋由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雙瓜聯蒂之瑞獨見於此，以彰陛下保民愛物之仁，非偶然者。」太祖曰：「草木之瑞，如嘉禾並蓮、合歡連理、兩岐之麥、同蒂之瓜，皆是也。卿等以此歸德於朕，朕否德，不敢當之。縱使朕有德，天必不以一物之禎祥示之。茍有過，必垂象以譴告，使我克謹其身，以保其民，不至於禍殃。且草木之祥，生於其土，亦惟其土之人應之，於朕何預？若盡天地間時和歲豐，乃王者之禎。」故遂為贊，並賜其民錢而遣之。

　　洪武八年十一月甲戌，甘露降於南郊，羣臣咸稱賀，獻歌詩以頌德。太祖曰：「人之常情，好祥惡妖。然天道幽微莫測，若恃祥而不戒，祥未必吉；睹妖而能懲，妖未必皆凶。蓋聞災而懼，或者蒙休，見瑞而喜，可以致咎。何則？凡人懼則戒心常生，喜則侈心易縱。朕德不逮，惟圖修省之不暇，豈敢以此為己所致哉？」

　　洪武十八年四月乙未，五色雲再見，禮部請率百官表賀。太祖諭之曰：「天下康寧，人無災害，祥瑞之應，固和氣所召。昔舜有《卿雲》之歌，在當時，有元愷嶽牧之賢相與共治，雍熙之治。朕德不逮，治化未臻，豈可遽以是受賀？前代帝王喜言祥瑞，臣下從而和之，往往不知省懼，以至災異之來，不復能弭。蓋誇侈之心生，則戒懼之志怠，故鮮克終，可以為戒。」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酉，五色雲見，翰林學士劉三吾進曰：「雲物之祥，徵乎治世。舜之時形於詩歌，宋之時以為賢人之符。此實聖德所致，國家之美慶也。」太祖曰：「古人有言，天降災祥在德。誠使吾德靡悔，災亦可弭。茍爽其德，雖祥無福。要之國家之慶，不專於此也。」

　　洪武二十八年七月戊戌，河南汝寧府確山縣野蠶成繭，羣臣賀表。太祖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使野蠶成繭，足以衣被天下之人，朕當受賀。一邑之內偶然有之，何用賀為？」

　　洪武二十九年正月乙丑，太祖罷朝，從容問左右民間事。禮部尚書閻克新對曰：「聖澤深廣，天下之民各安生業，幸蒙聖治。」太祖曰：「雖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若謂民皆安業，朕恐未然，何得遽言至治？」克新對曰：「聖德謙虛，不自滿假，則天下之民受福無窮矣。」

經國

　　壬寅六月戊寅，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前來致書，太祖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詞婉而媚，是欲餡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還我使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悖理，豈能有成？且人謀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於天耳。夫天下猶器也。眾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於東南，天下紛紛，未有定日。予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甲辰正月戊辰，太祖還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茍且因循，取充位而巳。」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於吾，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乙巳四月庚子，太祖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太祖曰：「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太祖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蜂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代。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群犬逐兔，高祖則張罟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

　　五月乙亥，平章常遇春取安陸，克之。先是，太祖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寧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遇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近。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泄漏，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遇在攻安陸，遂克其城。

　　丙申四月癸亥，太祖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孛羅帖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於私讎，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敝。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復兩端，情狀可見。明王珍父子據有巴蜀，僭稱大號，喜於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為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令師西出襄樊，東逾淮泗，首尾相應，擊之必勝，而凡事可定。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雕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後，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

　　庚午，太祖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緣身田野間農民耳。及遭兵亂，措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掃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群雄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耳。」存仁等曰：「王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諭親故，眷眷不捨。雖漢高之待沛中父老，恩義不是過也。」

　　吳元年四月丁未，太祖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註王祎對曰：「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徯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息。」太祖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略，不急近功。故高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非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當急遽？予用兵征討，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貊高輩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間。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於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利，眾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

　　正月甲寅，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因循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太祖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

　　九月壬寅，太祖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張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中原，平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眾，天下可以席卷矣。」太祖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以恃眾。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小敵，亦若大敵，故能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茍或不戒，成敗係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落膽。乘勢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太祖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當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執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十月乙己，太祖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群雄，擁有江南，人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茍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有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請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如君。皇上知人善任使，平定之功不難矣。」

　　庚申，太祖將命請將北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灰。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奠安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眾所附，乃率眾渡江，與群雄相角逐，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閩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實則扈跋，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關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諸公北伐，計將如何？」鄂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茍如卿言，縣師深人，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饋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即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太祖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

