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窗春囈/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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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窗春囈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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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宜遵祖訓安內攘外自有成效說

竊惟今日國事之最切者，莫如洋務海防之一端，議戰，議守，議撫，議防，至不一矣，而二三十年以來，卒無定論。古人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正不必論我之制彼如何，當先察其彼之勝我安在？近人之羨慕而悚息於西洋者，一曰富，二曰強。所謂富者，各處洋面占據馬頭，歲入之款倍於中華而已。所謂強者，船堅炮利，新色火器層出不窮而已。至於其所以致富、所以致強之道，無有能揣其本而探其源者。縱有其船、有其炮，而駕駛、開放之技藝不如也，堅忍勇鷙之人心不如也，如山不動之號令不如也，則與無船無炮又何異哉！試以最近之事較之：我大清國龍興東土，以騎射為絕技，當時與明人交戰，明人有鳥槍大炮，而我則無之，與今日我之槍炮不敵西洋情形相類。然明人有槍有炮往往不及施放，而我之勁弓怒馬已至其前，明兵率棄槍炮以逃，其故無他，人心一齊一不齊，士氣一勇一不勇之別耳，固不在有器無器也。前年普魯斯與佛郎西相哄，法國之旱隊槍炮冠於泰西，千百年來尊雄無敵，普魯斯乃褊小之國，徒以君明臣良，蓄謀歲久，殫精竭智，上下一心，遂使法郎西火器諸技失其所恃，而為普所挫敗。是西人與西人交戰，所用輪船槍炮，兩俱精良，而仍以人心之整齊渙散分勝敗。中土日習軍火，即事事得法，亦不過與佛郎西相等極矣，使不先求鼓勵兵心，整飭刑政，設有如普魯斯之強銳無前者，我能不為所挫乎？故以前明之有火器與國初之無火器言之，則有者敗而無者勝；以普、法二國言之，則火器著名者敗而火器未著名者勝。然則其所以必敗所以必勝者，仍以兵心之勇怯為優劣，而器之有無利鈍實為第二著，灼然可睹矣。

以中土十八省，分南北兩途，南人工於文詞，精於書寫，北人往往不及焉。乃北人只效南人之筆硯精良，紙墨華美，而不能於幼小之年，耳濡目染，如南人之勤學，無益也。北人習於弓馬，美於馳騁，南人亦不及焉。乃南人之效北人，但購其名馬高車，勁弓健矢，而不能如北人練習筋骨，耐習艱苦，無益也。以同一中華之人，而南北異宜，尚不能事事相師，反客為主。乃一旦欲強中華開天辟地數萬年之人心風俗，驅迫之以仿照西洋，雖以漢武、秦始之威，其不能有尺寸之效亦明矣。

臣愚，竊謂今日中華之於西洋情勢，有無足深慮者三，不能學步者三，大可有為者三，敢為聖明詳陳之：

泰西大小各國以數十計，而不為統於一尊。最大者為俄、為英、為法、為美，而普魯斯後出亦頡頏其間，與中土從前之戰國絕相似，互相聯絡，互相猜忌，更互相防維，故歷次條約中必云「如後有施恩之處，各國一律均沾」，其牽制鈐束之隱情大可概見，斷不能一國獨啟兵端。使我駕馭得宜，操縱有法，則彼且為我用。使為鷸蚌可也，使為冰炭可也。即或不然，亦必有此疏而彼尚親，一違而眾不合，斷不致各國同時決裂，與我為難。此無足深慮者一也。西人勇於戰事，而興兵則其慎其難，必一國中君臣紳商詢謀僉同，且籌有巨餉，方能命將。即如道光二十年，洋兵初來，正林則徐為兩廣總督，威名最盛，遂不敢遽犯廣東，特乘浙江之隙；及占據定海，大可接踵內犯，乃仍向天津訴冤。次年二月，奕山在廣東議和，給予六百萬，已可罷兵，苟非裕謙剝皮為韁於寧波，則江寧二千一百萬斷不致如此之甚也。咸豐六年，葉名琛與之爭執入城一事，輾轉年餘，始將省城攻陷。迨僧格林沁在天津擊沉洋船一隻，法國急於報仇矣。至下年春令上海道吳煦令商人與之講解，只給兵費二百萬，一切仍照戊午原議，其各兵即可撤回，乃端華、肅順拒之於內，何桂清、薛煥拒之於外，洋人無可如何，始大隊北上。其時洋兵麇聚上海，載來戰馬二萬匹在洋涇浜遊牧，中國共見共聞。正發逆疊陷蘇、常，使洋人乘利逐便，翻然改圖，以攻天津之兵先據杭、湖，為賊前驅，則固唾手而得耳。而西人未奉君命不敢為也。以洋人前後數年情節論之，其善戰而不輕於決戰，實已昭昭然矣。蓋華軍雖不能與之海上交鋒，若陸路鏖兵，則洋人自揣亦無必勝之券，且我之兵勇調募可以不窮，彼則來者只有此數，全仗潮勇漢奸為之前隊。此無足深慮者二也。洋商自十三口通商以來，其在中國購房屋長子孫已二三十年，戀土情深，牟利是急，一有變故，其數千萬貲財皆付蕩然。故前數年屢次為中國剿逆，非其向化之獨真，乃其自謀之更切，苟非萬分怨恨，豈肯自害其羽毛！上年東洋無故饒舌，在京威公使尚出而排解，其不願通商各口岸攪擾為池魚之憂，亦確鑿可證矣。雖東洋人心險詐叵測，與西人不同，不可不為之備，然通商各岸有西人之貿易在，斷不令其獨肆鴟張。此無足深慮者三也。

