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問題之商榷/各種學說之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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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問題之商榷/各種學說之調和
作者:李宗吾

  現在世界上紛紛擾擾,衝突不已,我窮源競委的考察,實在是由於相反對的學說生出來的。孟子之性善說,荀子之性惡說,是互相反對的;宗教之利人主義,進化論派之利己主義,是互相反對的;個人主義之經濟學,社會主義之經濟學,是互相反對的。凡此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均流行於同一社會之中,從未折衷一是,思想上既不一致,行為上當然不能一致,衝突之事,就在所不免。真理只有一個,猶如大山一般,東西南北看去,形狀不同,遊山者各見山之一部分,所說山之形狀,就各不相同。我們研究事理,如果尋出了本源,任是互相反對之說,都可調和為一。性善與性惡,可以調和為一,利人與利己,可以調和為一,個人主義與社會主義,可以調和為一,這是前面業已說了的。著者把所有互相反對的學說加以研究,覺得無不可以調和。茲再舉兩例於下:

  (甲)馬克思說:「人的意志為物質所支配。」又有人說:「物質為人的意志所支配。」這兩說可以調和為一的。茲用比喻來說明:假如我們租佃了一座房子,遷移進去,某處作臥房,某處作廚房,某處作會客室,器具如何陳設,字畫如何懸掛,一一要審度屋宇之形勢而為之。我們的思想,受了屋宇之支配,即是意志受了物質之支配,但是我們如果嫌屋宇不好,也可把他另行改造,屋宇就受我們之支配,即是物質受意志之支配。歐洲機器發明而後,工業大興,人民的生活情形,隨之而變,固然是物質支配了人的意志,但機器是人類發明的,發明家費盡腦力,機器才能出現,工業才能發達,這又是人的意志支配了物質。這類說法,與「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是一樣的,單看一面,未嘗說不過去,但必須兩面合攏來,理論方才圓滿。有了物理數學等科,才能產出牛頓,有了牛頓,物理數學等科,又生大變化。有了咸同的時局,才造出曾左諸人,有了曾左諸人,又造出一個時局。猶如雞生蛋,蛋生雞一般,表面看去,是輾轉相生,其實是前進不已的,後之蛋非前之蛋,後之雞非前之雞。物質支配人的意志,人的意志又支配物質,英雄造時勢,時勢又造英雄,而世界就日益進化了。倘若在進化歷程中,割取半截以立論,任他引出若干證據,終是一偏之見。我們細加考究,即知雞與蛋原是一個東西,心與物也是一個東西,雞之外無蛋,蛋之外無雞,心之外無物,物之外無心,唯心論,唯物論,原可合而為一的。

  (乙)古人說:「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孫中山說:「知難行易。」這兩說也可合而為一的。古人因為世人只知坐而研究,不去實行,就對他說道:知是很容易的,行是很艱難的,你們總是趨重實行就是了。孫中山研究出來的學理,黨人不肯實行,孫中山就對他們說道:知是很艱難的,行是很容易的,我已經把艱難的工作做了,你們趕快實行就是了。古人和孫中山,都是注重在實行,有何衝突?「非知之艱,行之維艱」二語,出在偽古文尚書上,是傅說對武丁所說的,傅說原是勉勵武丁實行,並沒有說事情難了,叫武丁莫行,原書俱在,可以復按。發明輪船火車的人,費了無限心力,方才成功,發明之後,技師照樣製造,是很容易的,這是「知難行易」。初入工廠的學生,技師把製造輪船火車的方法傳授他,學生聽了,心中很了然,做起來卻很艱難,這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的說法,和傅說的說法,其差異之點,即在知字的解釋不同。孫中山是指發明家發見真理而言,傅說是指學生聽講時心中了解而言,我們試取一「孫文學說」讀之,他舉出的證據,是飲食、作文、用錢等十事和修理水管一事,都是屬乎發明方面的事。孫中山是革命界的先知先覺,他訓誡黨員,是發明家對技師說話,故說「知難行易」。傅說身居師保之位,他訓誡武丁,是技師對學生說話,故說「知易行難」。就實際言之,發明家把輪船火車發明了,交與技師製造,技師又傳授學生,原是一貫的事,孫中山和傅說,各說半截,故二者可合而為一。由此知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兩說,可以調和為一,世間的事,有知難行易者,有知易行難者,合二者而言之,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把性善和性惡,利人和利己,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唯心和唯物,知難行易和知易行難種種互相反對之學說加以研究之後,乃下一結論曰:「無論古今中外,凡有互相反對之二說,雙方俱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經過長時間之爭辯,仍對峙不下者,此二說一定可以並存,一定是各得真理之一半,我們把兩說合而為一,理論就圓滿了。」

