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話文學史/第六章 故事詩的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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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北新民族的文學 |
故事詩（Epic）在中國起來的很遲，這是世界文學史上一個很少見的現象。要解釋這個現象，卻也不容易。我想，也許是中國古代民族的文學確是僅有風謠與祀神歌，而沒有長篇的故事詩，也許是古代本有故事詩，而因為文字的困難，不曾有記錄，故不得流傳於後代；所流傳的僅有短篇的抒情詩。這二說之中，我卻傾向於前—說。《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頌》之《玄鳥》，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詩的題目，然而終於沒有故事詩出來。可見古代的中國民族是一種樸實而不富於想像力的民族。他們生在溫帶與寒帶之間，天然的供給遠沒有南方民族的豐厚，他們須要時時對天然奮鬥，不能像熱帶民族那樣懶洋洋地睡在棕櫚樹下白日見鬼，白晝做夢。所以《三百篇》裡竟沒有神話的遺跡。所有的一點點神話如《生民》、《玄鳥》的“感生”故事，其中的人物不過是祖宗與上帝而已。（《商頌》作於周時，《玄鳥》的神話似是受了姜嫄故事的影響以後仿作的。）所以我們很可以說中國古代民族沒有故事詩，僅有簡單的祀神歌與風謠而已。
後來中國文化的疆域漸漸擴大了，南方民族的文學漸漸變成了中國文學的一部分。試把《周南》、《召南》的詩和《楚辭》比較，我們便可以看出汝、漢之間的文學和湘、沅之間的文學大不相同，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文學越帶有神話的分子與想像的能力。我們看《離騷》裡的許多神的名字——義和，望舒等——便可以知道南方民族曾有不少的神話。至於這些神話是否取故事詩的形式，這一層我們卻無從考證了。
中國統一之後，南方的文學——賦體——成了中國貴族文學的正統的體裁。賦體本可以用作鋪敘故事的長詩，但賦體北遷之後，免不了北方民族的樸實風氣的制裁，終究“廟堂化”了。起初還有南方文人的《子虛賦》，《大人賦》，表示一點想像的意境，然而終不免要“曲終奏雅”，歸到諷諫的路上去。後來的《兩京》、《三都》，簡直是雜貨店的有韻仿單，不成文學了。至於大多數的小賦，自《鵬鳥賦》以至於《別賦》、《恨賦》，竟都走了抒情詩與諷諭詩的路子，離故事詩更遠了。
但小百姓是愛聽故事又愛說故事的。他們不賦兩京，不賦三都，他們有時歌唱戀情，有時發洩苦痛，但平時最愛說故事。《孤兒行》寫一個孤兒的故事，《上山采蘼蕪》寫一家夫婦的故事，也許還算不得純粹的故事詩，也許只算是敘事的（Narrative）諷諭詩。但《日出東南隅》一類的詩，從頭到尾只描寫一個美貌的女子的故事，全力貫注在說故事，純然是一篇故事詩了。
紳士階級的文人受了長久的抒情詩的訓練，終於跳不出傳統的勢力，故只能做有斷制，有剪裁的敘事詩：雖然也敘述故事，而主旨在於議論或抒情，並不在於敷說故事的本身。注意之點不在於說故事，故終不能產生故事詩。
故事詩的精神全在於說故事：只要怎樣把故事說的津津有味，娓娓動聽，不管故事的內容與教訓。這種條件是當日的文人階級所不能承認的。所以純粹故事詩的產生不在於文人階級而在於愛聽故事又愛說故事的民間。“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鬥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歌烏烏”，這才是說故事的環境，這才是彈唱故事詩的環境，這才是產生故事詩的環境。
如今且先說文人作品裡故事詩的趨勢。
蔡邕（死於192年）的女兒蔡琰（文姬）有才學，先嫁給衛氏，夫死無子，回到父家居住。父死之後，正值亂世，蔡琰於興平年間（約195年）被胡騎擄去，在南匈奴十二年，生了兩個兒子。曹操憐念蔡邕無嗣，遂派人用金璧把她贖回中國，重嫁給陳留的董祀。她歸國後，感傷亂離，作《悲憤》詩二篇，敘她的悲哀的遭際。一篇是用賦體作的，一篇是用五言詩體作的，大概她創作長篇的寫實的敘事詩，（《離騷》不是寫實的自述，只用香草美人等等譬喻，使人得一點概略而已。）故試用舊辭賦體，又試用新五言詩體，要試驗那一種體裁適用。
蔡琰的五言的《悲憤》詩如下：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弑，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強。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眾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所向悉破亡。
斬截無孑遺，屍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長驅入西關，回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肝脾為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並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
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
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己。己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復回疑。