西人兵法至嚴，而養之至厚，其月餉多於中華數倍。雖一隊千人十死八九，其一二成尚且直前不退。每船數百人，終日寂然無聲，所派在船分段分查者，持槍往來，足無停趾，不但無故無一登岸，即在船亦無酣嬉高臥之人。槍炮器械繩索什物，不惜厚費，必新必堅。終日淬厲如待敵至。即炮子之光滑，亦如球如鏡，大小合膛，加以規算測量，故能致遠中命。雖王子貴人，一經入伍與齊民等，勞苦蠢笨事皆習為之。桅高數丈，緣索以登，必行走如飛，盡各兵之所能，方為水師提督，行伍之中，從無一官一兵可以幸進。此法律之精嚴，中國不易學者一也。西酋奉命出疆為全權大臣者，行止皆可自決。其督兵時，臨陣行伍開仗，每於未曾定計之先，廣谘博訪，必集眾人所見，擇善而從，雖走卒末寮皆可預議；及既定策之後，即王公貴人不能搖撼，一切無知浮議，更屏而不顧。故下情無不上達，而善策不能中撓。敵之山川形勢，兵將強弱多寡，城郭之遠近平險，必先期偵探確實，宣示各兵，皆能胸中了了，更授以地圖，臨時再三申誡，令眾心為一心，操有勝算，方肯舉動，從無孟浪從事之時。此用兵之詳慎，中國不易學者二也。西洋舊制，除臨陣死亡無論外，凡所獲之囚，傷者醫之，死者殮之，生者養之，絕無摧辱淩虐之事。兩兵相交，使命往來，不加梗阻，一樹白旗，立即止仗，不得無故傷害。逐日戰事，準局外士人隨筆紀載，無所為諱飾。為將之勝敗，苟布置實非其罪，為眾人所原，各國皆可錄用，如現在法國麥馬韓之類。此待人忠厚，中國不易學者三也。有此三長，故其人心精力果敗少勝多，此皆船堅炮利之所由來，必兼此三者而船堅炮利始克收其成效。否則，孟子所謂兵革非不堅利也，委而去之而已。兵將法律之精且嚴者，本也；輪船大炮之利且遠者，末也。有本而無末，雖製挺可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有末而無本，雖強弩不能穿魯縞矣。談洋務者，於西人之根本長技，獨不一深長思之，何哉？

