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立評論編輯後記(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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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

  △陶希圣先生的《国际均势与中国的生命》也是答复室伏高信先生的《答胡适之书》(《独立》第一八〇号)。陶先生此文曾登在《日本评论》的新年号。

  △《日本评论》新年号也登出了我的《答室伏高信先生》(《独立》第一八〇号),这回删节的很少,只删去了“带甲的拳头”和“后天开十列车的军队来”,共十五个字(原书第三段似是被译者遗漏了,不是删削的)。《日本评论》社诸君的雅量是我很敬佩的。

  △白宝瑾先生是北大的一个察哈尔学生。

  △“参也”是一位研究行政效率的朋友。

  (原载1936年1月5日《独立评论》第184号)

  

2[编辑]

  △张忠绂先生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他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专家,他的《秘密外交与公开外交》是今日注意外交问题的人都应该读的。

  △顾毓琇先生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

  △张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学系主任。

  △陶希圣先生提出的问题,并不限于一个大学,实在是今日最重要的教育问题。中学校课程里的公民训练都变成了纸上文章,青年人没有公开发表意见的能力,没有公开讨论问题的经验,没有参加团体生活的训练,所以遇到大问题发生时,只有冲动而没有组织,只有被人牵着鼻子走而没有独立不阿的精神,至多只能作消极的抵制而不能作积极的贡献。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来还有讨论的文字。

  △李朴生先生现在行政效率委员会服务。

  △这一期《独立》出版时,全国都已知道丁文江先生病死的消息了!去年十二月八夜,他在衡阳中煤气毒,四十点钟不省人事。后来他虽然恢复了知觉和脑力,但自从12月23日下午以后,他的病势忽然变复杂了,语言艰难,时常昏睡,右手有拘挛的现象,热度增高,医生就疑心他的脑部受伤。1月4日,病势转危,晚间医生电来,疑是脑充血。1月5日下午五点四十分,他死在长沙湘雅医院。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个最大损失。他是建立中国地质学的两三个伟大领袖之一,但是他的兴趣最博,不限于他的专门之学,他对于人类学,人种学,史学,地理学,经济学,都有绝大兴趣,都曾有很深的研究。他是一个最热心的人,对于朋友,对于职守,无处不表示热诚。他是一个最能鼓舞青年学生的好教师。如今这一个最可爱敬的朋友,这一个最难得的天才学者,已成了古人了!我们向丁夫人和他的兄弟表示最深厚的哀悼同情。

  △我们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出一期纪念丁文江先生的专号。他生于光绪丁亥年(1887),死时还不满四十九岁。

  (原载1936年1月12日《独立评论》第185号)

  

3[编辑]

  △沈惟泰先生是哥仑比亚大学的政治学博士,著有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842—1860,现任邮政总局秘书。

  △王醒魂先生是杭州的一位读者。我们感谢他投寄这篇很有见地的长文。

  △“寿生”先生是北大的一个“偷听生”,他两次投考北大,都不曾被取,但他从不怨北大的不公道。他爱护北大,也爱护学生运动,他的“对学生运动的感想”的末段劝学生“自己作主人,还要自己作观客”;他这篇文字是从一个“观客”的观察点写的,所以值得我们(学生与学校当局)的注意。

  △李朴生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的专家。

  △下一期是“纪念丁在君先生专号”,特此预告。

  (原载1936年2月9日《独立评论》第187号)

  

4[编辑]

  △丁文江先生是《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最初我们一班朋友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时时聚餐,谈论国家问题,后来有人发起办一个刊物。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后来因为一些朋友的热心主张,我们也赞成了。在君提议,先由各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先积三个月的捐款,然后开办。恰巧我因割盲肠炎在医院住了四十四天,《独立》的开办因此展缓了两个月,我们差不多积了五个月的捐款,才出版第一期。最初一年半,《独立》的经费全靠我们十来个人的月捐维持,这都是在君的计划。(《努力周报》是他发起的,也是他倡议每月抽百分之五的捐款。)《独立》出版之后,在君撰文最勤,原来的社员之中,我因编辑最久,故作文最多,其次就是在君的文字最多了。他的《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两个长篇都是《独立》里最有永久价值的文字。就是在他最忙的时候,我的一封告急信去,他总会腾出工夫写文字寄来。他每每自夸是我的最出力的投稿者!万不料现在竟轮到我来编辑他的纪念专号!

