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為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為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啟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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