夫今日我之大清國，大有為者實有三焉。列祖列宗深仁厚澤駕乎三代，故三藩之變、川楚之變、發撚之變，皆係擾及半天下，而民心頂感，浹髓淪肌，非若漢、隋、唐、明一旦有土崩瓦解之勢。兩宮皇太后十餘年之任賢使能，削平大難。中外上下各官皆凜凜奉法，無一驕恣專擅貪婪玩愒者。吏道之澄清，尤勝於承平二百年之際，既無尾大不掉之患，亦無積重難返之憂。洋人之在內地，一有不善，此間攘臂大呼，千人立應，無甘心受其窘辱者。即遠而寄居海外如舊金山之類，衣服冠制至今不改華風。此乃民心固結之大可為者。本朝經入之款，康熙時只二千數百萬，雍正、乾隆兩朝，整頓關稅鹽務加至四千二三百萬，下迄嘉慶、道光，年年如此。同治四五年後，海內以次肅清，各海口漸增洋稅，多至一千一二百萬，各省厘捐多至一千七八百萬，共增銀三千萬，為自來所未有。其舊入之四千二三百萬，雖欠解者多，亦尚可收至三千萬。合新舊兩款計之，已及六千萬。果能省費得宜，處處核實，以今視昔，國用不患不充。此經費從容之大可為者。承平時，民不知兵，綠營固多偷惰，即旗兵亦迥不如前。自軍興以來，先後二十年，各省人民皆有衽金革而不厭之意，挑濠築壘，製造槍炮，無不視為常事。倘能精選勇健勤以訓練，雖未必能取勝於各洋，而中土亂民無由動作。此營伍奮勵之大可為者。具此三大可為，而九重宵旰憂勤，尚鰓鰓以未雨綢繆安益求安為念，此真古聖王之用心矣。

伏思順治以來，列聖實錄尊藏大內，非臣下所能竊窺，寶訓則遍賜大臣，即會典律例亦已多半詳載。從前每立一法，每定一例，列聖苦心酌度，為子孫萬世計者，包括無遺。使今日中外大小臣工，皆能細究官書，洞明例義，則於治國平天下之道，自能無偏無倚，可以垂久，可以自強。未便以嘉慶以後，中外各衙門拘泥律例，致胥吏弄權之一二事，遂並遠年祖宗成憲為不足法也。溯查順治年間先後三藩之變，一時國勢固岌岌可危，即康熙時，伊犁之準噶爾尚為敵國，上煩聖祖仁皇帝三次親征漠北。雍正一朝，防兵只到巴裏坤，屢次出關，我軍大敗，西北邊外之寇患，無時不戰，無歲不爭，更甚於今日東西兩洋十倍矣。兩朝聖主惟以培養內地元氣，修明中外政事為急圖，使民心大定而兵力自強。至乾隆初年，準夷內亂，我師兵不血刃，開拓新疆二萬餘里。此即固本待時，堯舜之成效具在，未聞世宗憲皇帝以上聖之姿，恥於退讓，急急於窮兵講武也。即乾隆六十年中，緬甸、安南、大小金川、廓爾喀諸大役，高宗純皇帝十全武功，震耀四海。而方略所載上諭，刻刻以罷兵息民為念，務在以仁為治，以德服人，此萬古帝王聖聖相傳之心法。有一日之天地，即有一日之道理，舉世戴高履厚、食毛踐土，苟非不具人心者，孰得而違之乎？夫中土之於西洋，未必百事不如，亦未必百事皆勝，其間人情風俗各有所長，而天理所存則無二致。今人但知西人處處恃勢，處處恃強，而不知平日優使其民，信使其軍，仍不能逃出中土聖賢之大道至理。且舉措之間，時有一二暗合者，此其所以強也。世人皆以西洋為智，而臣獨以西洋為愚，惟其愚也，故用心能專，製器能利。而中土之聰明十倍過之，其不專不精處，則皆聰明誤之也。世人皆以西洋為譎，而臣獨以西人為騃。唯其騃也，故政令嚴肅，軍律整齊。而中土之圓融亦十倍過之，其不整不肅處，則又圓融誤之也。今欲與之角逐，求其富強之效，必先探其富強之源。究竟各國得力之實際，乃由於軍民一心法令嚴整乎？抑僅在於船炮猛烈所向無前乎？苟能執其兩端而詳辯之，則朝廷之上，整飭綱紀，發號施令，孰先孰後、孰緩孰急之次第，自有主持，而不眩於道謀築室矣。蓋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無備，此古語也。然一日無備則不可，一旦必強則亦有所不能。人生氣稟強弱各有不同，即欲轉弱為強，亦必先為保養精神，調和血氣，加以逐日練習筋骨，方可望其力足氣雄。若急服壯藥以戕其身，多購利刃以助其勢，一旦兩相搏鬥，力既不能舉其器，氣亦不能持其久，雖求其支吾搘柱而尚有所難，而平日本身元氣因此內傷，已悔不可追矣。總之，立國之道，武事不可不修，而政令為之本；外患不可不備，而信義乃其根。蒙恬以三十萬眾攘匈奴於北邊，漢武使五將軍更番出塞，兵力可謂雄矣，而單于內附乃在宣帝之時。隋煬征突厥、征高麗，旌旗車馬亙數千里，國威可為震矣，而渭橋受撫乃在唐太宗貞觀之年。即近日普魯斯之攻佛郎西，其未舉兵之先，受法人之欺辱不下六七十年，普君但知激勵本國民心，講求本國政令，使小民共感其上，樂為之死；而又廣求將相之才，推誠以任之，上下內外，恩信固結，如共一身；其出征之兵將，感激其平日君相之恩，故有進無退，視死如歸，始能成此不世奇功。使普魯斯不於內政用心，專恃造船製炮，張皇四播，先為法人所覺，必別出新法以駕乎其上，則普人之挫滅久矣，尚何能一泄其忿哉！擬之漢、唐以來及乎本朝之往事則如彼，求之泰西各國先後用兵之近事則如此，固未有不先其本而後其末者。伏願我兩宮皇太后，思古今之全局，繼祖宗之貽謀，先保元氣，以恤民生，大整吏治，以維邦本。蓋撫劍疾視者，匹夫之勇也；修德待時者，大聖之智也。倘皆如雍正一朝世宗憲皇帝之勵精圖治，自中至外，自上至下，處處破格用人，處處破格辦事。計其時朝廷大政及北直水利，則專任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軍機處事務則專交張廷玉、蔣廷錫，皆言聽計從，朝奏夕可。雲貴苗疆事，則設三省總督，專任鄂爾泰；河南、山東專任田文鏡；浙江巡撫專任李衛，兼轄江南鹽務，一切營伍皆歸舉劾；河工海塘等處，專交嵇曾筠。此外，張廣泗一捐班知府耳，不及五年，用為七省經略；岳鍾琪一副將耳，用為陝甘總督。再下至同知知府，皆準其專折奏事，督撫幕友皆知其姓名，萬里之外，雷厲風行，無不上邀九重洞燭。惟獨斷速，故浮議不能撓。惟賞罰明，故群情無可諉。十八省中，皆夜不閉戶，野無遺賢，但有一技一長，無不為國家效死力。所以雍正朱批上諭，冠絕古今，至今天下流傳不朽也。近來中外人材蔚起，未必無怡賢親王、朱軾、鄂爾泰、李衛等人，特賴聖明別白而信任之耳。苟用其長而棄其短，養其廉恥而杜其愛憎，責其盡心而恕其不及，則人人用當其才，而天下無不治矣。