  △这一期的编辑体例是这样的。纪念的文字,依照内容的性质,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通论在君生平的。第二类是专论他在科学上的贡献的。第三类是注重他在中央研究院的工作的。第四类是有关传记的材料:两篇记他最后在湖南的情形,两篇是他的老兄和七弟的叙述,一篇是他的一个学生的记叙。第五类是他的著作目录。

  △各位朋友纪念在君的文字,都是出于哀悼的至诚,不用编辑人一一道谢。其中如吴定良先生在客中特别赶成纪念文;如高振西先生(北大地质系助教)既替我们翻译葛利普先生的文章,又因我的嘱托,在短时期中赶成一篇纪念文;如张其昀先生在短时期中编成在君的著作系年目录:这都是我应该特别致谢的。

  △在君的著作目录,此时仓卒编成,恐怕遗漏的还不少。我自己知道的,如他在《努力周报》上用笔名“宗淹”发表的文字,如他的《中国军事近纪》等,都已托章希吕先生(也是在君在南洋中学教书时的学生)补入张其昀先生的原稿了。他的《大公报》星期论文,恐怕不曾全收。他有一年曾替天津《庸报》每周写几篇社论,现在都无法收入,将来当请董显光先生设法编目补入。

  △在君的一些朋友在南京发起募集“丁在君先生纪念基金”,办法大意是拟将此基金捐给中国地质学会,由地质学会理事会推举委员五人组织保管委员会保管。此项基金应长久保存,所得利息,拟以一部分作为补助丁夫人之用费,其余全数作为纪念奖金,对于地质工作有特别贡献者,每年发给一次。现已由地质学会理事会推出翁文灏先生等五人为保管委员。各地朋友愿意捐助之款,请直接寄给南京珠江路地质调查所翁咏霓先生收。

  (原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5[编辑]

  △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的经济学系教授,法学院院长。他在《独立》一七七号曾发表一篇《放弃银本位之后》,在那篇文章里,他曾预料到政府不会采用那“粗笨的纸币膨胀政策”,但也许被诱上“发行公债,由银行承受,再根据政府公债信用,发行法币”的间接纸币膨胀政策。现在他的预言至少是一部分实现了。他此次写的《统一复兴二公债与中央财政》,是值得政府与人民细读的。

  △上期“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付印后,我们又陆续收到三篇文字,其中有丁先生病中主任医士杨济时先生的治疗报告,一定是许多朋友渴望得读的。

  △本期陈受颐先生(北大史学系主任)批评的一部《中国文化小史》,本来是我和丁文江先生想担任编著而时间不曾容许的。我们现在读这样一部不能满意的书,不能不感觉这也是丁先生的遗憾之一。

  (原载1936年2月24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6[编辑]

  △我读了陈之迈先生《再论政治贪污》之后,很想介绍一部有趣味的书给我们的读者。这部书是The Autobiography of Lincoln Steffens(施德芬斯的自传,Harcourt,Brace and Co.出版),作者是一个最有名的新闻记者,他的一生事业是专门研究并揭发美国各省各大城市的政治贪污。前罗斯福大总统曾送他一个绰号,叫做“耙粪者”(Muck-raker)。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揭发贪污运动,因此又叫做“耙粪运动”。我们中国也有句老话:“挑狗矢惹臭。” 耙粪可以使臭气四扬,但耙粪也是除臭秽的最有效方法。我们读这个“耙粪者”的自传,可以明白美国政治贪污的真相,同时又可以明白美国人扫除贪污的努力。这种“耙粪工作”,只有民主政治之下可以存在。在言论不自由的国家里,尽管有用军法严惩贪官污吏的教令,然而如果报馆发表财政官吏操纵公债市场的社论就可以得停止发刊的惩罚,谁还敢来捋虎须做“耙粪”的运动呢?所以我们对于陈之迈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同意的:民主政治与清廉政治是有密切关联的。