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噓唏，行路亦鳴咽。
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胸臆為摧敗。
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強視息，雖生何聊賴？托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這是很樸實的敘述。中間“兒前抱我頸”一段竟是很動人的白話詩。大概蔡琰也曾受樂府歌辭的影響。蔡琰另用賦體作的那篇《悲憤》，也只有寫臨行拋棄兒子的一段最好：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啼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這便遠不如五言詩的自然了。（世傳的《胡笳十八拍》，大概是很晚出的偽作，事實是根據《悲憤》詩，文字很像唐人的作品。如云“殺氣朝朝衛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似不是唐以前的作品。）
蔡琰的贖還大約在建安十二三年（207—208年）。《悲憤》詩凡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也算得一首很長的敘事詩了。
魏黃初年間（約225年），左延年以新聲被寵。他是一個民間新聲的作家。他作的歌辭中有一篇《秦女休行》，也是一篇記事，而宗旨全在說故事，雖然篇幅簡短，頗有故事詩的意味，《秦女休行》如下：
步出上西門，遙望泰氏廬。秦氏有好女，自名為女休。休年十四五，為宗行報仇。左執白楊刃，右據宛魯矛。仇家便東南。僕僵秦女休。（此十字不可讀，疑有錯誤。）女休西上山，上山四五里，關吏呵問女休。女休前置詞：平生為燕王婦，於今為詔獄囚；平生衣參差，當今無領襦。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這九個字也有點不可解。）女休堅詞：為宗報仇死不疑。殺人都市中，徼我都市西。丞卿羅列東向坐，女休淒淒曳梏前，兩徒夾我持。刀刃五尺餘。刀未下，朣朧擊鼓赦書下。
此後數十年中，詩人傅玄（死於270年左右）也作了一篇《秦女休行》，也可以表示這時代的敘事韻文的趨勢。傅玄是一個剛直的諫臣，史家說他能使“貴遊懾伏，台閣生風”。（看《晉書》四十七他的傳。）所以他對於秦女休的故事有特別的熱誠。他的《秦女休行》，我試為分行寫在下面：
龐氏有烈婦，義聲馳雍涼（一本作“泰氏”）。
父母家有重怨，仇人暴且強。
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
烈女念此痛，丹心為寸傷。
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
白日入都市，怨家如平常。
匿劍藏白刃，一奮尋身僵。
身首為之異處，伏屍列肆旁。
肉與土合成泥，灑血濺飛梁。
猛氣上干雲霓，仇黨失守為披攘。
一市稱烈義，觀者收淚並慨慷。
百男何當益？不如一女良。
烈女直造縣門，云“父不幸遭禍殃。
今仇身以（已）分裂，雖死情益揚。
殺人當伏辜，義不苟活隳舊章。”
縣令解印綬，“令我傷心不忍聽。”
刑部垂頭塞耳，“令我吏舉不能成。”
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
夫家同受其祚，子子孫孫咸享其榮。
令我作歌詠高風，激揚壯發悲且清。
這兩篇似是同一件故事，然而數十年之間，這件故事已經過許多演變了。被關吏呵問的，變成到縣門自首了；丞卿羅列訊問，變成縣令解印綬了；臨刑刀未下時遇赦的，變成“烈著希代之績，義立無窮之名”了。
依此看來，我們可以推想當日有一種秦女休的故事流行在民間。這個故事的民間流行本大概是故事詩。左延年與傅玄所作《秦女休行》的材料都是大致根據於這種民間的傳說的。這種傳說——故事詩——流傳在民間，東添一句，西改一句，“母題”（Motif）雖未大變，而情節已大變了。左延年所采的是這個故事的前期狀態；傅玄所采的已是他的後期狀態了，已是“義聲馳雍涼”以後的民間改本了。流傳越久，枝葉添的越多，描寫的越細碎。故傅玄寫烈女殺仇人與自首兩點比左延年詳細的多。
建安泰始之間（200—270年），有蔡琰的長篇自紀詩，有左延年與傅玄記秦女休故事的詩。此外定還有不少的故事詩流傳於民間。例如樂府有《秋胡行》，本辭雖不傳了，然可證當日有秋胡的故事詩；又有《淮南王篇》，本辭也沒有了，然可證當日有淮南王成仙的故事詩。故事詩的趨勢已傳染到少數文人了。故事詩的時期已到了，故事詩的傑作要出來了。
我們現在可以討論古代民間最偉大的故事詩《孔省東南飛》了。此詩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個字。此詩初次出現是在徐陵編纂的《玉台新詠》裡，編者有序云：
漢末建安中（196—220年），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迫之，乃投水而死。仲卿聞之，亦自縊於庭樹。時人傷之，為詩云爾。