夫洋人之擅長在海，戰爭在此，謀利亦在此。國初鄭成功竊據台灣，聖祖仁皇帝移沿海之民三十里以避之，鄭氏遂為我困。此即不與爭海之利也。此時誠棄海之利害與洋人，而但恃陸路兵民之心以勝之，彼必技無所施矣。溯自道光庚子起，至今三十年，內地與洋人交鋒，惟廣東三元里義民八十三村及台灣各社，兩次大創之，皆不恃槍炮之猛，而但恃人心之堅。前者已死，後者再進，洋人之利器竟不能致力。從前撚匪盛時，各省各縣皆曾築圩，其圩長不過秀才監生，乃一發號令，數十圩中百萬人皆能為之效死。如果沿海地方官皆能如圩長之恩信及人，則平日之民皆臨事之兵，雖一呼而數千萬皆集矣。船炮乃呆物，待人用之而靈。民心兵心乃活物，激之可以必死，其間優劣，天壤相判矣。先選沿海之督撫，再選沿海之州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上下聯絡，萬眾一心。中土有船有炮，固足以取勝外洋，即無船無炮，亦必卓然有恃而無恐。與其費二三千萬買非人不行之船炮，何如只用一千萬或減厘捐或墾荒產即可收沿海萬里之人心乎！夫天下之大，兵刑錢穀之煩，邊防海防之重，一一綜核其名實，明作而有為，使各直省中，無一民不安其生，無一官敢曠其職，節無益之費以薄斂於民間，求有用之才各專以要任。船炮固不必廢而不講，但不專恃船炮以自強；兵將要在練之使精，更當求其兵將之敢死。將見薄海內外，同仇敵愾，眾志成城，國勢蒸蒸日上。外洋之人，各有耳目，自然既敬且畏，不敢妄求。其辦洋務之大臣，恪守條約，以恩信結之，斷不致有無端要挾欺蔑之事。再歷一二十年，我皇上春秋日富，英武神明，上荷天心眷佑，機會方來，亦如乾隆朝準夷故事，定可復數世之仇，泄敷天之憤。目前固不必急急速求奇效，徒亂人心，製器則畫虎不成，臨陣則羊鶴不舞，以舉棋不定累廟算，以狼狽相倚啟外疑，竭千百萬小民之脂膏，購東西洋唾餘之船炮，籌防未足云備，帑項則已全虛，弊政永遠難更，民生則已重困，有百損而無一益，此天下庶士紳耆所異口同心而無敢上訴者。臣不勝愚戇之至，急迫之至。謹冒死上陳，伏乞聖明垂鑒，天下幸甚，人民幸甚。

