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實齋先生年譜
| 章實齋先生年譜 作者：胡適 |
先生名學誠，字實齋，號少岩，原名文斅。生長於清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據《偶山章氏家乘》）。章氏始祖仔鈞，五代時起家於福建浦城。北宋末，章綡移居浙江山陰。南宋光宗、寧宗間，章彥武（文叔）再遷，始居會稽偁山南之道墟。（《章氏遺書》的《神堂神主議》、《樂野先生家傳》、《章氏後宅分祠碑》及《章氏家乘》，《章大來後甲集》下，頁二十七）
到清乾隆時，道墟章氏已有萬餘人。人多，地瘦，種稻不足自給，所以就有種木棉，釀酒，做師爺三種職業。那地方上的人大都明銳而疏達，做事業往往有所成就（《樂野先生家傳》、《汪泰岩傳》）。實齋先生的曾祖子正，祖君信，都住在道墟。君信先生，名如璋，是候選經歷。配易氏，繼配沈氏。“惇行隱德，望於鄉黨；尤嗜史學。晚歲閉關卻掃，終日不見一人。取司馬《通鑒》，往復天道人事，而於‘惠迪從逆吉凶’所以影響之故，津津益有味乎其言。”（《刻太上感應篇書後》及《仲賢公三世像記》，《家乘》卷一，頁四十八，《朱筠笥河集·祭史孺人文》）
父名鑣，字驤衢，亦曰雙渠，號勵堂，又號岩旃。乾隆丙辰舉人，壬戌進士；辛未官湖北應城知縣。丙子罷官，貧不能歸，仍居應城。戊子卒（《家乘》卷二，頁九二，《馮孟亭奉硯圖記》）。先生自述云:“先君子少孤，先祖遺書散失，家貧不能購書，則借讀於人，隨時手筆記錄，孜孜不倦。晚年匯所劄記，殆盈百帙。嘗得《鄭氏江表志》及五季十國時雜史數種，欲抄存之；嫌其文體破碎，隨筆刪潤，文省而意義更周。仍其原名，加題為章氏別本。……又喜習書，繕五經文作方寸楷法。尤喜《毛詩》、《小戴記》，凡寫數本，手不知疲。嘗恨為此二事所牽，不得專意劄錄所未見書。每還人所借，有劄未竟者，悵悵如有所失。蓋好且勤也如是。”（《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又《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章鑣詩注載先生所作行述云：“……先人讀書，不為名聲。為古文辭，鑱刻峭削。病唐宋野史小說傳記足輔正史而文多蕪漫，因以意節之，抄《江表志》、《五國故事》、《南唐馬書》、《北夢瑣言》，凡十數種。詩則唐體多於古風，遺命勿輕示人。……”
在先生生前三四十年，驤衢先生遷居紹興府城（即會稽縣城）南門內善發衖。（《家譜》及《神堂神主議》、《仲賢公三世像記》）（按《三世像記》云：“先世自道墟遷居府城，蓋百年矣”。當是算至作文這年，這年先生已五十八歲了。）
母史氏，贈朝議大夫潁州府知府史義遵之第九女，會稽人（《史府君銘》，《家譜》。參考《朱集·祭史孺人文》）。適按，內藤虎次郎《章實齋年譜》云，“母史氏，會稽人，耐思之第九女”。此因誤讀朱筠《祭史孺人》文中“姊迂其言，父曰耐思”二句而誤。耐思非人名也。
先生無伯叔，有一姑，適杜鑒湄。（《丁太孺人家慶圖題詞》）
先生無兄弟，有一姊，適山陰夏同，後來同僑湖北（《杜燮均家傳》）；妹妹很多，難詳。
乾隆三年，戊午（西曆1738）。先生生。（《任幼植別傳》）
前一年，丁巳，先生之父驤衢先生會試下第，寓從子垣業（允功）家（《從嫂荀孺人行實》）。大約旋即回紹興。
是年，先生之友人任大椿（幼植）生於興化（《任別傳》）。是年先生之師朱筠（竹君，笥河）已十歲。同時名人，袁枚（子才）已二十三歲，錢大昕（曉征，辛楣）已十一歲，戴震（東原）已十六歲。浙東前輩，萬經（頁一）已八十歲，全祖望（紹衣，謝山）已三十四歲。
乾隆四年，己未（1739）。先生二歲。
二三歲時，從叔衡一常攜向鄰店朱叟索酒，日以為常。（《十叔父八十序》）故先生長而善飲。
這年七月，清廷修《明史》告成，學風一變而矜尚《四書》文藝了。（《東華錄》，《葉鶴塗文集序》。）
乾隆五年，庚申（1740）。先生三歲。
這年，崔述生於大名，趙翼生於陽湖。
清廷修《大清一統志》成。（志序）
乾隆六年，辛酉（1741）。先生四歲。
這年，萬經卒，年八十。
乾隆七年，壬戌（1742）。先生五歲。
先生之父驤衢先生（鑣）成進士。（《朱笥河集·祭章母史孺人文》）
自此以後十年間，驥衢先生居鄉，以教授為生。（《朱集》。原文云，“壬戌罷歸，十年教授。”）
乾隆八年，癸亥（1743）。先生六歲。
友人余姚邵晉涵（與桐，二雲）生。
乾隆九年，甲子（1744）。先生七歲。
朱筠《祭章學誠之母史孺人文》云：“自幼誡之，自《百家姓》。”
先生自言，“幼多病，一歲中……大約無兩月功。資質椎魯。日誦方百餘言，輒復病作中止。”（《與族孫汝楠書》）
汪中（容甫）生，姚鼐（姬傳）生。明年，友人武德（虛谷）生；又明年，友人洪亮吉（稚存）生。清廷詔纂《續通考》、《皇通考》。
乾隆十六年，辛未（1751）。先生十四歲。
從同縣王浩學，讀書於中表杜秉和（燮均）家之凌風書屋。王先生勤學古處，迂闊不習世事。學徒七八人，王先生常撻人，杜君受撻最多，甚至傷頂門，幾死；後創愈而頂肉骨隆起，不復平。其酷可想！（《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
是年先生與俞夫人結婚。四子書尚未卒業。（《與族孫汝楠書》，《章氏家譜》。）
是年驤衢先生謁選，得官應城知縣。（《李清臣哀辭》，《荀孺人行實》。）先生從父至應城。（《仲賢公三世像記》）
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先生十五歲。
乾隆十八年，癸酉（1753）。先生十六歲。
十五六時，在應城官舍。童心未歇。賓客皆為其父憂無後。
知識漸通，好泛覽。驤衢先生以業患不精，屏諸書令勿閱。先生嗜好初入，不忍割置，輒彷徨者久之。
癸酉，父延江夏生員柯紹庚（公望）課先生以經義。先生不肯為應舉文，好為詩賦而不得其似。心無張主，卻不甘與俗學伍。質雖騃滯，而識趣則不離紙筆，性情已近史學。嘗取《左傳》刪節事實，其父見之，乃謂編年之書仍用編年刪節，無所取裁，曷用紀傳之體分其所合？先生始力究紀傳之史。又因官舍無他書得見，乃密從其妻乞簪珥，易紙筆，假手在官胥吏，日夜抄錄《春秋內外傳》及衰周戰國子史，輒復以意區分，編為紀表志傳，凡百餘卷，名曰《東周書》。經營凡三年，卒未成書。後為館師所覺，被責，遂中廢。那時常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然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嘗一得當。柯先生慨然誨曰：“文無今古，期於通也。時文不通，詩古文辭又安能通耶？”先生仍不信其言，柯甚以為恨。
官舍多暇日，賓客過從，見先生所為，漸多違心稱譽者，先生心益樂之。春秋佳日，聯騎出遊，歸必有記，同人相與貿貿歎賞。其事多絕可笑者。然先生嗜好初未入俗也。
當時學風仍尚時文，先生猶得聞老生宿儒自尊所業，至目通經服古為雜學，詩古文辭為雜作。士不通四書文，不得為通人。
（以上綜合《柯先生傳》、《家書三》、《家書六》、《與族孫汝楠論學書》、《跋甲乙剩稿》、《葉鶴塗文集序》、《又答沈楓墀論學書》）
乾隆十九年，甲戌（1754）。先生十七歲。
秋冬之間，購得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閱他書；先生得此集，匿藏篋笥，燈窗輒竊觀之。尚不盡解，但愛好不忍釋手。（《朱崇沐刊韓文考異書後》）
是年戴震始入北京。（《戴年譜》）
明年，全祖望卒，年五十一。（《鮚埼亭集》、《年譜》）
乾隆二十一年，丙子（1756）。先生十九歲。
驤衢先生罷官。朱筠《祭史孺人文》云：
辛未夫仕，湖北應城，不枉民獄，不撼警兵。夫人坐梱，諮諏則中。……撙節日食，室椷一櫝；余金投隙，曰吾養福。丙子夫罷，代者苛責；發千金償，識遠巾幗！曰“妾知君，無我負人。……君一氈來，以一氈去；賦歸去來，藏此有故”。罷仍居縣，不殊官時；昔不知粝，今精不知。（《笥河集》十六）
這一節可考見先生的父母在應城時情狀。《李清臣哀辭》云：“丙子，先子罷縣，貧不能歸，僑家故治，又十許年。”又《行述》云：“先人……以疑獄失輕免官，窭甚，久不能歸，士民親附如家人。身後徙家京師，舊治士商至京師者，必訪奠故令君旅殯，執土物通問，再世不絕。”（《兩浙輶軒錄》卷二十二引）
又《家書三》云:“祖父嘗辨《史記索隱》謂‘十二本紀法十二月，十表法十干’諸語，斥其支離附會。吾時年未弱冠，即覺鄧氏《函史》上下篇卷分配陰陽老少為非，特未能遽筆為說耳。”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1757）。先生二十歲。
購得吳注《庾開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吳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評於下曰：“望桃花於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綿邈！”先生彼時便覺有會。回視吳注，意味索然矣。自後觀書，遂能別出意見，不為訓詁牢籠。雖時有鹵莽之弊，而古人大體乃實有所窺。（《家書三》）
先生自言，“二十歲以前，性絕騃滯。讀書日不過三二百言，猶不能久識。為文字，虛字多不當理，廿一二歲，骎骎向長。縱覽群書，於經訓未見領會，而史部之書乍接於目，便似夙所攻習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隨口能舉，舉而輒當。……乃知吾之廿歲後與廿歲前，不類出於一人，自是吾所獨異。”（《家書六》）
乾隆二十三年，戊寅（1758）。先生二十一歲。
乾隆二十四年，己卯（1759）。先生二十二歲。
此兩年驤衢先生主講天門。（《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先生二十三歲。
始出遊，道訪陳執無於汜水縣署，款留旬日。至北京，應順天鄉試，主從兄垣業（允功）南城之寓。是時道墟章氏居京師者不下百家，獨族孫文欽，守一，及文欽族侄汝楠頗好學，可與論文，歡然若兄弟。其後劇談養氣煉識之旨，有“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從嫂荀孺人行實》、《跋陳西峰韭菘吟》、《章氏二女小傳》、《滕縣典史任君家傳》、《童孺人家傳》、《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但《童孺人家傳》云：“乾隆二十五年壬午”，壬午誤。）
自庚辰至辛巳，驤衢先生主講應城講席。（《李清臣哀辭》）（《家譜》亦云:“去任後，邑人聘留主講書院。”）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先生二十四歲。
先生自言，“廿三四時所筆記者，今雖亡矣，然論諸史於紀表志傳之外，更當立圖；列傳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此皆當日之舊論也。”（《家書六》）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先生二十五歲。
是年還會稽（《杜燮均家傳》、《丁太孺人家慶題辭》）。不久，又北上應順天鄉試。道出山東，訪族婿任肇元於滕縣。（《任君家傳》）
冬，始肄業於國子監內舍。意氣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之艱。試其藝於學官，輒置下等。每大比科集，試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僅五七而先生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先生齒，同舍諸生視先生若無物，每課榜出，先生往覘甲乙，皂隸必旁睨笑曰：“是公亦來問甲乙邪！”而以先生意視祭酒以下，亦茫茫不知為何許人也。（《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青圃六十序》）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1763）。先生二十六歲。
肄業國子監（《甄鴻齋家傳》）。二月，始識曾慎（麓亭），並因以識甄松年（青圃），皆相知契。是時學力未充，所言大抵鮮所征引。本其意識所達，則亦與後有不甚遠者。慎輒為之首肯，且箴以稍洽於時。（《庚辛之間亡友傳》、《甄鴻齋家傳》）
夏，給假出都，省親湖北，索處蒲騷僑寓。（《題壬癸尺牘》、《庚辛之間亡友傳》）
壬午癸未兩年中，先生與同志往反論文，函稿“爛然盈篋笥”，九月朔，輯為一卷，曰《壬癸尺牘》。（題《壬癸尺牘》。此書不存。《與甄秀才論修志》二書，《論文選》二書，當是這裡面的殘存者。）
九月，遊陝西（同上）。《遺書》卷十九有《碑洞》、《楊太尉墓》、《望西嶽》等詩，當是此行所作。“祭漢太尉楊伯起先生文"則自題癸未九月。此行目的不詳，似旋即返湖北。
是年，戴震作《原善》成。（《戴年譜》）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先生二十七歲。
驤衢先生主湖北天門縣講席。（《李清臣哀辭》）
是年冬杪，天門知縣胡君議修縣志，先生為作《修志十議》。十議者：一議職掌，二議考證，三議征信，四議徵文，五議傳列，六議書法，七議援引，八議裁制，九議標題，十議外編（《通義》外篇三）。十議之中，征信一條注重核實，徵文一條主張“一仿班志劉略，標分部匯，刪蕪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皆可見先生此時對於修志一事的主張已開後來的先路。
十議後有跋云，此篇“大意與舊答甄秀才前後兩書相出入”。此可見《答甄秀才論修志》二書之作在此議之前。（按《甄鴻齋家傳》云，“癸未，學誠肄業國子監，新寧甄松年亦在監中，與學誠志義相得，已而奔走四方。”又云，“乾隆乙酉，……松年遂膺鄉薦。”據此，甄秀才即甄松年。）論修志二書當作於癸未甲申之間。今擷其大要，附於此年。第一書論六事：
一、論義例:“皇恩慶典，當錄為外紀；官師銓除，當畫為年譜；典籍法制，則為考以著之；人物名官，則為傳以列之。”
二、論藝文：“當仿《三通》、《七略》之意，取是邦學士著撰書籍，分其部匯；首標目錄，次序顛末；刪蕪擷秀，掇取大旨，論其得失，比類成編。”
三、論前志:“修志者，當續前人之記載，不當毀前人之成書。即前志義例不明，文辭乖舛，我別為創制，更改成書，亦當聽其並行，新新相續，不得擅毀。……仍取前書卷帙目錄，作者姓氏，錄入新志藝文考中。”
四、論“志之為體當詳於史。……當事者欲使志無遺漏，平日當立一志乘科房，僉椽吏之稍通文墨者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實，六曹案牘，一切皆令關會目錄真跡，匯冊存庫。異日開局纂修，取裁甚富，雖不當比擬列國史官，亦庶得州閭史胥之遺意”。
五、論“志乃史體，……據事直書，善否自見”。
六、論史志宜注重有裨風教之記載。
此六條之中，“前志”一條，後來先生修志時列為專目：“立志科”一條，即先生後來《州縣請立志科議》之底子。
第二書論八事，第七事主張另立《文選》一類，與志乘相輔佐。此即先生後來立《文征》一例之底子。篇末自言其志云:“丈夫不為史官，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
按《文史通義》外篇三尚有《天門縣志藝文考序》、《天門縣志五行考序》、《天門縣志學校考序》三篇。《天門志》乃先生之父所修（此據孫德謙君與孫毓修書中語），諸序當是代筆，大概作於甲申與戊子之間。又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云：“《天門志》呈覽。中為俗人所改，所存才十之六七。著作之事，必自己出，即此亦見一端。”則先生所代作，當不止三序而已。此書今尚存。
清廷重修《一統志》。
乾隆三十年，乙酉（1765）。先生二十八歲。
先生三至京師（《任君家傳》），仍居國子監中，倀倀無侶（《庚辛亡友傳》）。應順天鄉試，沈業富（既堂）與分校，薦先生之文於主司，不錄。沈大惋惜，館先生於其家，俾從事鉛椠，益力於學。（《沈母朱太恭人八十序》、《馮君家傳》）
是年十月，驤衢先生作《熊征君墓誌銘》（此篇今附見浙本《遺書》七，但劉本題注云:代家大人作）。
是年先生始見劉知幾《史通》（《家書六》）。先生自云:“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書二》）
始學文章於朱筠（似由沈業富介紹。因沈、朱最相契，與翁方綱、張曾敞並號四金剛）。朱先生一見許以千古。然語及時文，則云“足下於此無緣，不能學，然亦不足學也”。先生曰：“家貧，親老，不能不望科舉。”朱先生曰：“科舉何難？科舉何嘗必要時文？由子之道，任子之天，未嘗不得。即終不得，亦非不學時文之咎也。”先生信其說（《與汪龍莊簡》、《湖北按察使馮君家傳》）。《跋甲乙剩稿》自評云：“甲申乙酉，……沈先生始薦其文，而朱先生始言於眾，京師漸有知名者。彼時立志甚奇，而學識未充，文筆未能如意之所向。”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1766）。先生二十九歲。
仍在國子監。仍學文章於朱筠（《通說》，又《朱笥河集·椒河吟舫小集序》）。同學可考見者，邱向閣，吳蘭庭（胥石），任大椿（幼植），馮廷正（仲囫）。（《吳府君墓碑》、《馮瑤罌別傳》、《通說》）
是年，先生已寄居朱筠家，在日南坊李鐵拐斜街之南。先生自述云：“是時朱先生未除喪，屏絕人事。學誠下榻先生邸舍，時時相過，若程舍人晉芳，吳舍人烺，馮大理廷丞，及君（蔣秦樹，雍植）為燕談之會。晏歲風雪中，高齋歡聚，脫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蔣君墓誌銘書後》，《笥河文集》有《椒河吟舫小集序》）
從兄垣業方輯其支譜，商榷體例於先生。（見下書）
這年先生有《與族孫汝楠論學書》（題下自注“丙戌”），是早年第一篇重要文字，最可注意。其略曰：
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騖空虛，蓋未嘗不憪然自喜，以為得之。獨怪休寧戴東原（震）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毋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僕重愧其言！因憶向日曾語足下所謂“學者只患讀書太易，作文太工，義理太貫”之說，指雖有異，理實無殊。充類至盡，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嘗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
此可見先生受戴震的影響甚大。又云：