  著者從前對於孫中山的學說,也不甚滿意,故去歲著〈解決社會問題之我見〉,係自闢蹊徑,獨立研究,不與民生主義相涉,自以為超出孫中山的範圍了。今歲著此文時,復取孫中山學說研究之,意欲尋出縫隙,加以攻擊,無如任從何方面攻擊,他俱躲閃得開,始知他的學說理論圓滿,他倡此種學說時,四面八方,俱是兼顧到了的,我去歲所擬解決社會問題各種辦法,已盡包括於民生主義之中。我當初討論這個問題,自有我的根據地,並未依傍孫中山,乃所得結果,孫中山早已先我而言之,因自愧學識之陋,而益服孫中山用力之深。真理所在,我也不敢強自立異,於是把我研究所得者,作為闡發孫中山學說之材料,閱者試取拙著《宗吾臆談》,與此文對照觀之,當知著者之信仰孫中山,絕非出於肓從。

  著者幼年,極崇拜孔子,見《禮記》上有「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等語,因改名世楷,字宗儒,後來覺得孔子學說,有許多地方不滿我意,乃改字宗吾,表示信仰自己之意,對於孔子宣布獨立,而今仔細研究,始知孔子的學問,原自精深,確能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調和為一,遠非西洋哲學家所能企及。孔子學說,最貽人口實者,不過忠君一層,其實這是時代的關係,於他的學說,並無甚損。古時主權在君,故孔子說忠君,這不是尊君,乃是尊主權,現在主權在民,我們把他改為忠於民就是了。例如孔子說:「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我們改為「人民對政府要有禮,政府對人民要盡忠」,施行起來,就無流弊了。孫中山曾說:歐美人民,對於政府,常有反抗的態度。瑞士學者新發明一種說法,說「人民對政府要改變態度」。我們說:「人民對於政府要有禮」,也可算是新學說。像這樣的替孔子修正一下,他的學說,就成為現在最新的學說了。《大學》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一段話,把個人主義和社會主義融合為一,孫中山稱讚他是中國獨有的寶貝,外國大政治家沒有見到。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孫中山常喜歡寫「天下為公」四字,因為孔子理想的社會,是大同世界,孫中山理想的社會,也是大同世界,所以孫中山對於孔子,極為心折。

  宇宙事物,原是孳生不已的,由最初之一個,孳生出無數個,越孳生,越紛繁,自其相同之點觀之,無在其不同,自其相異之點觀之,無在其不異。古今講學的人,儘管分門別戶,互相排斥,其實越講越相合,即如宋儒排斥佛學,他們的學說中,參得有禪理,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孟子排斥告子,王陽明是崇拜孟子之人,他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其語又絕類告子。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因為宇宙真理,同出一源,只要能夠深求,就會同歸於一。猶如山中生出草草木木一般,從他相異之點看去,草與木不同,此木與彼木不同,同是一木,發生出來的千花萬葉,用顯微鏡看之,無一朵相同之花,無一片相同之葉,可說是不同之極了,我們倘能會觀其通,從他相同之點看去,則花花相同,葉葉相同,花與葉相同,此木與彼木相同,木與草相同,再進之,草木和禽獸相同,精而察之,草木禽獸,泥土沙石,由分子,而原子,而電子,也就無所謂不同了。我們明白此理,即知世間種種爭端無不可以調和的。有人問我道:你說「心理變化,循力學公例而行」。請問各種學說,由同而異,又由異而同,是屬乎力學公例之哪一種?我說:水之變化,即是力之變化,同出一源之水,可分為數支,來源不同之水,可匯為一流,千派萬別,無不同歸於海,任他如何變化,卻無一不是循力學公例而行,宇宙事物,凡是可以用水來作比喻的,都可說是與力學公例符合。