再查盛京至廣西沿海地方，長至七八千里，無一處不可登岸，無一處不可滋擾。苟欲設防，非備多力，分之可虞，即掛一漏萬之無益。前明太祖備禦日本，築城置戍，東西數省多至數百處，至今遺跡猶存。後來倭寇避實攻虛，何嘗一得其力！外洋之以炮台制勝者，其幅員本小，而扼要之口岸則多，不比中國兩面沿海、延袤萬里之為難也。只有長江之內，則處處可以鈐束，或仿西洋制度為之，尚足為意外之備。然亦必守台兵勇能堅忍強固，雖危險不致潰散，未可如從前大沽口僧格林沁之兩炮台，終於挫走而無濟也。至鐵甲船後開門大炮之類，能有巨費購備，不患不精，但在船之兵勇，駕駛不如彼之靈，放炮不如彼之捷，徒有船炮而無其智勇，亦不能勝之也。近人但知仿其船炮之堅利而終不一講求兵法人力之何如，此則百思而莫可解者。中國入款已及六千萬，苟能逐款稽核而撙節之，自已有餘，凡格外生財之道，皆可從緩籌辦。目前之急務，總不外聖經數言，節用愛人而已。海疆如此之長，宜如何遍守？船炮苟能精善，宜如何訓練？國用並非缺乏，宜如何厘剔？以上三層，應請旨飭下中外大臣各抒己見，切實奏議，必如何辦法始確有把握之處，只須簡切數言，分別登覆，則天下大局不難立定。此外千言萬語，皆屬贅疣，可廢也。合並陳明，不勝狂瞽之至。

再查用兵之道，不出乎「法令嚴明，恩信昭著」八字，將將在此，將兵亦在此。故自古無必勝之兵而有必勝之將，有將則不患無兵，此將才所以難得也。今以中外用兵之道合而計之，中國不如西人者三，而勝於西人者則四。何謂不如？槍炮精良一也，測量準確二也，步法嚴銳三也。所以勝者：地勢諳熟居其一，人數無窮居其二，機變靈速居其三，膂力剛強居其四。此無他，客主之情異耳。彼為客，我為主，固事半功倍矣。然亦有因為客而反得力者，則背水成軍，有進無退，「亡命」二字也。使中國為將者，能以深思結士心，嚴令整士習，得親兵數百人，死生患難不相負，合為一心，即以之駕馭外營，雖數萬人亦尤而效之，臨陣奮勉，不期然而然。前隊傷亡，後隊繼進，令洋人放槍放炮有所不暇，短刀利刃迫其身而蹂躪之。遠則人數以十當一，近則人數以一當百。而又於左右前後，或張虛聲以擾之，或伏勁旅以截之。將與兵如共一身，則陸路陳師未有不勝者。試思道光十九年海疆有事起，至今三四十年，亦曾聞中國兵與西人鏖戰竟日一次否？但聞炮聲相率奔潰而已。僧王天津之敗，勝保八里橋之敗，何莫不然？楚軍與發逆十數大戰，如著名湘潭之戰、寶慶之戰、安慶之戰則有之，而與西人戰則未試也。淮軍之復蘇、常，賊中間有用洋人及小火輪者，屢破之，亦未與西人出面爭衡也。今欲為萬一之備，則沿海七省，必擇七大將，練死士七萬人，優其月餉，嚴其訓練，如西人一旦背盟登陸決戰，不難聚而殲之。彼一口失利，處處喪膽。普魯斯之勝佛郎西，土耳其之勝俄羅斯，以弱敵強，以少擊眾，豈別有神術哉！亦在「致死」二字耳。鐵甲船也，火輪兵船也，後開門槍炮也，炮台也，即事事兼而有之，且駕乎其上，而仍非忘命之兵不可，非忘命之兵萬眾一心不可。孰急孰緩、孰利孰害，雖愚者亦能辨之。屏虛名而求實效，天下豈有不可為者乎？根本之圖固迂，枝葉之效尤遠。民脂國帑，年年以塞無窮之壑，而兵心如何，不問也，不亦大可哀哉！