　　洪武元年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至行在。太祖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於外，古人所謂忠爾志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可不戰而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揆時之會，不失事機，在將軍等勉之。」達頓首謝。既退，太祖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將安出？」

　　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搗其孤城，必然克之。」太祖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平土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鄴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搗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太祖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衰，其成其敗，俱系於天。若縱其北歸，天命滅絕，彼自澌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還。

　　洪武三年十一月戊戌，太祖大宴請功臣，宴罷，因曰：「創業之際，朕與卿等勞心苦力，艱難多矣。今天下巳定，朕日理萬幾，不敢斯須自逸。誠思天下大業一以艱難得之，必當以艱難守之。卿等今皆安享爵位，優遊富貴，不可忘艱難之時。人之常情，每謹於憂患而忽於晏安。然不知憂患之來，常始於宴安也。明者能燭於未形，昧者猶蔽於已著。事未形。猶可圖，患已著，則無及矣。大抵人處富貴，欲不可縱，欲縱則奢；情不可佚，情佚則淫。奢淫之至，憂危乘之。今日與卿宴飲極歡，恐久而忘其艱難，故相戒勉也。」明日，魏國公徐達率諸將詣闕謝。太祖退御華蓋段，賜達等侍坐，從容宴語。太祖曰：「今成一統之業，皆爾諸將功勞。」達等頓首曰：「臣等起自畎畝，際風雲之會，每奉承算，出師征代，用兵次第，如指諸掌。及其成功，不差毫髮。此天賜陛下聖智，非臣等所能與也。」太祖曰：「曩者四方紛亂，群雄競起，朕與卿等初起鄉土，本圖自全，非有意於天下。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強者縱於暴橫，弱者不能自立，荒淫者迷於子女，貪殘者耽於貨寶，奢侈者溺於富貴，剽賊者喜於戰鬥。茲數者無救患之心，徒為生民之患。若張士誠，尤為巨蠹。士誠恃其財富，侈而無節。友諒恃其兵強，暴而無恩。朕無所恃，惟不嗜殺，布信義，守勤儉，所恃者卿等一心共濟艱危，故來者如歸。嘗與二寇相恃，人有勸朕先擊士誠，以為士誠切近，友諒稍遠，若先擊友諒，則士誠先乘我後。此亦一計，然不知友諒剽而輕，士誠狡而懦。友諒之志驕，士誠之器小。志驕則好生事，器小則無遠圖。故友諒有鄱陽之役，與戰宜速。吾知士誠必不能逾姑蘇一步以為之援也。向使先攻士誠，則姑蘇之城並力堅守，友諒必空國而來，我將撤姑蘇之師以禦之，是我疲於應敵，事有難為。朕之所以取二寇者，固自有先後也。二寇既除，兵力有餘，鼓行中原，宜無不如志。或勸朕蕩平群寇，乃取元都，若等又欲直走元都，兼舉隴蜀，皆未合朕意。所以命卿等先取山東，次及河洛者，先聲既震，幽薊自傾。且朕親駐大梁，止潼關之兵者，知張思道、李思齊、王保保皆百戰之餘，未肯遽降，急之非北走元都，則西走隴蜀，並力一隅，未易定也。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元眾膽落，不戰而奔。然後西征，李、張二人，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克。惟王保保猶力戰以拒朕師。向使若等未平元都而先與之角力，彼人望未絕，困獸猶鬪，聲勢相聞，勝負未可知也。事勢與友諒、士誠又正相反。至於閩廣，傳檄而定，區區巴蜀，恃其險遠，此特餘事耳，若等可以少解甲胄之勞矣。」於是達等皆頓首謝。

　　洪武四年閏三月乙丑，命吏部定內官監等官品秩。太祖謂侍臣曰：「古之宦豎在宮禁，不過司晨昏、供役使而已。自漢鄧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自此以來，權傾人主。及其為患，有如城狐社鼠，不可以去。朕謂此輩但當服事宮禁，豈可假以權勢，縱其狂亂。吾所以防之極嚴，但犯法者，必斥去之，不令在左右，慎履霜堅冰之意也。」

　　八月庚子，太祖因與侍臣論用將曰：「秦裕伯嘗言：『古者帝王之用武臣，或使愚使貪。』其說雖本於孫武，然其言非也。夫武臣量敵制勝，智勇兼盡，豈可謂愚？攻城戰野，捐軀殉國，豈可謂貪？若果貪愚之人，不可使也。」

