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十力《要在根本處注意》一文的編者附言
熊十力先生现在北京大学讲授佛学，著有《新唯识论》等书，是今日国内最能苦学深思的一位学者。他读了我的《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之后，曾有长函给我，颇怪我“谨慎太过”，他说，“今日已举世无生人之气，何待以不抵抗教之耶？”我因为当时已有董时进先生的答辩了，熊先生的大旨与董先生相同，所以我不曾发表此信。
熊先生此次来信，长至五千字，殷殷教督我要在根本处注意，莫徒作枝节议论，他的情意最可感佩，所以我把全文发表在此。他的根本主张，我想另作较详细的讨论。我在此处只想答复一两点“枝节议论”。
一者，熊先生说，“土耳其有几多科学设备？而苦战抗敌矣”。他前次来信，也有此语。此系熊先生不曾细考土耳其苦战的历史。凯末尔将军所抗之敌已不是1918年停战以前的协约国联军了，不过是那贪横的希腊军队。希腊的政治组织本不坚固，军队也不是劲敌，故新起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之下的军队居然能苦战退敌。其时意大利与法国都颇同情于土耳其，协约国的巨头也怕苏俄在新土耳其太占优势，况且全欧都不愿延长那一隅的战争了，所以1923年的洛山条约放弃了五年前停战时的条件，容许土耳其保留在欧洲仅存的一线土地。几个月之后，希腊革命起来，推翻那战败的政府，废去君主政体，改为共和国家。我们应知道新土耳其与希腊的战争与今日的中日战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第二，熊先生提及我在燕京大学的一次讲演，我在那讲演里并不曾说“国府统一全国以后渐自尊大”，恐是笔记者误记。我说的正是熊先生所谓“无知无耻之志得意满”。我说，近二十年来的国人心理全忘了自己的百般腐败，百般不如人，百般亡国灭种的危机，事事归咎于人，全不知反省，全不知责已，更不知自己努力拯救自己。自甲午至辛亥，尚有一点谴责自己愿学他人的大国风度，还可说是有一点兴国气象。民国二十一年中，尤其是欧战以来，正是熊先生说的“无知无耻的志得意满”，我所以说是“亡国气象”。
（原载1933年5月21日《独立评论》第5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