計開：兵七萬名，每名每月十元，計八百四十萬元，合銀六百萬兩。大將七員，每員每年三萬元。連軍火器械、造炮台、造船一切，每年千萬足矣。以一半發現餉，一半存公為各兵恒產。

直隸一萬人駐天津，山東駐煙台，江蘇駐鵝鼻嘴、上海兩處，浙江駐乍浦、寧波兩處，福建駐省城、廈門兩處，廣東駐省城一處，順天駐牛莊一處。

此七萬人皆於楚淮兩軍中擇其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身經百戰樸實敢死者應之。別築城壘，群處其中，逐日訓練。其眷屬另處一城，每月準假六日省視。各按各隊，周而復始，以均勞逸，而示體恤。其餉分三宗：一養身，一贍家，一留恒產。如此則兵心固，兵志定，養之千日，可用之一朝矣。

兵之黔面刺臂者，皆始於五代，而南北宋極重之，雖狄武襄一代偉人，亦所不免。此時設立專兵，宜用刺臂之法，以為識別而堅心志。

川淮兩全說

川淮交哄，中外迄無定議，蓋徒爭復淮之虛名，並無安川之辦法。既無辦法，則雖川岸全讓，而淮鹽孤軍深入，必致如鄂撫奏中僅銷數萬引之局矣，又何如別為計劃，使淮銷可有其實而不居拒川之名，不兩全乎！偶舉芻言，以暢厥旨，明眼人閱之，當為之啞然撫掌，知目前之理，平淡無奇，不值一笑也。

湖南、北兩省淮南舊岸，為川鹽占據二十餘年，迭經兩江奏請規復，未能定議。自上年各御史紛紛條陳，主淮、主川不一其說，而四川、湖南、北各督撫又力陳其難，經戶部彙核奏復，清令淮南商人包足鄂課九十萬，再津貼川厘六十萬，果能有商出結認包，於該二省厘餉無虧，即將川鹽停止等語。自來國家政事，創始固難，而復舊亦正不易。川鹽占淮已久，早成喧賓奪主之勢，此時即使淮商敢於認包此一百五十萬之巨款，一經運鹽前往，不能銷足十五萬引，勢必徒成畫餅。況即銷足十五萬引，乃每引派厘多至十兩，亦非商力能堪。而川井不能驟塞，川私依舊蔓延，鄂、川二省轉可以誤餉為反唇之稽，是此番舉措在兩淮之把握固甚難也。

夫淮鹽之滯銷者，不在乎荊、襄、宜之口岸不復，實在乎武、漢、黃、德之口岸多私。該四府額引三四十萬道，近年只銷四分之一，並非戶口凋零，實由川私越灌。使武、漢、黃、德能於銷到舊額四分之三，則荊、襄縱不規復，而淮南已可多銷十數萬引，足抵議復川岸之數矣。說者以為荊、襄不復，則武、漢之川私難除，復荊、襄正所以保武、漢，故必從荊、襄致力。此言似乎近理，而川、鄂兩省力拒其間，已成必不能行之勢，此蓋未知變通推究作振衣挈領計也。