  △“向愚”先生的《今后日本对华态度之窥测》,是一位留日学生对于这个大问题的观察。

  △论《国防与宣传》的梁士纯先生是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的教员,他是曾为国家做过对外宣传的,现在又正做着训练宣传人才的教育工作,所以他说来最亲切有味。平心说来,宣传固然重要,但最有力的宣传品究竟还是事实。即如梁先生此文中举的一些例子之中,淞沪战事一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事实是最有力的宣传”。又如意大利的东非洲战争一例,诚然“莫索里尼对于国内国外的宣传是不遗余力的”,他终不能转移世界大多数人对于阿比西尼亚的同情心。有能叫人相信的事实,加上有组织有方法的宣传,那才是有效的宣传。

  △陈衡哲女士去冬到四川去了,现在寄来她的第一段《川行琐记》,一定是她的许多朋友愿意看的。

  △在这几个月之中,我们收到了许多青年人描写他们的学校生活的文章,我们盼望今后可以陆续整理发表。

  (原载1936年3月1日《独立评论》第190号)

  

7[编辑]

  △“又荪”先生是新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回来的,他对于日本政变应该有比我们看的更亲切的观察。

  △俞启忠先生是我们不认识的一位投稿者。他的这篇《自诉与请求》我读了很受感动。我相信,现在有无数的青年人(恐怕还要包括不少的中年人)都和俞君有同样的感慨。我们深信,压迫不能使我们团结,只有开诚布公的政治能使我们团结。我们希望今日担着国家责任的诸公能平心静气的听听这一篇陈诉。

  △叶子刚先生是胶济路的总稽核,他是曾在波士顿大学专研究经济的。

  (原载1936年3月8日《独立评论》第191号)

  

8[编辑]

  △这一期可算是“中日关系专号”了,因为这四篇文字都是讲中日的关系的。

  △张忠绂先生是研究中国外交史的专家,他的一篇回忆是追记从民国四年的二十一条交涉到民国八年的巴黎和会的一段中日交涉史。张先生指出那一个时期的中日交涉和最近四年中的中日关系有许多可以相比较之点。他的结论是:无诚意的合作是不能改善中日邦交的。

  △沈惟泰先生现在邮政总局服务,他也是研究外交的人,他观察今日中日两国的外交当局所谓“调整中日关系”的运动,他的结论也和张忠绂先生的结论差不多。

  △皮名举先生是去年才从美国回来的,现在是北京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他做留学生的时代,饱听了日本宣传家说的“中国是无组织,无政府,不成一个近代国家”一类的话,所以他现在看了东京的兵变,也要问问:日本是不是一个近代国家?他的结论是,在这样一个“友邦”的手里,我们不要妄想得到和平。

  △室伏高信先生的《再答胡适之书》原文是在2月号《日本评论》上发表的。这一个月之中,因为有种种特殊事故(如丁文江先生纪念专号之类),《独立评论》至今不曾转载这一篇很值得我们细读的言论。我本想写一篇答书与此文一并发表,也因为篇幅关系,只好留待下期了。此篇是用《国闻周报》第五期“子修”先生的译文,我们要向《国闻周报》社和子修先生道谢。

  △室伏高信先生的答书也是一篇中日关系论,所以收在这一期里是最适宜的。在这篇答书里,室伏先生说:

  我想请各位用稍微远大的眼光,静观中日两国的关系。日本并不是长此继续错误的国民,且日本的国民也不是永久盲从的国民。

  在日本国民遭遇了上月底的惨剧之后,我们更抱着同情的希望,希望室伏先生的预言能早日实现。

  △丁在君先生的朋友们请注意本期的“丁在君讲演遗音片”的预约广告。

  (原载1936年3月15日《独立评论》第192号)

  

9[编辑]

  △关于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在公安局病死的事,我们收到了许多文字,现在我们选了一篇发表。作者是死者的同学。我们对于死者的家属表示哀悼的同情。我们盼望地方当局留意鲍君提出的建议。

  △这一期又有两篇纪念丁在君先生的文字。刘基磐先生是湖南地质调查所所长,他的记载可以补充凌鸿勋、朱经农两先生的纪念文的遗漏。胡振兴先生是在蚌埠一个银行里服务的,他的《谁送给丁先生五千元?》告诉我们一个最美的故事,和三个可爱的人。

  (原载1936年3月22日《独立评论》第193号)

  

10[编辑]