近從朱先生（筠）遊，亦言甚惡輕雋後生枵腹空談義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學者先求征實，後議擴充。所謂不能信古，安能疑經，斯言實中癥結。僕則以為學者祈向，實有專屬。博詳反約，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氾濫渟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遠。古人復起，未知以斯語為何如也。要之，談何容易！十年閉關，出門合轍，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須不羨輕雋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毀譽，循循勉勉，即數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為者而為之，乃有一旦庶幾之日：斯則可為知者道，未易一一為時輩言耳。
先生學問之所以有成功，實由此時立志不錯。又云：
僕……家貧親老，勉為浮薄時文，妄想幹祿，所謂行人甚鄙，求人甚利也。顧又無從挾貲走江湖，籴販逐什一；而加之言訥詞鈍，復不能書刺干謁：坐此日守呫嗶，餘力所及，不得希古人之一二。閑思讀書劄記，貴在積久貫通，近復時作時輟。自少性與史近。史部書帙浩繁，典衣質被，才購班馬而下，歐宋以前，十六七種。目力既短，心緒忽忽多忘，丹鉛往復，約四五通，始有端緒，然猶不能舉其詞，悉其名數。嘗以二十一家義例不純，體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約為科律，作書數篇，討論筆削大旨。而聞見寥寥，邈然無成書之期。況又牽以時文，迫以生徒課業，未識竟得償志否也。他所撰著，歸正朱先生外，朋輩征逐，不特甘苦無可告語，且未有不視為怪物，詫為異類者。
著書之志始此。又云：“四月間，得楚中書，……細君去秋又舉一子。……”此可知這年先生已有二子了（即貽選、華紱）。
此書末又議家譜義例，已引邵念魯（廷采）說。
是年，戴震寫定《緒言》三卷。（《年譜》）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1767）。先生三十歲。
先生自言，“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存；依朱先生居，侘傺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文人之所習業。”（《任幼植別傳》）
久居國子監，貧不知名。去年，歐陽瑾攝祭酒，首擢先生名第一。六館之士，至相詫而嘻！歐陽先生獨謂“是子當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由是益厚遇之。是秋，國子監修志，遂令專司筆削。（《歐陽先生奉使告祭碑後敘》、《與家守一書》）（但《後敘》謂瑾丙申攝祭酒，申字系戌字之誤。下文敘瑾做官，曰累遷，曰進擢，曰免官於庚寅冬，曰悠遊六七年，而作文之年又是戊戌，丙申戊戌僅隔二年，不合，必有誤。且瑾令修志，而志修於是年。）
朱先生被詔撰《順天府志》，亦屬先生輩經紀其事，先生深以得行其舊所討論之主張為喜（《與家守一書》）。但其書似未成。
清廷詔修《續通志》、《續通典》、《清通典》。錢大昕始撰《廿一史考異》。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1768）。先生三十一歲。
二月，自朱先生家徙寓族兄垣業僦齋，初七日有《與家守一書》。（題下自注“戊子”）
四月後，暫卸各書工程，讀書以待秋闈。（《與家守一書》）
朱筠、朱棻元（春浦）皆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先生應試，僅中副榜。朱棻元於鄰座見先生對策言《國子監志》得失，驚歎不已，怪六館師儒安得遽失此人。於是先生名稍稍聞。（《朱府君墓碑》、《通說》、《笥河墓誌銘》）
是年冬，父驤衢先生卒於應城（《朱集·祭史孺人文》）。先生聞訃，猶暫寄從兄允功家，貧不能奔喪（《章氏二女小傳》）。作允功妻荀孺人《行實》（甚詳，為傳記中佳品）。以第三子華綬為允功後（《行實》、《家譜》）。華綬字緒遷，號苧阡，系先生之妾蔡氏所生。（《家譜》）
這年以前，未有家累。館穀所入，自人事所需而外，銖積黍累，悉以購書。（《滃雲山房藏書目記》）
是年，朱棻元擢國子監司業。（《朱府君墓碑》）
是年，王引之生。
清廷纂《通鑒輯覽》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先生三十二歲。
為座師秦芝軒校編《續通典》之《樂典》。（《上朱先生書》）
先生居父喪。舉家扶柩附湖北糧艘北上。書箱為漏水所浸，驤衢先生隨身的三數千卷書，損失三分之一（《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夏六月，家口十七八人到北京。先生於三四月已賃居柳樹井，馮君弼（廷丞）居宅，遂以安頓家眷。（《馮室周淑人家傳》、《上朱先生書》）
是年，任大椿登第，先生始見之。（《任幼植別傳》）
是年蕭山汪輝祖赴京會試，始交先生（汪輝祖《病榻夢痕錄》上，頁三二）。二人自是相交三十二年不衰。（《夢痕餘錄》，頁五七）
是年陳本忠（伯思）成進士，與先生朝夕論學。（《陳別傳》）
任朝（鷺傳）除國子監丞。先生方以國子生與修《監志》，多與諸學官抵牾。獨司業朱棻元主持其說，而任朝與之言，尤有深契。（《庚辛之間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候朱春浦先生書》）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1770）。先生三十三歲。
仍居北京柳樹井南馮宅。（《贈樂槐亭敘》）
二月，友人蔣雍植卒於北京。秋，朱筠為作墓誌銘，值將主考福建鄉試，屬先生與錢大昕參定之。先生如命以詣錢先生；錢略商數語，不肯涉筆。先生乃仿佛朱先生之意而改定之。並作《書後》。（《與朱少白書》、《蔣漁邨墓誌銘書後》）
朱先生自福建貽詩，問有意名山著作否。（（朱笥河詩抄》）
從兄垣業輯宗譜尚未成，屬先生采遺文，因錄《武強德政序》、《何垣序》以進；八月，並為《德政序》作《書後》。（《書後》）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1771）。先生三十四歲。
朱筠充會試同考官，邵晉涵（二雲，與桐）、周永年（書昌）皆成進士。先生始識二雲，欲因以訪書昌，不果。（《周書昌別傳》、《朱先生墓誌銘》）
年來仍從事《國子監志》之編摩，殊不得意。朱棻元欲使做成《則例》一書，先生卒謝去。（《候朱春浦先生書》）
秋，朱筠奉命提督安徽學政。十月十八日，與先生及邵晉涵，張鳳翔，徐瀚，莫與儔等，聯車十二乘，離京。先生道吊從女適任肇元者於山東滕縣。十一月二十八日，同到太平使院。十二月二十六日，同遊採石磯，朱筠有記。（《笥河文集》，《章氏遺書·任君家傳、陳伯思別傳》）
先生方學文章於朱先生，苦無藉手。邵晉涵輒舉前朝遺事，俾先生與朱先生各試為傳記，以質文心。其有涉史事者，若表志，記注，世系，年月，地理，職官之屬，凡非文義所關，覆檢皆無爽失。自是晉涵與先生論史，契合隱微。（《邵與桐別傳》，《丙辰劄記》劉刻本外三頁五八）
其文尚有存者，如《景烈婦傳》，《笥河文集》亦有，題曰《書烈婦景事》。
先生盛推邵二雲從祖廷采（念魯）所著《思復堂文集》，謂“五百年來罕見”。二雲甚謙挹，先生正色曰：“班馬韓歐程朱陸王，其學其文，如五金貢自九牧，各有地產，不相合也。洪爐鼓鑄，自成一家，更無金品州界之分，談何容易？文以集名，而按其旨趣義理乃在子史之間。五百年來，誰能辨此?”二雲敬諾，乃為念魯作《行狀》，請朱先生表其墓。（《邵與桐別傳》貽選跋，《笥河文集》，《邵念魯墓表》。《南江文抄》，《念魯行狀》。念魯事蹟，詳見姚名達所作《年譜》）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1772）。先生三十五歲。
三月五日，朱筠與先生等游青山，有遊記。（《笥河文集》卷七）
夏，先生訪寧紹台兵備道馮廷丞於寧波道署。過會稽。
秋，又在太平。（《馮君家傳》、《馮瑤罌別傳》、《杜燮均家傳》、《與嚴冬友侍讀書》、《童孺人家傳》）
秋冬間，有《候國子監司業朱春浦先生書》，申述所以脫離監志局之故，又云：
夫人之相知，得心為上。學誠家有老母，朝夕薪水之資不能自給。十口浮寓，無所棲泊。貶抑文字，稍從時尚，則有之矣。至先生所以有取於是而小子亦自惜其得之不偶然者，夫豈紛紛者所得損益？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指已見辛楣先生候牘所錄內篇三首，並以附呈。先生試察其言，必將有以得其所自。
由此可知先生作《文史通義》實始於是年（《南江文抄》，《與章實齋書》，亦可作證）。而所謂辛楣先生候牘，即《上辛楣宮詹書》，辛楣即錢大昕。
《上辛楣宮詹書》云：
學誠從事於文史校讎，蓋將有所發明。然辯論之間，頗乖時人好惡，故不欲多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為外人道也。……世俗風尚必有所偏。達人顯貴之所主持，聰明才雋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載筆之士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則必逆於時趨。時趨可畏，甚於刑曹之法令也。……韓退之《報張司業書》謂“釋老之學，王公貴人方且崇奉，吾豈敢昌言排之？”乃知《原道》諸篇，當日未嘗昭揭眾目。太史公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不知者以為珍重秘惜，今而知其有戒心也。……今世較唐時為尤難矣。惟……著書為後世計，而今人著書以表襮於時。此愚見之所不識也。若夫天壤之大，豈絕知音？針芥之投，寧無暗合？則固探懷而出，何所秘焉？
此書可見先生當日之不合時宜。先生對於錢大昕，始終無有貶辭；對於王念孫，也無貶辭。但錢大昕似未能賞識先生之史學見解。（又按此書在浙本題注為《戊午抄存》之一，故本年譜初版列在戊午年下。今據《候朱春浦書》，知是此年之作。）
是冬，朱筠試士徽州（《笥河文集》），黃景仁、邵晉涵與先生皆相從校文（《南江文抄》，《與章實齋書》）。時徽州知府為鄭虎文。（《黃景仁年譜》）
歲杪，先生又返會稽，主道墟族兄孟育家。（《元則公又昌公合傳》、《童孺人家傳》）
是年，幼子生於北京。（《與周筤穀論課蒙書》）
辛卯壬辰之間，都門嘗再遷家，藏書頗有遺失。先人劄錄多襲巾箱，偷兒不知為書，負之而去。幸先人著述草稿，別置一箱，得以僅存（《滃雲山房藏書目記》）。然其後亦未付雕也。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1773）。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初旬，訪邵晉涵於余姚，留數日。晉涵始信先生推尊念魯《思復堂文集》之言，屬為校定，將重刻以問世。然卒不果。（《邵與桐別傳跋》）（一直到光緒末年，才由蔡元培校定，徐友蘭重刻，收入《紹興先正遺書》。）
旅客寧紹台道署。（《書李夢登事》）
二月，由寧波過會稽太平至和州，似因朱筠之介，應知州劉長城之聘，編摩《和州志》。（《書李夢登事》，《金地山印譜序》，《笥河文集》，《安徽通志》。）先作《志例》。據今日所存殘本，則有下列十一部：
一、《皇言紀》
二、《官師表》
三、《選舉表》先詳制度，後列題名。
四、《氏族表》每姓推所自出，詳入籍之世代。科甲仕宦為目。無科甲仕宦，不為立表。科甲仕宦之族，旁支皆齊民，則及分支之人而止。雖有科甲仕宦而無譜者，闕之。
五、《輿地圖》一曰輿地，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
六、《田賦書》具錄田賦顛末，附采私門著述，官府文移，有關田賦利病者。
七、《藝文書》部次，條例，治其要刪。
八、《政略》次比政事，編著功猷。凡三篇。
九、《列傳》以正史通裁，特標列傳；旁推互證，勒為專家；上裨古史遺文，下備後人採錄。（並下列二列傳，凡二十三篇。）
十、《闕訪列傳》標名略注，事實難征，世遠年湮，不可尋訪者歸之。
十一、《前志列傳》曆敘前志，存其規模。
但據劉刻本《和州志》考察，則決不僅十一部。如《田賦書》稱書第一，《藝文書》稱書第六，則其間尚有四書，而書之總數最少亦有六，可知也。《輿地圖》稱圖第一，又云:“二曰建置，三曰營汛，四曰水利。”則圖最少有四，可知也。故可謂為共分十八部。
春，有《與嚴冬友侍讀書》云：
皖江，足下舊遊地也，風土人情，故自不惡。第武陵一穴，久為捷足爭趨。邵與桐、莊似撰（炘）諸君相守終年，竟無所遇，文章憎命，良可慨也。鎖院校文，生計轉促。以此悒悒，思為歸計。正恐歸轉無家，足下能為我謀一官書舊生業否？
日月倏忽，得過日多。檢點前後，識力頗進而記誦益衰。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草創未多，頗用自賞。曾錄內篇三首，似慕堂（曹學閔）光祿，乞就觀之，暇更當錄寄也。
是年夏，在寧波道署遇戴震（東原）。是時戴年已五十，方主講浙東金華書院。先生與戴論史事，多不合。戴新修《汾州府志（乾隆己丑。見《戴氏年譜》），及《汾陽縣志》（辛卯。亦見《年譜》），及見先生《和州志例》，謂修志但當詳地理沿革，不當侈言文獻。先生則謂“方志如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又曰：“修志者，非示觀美，將求其實用也。時殊勢異，舊志不能兼該，是以遠或百年，近或三數十年，須更修也。若云但考沿革而他非所重，則沿革明顯，毋庸考訂之，州縣可無庸修志矣。”又曰：“古跡非誌所重，當附見於輿地之圖，不當自為專門。”（《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文史通義》外篇三）
去年冬，清廷敕催各省訪求遺書，朱筠除采奏數十種外，後又上《謹呈管見開館校書摺子》，擬出辦法四條：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且飭取《永樂大典》分別寫成專書；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宜開館校書，擇要進呈；四，金石圖譜在所必錄。是年春，清廷議決採用前三條，命軍機大臣為校書總裁，揀選翰林等官，定規酌辦。將來成編時，賜名《四庫全書》。旋又特徵戴震、邵晉涵、周永年、余集、楊昌霖五人入館，賜官翰林（《東華錄》，《邵與桐別傳》，《笥河文集先生由寧波返和州，道過杭州，聞戴震與吳穎芳談次痛詆鄭樵《通志》。其後學者頗有訾謷。先生因某君敘說，辨明著述源流。其文上溯馬班，下辨《文獻通考》，皆史家要旨，不盡為《通志》發。初名《續通志敘書後》，後易名《申鄭篇》。（《答客問上》、《申鄭》）
修《和州志》未訖，以私稿示周震榮（筤谷）於青陽縣署。周偶失其稿，中有佳傳，多不可憶。（《記鬼神二事》）（又《周筤谷五十屏風題辭》云：“壬辰癸巳之間，嘗從大興朱先生竹君較文安徽學使幕中，往來君舊治。”可知此時先生已識周氏。）
在和州時，病諸史列傳人名錯雜，令人將《明史》列傳人名編韻為書。初欲通編全史人名，後以為功稍繁，先將列傳所著人名，通編為韻，更取諸篇人名重復互見者，遍注其下，編為一卷。（《與族孫守一論史表書》）
九月，朱筠失官，左遷，在四庫全書處行走。繼其安徽學政者為秦潮。（《笥河文集》、《安徽通志》）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1774）。先生年三十七歲。
撰《和州志》四十二篇。編摩既訖，因采州中著述有裨文獻，及文辭典雅者，輯為《和州文征》八卷（《和州文征序例》），計:奏議二卷，征述二卷，論著一卷，詩賦二卷。上其書於安徽學政秦潮。潮以州轄含山一縣，誌僅詳州而略於縣；且多意見不合：往復駁詰，誌事遂中廢（《方志辨體》、《安徽通志》）。乃刪存為二十篇，名曰《誌隅》。自序曰：
……鄭樵有史識而未有史學，曾鞏具史學而不具史法，劉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義》所為作也。《通義》示人而人猶疑信參之。蓋空言不及征諸實事也。《誌隅》二十篇，略示推行之一端。能反其隅，《通義》非迂言可比也。……乾隆三十九年季春之月。（《靈鹣閣四》，一，頁十七）
季夏，代鄭虎文作《沈母朱太恭人壽序》。據《文獻征存錄》云，虎文稱先生有良史才。
秋，與金友蓮自和州泛姑溪，渡高淳巨浸，曉浮鸚脰湖，過嘉興至杭州，應浙江鄉試，不中。過會稽，抵寧波（《金地山印譜序》、《杜燮均家傳》、《童孺人家傳》）。遂在道署度冬。（《馮君家傳》）
乾隆四十年，乙未（1775）。先生三十八歲。
春，馮廷丞遷臺灣道，賓客雲散。先生亦倦游，返會稽，初與宗人春社。（《馮定九家傳》、《蔣南河家傳》、《家效川八十序》）
五月，校編《章格庵遺書》，作序。又為《劉忠介公年譜》作序。秋，遂還北京。家益貧，而交遊益廣，因遷居金魚池陋巷（《庚辛亡友傳》、《朱司業碑》、《周書昌別傳》、《任幼植別傳》、《章氏二女小傳》）。是時，四庫館已開，人才多集於北京。先生與邵晉涵，任大椿，任朝，胡士震，沈棠臣，裴振諸人時相往還。（《任幼植別傳》、《庚辛之間亡友傳》）
《邵與桐別傳》云：
自四庫征書，遺籍秘冊薈萃都下，學士侈於聞見之富，別為風氣，講求史學，非馬端臨氏之所為整齊類比，即王伯厚氏之所為考逸搜遺。是其研索之苦，襞襀之勤，為功良不可少。然觀止矣！至若前人所謂決斷去取，各自成家，無取方圓求備，惟冀有當於《春秋》經世，庶幾先王之志焉者，則河漢矣。
余嘗語君：“史學不求家法，則貪奇嗜瑣，但知日務增華，不過千年，將恐大地不足容架閣矣。”君撫膺歎絕，欲以斯意刊定前史，自成一家。時議咸謂前史榛蕪莫甚於元人三史，而措功則《宋史》尤難，君遂慨然自任。
即此時之事。
《周書昌別傳》云：
余……乙未入都，……（書昌，與桐）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句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骎骎乎移風俗矣。余因與桐往見書昌於藉書之園。
周永年以藉書名園，藏書近十萬卷，中多精本。藉者，借也。周意在流通，頗似今之圖書館。先生為作《藉書園書目敘》，言周君“嘗患學之不明由於書之不備，書之不備由於聚之無方，故棄產營書，久而始萃”。末云：“群書既萃，擴四部而通之，更為部次條別，申明家學，使求其書可即類以明學，由流而溯源，斯則周君之有志而未逮者也。”觀此文，可知先生此時心思所注。
冬初，趨省從女於涿州，仲冬再往，則女已死。（《章氏二女小傳》）
