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我們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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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标题:《星期评论》

  上海现在新出了一种周报,名叫《星期评论》。因为他的体裁格式和我们的《每周评论》很相像,所以我们认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欢天喜地的欢迎我们的兄弟出世,更祝他长大,祝他长寿!

  《星期评论》的第一期出世时,我们看了虽然喜欢,但觉得这不过是《每周评论》第二罢了。到了《星期评论》第二期出版,我们方才觉得我们这个兄弟是要另眼看待的了!为什么呢?因为《每周评论》虽然是有主张的报,但是我们的主张是个人的主张,是几个教书先生忙里偷闲杂凑起来的主张,从来不曾有一贯的团体主张。《星期评论》可就不同了。请看他的宣言:

  我们要改造中国,先要把我们的改造方针对大家讲明白。因为中国人已经晓得旧思想旧政治旧社会的不好,但是不晓得用什么新的东西去代他。所以我们的宣传事业比一切事业都要紧。

  《星期评论》的第二期果然登出一篇大文章,题目是“关于民国建设方针的主张”。题下的具名是“本社同人”。末后有一段跋语说:“以上这一章二十九条的意见,是同人几年来研究的结果。单是起草曾经费了几个月的时间,采用了多少学问家实际家的意见,参酌了多少专门的书籍。原稿的修改也费了多少次的研究。”

  这一层是《星期评论》的特色。这种特色,分开来说,是:(一)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二)这种主张是几年研究的结果,(三)所主张的都是“脚踏实地”的具体政策,并不是抽象的空谈。

  第一,我们要明白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运动能收实地的功效,非有一贯的团体主张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宣传事业”的目的在于使大家明白我们的主张,在于使我们少数人的主张渐渐变为大多数人的主张。若是我们团体内部先就没有一致的主张,先就不能决定我们所要主张宣传的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么,我们如何还能教别人明白我们主张,信从我们所宣传呢?我且举一个例。近年《新青年》杂志提出文学改革的问题,对于“国语文学”,有一致的主张,故收效最大又最快。但是他们有几种主张是内部先就不能一致的,所以不但不能收效,反惹起许多无谓的误会,挑起许多本可没有的阻力。这是我们亲自经验的事实。更举一个例。美国前四年有一班政论家和思想家要想用一种“思想界的组织”来做改造舆论的事业,所以邀集一班同志,创办一个《新共和国》周刊(The New Republic)。这个周报初出版的时候止销八百三十五份,不到两年销到几十万份,现在成为世界上一种最有势力的杂志;美国此次加入战团,变更百年来的立国方针,人都承认是这个杂志的功劳!这个杂志的编辑部每日相见,每周会议所发的议论,议定之后,把全部认可的议论作为“本社同人”的议论,不签姓名,以表示这是一致的团体主张。因为这一班学者、政论家能这样做“有组织的宣传事业”,能采定一致的团体主张,肯牺牲最不经济的“人自为战”的笨法,所以他们能收绝大的功效。现在《星期评论》的诸位先生竟能用“本社同人”的名义发表一种团体的改造方针,这是中国舆论界的空前创举,我们诚诚恳恳的祝他做一个中国的“新共和国”。更希望《星期评论》的榜样能引起中国舆论界的觉悟,渐渐的废去从前那种“人自为战”的习惯,采用“有组织的宣传方法”,使将来的中国真成一个名实相副的新共和国!

  第二,单有一致的团体主张,未必就是好的。安福俱乐部何尝没有一贯的团体主张呢?所以我们所希望的团体主张必须是仔细研究的结果。现在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一个人每天要做几家报纸的社论或时评,还要天天打牌吃花酒,每天报馆里把专电送到他们的牌桌上或花酒席上,他们看一看,拿起一张局票,翻转来写上几行,就是一篇社论了。他们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就可以做“舆论家”了!这不是上海的实在情形吗?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说呢?再看西洋的舆论界,那一家报馆里没有几层楼的藏书藏报?我前年到纽约的“世界报”社去看他们的设备,这家报馆共用一万三千人,有两百多人专管剪报的事,剪下的报纸并不是供主笔先生黏凑起来付印,乃是分门类收藏起来,作参考研究的材料。这家报馆共有十三层高屋,中有三层专为藏书藏报的地方。主笔先生虽然都是一些有点研究的人。此外还有一班专门学者,由报馆预先订定,遇有特别问题发生,不是本馆主笔所能讨论的,本馆即打电话去请一位专门学者替他们作一篇时评。当袁世凯帝制问题初发生时,我还在绮色佳城,纽约的Outlook报打电报来要我替他们做文章。我虽够不上专门学者,但是这事就可看出他们遇事小心,肯持研究的态度,不肯做“向壁虚造”的舆论家。《星期评论》的记者戴季陶先生前年曾发表一种杂志的组织章程,对于杂志社里图书的设备,说得非常详细。我那时就觉得这种办法是中国舆论界空前的计划。可惜那种杂志并不曾出世,就小产掉了。现在我看见《星期评论》的建设方针,看他们费几个月的时间,参酌多少专门书籍,采用多少专家的意见,修改了多少次,——这种研究的态度是我们极佩服的。我们很希望《星期评论》的诸位先生能坚持这种研究的态度,给中国的舆论界做一个好榜样,使那种局票背面写的社论时评将来决不能存在,使那班终身不读书不研究的“红”主笔将来都渐渐的“黑”下去。这是我们对于我们的兄弟的愿望。

  第三,我虽极力主张“研究的结果”的议论,但是我所希望的研究并不是单指书本上的研究,乃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前几年有一般学者做文章时,往往引上许多英文德文法文的句子,末后加上无数的参考书目。你引柏拉图来驳我,我便引阿里士多德来驳你,你又引海智尔来驳我,我再引伯伦知理来驳你。这种办法固然不是牌桌上或花酒席上能做得出的,但是究竟还不是正当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二千三四百年前的柏拉图和阿里士多德,和我们时代不同,事势不同,历史地理不同,他们的话是针对他们的时势说的,未必能应用于我们中国今日的时势。我们往往痛骂“诗云子曰”的论调,正因为“诗云子曰”是两三千年前的议论,不能用到现在的情形。若是我们现在论中国的现势,却去引柏拉图和伯伦知理的话作根据,这岂不是西洋式的“诗云子曰”吗?现在的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现时社会的需要。但是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吗?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正如一个医生、单记得一脑子的学理是不够的。他必须实地诊察病人的实在病情,他的学理只能帮助他懂得某种现状是某种病症,某种病症该用某种治疗法。他不考察病人的情形,只顾引用张仲景或陈修园,难道就可以治病了吗?现在《星期评论》的建设方针,情愿牺牲一些“乌托邦的理论”,只求“脚踏实地的行得通”,这是极好的方法。再看这篇主张的内容,如第三第四第五等章所举的,大体都是很切实的具体主张。偶然有一两项“理想的”主张,也都加上“到了可能的时机”等等限制语。既没有民国初年那种空泛的口头禅,也很少近人的“乌托邦的理论”。这种具体的态度,将来发生良好效果,是可以预料的。

  以上所举的三项,虽然不免有我个人借题发挥的议论,但是这三项都是《星期评论》所表示的趋向,也是我们希望《星期评论》带领全国舆论界做去的趋向。至于那篇建设方针里面的细目,大致都是我们所赞成的,我们用不着一一讨论,请读者自己去看原文罢。(可参看本期选录)

  我们欢欢喜喜的欢迎我们的兄弟——《星期评论》万岁!

  (原载1919年6月29日《每周评论》第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