  △张忠绂先生是北大的政治系主任,王化成先生是清华的政治系教授。我们很感谢他们两位撰文讨论这一个全世界注目的问题。

  △沈怡先生是上海市政府的工务局局长。他是国内最有历史兴趣和历史见解的一位工程学者。他的《防河与治河》,题目好像很专门,其实是一篇很有历史趣味的好文章。他在此文内特别称许的潘季驯(一五二一——一五九五),是张居正最赏识的一位治河大家,《明史》卷二二三有传。

  △郑庭椿先生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他生在福建永泰县的一个小村里,幼年失学,后来半工半读,读完小学中学的课程。他早年常同农人一向下田耕作。又曾跟着传教士到各乡去传教,所以他是真能认识乡村民众的。

  (原载1935年3月29日《独立评论》第194号)

  

  

11[编辑]

  △陈之迈先生的《近年来中央政治改革》,是他在清华大学的一篇讲演。

  △陈岱孙先生的《出超的分析》,是一篇很细密的讨论。我们最感觉兴趣的是他在第二段指出这四五年来入超的逐年减少,渐渐减成负数。我们这种经济学的门外汉读了这一段,颇想问问:入口货的渐减,走私漏税的骤增,是不是都和入口税则有点因果的关系?近年修改关税,是不是太偏重了增加税收,而忽略了杀鸡摸金蛋的格言,因此就使走私成了有厚利可图的营业?我们盼望陈岱孙先生或别位税则专家能答复我们的疑问。

  △这一期里有两篇文字都是写四川的现状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云》写的是四川在那双层密云笼罩之下的黑暗。“寿生”先生的《二十三年代》里面写的那个黑暗惨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名虽然是捏造的,读者当然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

  (原载1936年4月5日《独立评论》第195号)

  

12[编辑]

  △南开大学教授陈序经先生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是一篇很悲观的观察。我们颇嫌他太悲观了,很想请一位乡村建设工作的朋友写一点商榷讨论。昨天我把陈先生的文字送给平民教育促进会的瞿菊农先生,请他写一篇跋语。不幸瞿先生因为参加哲学会的年会,来不及写文章;要我先登出此文,他允许写一篇讨论。我们欢迎各地做乡建运动的朋友们参加讨论。

  △“寿生”先生在《独立》第一八五号发表过一篇《文人不可不知而作》。这一回他又写了一篇《文人不可知而不作》。题目虽不同,内容都是替人改错。

  △因为“寿生”先生的提议,我们发表丁文江先生的一首旧诗《黔民谣》。

  △我们收到了不少描写各校学生生活的文章。这一期我们发表一篇写清华大学生活的文章。

  (原载1936年4月12日《独立评论》第196号)

  

13[编辑]

  △我们特别介绍“陶陶”先生的《从日本政变说起》给我们的读者。作者是一位在一个帝国大学作研究的学者。他在这文里,很郑重的要我们充分了解“二二六事件”不是那么不荣誉的一件事。至少我们应该知道在日本人的眼里这件事有怎样的意义。作者是研究历史的,他要我们充分了解,我们今日的真正危机不是幸灾乐祸的心理所能救济的,也不是浅薄的“军事训练”“国防化学”所能救济的。

  △吴承禧先生是吴景超先生的弟弟,他现在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他的《厦门印象》是一篇很有意义的观察。

  △彭光钦先生是清华大学的生物学教授。

  △上期“寿生”先生的《文人不可知而不作》,第九页下栏第十五行“到去年11月陶先生的‘也是比武’一出”,应更正如下:

  到去年11月《生活教育》第二卷第十七期陶知行先生的《也是比武》一篇里

  (原载1936年4月19日《独立评论》第197号)

  

14[编辑]

  △从前有人唤我和丁在君先生做“不可救药的乐观者”。现在傅孟真先生能在国联最倒霉的日子推算国联的复兴,他一定可以加入我们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党了。

  △写《海军与空军》的陈西滢先生正是《西滢闲话》的作者。他从前本是学政治经济的,平时又是最博览的人,我们欢迎他放下文学闲话来谈谈国家的大问题。

  △张素民先生是一位经济学者,他最近有一部《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刘学浚先生是向来研究语音学的,他这篇《中国文法欧化与国语罗马字》是评论《独立》一九八号“了一”先生的论文的。对于他们两位讨论的问题,我知道有些语音学文法学的学者将来都愿意加入讨论。

  △这一期是《独立评论》第四年的最后一期。下一期(第二〇一号)我们要出一个四周年纪念特大号。我们借此机会向各位热心寄稿的朋友致最诚恳的谢意,并且请求他们继续维持这个小小的刊物。

  △请各位读者注意本期里优待定报的广告。

  △这一期付印之日(5月4日)正是我们的朋友丁在君先生的遗体在长沙下葬之日。我们用他手创的刊物的第四年的最末一行,纪念这一个最难得的人!

