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女人的腳，推定中國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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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匪”派考古學之一 |
我怎麼做起小說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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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儒者不作興談女人，但有時總喜歡談到女人。例如“纏足”罷，從明朝到清朝的帶些考據氣息的著作中，往往有一篇關于這事起源的遲早的文章。為什麼要考究這樣下等事呢，現在不說他也罷，總而言之，是可以分為兩大派的，一派說起源早，一派說起源遲。說早的一派，看他的语氣，是贊成纏足的，事情愈古愈好，所以他一定要考出連孟子的母親，也是小腳婦人的證據來。說遲的一派卻相反，他不大恭維纏足，據說，至早，亦不過起于宋朝的末年。
其實，宋末，也可以算得古的了。不過不纏之足，樣子卻還要古，學者應該“貴古而賤今”，斥纏足者，愛古也。但也有先懷了反對纏足的成見，假造證據的，例如前明才子杨升菴先生，他甚至于替漢朝人做《雜事秘辛》，來證明那時的腳是“底平趾斂”。
于是又有人將這用作纏足起源之古的材料，說既然“趾斂”，可見是纏的了。但這是自甘于低能之談，這里不加評論。
照我的意見來說，則以上兩大派的話，是都錯，也都對的。現在是古董出現的多了，我們不但能看見漢、唐的圖畫，也可以看到晋、唐古墳裏發掘出來的泥人兒。那些東西上所表現的女人的腳上，有圓頭履，有方頭履，可見是不纏足的。古人比今人聰明，她決不至于纏小腳而穿大鞋子，裏面塞些棉花，使自己走得一步一拐。
但是，漢朝就確已有一種“利屣”，頭是尖尖的，平常大約未必穿罷，舞的時候，卻非此不可。不但走着爽利，“潭腿”似的踢開去之際，也不至于為裙子所礙，甚至于踢下裙子來。那時太太們固然也未始不舞，但舞的究以倡女為多，所以倡伎就大抵穿着“利屣”，穿得久了，也免不了要“趾斂”的。然而伎女的裝束，是閨秀們的大成至聖先師，這在現在還是如此，常穿利屣，即等于現在之穿高跟皮鞋，可以儼然居炎漢“摩登女郎”之列，于是乎雖是名門淑女，腳尖也就不免尖了起來。先是倡伎尖，後是摩登女郎尖，再後是大家閨秀尖，最後纔是“小家碧玉”一劉尖。待到這些“碧玉”們成了祖母時，就入于利屣制度統一腳壇的時代了。
當民國初年，“不佞”觀光北京的時候，聽人說，北京女人看男人是否漂亮（自按：蓋即今之所謂“摩登”也）的時候，是從腳起，上看到頭的。所以男人的鞋襪，也得留心，腳樣更不消說，當然要弄得劉劉整整，這就是天下之所以有“包腳布”的原因。倉頡造字，我們是知道的，誰造這布的呢，卻還沒有研究出。但至少是“古已有之”，唐朝張鷟作的《朝野僉載》罷，他說武后朝有一位某男士，將腳裹得窄窄的，人們見了都發笑。可見盛唐之世，就已有了這一種玩意兒，不過還不是很極端，或者還沒有很普及。然而好像終于普及了。由宋至清，緜緜不絕，民元革命以後，革了與否，我不知道，因為我是專攻考“古”學的。
然而奇怪得很，不知道怎的（自按：此處似略失學者態度），女士們之對于腳，尖還不够，並且勒令牠“小”起來了，最高模範，還竟至于以三寸為度。這麼一來，可以不必兼買利屣和方頭履兩種，從經濟的觀點來看，是不算壞的，可是從衛生的觀點來看，卻未免有些“過火”，換一句話，就是“走了極端”了。
