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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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風
題記
隨感錄二十五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駡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著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它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的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