  (原载1936年5月10日《独立评论》第200号)

  

15[编辑]

  △“君衡”先生是一个国立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他在《独立》上发表过好几篇文字。

  △张其昀先生是中央大学的地理学教授。他这篇一万四千字的《中国国势的鸟瞰》,给了我们一个自知自省的底子。

  △上期我们转载了傅孟真先生的《国联之沦落和复兴》,他推想“也许国联这次的沉沦正开将来的复兴,变态的复兴”。这一期里我们登出两篇比较悲观的观察:一篇是张忠绂先生的《国联的没落》,一篇是张熙若先生的《世界大混乱与中国的前途》。我个人的看法颇倾向于孟真先生的见解。其实张忠绂先生的意思也只是说现在的国联是没落了,将来的国联复兴必须是一种变相的复兴。他和孟真先生的见解并没有多大的冲突。

  △顾毓琇先生的《军事的机械化与科学化》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一些事实——无论我们是主和或是主战。

  △陈受颐先生的《中国的西洋文史学》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二三十年前,中国办学校的人只知道科学教员不容易得;近年我们都知道理工科教员比较易得了,最难寻的是中国文史学的教员。陈先生警告我们:现在中国文史学的教员比较多了,我们现在缺乏的是西洋文史学的人才。这是中国办大学和研究所的人们都应该猛省的。

  △“涛鸣”先生是中国研究科学最有成绩的一位学者,他在国内一个最好的医学校做过十几年的教授,他谈“医务”应该是最内行的。

  (原载1936年5月17日《独立评论》第201号)

  

16[编辑]

  △瞿菊农先生是一个哲学家,近年专力做定县平教会的工作。

  △李朴生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的学者,曾在《独立》上发表过好几篇文章。

  △谈德国教育的张富岁先生现在德国研究乡村教育。

  △我们对于彭光钦先生作文追悼的沈敦辉先生表示哀悼的敬意。

  △胡汉民先生于本月12日死在广州,享年五十八岁。他的死是国内许多人同声悼惜的。他的爱国心,他对于革命的努力,对于职守的尽忠竭力,个人在政治上的清廉,都是我们最钦佩的。去年一月中,我在香港,曾去访问他,他的兴致很好,谈锋很健。不意十六个月之后,他已成了古人!我们对他的家属表示深厚的哀悼的同情。

  (原载1936年5月24日《独立评论》第202号)

  

17[编辑]

  △陈岱孙先生的《谈经济建设》使我们回想到四年前翁昧霓先生的《建设与计划》(《独立》第五号),和《独立》上讨论“有为与无为”的许多文字。无为的政治是时势所不容许,我们岂不知道?我们的意见只是和陈岱孙先生指出的一样,只是要指出:有为的政治必须有计划,有人才,方才可以不浪费,不病民。前几天,天津的《平津泰晤士报》有一篇社论,题为《破坏与建设》,其中有一句话说:“这三年内,中国地面上的政变(如交通等等的建设)可以说是比以往的三千年内的政变还更大。”这是我们承认的。我们还可以承认,这许多建设之中,大部分是于国家有益的。虽然如此,像陈先生一类的批评,应该还是此时最需要的。这几年办理建设的经验,加上随时的省察与批评,方才可以逐渐使建设事业走上不浪费不病民的大路上去。

  △沈惟泰先生是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他在《独立》上曾发表过一篇《中国的外交政策》(第一八七号),一篇《调整中日关系》(第一九二号)。他在那篇《调整中日关系》里曾说过:“日本方面假使抱了广田三原则的精神来调整中日关系,那我以为中日关系是无法调整的。”那篇文章是2月21日写的。三个月以来,他和许多中国人一样,都得承认“调整”是无望的了。现在他提出他认为“调整”绝望以后应该采取的途径。