我中華民族雖然常常的自命為愛“中庸”，行“中庸”的人民，其實是頗不免于過激的。譬如對于敌人罷，有時是壓服不够，還要“除惡務盡”，殺掉不够，還要“食肉寢皮”。但有時候，卻又謙虛到“侵略者要進來，讓他們進來。也許他們會殺了十萬中國人。不要緊，中國人有的是，我們再有人上去”。這真教人會猜不出是真癡還是假呆。而女人的腳尤其是一個鐵證，不小則已，小則必求其三寸，寧可走不成路，擺擺搖搖。慨自辮子肅清以後，纏足本已一同解放的了，老新黨的母親們，鑒于自己在皮鞋裏塞棉花之麻煩，一時也確給她的女兒留了天足。然而我們中華民族是究竟有些“極端”的，不多久，老病復發，有些女士們已在别想花樣，用一枝細黑柱子將腳跟支起，叫牠離開地球。她到底非要她的腳變把戲不可。由過去以測將來，則四朝（假如仍舊有朝代的話）之後，全國女人的腳趾都和小腿成一直線，是可以有八九成把握的。
然則聖人為什麼大呼“中庸”呢？曰：這正因為大家並不中庸的緣故。人必有所缺，這纔想起他所需。窮教員養不活老婆了，于是覺到女子自食其力說之合理，並且附帶地向男女平權論點頭；富翁胖到要發哮喘病了，纔去打高而富球，從此主張運動的緊要。我們平時，是決不記得自己有一個頭，或一個肚子，應該加以優待的，然而一旦頭痛肚瀉，這纔記起了他們，並且大有休息要緊，飲食小心的議論。倘有誰聽了這些議論之後，便貿貿然決定這議論者為衛生家，可就失之十丈，差以億里了。
倒相反，他是不衛生家，議論衛生，正是他向來的不衛生的结果的表現。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以孔子交遊之廣，事實上沒法子只好尋狂狷相與，這便是他在理想上之所以哼着“中庸，中庸”的原因。
以上的推定假使沒有錯，那麼，我們就可以進而推定孔子晚年，是生了胃病的了。“割不正不食”，這是他老先生的古板規矩，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的條令卻有些稀奇。他並非百萬富翁或能收許多版税的文學家，想不至于這麼奢侈的，除了只為衛生，意在容易消化之外，别無解法。況且“不撤薑食”，又簡直是省不掉暖胃藥了。何必如此獨厚于胃，念念不忘呢？曰，以其有胃病之故也。
倘說：坐在家裏，不大走動的人們很容易生胃病，孔子周遊歷國，運動王公，該可以不生病證的了。那就是犯了知今而不知古的錯誤。蓋當時花旗白麫，尚未输入，土磨麥粉，多含灰沙，所以分量較今麫為重；國道尚未修成，泥路甚多凹凸，孔子如果肯走，那是不大要緊的，而不幸他偏有一車兩馬。胃裏袋着沉重的麫食，坐在車子裏走着七高八低的道路，一顛一頓，一掀一墜，胃就被墜得大起來，消化力隨之減少，時時作痛；每餐非喫“生姜”不可了。所以那病的名目，該是“胃擴張”；那時候，則是“晚年”，約在周敬王十年以後。
以上的推定，雖然簡略，卻都是“讀書得間”的成功。但若急于近功，妄加猜測，即很容易陷于“多疑”的謬誤。例如罷，二月十四日《申報》載南京專電云：“中執委會令各級黨部及人民團體製‘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匾額，懸掛禮堂中央，以資啟迪。”看了之後，切不可便推定為各要人譏大家為“忘八”；三月一日《大晚報》 載新聞云：“孫總理夫人宋慶齡女士自歸國寓滬後，關于政治方面，不聞不問，惟對社會團體之組織非常熱心。據本報記者所得報告，前日有人由郵政局致宋女士之索詐信□（自按：原缺）件，業經本市局派駐郵局檢查處檢查員查獲，當將索詐信截留，轉輾呈報市府。”看了之後，也切不可便推定雖為總理夫人宋女士的信件，也常在郵局被當局派員所檢查。
蓋雖“學匪派考古學”，亦當不離于“學”，而以“考古”為限的。
（三月四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