　　洪武九年三月乙卯朔，大祖謂群臣曰：「智力雖足以取天下，而不足以得人心。朕每憶斯言，竟夕不寐，靜觀往事，無不皆然。朕當取天下之初，論智不如張士誠之狡，論力不如陳友諒之眾。而朕一以誠心待之，未嘗以詐力加人，然二人卒為吾所擒者，要之智力有窮，惟至誠人自不能違耳。」群臣頓首稱善。

　　洪武十七年七月丁酉朔，敕內官毋預外事，凡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太祖謂侍臣曰：「為政必先謹內外之防，絕黨比之私，庶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肅。前代人君不鑒於此，縱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為姦，假竊威權以亂國家。其為害非細故也。間有發奮欲去之者，勢不得行，反受其禍，延及善類。漢唐之事，深可嘆也。夫仁者治於未亂，智者見於未形。朕為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丁未，河南吏人上書言利民事，所言卑陋，又多摭拾陳言。太祖謂群臣曰：「謀國之道，習於舊聞者當適時宜，狃於近俗者當計遠患。茍泥古而不通今，溺近而忘於遠者，皆非也。故凡政事設施，必欲有利於天下，可貽於後世，不可茍且，惟事目前。蓋國家之事，所系非小。一令之善，為四海之福；一令不善，有無窮之患。不可不慎也。」

封建

　　洪武三年四月辛酉，以封建諸王告太廟。禮成，宴群臣於奉天門及文華殿。太祖諭廷臣曰：「昔者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封，分鎮諸國。朕非私其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長久長治之計。」群臣稽首對曰：「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太祖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

興學

　　洪武二年三月戊午，詔增築國子學舍。初，即應天府學為國子學。至是，太祖以規制未廣，諭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所以興禮樂，明教化，賢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徠師儒，以教育生徒。今學者日眾，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學會，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遊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

　　十月辛巳，太祖諭中書省臣曰：「學校之教，至元其弊極矣。使先主灰冠禮樂之教號為夷狄，上下之間，波頹風靡，故學校之教，名存實亡。況兵變以來，人習於戰鬪，惟知干戈，莫識俎豆。聯恒謂治國之要，教化為先。教化之道，學校為本。今京師雖有太學，而天下學校未興，宜令郡縣皆立學，禮延師儒，教授生徒，以講論聖道，使人日漸月化，以復先王之舊，以革汙染之習。此最急務，當急行之。」

　　洪武六年正月庚申，禮部奏增廣國子生。太祖曰：「須先擇國子學官。師得其人，則教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蓋瞽者不能辨色，聾者不能辨聲，學者而無師授，亦如聾瞽之於聲色。朕觀前代學者出為世用，雖由其質美，是亦得師以造就之。後來師不知所以教，弟子不知所以學，一以記誦為能，故卒無實。今民間俊秀子弟，可以充選者雖眾，茍無端人正士為之模範，求其成材，難矣。故曰：『務學不如務求師。』今祭酒乏人，卿等宜為朕詢采天下名士通今博古、才德兼備、宜為人師者，以名聞。」

　　洪武八年三月戊辰，命國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太祖諭之曰：「致治在賢，風俗本乎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教化廢，雖中材或墜於小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方聞之士，甚不易得。今太學諸生中，年長學優者，卿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教，庶使人知務學，人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三百六十六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道之。

　　洪武十五年四月丙戌，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太祖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彜倫攸敘，其功忝於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闕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洪武二十一年十一月壬子，命禮都給賜國子生鈔。北平、陜西、山西、山東、廣東、廣西、四川、福建之人，在監三年以上者，人五錠；二年，人二錠。俾制冬衣。復命工部於國子監前造別室一 區，凡百餘間，具竈釜、床榻以處諸生之有疾者，令膳夫二十人給役。侍臣進曰：「陛下作興學校，推心憫下，無所不至，從古未有。」太祖曰：「諸生去鄉土，離親戚，遠來務學，日久衣必敝。或有疾，無人具湯藥。朝廷作養之，必使之得所，然後可必其成材。蓋天生人材，皆為世用，人君育材，當有其實。惟能有以作養之，則未有不成材者也。」

　　洪武二十四年六月戊寅，命禮部頒書籍於北方學校。太祖諭之曰：「農夫捨耒耜，則無以為耕；匠氏捨斤斧，則無以為業；士子捨經籍，則無以為學。朕嘗念北方學校缺少書籍，士子有志於學者，往往病無書讀，向嘗頒與《四書》《五經》，其它子史諸書未賜予，宜於國子監印頒。有未備者，遣人往福建購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