《跋甲乙剩稿》自評云：“甲午乙未，江南修志而復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然不免有意矜張也。”
乙未丙申之間，蹙蹙無所就，侍朝為之籌畫甚至。（《庚辛亡友傳》）
朱筠弟子李威去年始自福建入京，今年始見先生。後作《從遊記》，有云:“及門章學誠議論如湧泉，先生（指朱筠）樂與之語。學誠姍笑無弟子禮，見者愕然，先生反為之破顏，不以為異。”（（笥河文集》首）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1776）。先生三十九歲。
困居北京，援例授國子監典籍。（《庚辛亡友傳》）
秋，因朱筠、朱棻元、張方理之介紹，訪梁夢善於蠡縣，周震榮於曲陽。時震榮以清苑縣丞，署曲陽縣事，始與先生結深交（《庚辛亡友傳》《朱府君墓碑》《周筤谷別傳》。《內藤譜》，曲陽作永清，誤。可參看卷七，《周府君墓誌銘》）。其後先生屢館畿輔，至於攜家自隨，中曆悲歡離合，且有死喪疾厄患難之遭，震榮與休戚周旋於其間者，一十二年。（《周別傳》）
震榮是年即調永清知縣。（《周筤谷五十屏風題辭》）
清帝命史館立《貳臣傳》。（《東華錄》）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先生四十歲。
春，因周震榮之介，主講定州之定武書院。既萃諸生而課以文，復授州之秀童以小學而榷其塾師之日課。諸童頗用斐然。（《書孫氏母子貞孝》、《庚辛亡友傳》、《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周震榮延先生主修《永清縣志》（《周筤谷別傳》、《周府君墓誌銘》）。先生以五月去定州，至永清。（《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庚辛亡友傳》、《周府君墓誌銘》、《周筤谷題辭》）
秋初入京應順天鄉試。主考官山陰梁國治（瑤峰）惡經生墨守經義，束書不觀，乃發策博問條貫，雜以史事，以覘宿抱。榜發，先生中式，謁梁。梁曰：“余闈中得子文，深契於心。啟彌封，知出吾鄉，訝素不知子名。詢鄉官同考者，皆云不知。聞子久客京師，乃能韜晦如是！”（《庚辛亡友傳》《梁文定公年譜書後》《張公墓誌銘》《周府君墓誌銘》，《國朝耆獻類征》，《梁國治傳》）
先生前此嘗七應鄉試，凡三中（兼副榜），一薦，一備，二落。（《與汪龍莊簡））
洪亮吉《北江詩集》有贈先生詩，當是此年所作。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文。我前喜放筆，大致固不淳。君時陳六藝，為我斧與斤。不善輒削除，善者為我存。儀真有汪中，此事立絕倫。藐視六合間，高論無一人。前者數百言，並致洪與孫。勖其肆才力，無徒嗜梁陳。我時感生言，一一以質君。君托左耳聾，高語亦不聞。（原注：君與汪論最不合。）君於文體嚴，汪於文體真。筆力或不如，識趣固各臻。別君居三年，作文無百幅。以此厚怨君，君聞當瞪目。
五月二十七日，戴震卒於北京，年五十五歲。戴震為當日樸學第一大師；清代朴學至戴氏而始大成；至戴氏諸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等——而始光大。先生對於戴氏，雖時有貶辭，但他確能賞識戴學的好處，先生作《朱陸篇》，即為戴氏而作的。《朱陸篇》云：
……宋儒有朱陸，千古不可合之同異，亦千古不可無之同異也。末流無識，爭相詬詈，與夫勉為解紛，調停兩可，皆多事也。然謂朱子偏於道問學，故為陸氏之學者，攻朱氏之近於支離；謂陸氏之偏於尊德性，故為朱氏之學者，攻陸氏之流於虛無：各以所畸重者爭其門戶，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為朱氏之授受而攻陸王，必且博學多聞，通經服古，若西山、鶴山、東發、伯厚諸公之勤業，然後充其所見，當以空言德性為虛無也。今攻陸王之學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無稽之學究，則其所攻與其所業相反也。問其何為不學問，則曰支離也。詰其何為守專陋，則曰性命也！是攻陸王者，未嘗得朱之近似，即偽陸王以攻真陸王也。是亦可謂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於末學。朱陸本不同，又況後學之嘵嘵乎？但門戶既分，則欲攻朱者必竊陸王之形似，欲攻陸王者必竊朱子之形似。朱之形似必繁密，陸王形似必空靈，一定之理也。而自來門戶之交攻，俱是專己守殘，束書不觀，而高談性天之流也。則自命陸王以攻朱者固偽陸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陸王者亦偽陸王，不得號為偽朱也。同一門戶，而陸王有偽，朱無偽者，空言易而實學難也。……
陸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偽陸王之自謂學朱而奉朱，朱學之憂也。蓋性命事功合而為一，朱子之學也。求一貫於多學而識，而約禮於博文，是本末之兼該也。諸經解義不能無得失，訓詁考訂不能無疏舛，是何傷於大體哉？……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別，以為優於陸王矣。然則承朱氏之俎豆，必無失者乎？曰，奚為而無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學者，即朱氏之數傳而後起者也。其與朱氏為難，學百倍於陸王之末流，思更深於朱門之從學；充其所極，朱子不免先賢之畏後生矣。然究其承學，實自朱子數傳之後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朱子求一貫於多學而識，寓約禮於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實而難；雖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謂無失也。然沿其學者，一傳而為勉齋、九峰（黃【龺+人+十】，蔡沈），再傳而為西山（真德秀）、鶴山（魏了翁）、東發（黃震）、厚齋（王應麟），三傳而為仁山（金履祥）、白云（許謙），四傳而為潛溪（宋濂）、義烏（王禕），五傳而為寧人（顧炎武）、百詩（閻若璩），則皆服古通經，學求其是，而非專己守殘空言性命之流也。……生乎今世，因聞寧人、百詩之風，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則通經服古之緒，又嗣其音矣。無如其人慧過於識而氣蕩乎志，反為朱子詬病焉，則亦忘其所自矣。夫實學求是，與空談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經易失，如天象之難以一端盡也。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攻陸王者出偽陸王，其學猥陋，不足為陸王病也。貶朱者之即出朱學，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質，言行交推；世有好學而無真識者，鮮不從風而靡矣。
古人著於竹帛，皆其宜於口耳之言也。……今之黠者則不然：以其所長有以動天下之知者矣，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則似有不屑焉。徙澤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有可以知而不必且為知者，則略其所長，以為未可與言也；而又飾所短，以為無所不能也。雷電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鍵篋以固之，標識以示之，於是前無古人而後無來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為知者之多也，……故以筆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其人於朱子蓋已飲水而忘源；及筆之於書，僅有微辭隱見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見惡於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習聞口舌之間肆然排詆而無忌憚，以為是人而有是言，則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趨其風者，未有不以攻朱為能事也。非有惡於朱也，懼其不類於是人，即不得為通人也。
先生晚年復作《書朱陸篇後》，明言此篇為戴氏而作。此篇前半論戴學為朱學的正傳，真是特識，非研究學術淵源有所得者不能為此言。先生不滿意於戴氏，凡有數端。第一，戴氏論修志，與先生不合。先生述戴氏語，有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誌名僧入於古跡”。此言若確，戴氏真該罵了。第二，先生述戴氏論古文，謂“古文可以無學而能，余生平不解為古文詞，後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復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適按，者字當刪），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此言若確，當是戴氏天才本高，自述其經驗如此。（今觀段玉裁所作《戴氏年譜》，似戴氏實曾用過古文的功。先生所引，或有不實。）但先生是用過苦功學古文的，故疑戴氏自欺欺人。第三，最重要的是戴氏攻擊朱子，先生述其口談有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僥倖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先生是維持“宋學”的人，故對於此事最不滿意。先生說：“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謗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先生於此等處仍有“衛道”的成見，或尚含有好勝忌名的態度。
但先生對於戴震的學問，確有卓絕的瞭解。如《書後》云：
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時人方貴博雅考訂，見其訓詁名物有合時好，以為戴之絕詣在此。及戴著《論性》、《原善》諸篇，於天人理氣實有發先人所未發，時人則謂空說義理，可以無作。是固不知戴學者矣。
此與先生平日論學宗旨一致。先生平日深恨當時學者誤把“功力”看作“學問”，見了“學問”反不認識，反以為不如“功力”，故他能為戴氏抱不平。
是年先生有《與李訥齋太守論碑刻書》、《與定武書院諸及門書》。
是年先生不時回京。冬，始識羅有高（臺山）。（《庚辛亡友傳》）
乾隆四十三年，戊戌（1778）。先生四十一歲。
春初，馮廷丞以失察江西文字獄得罪，逮刑部，旋被赦出。先生自永清入京，時往看他。羅有高亦時過馮君。是時京師講梵學者，周永年最為淵奧而獨深契有高。有高貌清癯，又持長齋不肉食。先生因詰有高:“佛氏言人死為羊，羊死為人。信乎君所食者，來生則反報乎?”曰：“然。”先生曰：“然則貧欲求富，但當殺掠豪賈；賤欲求貴，但須劫刺尊官:來生反報，必得富貴身矣。”有高不能難，而甚惜先生不信其言。馮氏諸友與有高言議往往甚洽，先生每雜以諧戲，則哄笑而罷。（《庚辛亡友傳》，《馮瑤罌別傳》，《東華錄》）
先生旋成進士。歸部待銓（《庚辛亡友傳》）。自以迂疏，不敢入仕。（《馮瑤罌別傳》、《柯先生傳》）（題名碑於先生名下注:“浙江會稽縣人”，而先生之父鑣下注：“順天大興縣人”。蓋先生以國子監生資格應北闈，故籍貫不改。）
先生摯友之同年者，周棨（晴坡）、張維祺（吉甫）、凌世禦（書巢）。（《庚辛亡友傳周跋》、《凌書巢哀辭》）
六月，朱筠五十歲生日，先生有《屏風題辭》，述朱氏論文之旨，謂“有意於文，未有能至焉者；不為難易而惟其是，庶幾古人辭達之義矣。……而其要乃在於聞道。不於道而於文，將有求一言之是而不可得者。”
五月，返永清，續修《永清誌》。周震榮待先生甚優，先生自述修志時事云:“丁酉戊戌之間，君館余修《永清誌》。以族誌多所掛漏，官紳採訪，非略則擾，因具車從，橐筆載酒，請余周歷縣境侵遊，以盡委備。……得唐宋遼金刻畫一十餘通，咸著於錄。又以婦人無閫外事，而貞節孝烈錄於方志，文多雷同，觀者無所興感，則訪其見存者，安車迎至館中，俾自述其生平。其不願至者，或走訪其家，以禮相見，引端究緒，其間悲歡情樂，殆於人心如面之不同也。前後接見五十餘人，余皆詳為之傳，其文隨人更易，不復為方志公家之言。”（《周筤谷別傳》、《庚辛亡友傳》）
是年，先生之母史孺人卒。（《朱笥河集·祭史孺人文》、《馮瑤罌別傳》、《庚辛亡友傳》）
父母遺柩，後皆歸葬會稽之棲鳧。（《丁巳歲暮書懷》，《章氏家譜》）
是年正月，作《章氏二女小傳》，二女皆從兄允功之女，次女所嫁非人，抑鬱而死。先生作傳，深致不平，對於擇婿問題頗致感慨。
周震榮次其先世譜牒，嘗商榷體例於先生。（《周松岩先生家傳》）
館永清時，間從周震榮入都。震榮置酒行館，招致一時同人若王念孫、邵晉涵、任大椿、周永年、顧九苞、吳蘭庭、劉台拱（端臨）、史致光（余邨）、章廷楓（曉河）與先生等，宴會極歡。（（庚辛亡友傳》）
乾隆四十四年，己亥（1779）。先生四十二歲。
遇危疾。（《周筤谷別傳））
是年七月，《永清誌》成。（《與李訥齋太守書》、《庚辛亡友傳》及其周震榮跋。）（先生有《又與周永清論文》書，中云：“永清撰誌，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據此，知《永清誌》大概成於《和州志》六年之後。）
是年著有《校讎通義》四卷（《跋酉冬戌春誌餘草》）。此書原稿，後兩年游古大樑時遇盜失去，前三卷幸有朋友抄存本，其第四卷竟不可復得。（同上）
《永清誌序例》十五篇，今載《文史通義》外篇二。《永清誌》較《和州志》頗不同，今列表如下：
《和州志》 《永清誌》
皇言紀 皇言紀
□ 恩澤紀
官師表 職官表
選舉表 選舉表
氏族表 士族表
輿地圖 輿地圖
建置圖 建置圖
營汛圖 □
水利圖 水道圖
田賦書
（中間尚有四書，名佚） 六書（禮，吏，戶，兵，工，刑。）
藝文書
政略 政略
列傳 列傳
闕訪 闕訪
前誌 前誌
文徵 文徵
《永清誌》凡六體，共二十五篇。《文徵》五卷，計《奏議》，《徵實》，《論說》，《詩賦》，《金石》，各一卷（據劉刻本。通行本則無金石一卷）。
《校讎通義》今存三卷，共十八篇。中多有極重要的見解，往往與《文史通義》互相發明。例如《原道篇》說古代“官守學業皆出於一，私門無著述文字”；又說“六藝非孔氏之書，乃周官之舊典也”：這都是《文史通義》的重要觀念，但此略而彼詳耳。他極力推崇劉向、劉歆父子，故有《宗劉》之篇。他論校書之法，很多可注意的：一、互著（重復互注）。二、別裁（裁其篇章，別出門類，如《管子》中之《弟子職》入小學）。三、辨嫌名（一書數名者，必當歷注互名於卷帙之下；一人而有多字號者，亦當歷注其字號於姓名之下）。四、采輯補綴（輯佚書）。五、書掌於官（平日責成州縣官考求是正，著為錄籍，略如人戶之有版圖）。六、廣儲副本備讎正，七、有所更定，必載原文，八、著錄殘逸，九、藏書。此外，他還有一條極重要的意見：
竊以典籍浩繁，聞見有限；在博雅者且不能悉究無遺，況其下乎？校讎之先，宜盡取四庫之藏，中外之籍，擇其中之人名地名官階書目，凡一切有名可治有數可稽者，略仿《佩文韻府》之例，悉編為韻；乃於本韻之下，注明原書出處及先後篇第；自一見再見，以至數千百，皆詳注之；藏之館中，以為群書之總類。至校書之時，遇有疑似之處，即名而求其編韻，因韻而檢其本書，參互錯綜，即可得其至是。此則淵博之儒窮畢生年力而不可究殫者，今即中才校勘可坐收於幾席之間，非校讎之良法歟？
此即今所謂“索引”之法，後來汪輝祖的《史姓韻編》與阮元等的《經籍纂詁》，都是這一類的書。
七月，先生訪周震榮於順義役次。震榮置酒高會，出《永清誌》示坐客。張維祺、周棨爭聘先生修志，不得，遂各就所治成書。（《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但原文“辛丑”系“己亥”之誤。）
秋後，館座師梁國治家，課其子仲將讀。（《庚辛亡友傳》，及周震榮跋，《上梁相公書》，《周筤谷別傳》。）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1780）。先生四十三歲。
仍館梁國治家。冬，辭館，歲事殊窘。（《庚辛亡友傳》）
第三女殤。（《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1781）。先生四十四歲。
春，圖事輒蹶。三月，去游河南，失禮於□海度，不得志而歸。中途遇盜，盡失其囊篋及生平撰著。狼狽衣短葛，走投同年生張維祺於直隸肥鄉縣衙。維祺聘主肥鄉清漳書院講席，生活仍極困難。屢致書梁國治、邵晉涵等求救（《庚辛之間亡友傳》、《栗君墓誌銘》、《張介村家傳》、《與邵與桐書》、《劉氏三世家傳》）。《上梁相公（治國）書》最悲憤，略曰：
學誠……妄自詡謂：稍辨黍麥，不甘自棄。又自以為迂拘不合世用。惟是讀古人書，涇渭黑白，差覺不誣。若不逼於困苦饑寒，呼籲哀號，失其故態；則毛生穎故投囊，張儀舌猶在口，尚思用其專長，殫經究史。寬以歲月，庶幾勒成一家。其於古今學術，未必稍無裨補。若使塵封筆硯，仆仆風霜，求一飽之無時，混四民而有愧；則不過數十寒暑，便無此身，以所得之甚難而汨沒之甚易，當亦長者之所惻然憫惜者也！
這回的遇盜，凡四十四歲以前的撰著文章，蕩然不存一篇。先生的不幸，以這次為最甚。後來雖從故舊家存錄的別本借抄，名之曰《辛丑年抄》。然十成之中，僅得四五。《校讎通義》第四卷竟佚。故今本所存，四十四歲以前之撰著專篇極少。其倖存者多系應酬文字。惟《金君行狀書後》論擇辨史料之法極精，今摘錄於左：
載筆之士，蕲合乎古人立言之旨，必從事於擇與辨。而銖黍芒忽之間，不苟為炳炳烺烺，飾人耳目，蓋有道矣。……夫誌狀之文，多為其子孫所請；其生平行實，或得之口授，或據其條疏；非若太常諡議，史官別傳，確然有故事可稽，案牘可核也。採擇之法，不過觀行而信其言，即類以求其實，參之時代以論其世，核之風土而得其情，因其交際而察其遊，審其細行而觀其忽，聞見互參而窮虛實之致，瑕瑜不掩而盡揚抑之能，八術明而春秋經世之意曉然矣。生平每謂“文采未優，古人法度不可不守；詞章未極，三代直道不可不存”。其於斯文，則範我馳驅，未嘗不為是凜凜焉。
自是年以後，每有撰著，必留副草，以備遺忘。而故人愛先生文者，亦多請抄存副墨。周震榮、史致光抄藏最多，朱錫庚稍次。（《跋酉冬戌春誌餘草》）