查川鹽之在川納稅者十五萬引也，入鄂而完厘者十五萬引也，過平善壩經淮員查驗者十五萬引也。統湖南、北兩省，武、漢、黃、德、荊、襄、鄖、安、德、荊、宜、施、長、岳、常、灃、衡、寶十六府二州計之，舊額定引共七十八萬餘道，乃四百斤成引，今係六百斤，折成五十三四萬引。乃近年兩省所銷淮鹽約二十二萬引，並川鹽十五萬引，只有三十七萬引上下，此外尚缺銷十六七萬引。非真缺銷也，乃由於川中官商正引之外，尚有無數小販全行私銷於武、漢也。按沿海各省產鹽，有場處所皆各設鹽官，稽其出鹽數目，即內外商人領照出運者，亦有花名有定數，其運鹽之船大都編號烙字，一望而知，不容淆混。自出場之後，每隔百里或數十里，即有稽查鹽卡之員，按船掣驗。近年淮南票章，到岸之鹽，統入官棧，由官督商與鹽行出售，層層加以關鍵，故流弊較少。若現在川鹽情形，則在出井之地無商無票，已絕少稽查；沿途出運無官無卡，更全無約束。本朝定制，沿海有鹽處必有法，惟今日之四川則有鹽而無法，實為自來所無，安得不流弊百出。查自產鹽各井至平善壩，千里而遠，始有委員厘卡，計斤繳厘，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於淮鹽數倍，勢難如法稱掣，不過虛應故事。所謂十五萬引，乃就官商所運，約略懸擬之詞，而小販零星、私外之私未計也。且一到沙市，並無督銷局官為查察，一任鹽行水販順流直下，任意浸灌武、漢等處，此淮界永不旺銷實在受病之根也。今一旦欲令川私淨盡，而並令官樣文章十五萬引全行停運，乃囫圇吞棗之議論，而非細筋入骨之章程，操之過急，徒令兩省有以借口矣。以今日局勢而論，只須聲明各省鹽務成規，悉遵戶部原議，先令川省將有井若干，坐落何處，徹底清查，造具細冊，每年各井即照近年所報之十五萬引，作數分攤，某井應出鹽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運之商，亦令先輸捐款，按引領照，開具花名籍貫，一如淮南之式。自井所至平善壩，千餘里內，擇其扼要水平之處添設盆卡，逐處掣驗，必鹽數票數相符方準下駛。並選派威重明幹之司道大員，前往川井總彙適中之處，專司查核出井總數，不得於十五萬引之外有顆粒夾帶。沙市地方，亦派員設立督銷局，酌委幹員，凡川鹽到後全入官棧存儲，俟各路商販來時，憑官督商發鹽，照舊例另給水程小票，票上注明運往何縣分行銷，即船戶、車戶花名亦一一詳載。到岸後先行報明地方官，俟銷竣後即以水程繳縣，由縣繳局，以資查對，不得闌入下遊淮界，一有違犯，即從嚴懲處。凡川、鄂交界及武、漢以上地方，如查出有鹽無票之船，即全數入官，作為私論。照此自上而下，自總而散，層層鈐束稽察，川中私販既不能於出井時多運，又不能於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運之十五萬引官鹽，盤旋於荊、襄四府一州之地，則下遊淮界已展拓數百里，不受川鹽一絲之累。凡武、漢、黃、德四府必能民皆食淮鹽，皆銷淮引，於舊銷十二萬引外，加倍多銷，可以操券也。從此由川入鄂，處處有商必有官，監督其入，查考其出，則川中商販俯受羈勒，不能如向年之遊騎無歸矣。十五萬引之外，少買一分夾帶之私，即多售一分武、漢應銷之引。從此，兩淮不爭復岸可也，不包鄂厘亦可也，不貼川餉更可也。在我乃遵祖宗成憲，並照戶部原文，皆本朝二百餘年本有之法度，卻非格外出奇之章程。荊、襄既係淮鹽舊岸，今雖準川商借運，應受淮官約束，川、鄂兩省官商自然無可借口矣。而淮商淮灶一年多銷十五六萬引，已與復岸望加之引無異，每引計收厘六兩，以十六七萬引計，乃在連年所銷引數之外，又可為朝廷多收帑項不下百萬；較復岸後包繳九十萬一說，此省雖盈，彼省仍絀，統計全局毫無益處者，大不同矣。川鹽十五萬引仍準其承運行銷，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業、協餉支絀為言矣。在鄂、湘兩省亦不能以每年庫款減收無著為詞矣。淮鹽不望格外之多銷，但期武、漢、黃、德之舊額不缺，淮南煬灶百十萬窮丁貧戶自可喘息一紓。此乃正本清源、潛移默運之道，果能實力奉行，三五年後川井以次收束，再將滇岸疏通，則淮鹽舊有規模，十數年後不難全行規復、氣象一新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