  中國人研究學問,往往能見其全體,而不能見其細微。古聖賢一開口即是天地萬物,總括全體而言之,好像遠遠望見一山,於山之全體是看見了的,只是山上之草草木木的真相,就說得依稀恍惚了。西人分科研究,把山上之一草一木看得非常清楚,至於山之全體,卻不十分了然。將來中西學說,終必有融合之一日,學說匯歸於一,即是思想一致,思想既趨一致,即是世界大同的動機。現在世界紛爭不已,純是學說紛歧釀出來的,我們要想免除這種紛爭,其下手之方法,就在力求學說之一致。所謂一致者,不在勉強拉合,而在探索本源,只要把他本源尋出來,就自然歸於一致了。所以我們批評各家學說,務於不同之中,尋出相同之點,應事接物,務於不調和之中,尋覓調和的方法,才不至違反進化之趨勢,不是我們強為調和,因為他根本上,原自調和的。我看現在國中之人,往往把相同之議論,故意要尋他不同之點,本來可以調和的事,偏要從不調和方面做去,互相攻擊,互相排擠,無一事不從衝突著手,大亂紛紛,未知何日方止。

  現在各黨各派,紛爭不已,除挾有成見,意氣用事者外,其他一切紛爭,實由於學說衝突醞釀出來的。要調和這種紛爭,依我想,最好是各人把各人所崇奉的學說,徹底研究,又把自己所反對的學說,平心觀察,尋覓二者異同之點,果能反覆推求,一定能把真正的道理搜尋出來,彼此之紛爭,立歸淌滅。因為宇宙間的真理,只有一個,只要研究得徹底,所得的結果,必定相同。假使有兩人所得結果不同,其中必有一人研究不徹底,或是二人俱不徹底,如果徹底了,斷無結果不同之理,大家的思想,既趨於一致,自然就沒得紛爭了。

  現在各種主義,紛然並立,彷彿世界各國紛然並立一樣,有了國界,此國與彼國,即起爭端,有了主義,此黨與被黨,即起爭端,將來世界各國,終必混合為一而後止,各種主義,也必融合為一而後止。無所謂國,無所謂主義,國界與主義同歸消滅,這就是大同世界了。著者主張聯合世界弱小民族,攻打列強,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主張各種主義,公開研究,也可說是順著大同軌道走的。

  耶教以博愛為主,後來宗教戰爭,同奉耶穌之人,互相焚燒屠殺,殘酷到了極點,與博愛之宗旨,完全背道而馳,倡民約論的人,何嘗不源於悲憫之一念,而其結果,則法國大屠殺,無復絲毫悲憫之念,並非咄咄怪事!著者求其故而不得,只好返求之於力學公例。人之思想感情,俱是以直線進行,耶穌、盧梭諸人的信徒,只知朝著他的目的物奔走,猶如火車汽車,開足了馬力,向前奔馳,途中人畜,無不被其碾斃一樣。現在身操殺人之柄者,與夫執有手槍炸彈者,如果明白這個道理,社會上也就受賜不少了。

  歐洲新舊教之爭,施行大屠殺,是學說衝突之關係,法國革命,施行大屠殺,也是學說衝突之關係,學說殺人,至於如此,真令人四顧蒼茫,無從說起。宗教之說,根本上令人懷疑,歐洲殉教諸人,前仆後繼死如歸,自我們的目光看去,彷彿吃了迷藥一般,而他們則自以為無上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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