閏四月，訪同學邱向閣於南樂縣衙（大名府）。邱君因朱竹君“學者讀書求通，當如都市逵路，四通八達無施不可”之言，作“通達”二字榜於軒，先生為作《通說》，略云：“薄其執一，而舍其性之所近，徒泛騖以求通，則終無所得矣。惟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因以推微而知著，會偏而得全，斯古人所以求通之方也。”此意為先生一生的一個根本觀念。（《通說》）
冬，張維祺移官大名，先生亦去肥鄉，到大名，至歲暮辭歸北京。（《張介村家傳》、《大名縣志代序》、《栗君墓誌銘》）
是年六月二十六日，朱筠（竹君）卒於北京，年五十三。（《朱先生墓誌》）
先生在清漳書院，有清漳書院會課題七道，今見《遺書》卷十二，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方法。其《策問》題云：
問古人教學，啟發是資。請業之際，先問爾所謂達；侍坐之餘，則云盍各言志。諸生亦有抑鬱未伸，憚於一日之長者歟？諸生有志於學，其意甚盛。顧所謂“學”者，特舉業耳。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士無恆產，舉業等於治田，誰謂諸生不當治舉業哉？顧仕非為貧，學亦不當專為舉業。敢問諸生讀書之始，亦有志所欲為？抑既習舉業，因文別有窺見，遂覺所業如是，而所志固有不止於是者歟？學問大要不出經史。……諸生自反平日必有入識最先而程功較易者；經於何道最有關心？史於何事最所愜願？高山景行，所言正不必今日之所已能者也。舉業將以應科目也。假使諸生亦已登進士第，無所事舉業矣，遂將束書而不觀耶？抑將尚有不能自已者耶？無妨預定言之，將欲為諸生商榷其善否也。即以舉業而論，敢問何所講求？何所師法？……四書文外，經詩論策亦舉業之要務也。向者於何致功？平日亦有懷疑不決，欲就請質而無從者歟？院長願悉與聞，將為諸生效他山之錯焉。
其四書大義策問六道，都是很能引起學者的懷疑態度與思考力的。如第一道云：
問《論語》記言之例：夫子所言，皆稱“子曰”；其有對君之言則稱“孔子”。說者謂君臣之際，記者致其謹嚴：然耶？否耶？《顓臾》一篇不皆對君之言，而皆稱孔子，豈有說歟？
又如第五道云：
問孔門之教，言行相符。弟子親承，有疑斯問。……後世往往以問答之高下，覘諸賢學業之淺深，謂言者心聲：理固不外是歟？宰我短喪之說，尹氏以為下愚猶恥言之。冉求鳴鼓之攻，亦已得罪名教。二子各列四科，乃是聖門高第；而所言所行，若如講說家之所言，則後世鄉黨自好之人有所不為。敢問此何修何學而猶為高第之弟子耶？子貢之特達，而議禮僅愛一羊；子路之果敢，而論仕乃至於佞給。子張學干祿，樊遲請學圃。凡此見於紀載，皆後世稍知禮義之士所不屑為；而當日函丈陳辭，略無忌諱。今之為時文者，當奉夫子之論以折諸賢，是固然矣。而諸賢畢世懿修，乃不足當時文家之一吷：則是今之工時文者，其見地乃賢於聖門諸弟子耶？蓄疑久矣，敢請諸生解之。
此種策問既可見先生自己讀書善疑，又可見先生教學者亦從思考與疑問下手。上文所引第一策問，處處在尋出學者的志願與向來的功力。此與上文所引《通說》所謂“即性之所近，而用力之能勉者”之意，正相符合。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先生四十五歲。
是年季春，乾隆帝謁東陵還，過盤山。周震榮以畿縣例供除道。先生方自畿南失意歸，未有所遇。周君邀先生偕行，環山治道；州縣，茇舍相望；時桃李方華，鎮山雪初霽，四山照耀，周君大置酒，遍召同官偕飲極歡。同官又互相酬答，尋山名勝殆遍。先生亦自忘家無宿舂糧也。（《周筤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刪存近作為《辛壬剝復刪存》。（徐本浙本遺書目注）
先生旋主講永平敬勝書院，自京師移家赴之。後此偶客北京，多依甄松年為主。（《黃烈婦傳》，《丙辰劄記》，《甄青圃六十序》，《丁巳歲暮書懷》）
山府近邊，學者鮮可與語，僻處輒不自聊。幸鄰境官吏淩世禦、袁汝琈、喬鐘吳、劉嵩岳、蔡薰等皆以文字結交，蔡且欲聘先生撰《灤州志》。（《凌書巢哀辭》、《書灤州志後》）
先生病諸生儉學，乃取古人撰述，於典籍有所發揮，道器有所疏證，華有其文而實不離學者，刪約百篇，以勸誘蒙俗，名曰《文學》，並作敘例。此書今不傳。
春三月，作《朱先生墓誌銘》，稱他“有所述作，心契乎理，手請於心，如不得已；懔於所奉承而布之，不可意為加損。餘力所至，神明變化。絢春拭秋，纖縷巨拓，陶冶萬象，不為一律，並能令氣之至符心之初。嗚呼，蓋自有宋歐陽氏以來，未有如是其才者也！”
是年嘗為凌世禦校定《葉鶴塗文集》，作序。（《凌書巢哀辭》）
季妹死於北京。（《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是年春，朱棻元卒。（《朱府君墓碑》）
是年七月，《四庫全書》告成。（《全書總目》）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先生四十六歲。
春，先生臥病京寓，病頗危急，（《周筤谷別傳》稱“己亥癸卯，兩遭危疾”。）邵晉涵載先生至其家，延醫治之。病中喜與邵氏論學，每至夜分（《邵與桐別傳》論）。因與邵氏論修《宋史》，謂俟君書成後，余當更以意為之，不過五十萬言。並問邵立言宗旨，邵以維持"宋學”為志。先生勉以“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同上。又《家書五》）
病癒後，回永平主講敬勝書院。《與喬遷安（名鐘英）論初學課業》三簡似在此年。
有《答周筤谷論課蒙書》二篇，一在夏間，一在秋間。第一次書有“此間生徒難與深言”之語，可見先生在永平不很得意。秋間生徒多赴試散去，“荒齋阒然，補苴《文史通義》內篇，撰《言公》上中下三篇，《詩教》上下二篇。”（第二書）自七月初三日至九月初二日，共得《通義》草七篇，分八十九章；又三篇不分章者。總得書十篇，計字二萬有餘。用五色筆逐篇自為義例，加之圈點。其更改多者，則用粉黃塗滅舊跡，改書其上。逐日結草，一章甫畢，即記早晚時節及風雨陰晴氣候（《癸卯通義草書後》）。此十篇之中，惟《言公》、《詩教》五篇可考，餘篇之目不可考矣。
《癸卯通義草》以外，又錄存數年以來古文辭為《癸卯錄存》。（浙本徐本遺書目注）
朱滄湄省其父映榆於永平府署，數過先生請教。先生頗屬望之，有《論學書》，謂：
學問之事，非以為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文章，學問，毋論偏全平奇，為所當然而又知其所以然者，皆道也。……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惟夫豪傑之士，自得師於古人，取其意之所誠然而中實有所不得已者，力求其至。所謂君子求諸己也。世之所重而非吾意所期歟，雖大如泰山，不遑顧也。世之所忽而苟為吾意之所期歟，雖細如秋毫，不敢略也。趨向專，故成功也易；毀譽淡，故自得也深。即其天質之良而懸古人之近己者以為准。勿忘勿助，久之自有會心焉。所謂途轍不同而同期於道也。……人之性情才質，必有所近。童子塾時，知識初啟，蓋往往以無心得之，行之而不著也。其後讀書作文，與夫遊思曠覽，亦時時若有會焉，又習而不察也。此即道之見端，而充之可以無弗達者。未有人焉從而明示之，蓋至終身汨沒而不自知為枉其才者，比比然也。足下於此，亦將有所省乎？如有所省，則毋論治經業史，皆可求所得矣。
又有題《朱滄湄詩冊》文云：“……必求詩之質，而後文以生焉。讀書蓄德，名理日富，憤樂循環，若有不得已焉而後出之，此不求工詩而詩乃天至，以操之有其質也。強笑不歡，強哭不悲。哀樂自來而哭笑不自知其已甚。學之於文，豈有異於是乎？”
九月猶在永平講舍；九日與友人登高，游陽山九蓮寺，有記。
十月，乾隆帝歸自盛京，周震榮除道京東。招先生“臨榆茇次，觀鄉田秋獲則羨歸耕；覽山海關，相與慷慨懷古；其夕宿海邊寺，聞海潮如殷雷，勢挾風雨，震撼庭戶，淒清不復成寐；夜半登高，見海日出，意惝恍思神仙”。先生謂“數日之間，隨所見聞，心境屢化，人世何者可常恃耶?”周君因與先生論文，將托著述以期不朽，自謂十年博千古云。（《周筤谷別傳》、《凌書巢哀辭》）
周震榮駁先生《詩教》篇“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論，先生不答。（《與周永清論文》）
《言公》三篇為先生得意之作。上篇論“古人之言所以為公也，未嘗矜於文辭而私據為己有也。志期於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道果明於天下，而所志無不申，不必其言之果為我有也”。此是三篇大旨。中篇論“世教之衰，道不足而爭於文，實不充而爭於名”，尤痛切。下篇為賦體，泛論各種文體之公。
《詩教》上篇論“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此語含有一種文學史的見解，但章氏說的不明白。下篇說“學者惟拘聲韻之為詩，而不知言情達志，敷陳諷諭，抑揚涵泳之文，皆本於詩教”。此言較明白。以文學史的眼光看去，《三百篇》自是一切文學之紀元，一切集部之祖（子部即是集部，不當別立子部）。章氏此論，確有一部分真理。上篇又說“古未嘗有著述之事，著述至戰國而始焉”，更有見地。但他假定一個理想的“同文”之治，作為上古無著述的解釋，那可錯了。
冬，先生去永平。（《題滄湄詩冊》）
友人曾慎卒。（《庚辛亡友傳》）
十二月清廷修《續通典》成。先生嘗代擬《禮典序》，今本尚有原稿痕跡。
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先生四十七歲。
癸卯甲辰之間，永定河道陳琮招先生撰《河誌》（《曾麓亭傳書後》）。是年，先生就保定蓮池書院之聘（《王府君墓誌銘》、《周府君墓誌銘》、《郎公家傳》）。家口自永平攜赴保定，以後漸增至二十人。（《丁巳歲暮書懷》詩注）
是年有《甲辰存錄》。
十一月八日，馮廷丞卒。（《馮君家傳》）
是年，族侄廷楓成進士。（《海門廳誌》、《名宦傳》）
清廷修《續通考》成。
乾隆五十年，乙巳（1785）。先生四十八歲。
仍主講保定之蓮池書院。諸生多授徒為業，先生為他們作《論課蒙學文法》二十六通。此文大旨演癸卯《與周筤谷書》的意思，但更切實。大旨反對世俗課童子用時文入手之法，而主張用古文入手，先讀《左傳》，次及《史記》；作文則先論事，次論人，次數典，最後敘事。
正月，一至北京。（《張介村賜鳩杖記》）
八月刻《太上感應篇》，二日作《書後》。
是年冬，先生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庭筠家，在興化寺街，與任大椿寓相近，常互為主客談宴。先生留旬月出都。（《任幼植別傳》）
是年正月，張維祺《大名縣志》成，悉用先生之法（誌序）。並曾以其稿與先生商榷（《記大名縣志軼事》）。二月，畢沅為河南巡撫。
是年十月，清廷修《一統志》、《續通志》成。
先生後自評云：“甲辰乙巳……所作亦有斐然可觀，而未通變也。”（《跋甲乙剩稿》）
乾隆五十一年，丙午（1786）。先生四十九歲。
仍在蓮池書院，十二月十日（《內藤譜》作二十日）有《月夜遊蓮池記》。
是年六月，畢沅升任湖廣總督，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河南巡撫任。（《東華錄》）
十二月十三日，梁國治卒。（《耆獻類征》本傳）
這年，章宗源（逢之）中舉人。（《孫星衍文集》）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先生五十歲。
是年春，先生最得意的門人史致光（余邨）進士及第，授修撰。（《耆獻類征》本傳）
是年先生因失梁國治之奧援，不得不辭蓮池書院講席。僑寓保定，寄居旅店，長孫女及第五子殤。是時“當道交疏，至典史背議為寫白字!”（《丁巳歲暮書懷》詩及注）
春，先生聞戊戌進士開選；因往北京吏部投牒。遇宵小剽劫，生計索然。轉食友家者幾一年。五十生朝，主甄松年家，松年為置酒盡歡（《甄青圃六十序》、《蔡灤州哀辭》）。冬間，已垂得知縣矣，忽決計舍去。十月遂回保定。（《丁巳歲暮書懷》詩注，《庚辛亡友傳》，《存我樓記》）
十月，周震榮自永清至保定。一日，與先生論課蒙法。先生極言《東萊博議》及唐宋人論人論事之文不可資以入門，揠苗助長，槁可立待。蓋針指震榮舊作《養蒙術》中語而言也。震榮持其說甚堅。先生攘袂征色，且醜語相詆。適周榮、張維祺自外至，先生亦不及揖迎。維祺右震榮說，先生言益峻。榮曰：“紛爭至此，案何由定。”是時僮僕離立戶外，皆誚曰：“此省垣地，不走謁熱官，乃聚訟此無益言語!”因各舉其囊橐相示，曰：“是宜吾儕之不得飽也。”先生聞之失笑，索酒鬥飲，大醉別去。（《庚辛之間亡友傳》，周震榮跋）
仲冬，因周震榮之介紹與啟發，至河南見畢沅。欲借其力編《史籍考》（《上畢制府書》，《丁巳歲暮書懷》詩注）。有《上畢撫台書》。（此書浙本《遺書》誤刻兩見，一題下有“己酉十二月二十九日”小字，誤也。劉本亦誤。）略云：“愛才如閣下，而不得鄙人過從之蹤；負異如鄙人，而不入閣下裁成之度：其為缺陷奚如！”書附舊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縣志》二十五篇。先生後十年追述此行云：
鎮洋太保人倫望，寒士聞名氣先壯。戟門長揖不知慚，奮書自薦無謙讓。公方養疴典謁辭，延見臥榻猶嫌遲。解推遽釋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宋州主講緣疑夙，文正祠堂權廟祝。潭潭深院花木饒，僑家忽享名山福。（《丁巳歲暮書懷詩》）
據此詩，畢沅待先生頗厚，明年先生即主講歸德府之文正書院。
離保定時，周震榮置酒送別，半酣，曰：“君昔矢願作《亡友傳》，墓草且宿矣，若死者何!”先生曰：“是行也，宜償之。”周曰：“君敏於行文，怠於舉筆。死者無窮期，生者百年易逝！他日我作《亡友傳》，將列君於篇末，以誌此憾也！”先生默然。（《庚辛亡友傳》周跋）
先生在保定之某年，嘗為梁肯堂校定其業師仁和葉某遺文，這年在北京又嘗附商《梁文定公（國治）年譜》。（《年譜書後》）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先生五十一歲。
正月，有《徐尚之古文跋》。
《論修史籍考要略》，當系去冬今春間在開封所作。經畢沅同意後，遂開局編《史籍考》，由先生主持其事。
二月，先生至歸德，主講文正書院（《崔母屏風題辭》）。三月一日有《與洪稚存書》，寫途中及書院風景甚詳。書末有云：“官場報訪及宴會征逐，稍已即閑。三月朔日為始，排日編輯《史考》。檢閱《明史》及《四庫子部目錄》，中間頗有感會，增長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虛谷、仲子諸人相與縱橫其議論也。……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時檢閱何書？《史部提要》已抄畢否？《四庫集部目錄》，便中檢出，俟此間子部閱畢送上，即可隨手取集部發交來力也。《四庫》之外，《玉海》最為緊要。除藝文史部無庸選擇外，其餘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各門皆有應采輯處，不特藝文一門已也。此二項訖工，廿三史亦且漸有條理，都門必當有所抄寄。彼時保定將家遷來，可以稍作部署。端午節後，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別，豎起大間架也。”此書可見先生見畢沅後，即任編輯《史考》事；又可見《史考》編纂之情形與下手方法。洪亮吉、凌廷堪、武億等，當日皆分任此事。
春夏屢致書邵晉涵、孫星衍（淵如）諸友。五月二十三日《報淵如書》有云：“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
二月，《與孫淵如書》有云：
鄙人不能詩，而生平有感觸，一寓於文。
《與邵二雲論學書》有云：
鄙性淺率，生平所得，無不見於言談。至筆之於書，亦多新奇可喜。其間遊士襲其談鋒，經生資為策括，足下亦既知之，斯其淺焉者也。近則遨遊南北，日見耳聞，自命專門著述者，率皆陰用其言，陽更其貌，且有明翻其說，暗剿其意。
又書有云：
故以學問為銅，文章為釜，而要知炊黍芼羹之用，所謂道也。風尚所趨，但知聚銅，不解鑄釜；其下焉者，則沙礫糞土，亦曰聚之而已。故俗士難與莊語。吾党如余邨（史致光）、逢之（章宗源）、正甫（章某）、暨朱少白（錫庚），不可不時時策之。
是年又有《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可因以見先生的人生觀：
我有來往，我不長存者也。我不長存而思所以存之，以為及我之存，可以用我耳目聰明，心識志慮，而於具我之質，賦我之理，有以稍得當焉，雖謂不負我生可也。
夫人之生也萬變，所謂我者亦萬變，毋論各有其生，各不相俾；即一生所歷，亦自不同。……則今日之我固非昔我，而後此之我又安能必其如今我乎？
苟思生不漫然之我，則隨其思之所至，即為我之所在，豈惟與年為異，抑亦日遷月化而不自知也。
然則欲存我者，必時時去其故我，而後所存乃真我也。
春杪，家眷始自保定旅店南遷至歸德。（《丁巳歲暮書懷》詩注，《蔡灤州哀辭》）
五月，遣貽選入京應鄉試，館於永清縣署凡一年。（《報孫淵如書》、《周筤谷別傳》）
在歸德時，校正《校讎通義》，以意為更定，與諸家所存本又大異矣。（《跋酉冬戌春誌餘草》）
接到章宗源所輯《逸史》，擬附入《史籍考》。（《與邵二雲書》）
是年秋，得《文史通義》十篇。目不可考。又自八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十六日，得諸體古文詞十三篇（《題戊申秋課》）。先生自言，“作文之勤，多在秋盡冬初，燈火可親，節序又易生感也。平日所負文債，亦每至秋冬一還，然終未能悉掃無餘。”又云：“涉世之文與著作之文，相間為之，使其筆墨略有變化。”（同上）
是年秋，先生又撰《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一書，除夕在亳又有《顧文子傳書後》。（《任幼植別傳》）
內藤及會稽徐氏藏本《章氏遺書》目有《禮教》、《所見》二篇，題下皆注“戊申錄稿”，疑即是年所作十篇之二。（此二篇舊刻各本及浙本《遺書》中皆無之，惟劉刻本始有。）（王宗炎《復章實齋書》，在嘉慶四年，猶問《禮教篇》成否，則有可疑。）
是秋，荊州大水，畢沅升任湖廣總督。冬，先生失歸德館，將往依沅。冬杪，遊亳州。逾月，因移家至亳州署，依知州裴振。（《裴母查宜人墓誌銘》、《甄鴻齋家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丁巳歲暮書懷》、《庚辛亡友傳》）
歲暮，先生到武昌，投畢沅於督署。（《洪北江年譜》）
是年所作小品可考者甚多，其較要者，《劉氏書樓題存我樓記》、《書郎通議墓誌後》、《與宗族論撰忠愍公家傳書》、《跋戊申秋夜課》。其草稿冊名又有《戊申錄稿》、《戊申仲秋序記雜文》二種。（浙本目）
這年，朱錫庚（少白）中舉人。（《朱先生別傳》）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1789）。先生五十二歲。
輾轉太平、安慶之間，厄甚。（《上畢制府書》）