  △在第一九八号里,张忠绂先生发表了他的《外蒙问题的回顾》,叙述民国八年外蒙取消自治的历史,他的结论说徐树铮氏在这事件上“不仅无功,而且有过”。我们现在发表徐道邻先生的长文。徐先生是徐树铮先生的儿子,家中藏有当时的文电抄稿,所以他颇替他的先人辩护。张忠绂先生是外交史专家,他当然欢迎这些文件的发表。他应许我们下一期写一篇讨论的文字。

  (原载1936年5月31日《独立评论》第203号)

  

18[编辑]

  △《外蒙问题的回顾》引起的讨论,是中国外交史上一件最可欢迎的事。我们希望这场讨论可以使我们格外明了这一件重要事件的真相。

  △“向愚”先生是一位留学日本的朋友,他曾在《独立》里发表过几篇文字。

  △罗隆基先生驳我的《国联还可以抬头》的文章,虽然不能改变我的乐观的观察,却是我们的读者应该读读的。

  (原载1936年6月7日《独立评论》第204号)

  

19[编辑]

  △这几天全国人最关心的是两广的问题。若照日本同盟社的电讯看来,这问题是十分严重的。前几天中央与两广当局的宣言,都郑重声明:两广并没有军事上的异动。但我们看这两天的消息,又不能不焦虑了。我们因为报纸登载的清息太简略,现在还不能作详细的评论。我们在二十二年冬天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起来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今日最足以妨害国家的生存的,莫过于内战;最足以完全毁坏国家在世界上残留的一点点地位的,莫过于内战。无论什么金字招牌,都不能解除内战的大罪恶!(《独立》第七十九号)

  当那个时候,福建的变局震惊了全国,两广的领袖胡展堂先生们都能明白大义,通电劝告陈铭枢、李济琛诸人,指斥他们的主张“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现在胡展堂先生的尸骨刚冷,他的遗戒“亲者所痛,仇者所快”八个大字是全国人不可忘记的!

  △《谈医务》的陈志潜先生是协和医学校的毕业生,近年在定县平教会做卫生部主任,兼保健院院长。他在定县的公共卫生事业上曾有很大的成绩。

  (原载1936年6月14日《独立评论》第205号)

  

20[编辑]

  △本期有三篇论两广异动的文字,这三篇不约而同,都很不赞同两广的行动。今天报纸说广东的军队已撤退到粤边待命;桂军也有停止前进的消息。我们盼望这两个消息都是确的。我们深信两广的领袖都能明白全国舆论所表示的公意;我们十分诚恳的盼望他们能够悬崖勒马,转祸为福。我们也十分诚恳的盼望中央政府用最大的诚意和两广的领袖共商一个推诚合作一致对外的方法。

  △陈岱孙先生讨论中美卖银协定,郑林庄先生讨论农本局,这都是今日最重要的问题。因为篇幅的关系,我们把郑先生的文字删去了一大段,一小段,来不及征求作者的同意,要请他原谅。

  (原载1936年6月21日《独立评论》第206号)

  

21[编辑]

  △李朴生先生是研究行政效率的,他的《失业大学生救济策》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周作人先生提出的“国语与汉字”的问题,我们盼望能得着国内研究语言文字的专家的考虑和讨论。

  △我们盼望我们的读者注意本周出版的《地质论评》第一卷第三期,这一期是丁文江先生纪念号,内中有很多有价值的纪念文章。(每册四角,北平西城兵马司九号或南京珠江路九四二号发行。)

  (原载1936年6月28日《独立评论》第207号)

  

22[编辑]

  △“黎民”先生《拥护矿权》的文字,指出广西福建两省矿产的危机,是应该引起全国的特别注意的。

  △写《留学时代的丁在君》的李毅士先牛是国内一位有名的画家。他和丁在君先生同行留学英国,又同住多年,所以他的记载亲切可读。

  (原载1936年7月5日《独立评论》第208号)

  1. 编者按:《编辑后记》原在《独立评论》每期后面,现将本年度胡适写作的《编辑后记》放在一起,按时序排列,编号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