全詩如下：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回。——“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遣歸。”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為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為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之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啟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復鬥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蔥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裡。”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磐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拊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知禮儀，十七遣汝嫁，謂言無誓違（丁福保說‘誓違’疑是‘諐違’之訛。諐古愆字。《詩》‘不愆於儀？’《禮·緇衣》篇引作諐）。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還家十余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這十字不可解，疑有脫誤）。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為媒人，主簿通言語，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乃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自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
青雀白鵠舫，四角龍子幡，婀那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賫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彩三百匹；交廣南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綾羅；朝成繡裌裙，晚成單羅衫；晻晻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歎使心傷。“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遷！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且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台閣，慎勿為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
府吏再拜還，長歎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裡，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清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庭樹下，自掛東南枝。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為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寡婦起彷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孔雀東南飛》是什麼時代的作品呢？
向來都認此詩為漢末的作品。《玉台新詠》把此詩列在繁欽、曹丕之間。近人丁福保把此詩收入《全漢詩》，謝無量作《中國大文學史》（第三編第八章第五節）也說是“大抵建安時人所為耳”。這都由於深信原序中“時人傷之，為詩云爾”一句話。（我在本書初稿裡，也把此詩列在漢代。）至近年始有人懷疑此說。梁啟超先生說：
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見他的《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係》講演，引見陸侃如“孔雀東南飛考證”）。
他疑心這一類的作品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佛教文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他說他對這問題，別有考證。他的考證雖然沒有發表，我們卻不妨先略討論這個問題。陸侃如先生也信此說，他說：
假使沒有寶雲（《佛本行經》譯者）與無讖（《佛所行贊》譯者）的介紹，《孔雀東南飛》也許到現在還未出世呢，更不用說漢代了。（《孔雀東南飛》考證，國學月報》第三期。）
我對佛教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發生的絕大影響，是充分承認的。但我不能信《孔雀東南飛》是受了《佛本行贊》一類的書的影響以後的作品。我以為《孔雀東南飛》之作是在佛教盛行於中國以前。