三月之杪，游太平，館於安徽學使署中。學使徐立綱方輯宗譜，請先生經紀其事《改正毛西河所撰徐亮生傳》、《跋申冬酉春歸扐草》）（《安徽通志·職官表》）。張小兮、左良宇皆一時名俊，比屋而處，暇則聚談，談亦不必皆文字，而引機觸發，則時有感會。自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日，得《通義》內外二十三篇，約二萬餘言。先生自言“生平為文，未有捷於此者”。以體例分為甲乙兩編。甲編共十三篇，新十二，舊一。自序曰：
向病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過，不免推而遠之。至謂近日所云學問發為文章，與古之有德有言殊異，無怪前人詆文史之儒不足與議於道矣。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文史矣。因推原道術，為書得十三篇，以為文史原起，亦見儒之流於文史，儒者自誤以謂有道在文史外耳。
其餘十一篇，附存舊作二篇，為乙編，皆專論文史。統名《姑孰夏課》。甲編之目雖不可知，然《原道》、《原學》諸篇必在其內。以意度之，為下列十二篇：《原道》上中下、《原學》上中下、《博約》上中下、《經解》上中下。
《原道·上》論道起於三人居室，即今日所謂“社會的生活”也。又說，“當日聖人創制，則猶暑之必須為葛，寒之必須為裘，而非有所容心。”又說，“道無所為而自然，聖人有所見而不得不然。”此皆精到之言。他過崇周公，說他“經綸製作，集千古之大成”，雖然很可笑；但他認道在製作典章，故寧可認周公而不認孔子為集大成，也不能不算是一種獨見；我們可以原諒他的謬誤。
《原道·中》說“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自是一種卓識。此意清初顏元、李塨、費密諸人皆主之，浙東學術亦與此派有相近處，但不必說實齋之論必本於前人耳。此篇說，“後世……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夫子述六經以訓後世，亦謂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
《原學》上篇論學者“學於形下之器而自達於形上之道也”；中篇論“學必習於事。……諸子百家之言起於徒思而不學”；下篇論“世儒之患起於學而不思”；“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學問。’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
《博約》諸篇與《原學》相發明，其中篇尤痛切：
王伯厚氏搜羅摘抉，窮幽極微；其於經傳子史，名物度數，貫串旁騖，實能討先儒所未備。其所纂輯諸書，至今學者資衣被焉。……然王氏諸書，謂之纂輯，可也，謂之著述，不可也；謂之學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謂之成家之學術，則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勞神於經傳子史，而終身無得於學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誤執求知之功力以為學即在是爾。學與功力實相似而不同。學不可以驟幾，人當致攻乎功力，則可耳。指功力以為學，是猶指秫黍以為酒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見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頌》而不存七篇之闕，自以為高情勝致，至相讚歎！充其僻見，且似夫子刪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遺逸焉！蓋逐於時趨，而誤以疑植補苴為盡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後世也，如生秦火未毀以前，典籍具存，無事補輯，彼將無所用其學矣！
《經解》三篇，大旨謂“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此亦實齋平生一大主張。
浙江圖書館所藏會稽徐氏抄本《章氏遺書》目錄紙下，有原來被貼去的《文史通義》目錄。那隱目各篇題下皆有原注。今據那些原注，可證我上文意度的諸篇確是今年的作品：
《原道》上中下 原注《庚夏抄存》
《原學》上中下 《博約》上中下 《經解》上中下 原注《庚戌抄存通義》
又下列諸篇那隱目皆注《庚戌抄存通義》：
《史釋》、《史注》、《習固》、《文集》、《天喻》、《師說》、《假年》、《說林》、《匡謬》、《辨似》、《朱陸》、《知難》、《感遇》、《感賦》亦可認為此年所作。大約因庚戌在武昌開局編書，有抄胥可令抄存舊稿，不似此年之東奔西跑也。（那隱目久晦於世，最近才由姚名達發現。）
《文理篇》因見左良宇案上的《史記錄本》而作，自是這年在太平的作品。《家譜雜議》、《與馮秋山論修譜書》及代徐氏所作傳文，當然亦是此時做的。
《習固篇》教人以思辨之法，略錄於左：
辨論烏乎起？起於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烏乎起？起於嫌介疑似之間也；烏乎極？極於是堯非桀也。世無辨堯桀之是非，世無辨天地之高卑也。目力盡於秋毫。耳力窮乎蟻穴。能見泰山，不為明目。能聞雷霆，不為聰耳。故堯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堯桀之分也。推之而無不若堯桀之分，起於是非之微而極於辨論之精也。故堯桀者，辨論所極，而是非者，隱微之所發端也。隱微之創見，辨者矜而實之矣。推之不至乎堯桀，無為貴創見焉。推之既至乎堯桀，人亦將與固有之堯桀而安之也。故創得之是非，終於無所見是非也。堯桀，無推者也。積古今之是非而安之若素如堯桀者，皆積古今人所創見之隱微而推極之者也。安於推極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謂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爾。觸乎其類而動乎其思，於是有見所謂誠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寶之，以謂隱微之創見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極，乃即向者安於固然之堯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見有以異於向者之所見，而其所云實不異於向之所云也。故於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創見，皆其平而無足奇者也。……堯桀固無庸辨矣。然被堯之仁，必有幾幾於不能言堯者，乃真是堯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幾幾於不能數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堯桀，猶推始於幾幾不能言與數者，而後定堯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堯非桀者，其學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堯非桀也。是堯而非桀，貴王而賤霸，遵周孔而斥異端，正程朱而偏陸王，吾不謂其不然也；習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先生在太平留三月，六月自太平返亳，道經揚州，訪沈業富，留揚州幾一月，沈先生令人抄存先生文稿四卷。七月抵亳州，有兒婦之喪。（按《丁巳詩》注，此乃貽選之婦。）移居民家。八月遊湖北，留月余，見史致光。史時官湖北鄉試正考官。十月回亳州。（《答沈楓墀論學》、《跋酉冬戌春誌餘草》、《張介村家傳》、《丁巳歲暮書懷》、《與陳鑒亭論學書》，《耆獻類征·史致光傳》
是年十一月，有《答沈楓墀論學》一書，於考訂，辭章，義理三者，皆有平允之論。如云：
考索之家亦不易易。大而禮辨郊社，細若雅注蟲魚，是亦專門之業，不可忽也。……人生有能有不能，耳目有至有不至，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立言之士，讀書但觀大意；專門考索，名數究於細微：二者之於大道，交相為功。……足下有志於文，正當益重精學之士。能重精學之士，則發為文章，必無偏趨風氣之患矣。……要之，文易翻空，學須摭實。今之學者雖趨風氣，競尚考訂，多非心得，然知求實而不蹈於虛，猶愈於掉虛文而不復知實學也。
此書可與《原學》、《博約》諸篇參看（沈楓墀名在廷，業富之子）。
十二月二十九日，有《上畢制府書》（見劉本補遺）。附五言古詩以祝畢沅六旬初度。
是年秋冬，在亳州時，為知州裴振修州志。（《何君家傳》）
長子貽選歸自京，先生有《論文示貽選》。
起是年十月二十四日，迄明年二月三日，得大小雜著文稿二十一件，名為《酉冬戌春誌餘草》。（原跋）
此外，是年書信較要者，有《與周永清辨論文法》、《與史余邨論學書》、《與陳鑒亭論學書》、《與邵二雲論文》、《與朱少白論文》、《又與永清論文》、《與家正甫論文》等篇。
是年四月，周震榮為先生刊行《庚辛之間亡友列傳》，並作跋。
友人任大椿卒。（《任別傳》）
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先生五十三歲。
長孫殤於亳州僑寓。（《丁口歲暮書懷》詩注）
先生去年冬間答沈楓墀書，說：“遙計正月之杪，《誌》事未能卒業，便須挈此遺緒又作楚遊矣。”今年有《與邵二雲論學》一書，云：“二月初旬，亳州一書奉寄，屈指又匝月矣。僕於二月之杪方得離亳。今三月望，始抵武昌。襄陽館未成，制府（畢沅）即令武昌擇一公館，在省編摩，於僕計亦較便也。”大概《亳州志》至二月始成書。故先生《與周永清論文》云：“永清撰誌去今十二年，和州則十八年矣。”
先生對於《亳州志》，自視甚得意，故《與周永清論文》云：
近日撰《亳州志》，頗有新得；視和州、永清之志，一半為土苴矣。主人雅相信任，不以一語旁參，與足下同。而地廣道遠，僕又逼於楚行；四鄉名跡，未盡遊涉；而孀婦之現存者，不能與之面詢委曲：差覺不如永清。然文獻足征，又較永清為遠勝矣。此志，擬之於史，當與陳範抗行。義例之精，則又《文史通義》中之最上乘也。世人忽近貴遠，自不察耳。後世是非終有定評。如有良史才出，讀《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為開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義，亦當尊為不祧之宗。此中自信頗真，言大實非誇也。
《亳州志》我未見。據《安徽通志》，《裴母查宜人墓誌銘》，亳州知州裴振是年即去任，則此書不及刊板，當已佚。今從《文史通義》所保存殘稿觀察，其書蓋具二特色：一為人物表，一為掌故。
《人物表例議》（《文史通義》外篇二）曰：
方志之表人物，……將以救方志之弊也。……史自司馬以來，列傳之體，未有易焉者也。方志為國史所取裁，則列人物而為傳，宜較國史加詳。而今之志人物者，刪略事實，總擷大意，約略方幅，區分門類。其文非敘非論，似散似駢；尺牘寒溫之辭，簿書結勘之語，濫收猥入，無復剪裁。至於品皆曾、史，治盡龔、黃，學必漢儒，貞皆姜女，面目如一，情性難求：斯固等於自郐無譏矣。即有一二矯矯，雅尚別裁，則又簡略其辭，謬托高古；或仿竹書記注，或摩石刻題名；雖無庸惡膚言，實昧通裁達識，所謂似表非表，似注非注。其為痼蔽久矣。……今為人物列表，其善蓋有三焉。前代帝王後妃，今存故里，志家收於人物，於義未安。……今於傳刪人物，而於表列帝王，則去取皆宜，永為成法。其善一也。史傳人物本詳，志家反節其略。此本類書摘比，實非史氏通裁。……茲於古人見史策者，傳例苟無可登，列名人物之表，庶幾密而不猥，疏而不漏。其善二也。史家事蹟，目詳於耳；寬今嚴古，勢有使然。至於鄉黨自好，家庭小善，義行但存標題，節操止開年例：史法不收，志家宜具。傳無可著之實，則文不繁猥；表有特著之名，則義無屈抑。其善三也。
《掌故例議》曰：
今之方志猥瑣庸陋，求於史家義例，似志非志，似掌故而又非掌故，蓋無以譏為也。然簿書案牘，頒於功令，守於吏典，自有一定科律；雖有奇才，不能為加；雖有愚拙，不能為損。……故求於今日之志，不可得而見古人之史裁；求於今日之案牘，實可因而見古人之章程制度。……志義欲其簡而明也，然而事不可不備也。掌故欲其整以理也，然而要不可不挈也。
又曰：
故為史學計其長策：紀表志傳，率由舊章；再推周典遺意，就其官司簿籍，刪取名物器數，略有條貫，以成一時掌故，與史相輔而不相侵；雖為百世不易之規，可也。
先生又有《與史余邨》一書（此篇浙本無之，此據馬夷初先生所抄山陰何氏抄本）云：
近撰《亳州志》，更有進境。《新唐書》以至宋元諸史書志之體不免繁蕪，而汰之又似不可，則不解掌故別有專書，不當事事求備也。列傳猥濫，固由文筆不任，然亦不解表例，不特如顧寧人所指班、馬諸年表已也。班氏古今人表，史家詬詈，幾如眾射之的。僕細審之，豈惟不可輕訾，乃大有關係之作，史家必當奉為不祧之宗。……此例一復，則列傳自可清其蕪累耳。
先生所作諸志，至是體例始完備。文征之例起於《和州志》，《永清志》詳於六書，但掌故未成專書。《闕訪》之列傳與《前志》之列傳，二例亦起於《和州志》，得人表而法更簡要。掌故之列為專書，確是先生的一大貢獻。前此先生論方志，雖自誇得史法，其實仍是文家居十之七八，而史家僅居二三。至掌故一例成立，方才可稱為史家之“方志”。先生後來作《方志立三書議》曰：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遺意也；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闕一不可。
此實是志書的大法。
但實齋終是一個“文史”家，而非“史”家，故他一面提倡掌故的重要，而一面又嫌《新唐書》以下各史的志書太詳細了。他說：
遷、固書志，采其綱領，討論大凡，使誦習者可以推驗一朝梗概，得與紀傳互相發明，足矣。至於名物器數，以謂別有專書，不求全備，猶左氏之數典徵文，不必具《周官》之纖悉也。司馬《禮書》末云：“俎豆之事，則有司存。”其他抑可知矣。自沈、範以降，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至歐陽《新唐》之志，以十三名目成書至五十卷，官府簿書泉貨注記，分門別類，惟恐不詳。宋金元史繁猥愈甚；連床疊幾，難窺統要。……（《亳州志》，《掌故例議》上）
又說：
漢志禮樂刑法不能賅而存之，亦以其書自隸官府，人可諮於有司而得之也。官失書亡，則以其體繁重，勢自不能行遠，自古如是，不獨漢為然矣。歐、宋諸家不達其故，乃欲借史力以傳之。夫文章易傳，而度數難久，故禮亡過半，而樂經全逸。六藝且然，況史文乎？且《唐書》倍漢而《宋史》倍唐，……倘後人再倍唐宋而成書，則連床架屋，毋論人生耳目之力必不能周，抑且遲之又久，終亦必亡。是則因度數繁重，反並史而亡之矣。（《例議》中）
此種議論甚為可笑。《史記》諸書乃後人東抄西湊補成的，故空言多於名物。《漢書》諸志已稍詳於名物事實，已非“討論大凡”了。歐陽《新唐書》以下，記載名物制度之詳，遠勝前代，此正是史學上一大進步。實齋乃以“討論之旨漸微，器數之加漸廣”為病，真是說夢話！況且印書術進步以後，重要的書籍皆有刻本，不易遺失。實齋因怕書繁重而易失，就反對詳細的志書，這也是一大錯誤。他不知古今保存典籍的方法大不同，《尚書》雖簡短，難免於亡逸；《宋史》、《明史》雖繁重，終不會失去了。
在亳州修志時，刪定《和州志例》為《敘論》一卷（今存），刪訂《永清全志》為《新志》二十六篇（《又與永清論文》、《上畢撫台書》）。《新志》今未見。
由亳州往湖北時，有《家書》七，極有關係：
天下至理，多自從容不迫處得之。矜心欲有所為，往往不如初志。……但劄記之功，必不可少。如不劄記，則無窮妙緒，皆如雨珠落大海矣。
吾於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而人乃擬吾於劉知幾！不知劉言史法，吾言史意；劉議館局纂修，吾議一家著述：截然兩途，不相入也。——至論學問文章，與一時通人全不相合。蓋時人以補苴襞績見長，考訂名物為務，小學音畫為名。吾於數者皆非所長而甚知愛重，諮於善者而取法之；不強其所不能，必欲自為著述以趨時尚。此吾善自度也。時人不知其意而強為者，以謂舍此無以自立。故無論真偽是非，途徑皆出於一。吾之所為，則舉世所不為者也。如古文辭，近雖為之者鮮，前人尚有為者。至於史學義例，校讎心法，則皆前人從未言及，亦未有可以標著之名。愛我如劉端臨，見翁學士（方綱）詢吾學業究何門路，劉則答以不知，蓋端臨深知此中甘苦難為他人言也。故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嘗有憾。且未嘗不知諸通人所得亦自不易，不敢以時趨之中不無偽託而並其真有得者亦忽之也。——但反而自顧，知己落落，不過數人，又不與吾同道。每念古人開闢之境，雖不知歿身之後，歷若干世而道始大行；而當其及身，亦必有子弟門人為之左右前後，而道始不孤。今吾不為世人所知，余邨、虎脂又牽官守，恐未能遂卒其業。爾輩於此，獨無意乎？
吾於古文辭，全不似爾祖父；然祖父生平極重邵思復文，吾實景仰邵氏而愧未能及者也。蓋馬班之史，韓歐之文，程朱之理，陸王之學，萃合以成一子之書，自有宋歐曾以還，未有若是之立言者也。而其名不出於鄉党，祖父獨深愛之。吾由是定所趨向。其討論修飾，得之於朱先生，則後起之功也。而根柢則出邵氏，亦庭訓也。
吾於史學，貴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圓求備，有同類纂。
吾讀古人文字，高明有餘，沉潛不足，故於訓詁考質，多所忽略；而神解精識，乃能窺及前人所未到處。
夫學貴專門，識須堅定，皆是卓然自立，不可稍有遊移者也。至功力所施，須與精神意趣，相為浹洽。所謂樂則能生，不樂則不能生也。……攻習之餘，必靜思以求其天倪。……求於制數，更端而究於文辭，反復而窮於義理。循環不已，終期有得。
是年在武昌，編《史籍考》。畢沅方編《續通鑒》，先生亦襄助其事。
十二月，作《任幼植別傳》。（本傳）
是年抄存雜文中有《鄭學齋記書後》及《朱先生墓誌書後》二篇，皆甚有關係之文。《鄭學齋記》見段刻《戴東原集》卷十一，原文有“故廢鄭學乃後名鄭學以相別異”，又說，“學者大患在自失其心。……由六書九數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詞，然後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馳以逃難岐為異端者，振其藁而更之，然後知古人治經有法:此之謂鄭學。”先生書後曰：
