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精神与東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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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精神与東西文化
作者:梁啟超 中華民國 
1922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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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机會在一個關系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体——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象我這樣對于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与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學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斗墨汁,預備倒吊著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著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于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羡、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听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么,便算我個人對于本社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獲如此其丰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几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么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為什么直到今日還得不著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為“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于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几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為:科學無論如何如何高深,總不過屬于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為: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么超凡入圣的大本領,什么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于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种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為這种故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么“中學為体,西學為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么時髦了,但因為話里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為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几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為蓬蓬勃勃有生气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于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治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于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种精神那种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圣大本領。至于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几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几處象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几個人肯去听?出版界能夠有几部有价值的科學書,几篇有价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几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于科學認為“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的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种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為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价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价值;他們只有數學、几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几何便懂几何;殊不知并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几何能教人懂几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几何。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几何……等等才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几何……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夠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為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很有人獎勵學制船、學制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几年學校里都教的數學、几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才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于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我大膽說一句話:

中國人對于科學這兩种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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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精神是什么?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知識。知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于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為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

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种某种性質才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為什么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听見有人殺人,從沒听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么叫做“性”?什么叫做“善”?

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气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准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范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几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于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里頭去研究,要繞著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雜的個体中,發現每個個体的的特征。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种特征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离的個体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种种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么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真知識。知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系,否則零頭斷片的知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相互關系,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知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因為我們靠他,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識進到行為的向導,因為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做去。雖然,因果是不輕容易譚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据;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于“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

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

“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為我們積千千万万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為什么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為再長出來的并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著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為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為雨雖然可以為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著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為雖然我們也曾听見某個不孝人著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著雷,許多著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為從來得不著絕對的證据,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极必亂,亂极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為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极是亂的原因,亂极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

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制后,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為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知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為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据,才能确定此事物与被事物之關系。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識甲和乙的關系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系。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系,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系。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系,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据的事實為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系,發明种种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极強蓋然性的原則,好象拿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网,這网愈織愈大,漸漸的函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与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种新知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知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知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知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于“人亡政息”,于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种“可以意會,不可以信傳”的神秘性,最足為知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几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确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庄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于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系。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几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步就班的循著一條路去得著,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知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据,自然要將證据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听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并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于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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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學術界,因為缺乏這三种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為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几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么,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里,連自己也說不出。
  •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据、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于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准,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 三、虛偽。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偽。虛偽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偽。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偽。本無心得,貌為深秘,欺騙世人。
  •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余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著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著許多沈澱廢質,在里頭為營養之障礙。
  •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于某种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与人的方法,這种發明,便隨著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為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舍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涂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后還要補几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腊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种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后,反科學精神彌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后,反科學精神彌漫于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准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种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复興以后,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复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种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后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

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后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