第一，《孔雀東南飛》全文沒有一點佛教思想的影響的痕跡。這是很可注意的。凡一種外來的宗教的輸入，他的幾個基本教義的流行必定遠在他的文學形式發生影響之前。這是我們可以用一切宗教史和文化史來證明的。即如眼前一百年中，輪船火車煤油電燈以至摩托車無線電都來了，然而文人階級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卻還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至於民間的文學竟可說是至今還絲毫不曾受著西洋文學的影響。你去分析《狸貓換太子》，《濟公活佛》，等等俗戲，可尋得出一分一毫的西洋文學的影響嗎？——《孔雀東南飛》寫的是一件生離死別的大悲劇，如果真是作於佛教盛行以後，至少應該有“來生”，“輪回”，“往生”類的希望。（如白居易《長恨歌》便有“在天願為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但教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的話。如元稹的《悼亡詩》便有“他生緣會更難期”，“也曾因夢送錢財”的話。）然而此詩寫焦仲卿夫婦的離別只說：
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我命絕今日，魂去屍長留。……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
寫焦仲卿別他的母親，也只說：
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
這都是中國舊宗教裡的見解，完全沒有佛教的痕跡。一千七八百字的悲劇的詩裡絲毫沒有佛教的影子，我們如何能說他的形式體裁是佛教文學的產兒呢？
第二，《佛本行贊》，《普曜經》等等長篇故事譯出之後，並不曾發生多大的影響。梁啟超先生說：
《佛本行贊》譯成華文以後也是風靡一時，六朝名士幾於人人共讀。這是毫無根據的話。
這一類的故事詩，文字俚俗，辭意煩復，和“六朝名士”的文學風尚相去最遠。六朝名士所能瞭解欣賞的，乃是道安、慧遠、支遁、僧肇一流的玄理，決不能欣賞這種幾萬言的俗文長篇記事。《法華經》與《維摩詰經》類的名譯也不能不待至第六世紀以後方才風行。這都是由於思想習慣的不同，與文學風尚的不同，都是不可勉強的。所以我們綜觀六朝的文學，只看見惠休、寶月一班和尚的名士化。而不看見六朝名士的和尚化。所以梁、陸諸君重視《佛本行經》一類佛典的文學影響，是想像之談，怕不足信罷？
陸侃如先生舉出幾條證據來證明《孔雀東南飛》是六朝作品。我們現在要討論這些證據是否充分。
本篇末段有“合葬華山傍”的話，所以陸先生起了一個疑問，何以廬江的焦氏夫婦要葬到西嶽華山呢？因此他便連想到樂府裡《華山畿》二十五篇。《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云：
《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山尋訪，見女，具以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
華山畿！
君既為儂死，
獨活為誰施！
歡若見憐時，
棺木為儂開！
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陸先生從這篇序裡得著一個大膽的結論。他說：
這件哀怨的故事，在五六世紀時是很普遍的，故發生了二十五篇的民歌。
華山畿的神女冢也許變成殉情者的葬地的公名，故《孔雀東南飛》的作者敘述仲卿夫婦合葬時，便用了一個眼前的典故，遂使千餘年後的讀者們索解無從。但這一點便明明白白的指示我們說，《孔雀東南飛》是作於華山畿以後的。
陸先生的結論是很可疑的。《孔雀東南飛》的夫婦，陸先生斷定他們不會葬在西嶽華山。難道南徐士子的棺材卻可以從西嶽華山經過嗎？南徐州治在現今的丹徒縣，雲陽在現今的丹陽縣。華山大概即是丹陽之南的花山，今屬高淳縣。雲陽可以有華山，何以見得廬江不能有華山呢？兩處的華山大概都是本地的小地名，與西嶽華山全無關係，兩華山彼此也可以完全沒有關係。故根據華山畿的神話來證明《孔雀東南飛》的年代，怕不可能罷？
陸先生又指出本篇“新婦入青廬”的話，說，據段成式《酉陽雜俎》卷一，“青廬”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別名詞”。但他所引《酉陽雜俎》一條所謂“禮異”，似指下文“夫家領百餘人……挾車俱呼”以及“婦家親賓婦女……以杖打婿，至有大委頓者”的奇異風俗而言。“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不過如今日北方喜事人家的“搭棚”，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況且陸先生自己又引《北史》卷八說北齊幼主：
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种；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
這也不過如今人的搭棚看戲。這種布棚也叫做“青廬”，可見“青廬”未必是“北朝結婚時的特別名詞”了。
陸先生又用“四角龍子幡”，說這是南朝的風尚，這是很不相干的證據，因為陸先生所舉的材料都不能證實“龍子幡”為以前所無。況且“青廬”若是北朝異俗，“龍子幡”又是南朝風尚，那麼，在那南北分隔的五六世紀，何以南朝風尚與北朝異禮會同時出現於一篇詩裡呢？
所以我想，梁啟超先生從佛教文學的影響上推想此詩作於六朝，陸侃如先生根據“華山”，“青廬”，“龍子幡”等，推定此詩作於宋少帝（233—424年）與徐陵（死於583年）之間，這些主張大概都不能成立。
我以為《孔雀東南飛》的創作大概去那個故事本身的年代不遠，大概在建安以後不遠，約當三世紀的中葉。但我深信這篇故事詩流傳在民間，經過三百多年之久（230—550年）方才收在《玉台新詠》裡，方才有最後的寫定，其間自然經過了無數民眾的減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風光”（如“青廬”、“龍子幡”之類），吸收了不少的無名詩人的天才與風格，終於變成一篇不朽的傑作。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回”——這自然是民歌的“起頭”。當時大概有“孔雀東南飛”的古樂曲調子。曹丕的《臨高臺》末段云：