戴君說經不盡主鄭氏說，而其《與任幼植書》則戒以輕畔康成。人皆疑之，不知其皆是也。大凡學者於古未能深究其所以然，必當墨守師說；及其學之既成，會通於群經與諸儒治經之言，而有以灼見前人之說之不可以據，於是始得古人之大體而進窺天地之純。故學於鄭而不敢盡由於鄭，乃謹嚴之至，好古之至，非蔑古也。乃世之學者喜言墨守。……墨守而愚，猶可言也。墨守而黠，不可言矣。愚者循名記數，不敢稍失，猶可諒其愚也。黠者不復需學，但襲成說，以謂吾有所受者也。蓋折衷諸儒，鄭所得者十常七八。黠者既名“鄭學”，即不勞施為，常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也。夫安坐而得十之七八，不如自求心得者之什一二矣。而猶自矜其七八，故曰德之賊也。
先生此論可謂深知戴氏之學。先生雖常不滿於戴，然先生實真知戴者，觀此篇可證。
是年抄存《通義》，可考者凡十四篇，已敘入去年。其他重要文章可推為是年所作者，《家書》七通外，《跋酉冬戌春志餘草》、《與邵二雲》、《與邵二雲論學》、《跋陳西峰韭菘吟》、《跋孫香泉讀書記》、《史學例議書後》二篇，《書朱陸篇後》。又徐本注明是“庚辛間草”的《釋通》、《答客問》諸篇，皆可推為是年所作。
《答客問》三篇，是先生討論史學的最重要文字。今摘錄於左（下）：
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可貴也。……
若夫君臣事蹟，官司典章，王者易姓受命，綜核前代，纂輯比類，以存一代之舊物，是則所謂整齊故事也。開局設監，集眾修書，正當用其義例，守其繩墨，以待後人之論定，則可矣，豈所語於專門著作之倫乎。……
天下有比次之書，有獨斷之學，有考索之功，三者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自漢氏以來，學者以其所得托之撰述以自表見者，蓋不少矣。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索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
若夫比次之書，則掌故令史之孔目，簿書記注之成格，其原雖本柱下之所藏，其用止備稽檢而供採擇，初無他奇也。然而獨斷之學，非是不為取裁；考索之功，非是不為按據。如旨酒之不離乎糟粕，嘉禾之不離乎糞土。是以職官故事案牘圖牒之書，不可輕議也。
然獨斷之學，考索之功，欲其智，而比次之書欲其愚。亦猶酒可實尊彝而糟粕不可實尊彝，禾可登簠簋而糞土不可登簠簋，理至明也。
《甲乙剩稿》內有《報黃大俞先生書》，和這篇互相發明：
古人一事必具數家之學：著述與比類兩家，其大要也。班氏撰《漢書》，為一家著述矣；劉歆、賈護之《漢記》，其比類也。司馬撰《通鑒》，為一家著述矣；二劉範氏之長編，其比類也。兩家本自相因，而不相妨害。拙刻《書教》篇中，所謂圓神方智，亦此意也。但為比類之業者，必知著述之意；而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憑籍，有以恣其縱橫變化；又必知己之比類與著述者各有淵源，而不可以比類之密而笑著述之或有所疏，比類之整齊而笑著述之有所敧輕敧重則善矣。蓋著述譬之韓信運兵，而比類譬之蕭何轉餉，二者固缺一而不可；而其人之才，固易地而不可為良者也。
《釋通》上半篇考“通史”之起原，敘“通史”之流別，皆前人所未道。其下半篇論通史的利弊，尤為精到。茲摘錄於次：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復，二曰均類例，三曰便銓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詳鄰事。其長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無短長，二曰仍原題，三曰忘標目。
何謂免重復？夫鼎革之際，人物事實，同出並見。……董卓、呂布，範、陳各為立傳；禪位冊詔，《梁》、《陳》並載全文：所謂復也。《通志》總合為書，事可互見，文無重出，不亦善乎？
何謂均類例？夫馬立《天官》，班創《地理》；《齊》志《天文》，不載推步；《唐》書《藝文》，不敘淵源：伊古以來，參差如是。……惟通前後而勒成一家，則例由義起，自就櫽栝。《隋書》、《五代史志》，終勝沈、蕭、魏氏之書矣。
何謂便銓配？包羅諸史，制度相仍。惟人物挺生，各隨時世。自後妃宗室，標題著其朝代；至於臣下，則約略先後，以次相比。然子孫附於祖父，世家會聚宗支，一門血脈相承，時世盛衰亦可因而見矣。即楚之屈原將漢之賈生同傳，周之太史偕韓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義有獨斷。末學膚受，豈得從而妄議耶？
何謂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於易代。然《晉史》終須帝魏，而周臣不立韓通。雖作者挺生，而國嫌宜慎。則亦無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數代，而衡鑒至公，庶幾筆削平允，而折衷定矣。
何謂去牴牾？斷代為書，……首尾交錯，互有出入，則牴牾之端，從此見矣。居攝之事，班殊於範；二劉始末，範異於陳：統合為編，庶幾免此。
何謂詳鄰事？僭國載記，四裔外國，勢不能與一代同其終始；而正朔紀傳，斷代為編，則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蕃國載記乃參半也。惟南北統史，則後梁東魏悉其端，而五代彙編，斯吳越荊潭終其紀矣。
凡此六者，所謂便也。
何謂具剪裁？通合諸史，豈第括其凡例，亦當補其缺略，截其浮辭，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繩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詳往牒，故稱良史。蓋生乎後代，耳目聞見，自當有補前人。所謂憑藉之資，易為力也。
何謂立家法？陳編具在，何貴重事編摩？專門之業，自具體要。若鄭氏《通志》，卓識名理，獨見別裁，古人不能任其先聲，後代不能出其規範，雖事實無殊舊錄，而辨名正物，諸子之意，寓於史裁，終為不朽之業矣。
凡此二者，所謂長也。
何謂無短長？纂輯之書，略以次比，本無增損，但易標題，則劉知幾所謂“學者寧習本書，怠窺新錄”者矣。
何謂仍原題？諸史異同，各為品目，作者不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義》而無列女，《通志》稱《史記》以作時代，一隅三反，則去取失當者多矣。
何謂忘標目？……獨行，方伎，文苑，列女諸篇，其人不盡涉於世事，一例編次，若《南史》吳逵、韓靈敏諸人，幾何不至於讀其書不知其世耶。
凡此三者，所謂弊也。
《說文》訓通為達，自此之彼之謂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
臘月上旬有《江寧金石記序》。（據原書）（《遺書》所載，題目文字皆略有不同。）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先生五十四歲。
是年仍在武昌為畢沅編《史籍考》。
作《陳伯思別傳》（此傳亦浙本《遺書》所未收）。
七月，周永年死，先生為作《周書昌別傳》。
是年所作文有“辛亥草”中之《史德篇》、《唐書糾謬書後》、《讀史通》、《駁孫何碑解》、《論文上弇山尚書》、《朱先生別傳》等篇。此外又有“庚辛間草”中《同居》、《皇甫持正文集書後》、《李義山文集書後》、《韓柳二先生年譜書後》、《與邵二雲》（辛亥），《與族孫守一論史表》（辛亥），《家書》七篇（庚戌），《元次山集書後》、《王右丞集書後》、《朱校韓文考異書後》、《東雅堂韓文書後》、《葛板韓文書後》、《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韓詩編年箋注書後》、《韓文五百家注書後》、《宜興陳氏宗譜書後》、《馮瑤罌別傳》、《曾麓亭傳書後》……等篇。
是年始識胡虔（雒君）於武昌督署（《胡母墓表》），蓋胡虔亦受聘來編《史籍考》也。先生為其母作墓表。（《柿葉軒筆記》卷首《胡虔傳》）
是年先生似曾修《麻城縣志》。（《橫通》）
《史德篇》論主觀可以奪真實，其言極精。
……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非識無以斷其義，非才無以善其文，非學無以練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記誦以為學也，辭采以為才也，擊斷以為識也，非良史之才學識也。……能具史識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謂著書者之心術也。……所患夫心術者，謂其有君子之心而所養未底於粹也。……蓋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書者之心術矣。而文史之儒，競言才學識而不知辨心術以議史德，烏呼可哉？
夫是堯舜而非桀紂，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習故矣。至於善善而惡惡，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辭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然而心術不可不慮者，則以天與人參，其端甚微，非是區區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載者事也，事必借文而傳，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於為事役也。蓋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復憑弔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汨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借人力以成文。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陰陽伏滲之患，乘於血氣而入於心知，其中默運潛移，似公而實逞於私，似天而實蔽於人，發為文辭，至於害義而違道，其人猶不自知也。故曰：心術不可不慎也。
又《說林篇》云：“道，公也。學，私也。君子學以致其道，將盡人以達於天也。人者何？聰明才力，分於形氣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於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學私。”可為此篇“天”、“人”的注腳。又《答客問》說史的目的在“綱紀天人，推明大道”，也是這個意思。
這年有《答吳胥石書》，九月十三再答。（並吳來書皆見《吳氏族譜稿存））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1792）。先生五十五歲。
是年，先生仍編《史籍考》（《與阮學使論求遺書》）。閏四月，先生著《紀年經緯考》成，有序。後嘉慶十一年唐仲冕刻此書，誤題先生之姓為張。（姚名達《紀年經緯考序》）
是年，畢沅《續通鑒》修成，先生代畢沅作書寄錢大昕云：
《宋元編年》（此書初名如此）之役，垂二十年，始得粗就檃栝。拾遺補闕，商榷繁簡，不無搔首苦心。……按司馬氏書於南北朝之爭相雄長，五代十國之角特鼎峙，其詳略分合本於《左氏春秋》之詳齊晉。而陳王薛三家紛紛續宋元事，乃於遼金正史束而不觀，僅據宋人紀事之書，略及遼金繼世年月，其為荒陋，不待言矣。徐昆山書最為晚出，一時相與同功，如萬甬東，閻太原，胡德清諸君，又皆深於史事，宜若可以為定本矣。顧《永樂大典》藏於中秘，有宋東都則丹稜李氏《長編》足本未出，南渡則井研李氏《系年要錄》未出，元代則文集說部散於《大典》中者，亦多逸而未見，於書雖稱缺略，亦其時勢使然，未可全咎徐氏。然如遼金正史止閱本紀，間及一二名人列傳，而諸傳志表全未寓目；宋嘉定後，元至順前，荒略至於太甚，則不盡關遺編遺事之未出矣。……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抄於館閣者。……今宋事據丹稜、井研二李氏書而推廣之，以其遼金二史所載大事無一遺落，又據旁籍以補其逸，亦十居三四矣。元事多引文集，而說部則慎擇其可征信者。仍用司馬氏例，折衷諸說異同，明其去取之故，以為“考異”；惟不別為書，注於本文之下，以便省覽。……計字二百三十五萬五千有奇，為書凡二百卷。……鄙見區區自謂此書差有功於前哲，然眉睫之喻實著書之通患。高明何以教之？邵與桐校訂頗勤，然商定書名則請姑標《宋元事鑒》，……蓋取不敢遽續《通鑒》。……章實齋因推《孟子》其事其文之義，且欲廣呂伯恭氏撰輯，別為《宋元文鑒》，將與《事鑒》並立，以為後此一成之例。鄙以為……馬《鑒》而後，續者似可不以《通鑒》為諱。且書之優劣不在名目異同。……名為《通鑒》而書之可嗣涑水與否，則存乎後人之衡度矣。……惟涑水之書中有評論，……鄙則以為據事直書，善惡自見。史文評論，苟無卓見特識發前人所未發，開後學所未聞，而漫為頌堯非桀，老生常談；或有意騁奇，轉入迂僻；前人所謂如釋氏說法，語盡而繼之以偈；文士撰碑，事具而韻之以銘：斯為贅也。今則姑從缺如，未為失司馬氏意否？其年經國緯，撮其精要，以為目錄，亦歲內可以訖功。大約明歲秋冬擬授刻矣。而章實齋乃云，“紀傳之史引而不合，當用互注之法以聯其散；編年之史渾灝無門，當用區別之法以清其類。”就求其說，則欲於一帝紀中略仿《會要》門目，取后妃，皇子，將相，大臣，方鎮，使相，諫官，執事，牧守，令長之屬，各為品類，標其所見年月，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各帝紀之首，使人於編年之中隱得紀傳班部；以為較涑水目錄舉要諸篇尤得要領。且欲廣其例而上治涑水原書，以為編年者法。然續書而遽改原書規模，嫌於無所師授。實齋則言其意本於杜氏治《左》別有世卿公子諸譜例耳。鄙意離合參半，未能抉擇。凡此皆就質高明，如何如何？全書並錄副本呈上，幸為檢點舛誤。
此書論《續通鑒》的義例，說的甚明白。但先生後八年作《邵與桐別傳》，中有云：
已故總督湖廣尚書鎮洋畢公沅嘗以二十年功屬某（《文匯》本作“賓”）客續《宋元通鑒》，大率就徐氏本稍為損益，無大殊異。公未愜心，屬君（邵）更正。君出緒餘，為之復審，其書即大改觀。時公方用兵，書寄軍營，讀之，公大悅服，手書報謝，謂迥出諸家《續鑒》上也。公旋薨於軍，其家所刻《續鑒》乃賓客初定之本。君之所寄，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乃賓客”以下，《國朝文匯》本作“僅止數卷，殺青未竟，家旋籍沒，君之所寄，不可訪矣”。）
又先生之子貽選注云：
先師（邵）為畢公復審《續鑒》，其義例詳家君代畢公論《續通鑒》書，與畢氏所刻僅就徐氏增損之本迥異。聞邵氏尚有殘稿，恐未全耳。
適按，此事有可疑處。《續通鑒》初刻於嘉慶二年丁巳，即畢沅死之年，時邵晉涵已死了一年。畢沅家之抄沒在嘉慶四年己未，是時《續鑒》尚未刻成，僅百三卷而止。後一年，嘉慶五年，馮集梧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於成，乃為補刻百十七卷，次年三月刻成，共二百二十卷。（據嘉慶六年三月馮集梧《續通鑒》序。）是先生作《邵傳》之時（嘉慶五年），《續鑒》並未有刻本。先生傳中所說，與貽選注中所說，似皆未可憑信。此一可疑。（若據《文匯》本，則畢家所刻，亦僅數卷，與事實相符。）況代致錢大昕書乃壬子所作，去刻書之時尚隔六年，而書中已言“邵與桐校訂頗勤”的話（據王昶《與畢沅論續鑒書》，亦謂邵早參與），是邵氏校訂之本已成於壬子之前，不容至己未付刻時猶用賓客初定之本。此二可疑。先生作《邵傳》之年，即馮集梧買得《續鑒》原稿及殘板之年，原稿尚在。先生說邵本“公薨後家旋籍沒，不可訪矣”的話，似亦無據。此三可疑。馮序又云:“畢氏未刻稿本卷中凡分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合，亦姑仍之。”疑當時刻書時，不止一個副本，一為冠年號本，一為不冠年號本。此二本中，馮氏得其一本。若邵氏定本果至畢沅出征時始寄到，不知即是此二本之一否？此亦可疑。又代致錢大昕書說此書只有二百卷，今馮刻本有二百二十卷，錢大昕作畢沅的《墓誌銘》，亦稱二百二十卷。豈壬子之後又增加二十卷耶？抑二百二十卷本為邵氏改定本耶？若如後說，則先生所痛惜之邵本今尚在人間，成為定本，更可寶矣。此亦一可疑也。又據《錢大昕年譜》，嘉慶二年始為畢沅復勘《續通鑒》。
〔附記一〕《續通鑒》馮刻本二百二十卷，雖署嘉慶二年，實成於嘉慶六年。板存嘉興馮氏；同治丁卯歸上海道應寶時，補刊六十五板；今歸江蘇書局。葉德輝《觀古堂書目》作三百二十卷，注“嘉慶二年經訓堂刻本”；《書目答問》亦作三百二十卷，皆誤。惟莫友芝《郘亭目》所記作二百二十卷，不誤。
〔附記二〕刻《續通鑒》之馮集梧，為作《蘇詩合注》之馮應榴之弟，與先生為丁酉同年生，先生曾為作《奉硯圖記》。
是年有《與邵二雲論修宋史書》，有云：
足下今生五十年矣（邵氏生於乾隆壬戌），中間得過日多，約略前後自記生平所欲為者，度其精神血氣尚可為者有幾？蓋前此少壯或身可有為，未可遽思空言以垂後世；後此精力衰頹，又恐人事有不可知。是以約計吾徒著述之事，多在五十六十之年。且閱涉至是不為不多，中見亦宜有所卓也。足下《宋史》之願，大車塵冥，恐為之未必遽成；就使成書，亦必足下自出一家之指，僕亦無從過而問矣。
先生對於邵晉涵的期望最深，故時時督責之。又云：
近撰《書教》之篇，所見較前似有進境，與《方志三書》之議同出新著。……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拘牽，愈襲愈舛，……如宋元二史之潰敗決裂，不可救挽，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為回狂障墮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夫……《紀事本末》本無深意，而因事命題，不為成法，則引而伸之，擴而充之，遂覺體圓用神。《尚書》神聖製作，數千年來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豈非窮變通久自有其會；紀傳流弊至於極盡，而天誘僕衷為從此百千年後史學開蠶叢乎？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發凡起例，別具《圓通》之篇；推論甚精，造次難盡，須俟脫稿便當續上奉郢質也。
