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論
唐自憲宗以來，士大夫黨附牛、李，好惡不本於義，而從人以喜慍，雖一時公卿將相，未有傑然自立者也。牛黨出於僧孺，李黨出於德裕，二人雖黨人之首，然其實則當世之偉人也。蓋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氣勝。德與才不同，雖古人鮮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長，而不為黨，則唐末之賢相也。
僧孺相文宗，幽州楊志誠逐其將李載義，帝召問計策，僧孺曰：「是不足為朝廷憂也。范陽自安史後，不復係國家休戚。前日劉聰納土，朝廷糜費且百萬，終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實天府，俄復失之。今志誠猶向載義也。第付以節，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順治也。」帝曰：「吾初不計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撫之。及武宗世，陳行泰殺史元忠，張絳復殺行泰以求帥。德裕以為河朔命帥，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計，遷延久之，擢用張仲武，而絳自斃。僧孺以無事為安，而德裕以制勝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異，較之德裕則優矣。
德裕節度劍南西川，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降。維州，西南要地也。是時方與吐蕃和親，僧孺不可，曰：「吐蕃綿地萬里，失一維州，不害其強。今方議和好，而自違之，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變次之。彼若來責失信，讚普牧馬蔚茹川，東襲汧、隴，不三日至咸陽，雖得百維州何益？」帝從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誅之。德裕深以為恨，雖議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為邊患，幾終唐世，則僧孺之言非為私也。
帝方用李訓、鄭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謂宰相：「公等亦有意於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濟天下，然太平亦無象。今四夷不內侵，百姓安生業，私室無強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雖未及全盛，亦足為治矣。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謂諸宰相：「上責成如此，吾可久處此耶？」既罷未久，李訓為甘露之事，幾至亡國。帝初欲以訓為諫官，德裕固爭，言訓小人，咎惡已著，決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罷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臨訓、注事，所守若出於一人。吾以是知其皆偉人也。
然德裕代僧孺於淮南，訴其干沒府錢四十萬緡，質之非實。及在朱崖，作《窮愁志》，論周秦行紀，言僧孺有僭逆意，悻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遷於循，老而獲歸，二子蔚、叢，後皆為名卿。德裕沒於朱崖，子孫無聞，後世深悲其窮，豈德不足而才有餘，固天之所不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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