鵠欲南遊，雌不能隨。
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
欲負之，毛衣摧頹。
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這豈但是首句與末句的文字上的偶合嗎？這裡譬喻的是男子不能庇護他心愛的婦人，欲言而口噤不能開，欲負他同逃而無力，只能哀鳴瞻顧而已。這大概就是當日民間的《孔雀東南飛》（或《黃鵠東南飛》？）曲詞的本文的一部分。民間的歌者，因為感覺這首古歌辭的寓意恰合焦仲卿的故事的情節，故用他來做“起頭”。久而久之，這段起頭曲遂被縮短到十個字了。然而這十個字的“起頭”卻給我們留下了此詩創作時代的一點點暗示。
曹丕死於二二六年，他也是建安時代的一個大詩人，正當焦仲卿故事產生的時代。所以我們假定此詩之初作去此時大概不遠。
若這故事產生於三世紀之初，而此詩作於五六世紀（如梁、陸諸先生所說），那麼，當那個沒有刻板印書的時代，當那個長期紛亂割據的時代，這個故事怎樣流傳到二三百年後的詩人手裡呢？所以我們直截假定故事發生之後不久民間就有《孔雀東南飛》的故事詩起來，一直流傳演變，直到《玉台新詠》的寫定。
自然，我這個說法也有大疑難。但梁先生與陸先生舉出的幾點都不是疑難。例如他們說：這一類的作品都起於六朝，前此卻無有。依我們的研究，漢、魏之間有蔡琰的《悲憤》，有左、傅的《秦女休》，故事詩已到了文人階級了，那能斷定民間沒有這一類的作品呢？至於陸先生說此詩“描寫服飾及敘述談話都非常詳盡，為古代詩歌裡所沒有的”，此說也不成問題。描寫服飾莫如《日出東南隅》與辛延年的《羽林郎》；敘述談話莫如《日出東南隅》與《孤兒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我的大疑難是：如果《孔雀東南飛》作於三世紀，何以魏晉宋齊的文學批評家——從曹丕的《典論》以至於劉勰的《文心雕龍》及鐘嶸的《詩品》——都不提起這一篇傑作呢？這豈非此詩晚出的鐵證嗎？
其實這也不難解釋，《孔雀東南飛》在當日實在是一篇白話的長篇民歌，質樸之中，夾著不少土氣。至今還顯出不少的鄙俚字句，因為太質樸了。不容易得當時文人的欣賞。魏晉以下，文人階級的文學漸漸趨向形式的方面，字面要綺麗。聲律要講究。對偶要工整。漢魏民歌帶來的一點新生命，漸漸又乾枯了。文學又走上僵死的路上去了。到了齊、梁之際，隸事（用典）之風盛行，聲律之論更密，文人的心力轉到“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種種把戲上去，正統文學的生氣枯盡了。作文學批評的人受了時代的影響，故很少能賞識民間的俗歌的。鐘嶸作《詩品》（嶸死於502年左右），評論百二十二人的詩，竟不提及樂府歌辭。他分詩人為三品：陸機、潘岳、謝靈運都在上品，而陶潛、鮑照都在中品，可以想見他的文學賞鑒力了。他們對於陶潛、鮑照還不能賞識，何況《孔雀東南飛》那樣樸實俚俗的白話詩呢？漢的樂府歌辭要等到建安時代方才得著曹氏父子的提倡，魏晉南北朝的樂府歌辭要等到陳、隋之際方才得著充分的賞識。故《孔雀東南飛》不見稱於劉勰、鐘嶸，不見收於《文選》，直到六世紀下半徐陵編《玉台新詠》始被採錄，並不算是很可怪詫的事。
這一章印成之後，我又檢得曹丕的“鵠欲南遊，雌不能隨，……五里一顧，十里徘徊”一章果然是刪改民間歌辭的，本辭也載在《玉台新詠》裡，其辭云：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將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峙【山+屠】顧群侶，淚落縱橫垂。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此詩又收在《樂府詩集》裡，其辭頗有異同，我們也抄在這裡：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行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峙【山+屠】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念與君別離，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
這是漢朝樂府的瑟調歌，曹丕採取此歌的大意，改為長短句，作為新樂府《臨高臺》的一部分。而本辭仍舊流傳在民間，“雙白鵠”已訛成“孔雀”了，但“東南飛”仍保存“從西北來”的原意，曹丕原詩前段有“中有黃鵠往且翻”，“白鵠”也已變成了“黃鵠”。民間歌辭靠口唱相傳，字句的訛錯是免不了的，但“母題”（Motif）依舊保留不變。故從漢樂府到郭茂倩，這歌辭雖有許多改動，而“母題”始終不變。這個“母題”恰合焦仲卿夫婦的故事，故編《孔雀東南飛》的民間詩人遂用這一隻歌作引子。最初的引子必不止這十個字，大概至少像這個樣子：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
流傳日久，這段開篇因為是當日人人知道的曲子，遂被縮短只剩開頭兩句了。又久而久之，這只古歌雖然還存在樂府裡，而在民間卻被那篇更偉大的長故事詩吞沒了。故徐陵選《孔雀東南飛》全詩時，開篇的一段也只有這十個字。一千多年以來，這十個字遂成不可解的疑案。然而這十個字的保存究竟給我們留下了一點時代的暗示，使我們知道焦仲卿妻的故事詩的創作大概在《雙白鵠》的古歌還流傳在民間但已訛成《孔雀東南飛》的時候，其時代自然在建安之後，但去焦仲卿故事發生之時必不很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