但古人云，載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僕思自以義例撰述一書，以明所著之非虛語。因擇諸史之所宜致功者，莫如趙宋一代之書。而體既與班馬殊科，則於足下之所欲為者，不嫌同工異曲。惟是經綸一代，思慮難周，惟於南北三百餘年，挈要提綱，足下於所夙究心者，指示一二，略如袁樞之有題目；雖不必盡似之，亦貴得其概而有以變通之也。……僕於此役，……恐如鄭氏之《通志》，例有餘而質不足以副耳。然足下進而教之，或竟免於大戾，未可知也。
此書可為《書教》三篇作一很好的注解。《書教》三篇實可代表先生晚年成熟的史學見解，今摘錄如下：
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偽亂真矣。偽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上）
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方以智也。……記注藏往以智，而撰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而其德為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為圓。
《尚書》一變而為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有定例，以緯經也。左氏一變而為史遷之紀傳：左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為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包括也。……遷史不可為定法，固書固遷之體而為一成之義例，遂為後世不祧之宗焉。……後世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
憲（即曆）法久則必差，推步後而愈密，……史學亦復類此。……紀傳行之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復疏舛，難為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為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為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為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尚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為正史，以編年為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為體也，因事命篇，不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櫽栝，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定之或遺而或溢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
……以《尚書》之義為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統名曰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以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下）
先生這個主張，在我們今日見慣了西洋史學書的人看來，固然不算新奇；但在當時，這確是一個很新奇的見解。故邵晉涵答書評此論云：
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為支子，於史學為大宗；於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
很可惜的是先生的《圓通篇》始終不曾做成；更可惜的是先生的《宋史》也不曾成書。
《方志立三書議》的大旨說：
凡欲經紀一方之文獻，必立三家之學……仿紀傳正史之體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體而作《掌故》，仿《文選》、《文苑》之體而作《文征》。三書相輔而行，缺一不可。
是年先生尚有《史學別錄例議》一篇，即代畢沅論《續鑒》書中所說《別錄》的例議。其大旨分二種辦法。一為紀傳之史的別錄：
於紀傳之史，必尚標舉事目，大書為綱，而於紀表志傳與事連者，各於其類附注篇目於下，定著《別錄》一篇，冠於全書之首，俾覽者如振衣之得領，張網之得綱。治紀傳之要義，未有加於此者也。
一為編年之史的別錄：
今為編年而作別錄，則如每帝紀年之首，著其后妃，皇子，公主，宗室，勳戚，將相，節鎮，卿尹，台諫，侍從，郡縣守令之屬，區別其名，注其見於某年為始，某年為終。……其大製作，大典禮，大刑獄，大經營，亦可因事定名，區分名目，注其終始年月。……至於兩國聘盟爭戰，亦可約舉年月，系事隸名。
是年夏，先生長子貽選自亳州入京，訪周震榮於固安。秋，先生囑訪張維祺於單縣館次，冬十月，周震榮卒。（《張介邨家傳》、《周筤谷別傳》）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先生五十六歲。
是年先生仍編《史籍考》。（《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先生自亳州到武昌時，僅攜一妾自隨，家口仍留在亳州。至是年家眷始自亳歸會稽，先生所藏書之大部分亦於此時寄歸，先生在湖北買楠木書櫥十二隻，寄歸收藏精要書籍。（《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
是年有《與廣濟黃大尹論修志書》（據《內藤目》，題下有“癸丑錄存”四字）。自壬子以來，先生任《湖北通志》事。《通志》不知起於何年；按先生代畢沅作《通志序》，所說年代，甚不分明。初看來，好像《通志》始於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但下文又說“凡再逾年而始得卒業”，據此，則又似《通志》始於壬子。先生壬子任《志》事，屢見於《遺書》中，如《李清臣哀辭》、《孝義合祠碑記》等。以“再逾年”之語推之，當成於癸丑甲寅之間。先生在這幾年之中，除主修《通志》外，尚修有湖北的幾種府縣志。（一）為《常德府志》，凡一年而成，為書二十四篇：紀二，考十，表四，略一，傳七。別有《文征》七卷，《叢談》一卷。（《為畢制府撰常德府志序》）（二）為《荊州府志》，名為知府崔龍見撰，實亦先生所撰：首紀，次表，次考，次傳。亦附有《文征》及《叢談》。卷數未詳。先生且親到荊州。（《為畢制府撰荊州府志序》；參考《復崔荊州書》。）（此二志年歲不可考，《荊州志》大概成於癸丑甲寅之間，故《復崔荊州書》有“鄙人又逼歸期”的話，當即指甲寅年離湖北。故附記於此年。）
是春，草稿冊名《癸春存錄》。又有《癸丑存錄》。（浙本目）
是秋，先生節抄友人王鳳文《云龍紀往》為《云龍紀略》，字句多不盡同，而事實無稍去取。（《紀略》）
乾隆五十九年，甲寅（1794）。先生五十七歲。
是年《湖北通志》脫稿。三月中，乾隆帝巡幸天津，畢沅入覲。（《東華錄》乾隆一百十九，錢大昕、畢沅墓誌。）
畢沅入覲時，囑先生於湖北巡撫惠齡。惠齡不喜先生之文（《劉湘煃傳跋》），餘人讒毀先生者亦甚眾。時有進士嘉興陳熷者，乞先生推薦為“校刊”之事，先生為宛轉薦於當道，以為“校刊”不過校正字句之訛錯而已。不意陳熷受委後，即大駁《通志》全書之不當，以為宜重修。當事大讚賞其議，批云，“所論具見本源。”先生大憤。及畢沅回省，令先生答覆陳議，先生著有《駁陳熷議》一卷。（《方志辨體》，《丙辰劄記》）
是年，八月，畢沅以湖北邪教案奏報不詳實，被議，降補山東巡撫，並罰交湖廣總督養廉五年，再罰山東巡撫養廉三年。（詳見《東華錄》乾隆一百十九）
畢沅既去，先生亦離湖北。時《通志》問題尚未解決。有蘄州陳詩者，曾以十年之功，著《湖北舊聞》一書，獨賞識先生之書，以為非苟作。時陳詩居武昌府知府胡齊侖幕中，胡請於當道，以《通志》屬陳校定。先生亦自幸此書落陳手。臨別時，陳語先生云：“吾自有書，不與君同面目。然君書自成一家，必非世人所能議得失也。吾但正其訛失，不能稍改君面目也。”（《丙辰劄記》，風雨樓本，頁三十八。）
《湖北通志》全書分四大部分：
一、《通志》七十四篇：
二紀：（1）《皇言紀》，（2）《皇朝編年紀》。（附前代），
三圖：（1）《方輿》，（2）《沿革》，（3）《水道》。
五表：（1）《職官》，（2）《封建》，（3）《選舉》，（4）《族望》，（5）《人物》。
六考：（1）《府縣》，（2）《輿地》，（3）《食貨》，（4）《水利》，（5）《藝文》，（6）《金石》。
四政略：（1）《經濟》，（2）《循績》，（3）《捍禦》，（4）《師儒》。
五十三傳：（目多不載，看《遺書》十四。）
二、《掌故》六十六篇：
吏科 分四目：《官司員額》，《官司職掌》，《員缺繁簡》，《吏典事宜》。
戶科 分十九目：《賦役》，《倉庾》，《漕運》，《雜稅》，《牙行》等。
禮科 分十三目：《祀典》，《儀注》，《科場條例》等。
兵科 分十二目：《將備員額》，《各營兵丁技藝額數》，《武弁例馬》等。
刑科 分六目：《里甲》，《編甲圖》，《囚糧衣食》，《三流道里表》等。
工科 分十二目：《城工》，《塘汛》，《江防》，《銅鐵礦廠》，《硝礦》，《工料價值表》等。
三、《文征》八集：
甲集上下《裒錄正史列傳》。
乙集上下《裒錄經濟策畫》。
丙集上下《裒合詞章詩賦》。
丁集上下《裒錄近人詩詞》。
四、《叢談》四卷：
（1）《考據》，（2）《軼事》，（3）《瑣語》，（4）《異聞》。
先生後來以篋中保存的《志》稿，匯訂為《湖北通志檢存稿》二十四卷，今浙本《遺書》之卷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四卷是也。又《湖北通志未成稿》一卷，今編為《遺書》卷二十。觀此諸卷，可見全書大凡。今錄一序一書，以見先生著書之主旨：
《為畢制府擬進湖北三書序》（此題從靈鶼閣《文史通義補編》本）
……臣愚以為志者，識也；典雅有則，欲其可以誦而識也。……今參取古今志義例，剪截浮辭，稟酌經要，分二紀，三圖，五表，六考，四略，五十四傳，以為《通志》七十四篇，所以備史裁也。臣又惟簿書案牘不入雅裁，而府史所職，《周官》不廢。漢臣賈誼嘗謂古人之治天下，至纖至悉；前人以為深於官禮之言。今曹司吏典之程，錢穀甲兵之數，志家詳之則嫌蕪穢，略之又懼闕遺。此坐不知小行人分別為書之義也。今於《通志》之外，取官司見行章程，分吏戶禮兵刑工，敘其因革條例，別為《掌故》一書，凡六十六篇，所以立政要也。臣又惟兩漢而後，學少專家，而文人有集。集者，非經而有義解，非史而有傳記，非子而有論說：無專門之長，而有偶得之義，是以尚選輯焉。志家往往選輯詩文，為藝文志。不知文藝仿於漢巨班固，乃群籍之著錄，而方志不知取法，猥選詩文，亦失古人分別之旨。今於本志正定藝文著錄，更取傳記論說詩賦箴銘諸篇，編次甲乙丙丁上下八集，別為《文征》一書，所以俟采風也。
昔隋儒王通嘗謂古史有三：《詩》、《書》與《春秋》也。臣愚以為《方志》義本百國春秋，《掌故》義本三百官禮，《文征》義本十五國風。古者各有師授淵源，各有官司典守。後世浸失其旨，故其為書，離合分並，往往不倫。然歷久推衍，其法漸著。故唐宋以來，正史而外，有《會要》、《會典》，以法官禮；《文鑒》、《文類》以仿風詩。蓋不期而合於古也。惟方志厘剔未清，義例牽混，前後一轍，難為典則，不足以備國史要刪。臣忝為舊史官，……用是兢兢與從事諸臣丁寧往復，勒為三家之書，以庶幾於行人五物之義。他日柱下發藏，未必無所取也。
先生自跋（此跋但見於靈鶼閣本）云：
此序雖為擬筆，實皆當日幕中討論之辭。制府欣然首肯，且矜言於眾，謂於斯事得未曾有也。嗚呼，知己之感，九原不可作矣！
先生與陳觀民工部（即陳詩）論《史學》及《湖北通志》書云：
僕論史事詳矣。大約古今學術源流，諸家體裁義例，多所發明。至於文辭，不甚措議。蓋論史而至於文辭，末也。然就文論文，則一切文士見解不可與論史文。譬之品泉鑒石，非不精妙，然不可與測海嶽也。即如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於己：其大本先不同矣。史體述而不造。史文而出於己，是謂言之無征。無征，且不信於後也。……是故文獻未集，則搜羅諮訪，不易為功。……及其紛然雜陳，則貴決擇去取。……
僕於平日持論若此，而《通志》之役則負愧多矣。當官采訪者，多於此道茫如，甚且陰以為利。……府縣官吏疲懶不支。其有指名征取之件，憲司羽檄疊催，十不報六。而又逼以時限，不能盡其從容。中間惑於浮議，當事委人磨勘。……以此敗意，分其心力。然於眾謗群哄之際，獨恃督府一人之知，而能卓然無所搖動，用其別識心裁，勒成三家之書，各具淵源師法，以為撰方志者鑿山浚源；自詡雅有一得之長，非漫然也。
夫著述之事，創始為難，踵成為易。僕闕然不自足者，傳分記人記事，可謂辟前史之前蹊矣；而事有未備，人有未全。蓋採訪有闕，十居七八；亦緣結撰文字非他人所可分任，而居鮮暇豫，不得悉心探討，以極事文之能事，亦居十之二三也。……
《文征》之集，實多未備，則緣詩文諸集送局無多，藏書之家又於未及成書而紛紛催還原集，是以不得盡心於選事也。然僕於文體粗有解會，故選文不甚鹵莽。……至於詩賦韻言乃是僕之所短，故悉委他人而己無所與。不幸所委非人，徇情通賄，無所不至。惡劣詩賦不堪注目者，僕隨時刪抹；而奸詭之徒又賄抄胥私增，誠為出人意外。然僕畢竟疏於復勘，當引咎耳。惟是史志經世之業，詩賦本非所重；而流俗騖名，輒以詩賦相請托。情幹勢挾，蜂湧而來；督府尚且不能杜絕，何況館中？僕是以甲集選輯紀傳，乙集選集議論，而詩賦特分於丙丁二集：丙集專載佳篇，丁集專收惡濫；譬居家者必有廁圊而後可以潔清房舍！他時勢去人亡，則丁集自可毀板。此中劇有苦心，恨委任失人，不盡如僕意也。
……第有稍進於足下者。……前日奉質《顧天錫父子列傳》，全出《白茅堂集》；其文幾及萬言，而僕所自出己意為聯絡者，不及十分之一；此外多襲原文，可復按也。然周窺全集而擷其要領，剪裁部勒，為此經世大篇，實費數日經營，極有慘淡苦心。不見顧氏集者，不知斧鑿所施。既見顧氏之集，則此傳乃正不宜忽也。《嘉定蘄難》之傳，全本趙氏之《泣蘄錄》；惟末段取《宋史·賈涉傳》，載其淮北之捷及斬徐揮二事，為《泣蘄錄》吐氣，以慰忠義之心。其文省趙氏原文至十之六七，而首尾層折乃較原錄更為明顯，亦非漫然為刪節也。……史家點竄古今文字，必具“天地為爐，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之意，而後可與言作述之妙。當其得心應手，實有東海揚帆，瞬息千里，乘風馭云，鞭霆掣電之奇；及遇根節蟠錯，亦有五丁開山，咫尺險巇，左顧右睨，椎鑿難施之困。非親嘗其境，難以喻此中之甘苦也。而文士之見惟知奉韓退之所以銘樊紹述者，不憚怵目劌心，欲其言自己出。此可為應舉避雷同之法；若以此論著述，不亦戔戔乎私且小耶？
此書首論史文之“述而不造”、“惟恐出之於己”，真數千年史家未發之至論。中間敘修志時之種種困難，末段自述作文的方法，皆絕重要之傳料。
是年先生自湖北回鄉。（《杜燮均傳》、《二代合傳》，又汪輝祖《夢痕餘錄》頁五七。《跋甲乙剩稿》則謂“乙卯返故鄉”。）《夢痕餘錄》說先生“甲寅歸自湖北，就館近省，往來吾邑，必過余敘談”。似先生自甲寅以後不曾回至湖北。
楚遊五年《史籍考》功程已十之八九，竟不得卒業！（《與阮學使論求遺書》）
是年汪中（容甫）死，年五十一。汪中以文學高才兼治經學，負當時重望；王念孫序其遺書，謂“宋以後無此作手矣”。先生獨於汪氏深致不滿意，有《立言有本》一篇及《述學駁文》四篇，皆為汪氏作。其《立言有本》篇云：
江都汪容甫工詞章而優於辭令；苟善成之則淵源非無所自。……無如其人聰明有餘而識力不足，不善盡其天質之良而強言學問，恒得其似而不得其是。……今觀汪氏之書矣。所為《內篇》者，首解參辰之義，……次明三九之說，……大約雜舉經傳小學，辨別名詁義訓，初無類例，亦無次序。苟使全書果有立言之宗，恐其孤立而鮮助也。雜引經傳以證其義，博采旁搜以暢其旨，則此紛然叢出者亦當列於《雜篇》，不但不可為“內”，亦並不可謂之“外”也。而況本無著書之旨乎？……觀其《外篇》，則序記雜文，泛應詞章（代畢制府《黃鶴樓記》等亦泛入），斯乃與《述學》標題，如風馬牛。列為《外篇》，以擬諸子，可為貌同而心異矣。
此評實中《述學》的根本毛病。《述學》乃是一種文集，不是著作。
先生之《述學駁文》四篇則有得有失。《駁釋三九》一篇，無關宏旨，今姑不論。其《駁墨子序》前半駁汪中謂墨子之誣孔子等於孟子之誣墨子，實不能使讀者心服。汪中論墨子，實有獨見處；如云：
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墨者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此在諸子百家，莫不如是。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老子之絀儒學也。
又如：
自墨子沒，其學離而為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钜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泛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適按，此則不然，司馬談實未見墨子之書，司馬遷不為立傳，《孟荀列傳》僅有二十餘字，疑亦後人所加。）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
此等議論實二千餘年來人所不敢發。實齋譏為“好誕”，如何能令人心服呢？《駁墨子序》的後半駁汪中論史佚等六家為墨家之淵源，則確有特見。先生向來主張孔子以前並無諸子著書之事，故云：“其人有生孔子前者，如管子上溯太公之類，皆是後人撰輯，非其本人所自為。……《漢志》道家有伊尹、太公，墨家有尹佚等六家之書，皆在墨子以前。……蓋道家有稱伊尹、太公之言，後人則誤為太公、伊尹之書；墨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則誤為尹佚之書。……而汪中敘六家為墨氏淵源，不其傎乎？”此言固是卓識，但先生之理由則不充足。先生說:“夫《春秋》以前，尚無諸子著書之事，而厚誣商周之初有如衰世百家，自於官守典章之外，特著一書以傳世乎？”此論不能成立。其實說商周之初有人著書，乃是“過譽”，並非“厚誣”！然此乃古今觀點不同，我們亦不能過責實齋。
汪中的《釋媒氏文》說《周禮》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一條，謂“會”讀若“司會”之會，訓為“計”；又謂“其有三十不娶，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娶婦也。……《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此說雖有意為《周禮》解脫，——其實原文“會”字當如鄭玄說，不必作“計”字解；原令乃是《周禮》最大膽的特識，正不須為他辯護，——然大旨不錯。先生“駁文”太迂腐，實無道理。
汪中的《女子許嫁而婿死從死及守志議》，痛論未嫁女子守貞及從死的非禮，乃是一篇極重要的文字。其自跋云：
昏姻之禮成於親迎。後世不知，乃重受聘。以中所見，錢塘袁庶吉士之妹幼許嫁於高，秀水鄭贊善之婢幼許嫁於郭；既而二子皆不肖，流蕩轉徙，更十餘年，婿及女之父母咸願改圖，而二女執志不移。袁嫁數年，備受箠楚，後竟賣之。其兄訟諸官而迎以歸，遂終於家。鄭之婢為郭所窘，服毒而死。傳曰：“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若二女者，可謂愚矣。本不知禮而自謂守禮，以隕其生，良可哀也。傳曰：“一與之齊，終身不二”，不謂一受其聘終身不二也。又曰：“烈女不事二夫”，不謂不聘二夫也。
此乃社會問題的討論，其用意與立言皆深可佩服。實齋乃作長文駁之，謂為“有傷於名義”，謂為“喪心”，謂為“伯夷與盜蹠無分”。此真“紹興師爺”之倫理見解！此等處又可見實齋對於當時負重名的人，頗多偏見，幾近於忌嫉，故他對於他們的批評往往有意吹毛求疵，甚至於故入人罪。例如此文謂汪中論女子未婚守志，“斥之為愚，為無恥，比之為狂易”；又謂其論未婚殉夫，“指為狂惑喪心”。實則汪中原文只用“愚”字，其他字樣皆原文所無。
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先生五十八歲。
作《滃雲山房乙卯藏書目記》，有“四十餘年遠道歸來，葺居僅足容身，器用尚多不給，而累累書函乃為長物，可慨也夫”之語。書凡五千帙，五萬餘卷。
是年正月，畢沅由山東巡撫回至湖廣總督原任。時湖南苗石三保作亂；畢沅奉命籌辦糧餉軍火，調兵防守攻剿，遂無暇顧及編書的事。故先生亦未回至湖北。
浙本《遺書》卷二十一為《乙卯劄記》一卷，另有風雨樓排本，亦題為《乙卯劄記》。今按此卷實非乙卯一年之作，中有遠在六七年前者；如“得邵二雲書，曆城周書昌永年編修逝矣”一條，以《周書昌別傳》考之，明是乾隆辛亥所記。此條在一卷之中間(浙本二十七頁之十四，風雨樓本四十二頁之二十一)，可見此卷之作尚遠在辛亥之前。題為《乙卯劄記》，實是錯誤。風雨樓本卷末有“此冊實齋先生五十八歲以前所記。復燦志”一行。此言近是。此卷末條論陸遊《入蜀記》，乃駁陳熷之語，（駁議云：“《入蜀記》人地俱無關於湖北，宜刪。”）先生先已駁云：“今按其文敘歐陽文忠夷彝舊跡，即今歸州境也。”（今見《遺書》十四，頁二十四。）於此處又駁云：“自其年八月十一日自江州至赤沙湖入境，為今黃州地；中歷州縣無數；至十月二十二日自巴東至巫山縣出境，為今宜昌地。逐日為記，計日七旬有餘；江行紆曲，為地二千里，書盈三卷；……皆今湖北境內名跡勝事也。……今簽駁云云，是將陸氏所經水道二千餘裡，皆化作鳥道雲煙也。”此可見此條作於甲寅駁議之後，大概在此年。故此卷當定為“始於辛亥以前，終於乙卯”。
是年四月之晦，先生到道墟一次，作了《像贊》多篇（《仲賢公三世像記》）。今尚保存。
十月，離家往揚州。十二月送灶日，跋《甲乙剩稿》，此稿是昨今二年在會稽所作，沒有什麼重要文章。
冬，阮元督學浙江（本傳），先生有《與阮學使論求遺書》，亦在《邗上草》內。
嘉慶元年，丙辰（1796）。先生五十九歲。
二月，自揚州暫歸會稽，將往湖北（《跋丙辰山中草》）。在揚州時所作文，統名曰《邗中草》，可考者甚多，較要者為《墓銘辨例》、《駁張符驥論文》、《與吳胥石二簡》。在揚州大約為高郵沈氏參校《家譜》，所作有《高郵沈氏家譜序》及《敘例》，皆在《邗中草》內。（《沈潯州傳》、《跋甲乙剩稿》）
春間居鄉，曾過道墟（《後宅分祠碑》）。宗人修輯家廟告成，祭祖，適宗老有病，命先生攝主獻酬。祀畢，因與宗人論舊譜荒不易輯，擬試為之。作《神堂神主議》及傳記序多篇。（《十叔父八十序》、《元則公又昌公二代合傳》）
作汪輝祖《史姓韻編》及《二十四史同姓名錄》二書合序，大旨謂“史之大忌，文繁事晦。史家列傳，自唐宋諸史，繁晦至於不可勝矣。倘欲文省事明，非復人表不可。人表實為治經業史之要冊，而姓編名錄又人表之所從出也。故曰專門之學，不可同於比類征事書也”。
三月有《與汪輝祖書》，說明兩書合序之故。又云：
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故近日頗勸同志諸君多作古文詞，而古文詞必由紀傳史學進步，方能有得。……韓子文起八代之衰，而古文失傳亦始韓子。蓋韓子之學宗經而不宗史，經之流變必入於史，又韓子之所未喻也。
末有云：
拙撰《文史通義》，中間議論開闢，實有不得已而發揮，為千古史學辟其榛蕪。然恐驚世駭俗，為不知己者詬厲，姑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為就正同志之質，亦尚不欲遍示於人也。
據此，則《文史通義》於先生未死時已有選刻本，今不可見矣。
是年所作《文史通義》稿，名為《丙辰山中草》，凡十六篇（跋）。除上述二篇外，可考者，為《文德篇》、《答問篇》、《古文十弊篇》、《淮南子洪保辨》、《答某友請碑誌書》（此據《內藤目》題下注），《與胡稚君論校胡稚威集》、《跋屠懷三制義》（據會稽徐氏抄本題下注），《論學十規》（此據臧鏞堂《丙辰山中草跋》），及時文序一，與人書數篇（同上）。此外又有劄記二段後與丁巳年劄記二段合為《古文公式篇》。此諸篇中，無甚重要者，今略舉“古文十弊”如下：
（一）剜肉醫瘡，（二）八面求圓，（三）削趾適屦，（四）私署頭銜，（五）不達時勢，（六）同里銘旌，（七）畫蛇添足，（八）優伶演劇，（九）井底天文，（十）誤學邯鄲。
《遺書》有《丙辰劄記》一卷（浙本卷二十二，亦有風雨樓本），此卷亦非丙辰一年之作，其下半乃丁巳年作也。
是年湖北白蓮教起。七月，畢沅由山東巡撫復任湖廣總督，忙於用兵。先生欲往續編《史籍考》，因兵事未決，遷延過夏，獨自編纂，以至仲秋，始決計北上。八月二十一日，跋《丙辰山中草》，旋離家。（《與汪龍莊簡》、《與邢會稽書》、《跋丙辰山中草》、《東華錄》）
是年夏，朱筠之弟朱珪（石君）實授為兩廣總督；六月內調；七月授川陝總督，未到任；旋補安徽巡撫（《東華錄》）。先生得信較遲，九月十二日，有《上朱中堂世叔書》，內中云：“楚中教匪尚爾稽誅。弇山制府武備不遑文字。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於一手之難成；若顧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輟。遷延觀望，日復一日。今則借貸俱竭，典質皆空，萬難再支。只得沿途托缽，往來青徐梁宋之間，惘惘待倘來之館穀。可謂備矣。”書中托朱珪推薦至河南大梁書院或直隸蓮池書院。有云：“以流離奔走之身，忽得藉資館穀，則課誦之下得以心力補苴《史考》，以待弇山制府軍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觀，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閣下護持之功，當不在弇山制府下矣。”此書之末云：“近刻數篇呈誨。題似說經，而文實論史。議者頗譏小子攻史而強說經，以為有意爭衡，此不足辨也。……古人之於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按此可見上年《與汪輝祖書》所說欲刻之諸篇，大抵即《易教》三篇，《書教》三篇，《詩教》二篇。故云“題似說經”。又內藤藏本《遺書》目於此八篇下皆注“已刻”二字，可以為證。
九月十九日，自杭州解纜。行向不詳（似系揚州）。歲杪始抵安慶，投朱珪，並因以識布政使陳奉茲（東浦）。（《與邢會稽》、《與趙山陰》、《陳詩序》）
是年六月十五日，邵晉涵卒於北京，年五十四。（《邵與桐別傳》注）
（《內藤譜》記先生是年四月二十三日遊揚州北城三皇廟，既而歸鄉，歲杪赴安慶，為道員陳東浦作詩序。適按，丁巳年《劄記》中言丙辰四月二十三日遊於北城三皇廟，但未言揚州；內藤先生不知系據此條否。以《丙辰山中草》考之，則先生已於二月歸鄉，直至八月底始出門，則三皇廟當屬紹興也。又為陳東浦作詩序，乃是丁巳年二月之事，不當在此年。“道員”二字亦誤，《詩序》有“遍歷三司”之語，可證其此時已非道員。據《安徵通志·職官表》，此年布政使是德化人陳奉茲。陳東浦是德化人，可知即是陳奉茲，而且做了安徽布政使了。又姚鼐作陳東浦墓誌銘，更可證。）
嘉慶二年，丁巳（1797）。先生六十歲。
春，在安慶。作《天玉經解義序》。此書為相地之書，先生序中駁“古無相地之學”之說，引《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謂“候風脈水之理未嘗不具於中矣！”可見實齋終不能全脫紹興師爺的見解。
正月十七，上書朱珪，謀偕胡虔同往杭州，借浙江巡撫謝啟昆，學使阮元之力，續編《史籍考》。（《又上朱大司馬書》）
二月，作《陳東浦方伯詩序》，此序論詩頗具特識，如云：
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義（《漢書·藝文志》序詩賦百六家分為五種，亦不明言其所以分五種之故）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或反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並去其謀篇用事琢句煉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為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
這個標準可謂辣極！只有真詩當得起這個試驗。章實齋若生晚兩百年，他一定會贊成白話詩！
三月，在安徽桐城閱試卷（《丙辰劄記》頁三七）。所作文稿名《桐署偶抄》。（浙本目）
姚鼐此時嘗圈點先生規正孫星衍書稿。（據《與朱少白書》）（此書稿似即已佚的《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或尚存的《書原性篇後》）
先生在桐城時，作《地志統部》，規洪亮吉之非（徐本隱目）。蓋因是年洪亮吉刻《卷施閣文集》，載《與章進士書》，反駁先生十年前之說，先生三月十七日《與朱少白書》云：
弟辨地理統部之事，為古文辭起見，不盡為辨書也。洪、孫諸公，洵一時之奇才；其於古文辭，乃冰炭不相入；而二人皆不自知香臭：弟於是謂知人難，自知尤不易也。
詩與八股時文，弟非不能一二篇差強人意者也。且其源流派別，弟之所辨，較詩名家、時文名家轉覺有過之而無不及矣。然生平從不敢與人言詩言時文者，為此中甘苦未深，漆雕氏所謂於斯未能信耳。
故其平日持論，關文史者，不言則已；言出於口，便如天造地設之不可搖動。此種境地，邵先生（二雲）與先師（朱笥河）及君家尚書朱珪（石君）皆信得及。此外知我者希，弟亦不求人知。足乎己者，不求乎外也。
以洪君之聰明知識，欲彈駁弟之文史，正如邵先生所云：“此等拳頭，只消談笑而受，不必回拳而彼已跌倒”者也。
今彼刻駁弟之書，乃因詘於口辨（先生曾在洪家辨過）而遂出於裝點捏造，殆較駁邵為更甚矣。此書即使出弟身後，兒輩力量尚能駁正，平日聞弟之教如史余邨及虎姿舍侄皆能談笑而揮者也。……
大抵身履其境，心知其意，方有真見解。不用功於實際，則見解雖高而難恃也。
又云:
程易疇（劉本誤作田）之於孫、洪諸君，自較勝矣。彼刻《通藝錄》，直《周官》之精要義也。而不今不古之傳志狀述，猶自以為文也，而亦列其中，豈非自村俚供招？
程易疇（瑤田）與先生亦熟悉。據《庚辛之間亡友傳》，庚子辛丑之際，何思鈞托先生求兒師，先生既薦顧九苞而時往談款。時程易疇亦寓於何，出其著述，共相歎賞，以為得未曾有。
三月底，返安慶。（《與朱少白書》）
五月，陳東浦介紹先生到揚州，投鹽運使曾燠（賓谷），至秋始得見曾。曾燠在揚州頗招致名士，提倡風雅，此時方擬修方志，有延先生主其事之意。後志事似作罷，先生留揚州至歲暮辭歸，有《丁巳歲暮書懷投贈賓谷轉運因為志別》七古長詩一篇，歷敘一生的遭際，最可供傳料。詩中自注尤重要。
在安徽時，屢與朱珪及朱筠之子錫庚（少白）通信。又有《湖北通志檢存稿跋》，謂“今志事為寇棼所阻，尚未刊行。故匯訂存稿為二十四卷”。又作《湖北通志辨例》一卷。（按現今尚存的《湖北通志檢存稿》僅有四卷，則所佚尚多。）又作《方志辨體》一篇。（《丙辰劄記》之丁巳部分）
是年七月，畢沅卒於辰州軍中。故先生詩有“終報前軍殞大星；三年落魄還依舊，買山空羨林泉茂”之句。
曾燠有《贈章實齋國博》詩，寫先生之奇醜，也是一種有趣味的史料，故附錄於此：
章公得天秉，贏絀迥殊眾。豈乏美好人？此中或空洞。君貌頗不揚，往往遭俗弄。王氏鼻獨齇，許丞聽何重？（參看上文引洪亮吉詩“君托左耳聾”之句。）話仿仲車畫，書如洛下諷。又嘗患頭風，無檄堪愈痛。況乃面有癜，誰將玉璏砻？五官半虛設，中宰獨妙用。試以手為口，講學求折衷。有如遇然明，一語輒奇中。古來記載家，庋置可充棟。歧路互出入，亂絲鮮穿綜。散然體例紛，聚以是非訟。孰持明月光，一為掃積霿？賴君雅博辨，書出世爭誦。筆有雷霆聲，匉訇止市哄。續鑒追溫公，選文駁蕭統。乃知貌取人，山雞誤為鳳。武城非子羽，誰與子遊共？感君惠然來，公暇當過從。
此詩見楊鐘羲《雪橋詩話》三集卷八，亦見於《章氏會譜德慶四編》卷十，楊君又引謝蘊山《懷人》詩有“耳聾揮牘易，鼻堊運斤難”之句，亦為先生作也。
是年袁枚死，年八十二。先生對於同時的三個名人，戴震，汪中，袁枚，皆不佩服，皆深有貶辭。但先生對戴震，尚時有很誠懇的讚語；對汪中，也深贊其文學；獨對袁枚，則始終存一種深惡痛絕的態度。《遺書》中專攻擊袁枚之文，凡有五篇：（一）《婦學》，（二）《婦學篇書後》，（三）《詩話》，（四）《書坊刻詩話後》，（五）《論文辨偽》。攻袁之端始見於此年；《丁巳劄記》有一條云：
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大率以優伶雜劇所演才子佳人惑人。大江以南，名門大家閨閣多為所誘，征詩刻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而為邪人播弄，浸成風俗。人心世道大可憂也！
此即《婦學》諸篇之動機與目的。先生之攻戴震，尚不失為諍友；其攻汪中，已近於好勝忌名；至其攻袁枚，則完全是以“衛道”自居了！《婦學篇》有云：
自宮禁革除女樂，官司不設教坊，則天下男女之際無有可以假借者矣。其有流娼頓妓，漁色售奸，並幹三尺嚴條，決杖不能援贖（職官生監並是行止有虧，永不敘用）。雖吞舟有漏，未必盡罣爰書；而君子懷刑，豈可自拘司敗？
這完全是“紹興師爺”的口吻。其《書後》有云；
《婦學》之篇，所以救頹風，維風教，飭倫紀，別人禽，蓋有所不得已而為之，非好辨也。
袁枚的為人，自然有許多不滿人意之處。但此人在那個時代，勇於疑古，敢道人所不敢道的議論，自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男子。他論詩專主性情風趣，立論並不錯，但不能中“衛道”先生們的意旨，故時遭他們的攻擊。《婦學篇》之所以流通最早最廣者，正是為此。實齋之攻袁氏，實皆不甚中肯。如云：
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為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
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於男女慕悅之詩，又斥詩人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說。自來小人倡為邪說，不過附會古人疑似以自便其私，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恣為傾邪淫蕩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實齋所攻，在今日觀之，正是袁氏之特識。此亦古今觀點不同之一也。
先生不能作詩，乃有《題隨園詩話》十二首，大半是謾駡之作，如云：
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誤見聞。詩佛詩仙渾標榜，誰當霹靂淨妖氛？
誣枉風騷誤後生，倡狂相率賦閒情。春風花樹多蝴蝶，都是隨園蠱變成。
堂堂相國仰諸城，好惡風裁流品清。何以稱“文”又稱“正”，《隨園詩話》獨無名？（此指劉統勳。據先生云，統勳子墉，官江寧時欲以法誅袁枚，而朱筠為解脫之。語見《論文辨偽篇》。）
嘉慶三年，戊午（1798）。先生六十一歲。（《內藤譜》誤脫一年）
三月，作汪輝祖《三史同名錄序》。先生於遼金元三史多同姓名之人一問題，曾於《丙辰劄記》論及之，要旨云：
對音繙譯，文字無多。名字相同，觸處多有。作史者自應推《春秋釋例》，兼法古人同姓名錄，特選為同名考，將全史所載無論有傳無傳之人，凡有同名，詳悉考列，勒為專篇，與國語解並編列傳之後。
此次作序，即用此段劄記，末加數語述汪書之詳審而已。
此年，在杭州，借謝啟昆（蘊山，蘇潭）之力，補修《史籍考》。（據王宗炎記在《兩浙輶軒錄補遺》的話，及吳蘭庭《復章實齋書》，阮亨《瀛洲筆談》卷八頁五，卷十頁二。）助手有袁鈞（陶軒）、胡虔等（《瀛洲筆談》，《柿葉軒筆記》卷首方損之所作《胡虔傳》）。畢沅死後，《史籍考》未成。先生“就其家訪得殘餘，重訂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潤飾，為成其志”。（《史考釋例》末節）
《史籍考》全書不傳，諸家目錄多不提及此書（惟《叢書舉要》言畢沅未刊書有《史籍考》百卷），不知流落何所。馬夷初先生（敘倫）抄得楊見心先生所藏先生未刊稿一卷，中有《史籍考》總目，附錄於此：
《史籍考》總目
一、制度 二卷
二、紀傳部 正史14卷 國史5 史稿2
三、編年部 通史7 斷代4 記注5 圖表3
四、史學部 考訂1 義例1 評論1 蒙求1
五、稗史部 雜史19 霸國3
六、星曆部 天文2 曆律6 五行2 時令2
七、譜牒部 專家26 總類2 年譜3 別譜3
八、地理部 總載5 分載17 方志16 水道3 外裔4
九、故事部 訓典4 章奏21 典要3 吏書2 戶書7 禮書23 兵書2 刑書7 工書4 官曹3
十、目錄部 總目3 經史1 詩文（即文史）5 圖書5 金石5 叢書3 釋道1
十一、傳記部 記事5 雜事12 類考13 法鑒3 言行3 人物5 別傳6 內行3 名姓2 譜錄4
十二、小說部 瑣語2 異聞4
共三百二十五卷。
馬先生的抄本中有《史考釋例》一篇為《遺書》所無。其中義例亦與《遺書》中之《論修史籍考要略》一篇不同。蓋《修史籍考要略》為草創時的義例，而《史考釋例》乃成書的義例，故後者更勝於前者。《修史籍考要略》云：
校讎著錄，自古為難。二十一家之書，志典籍者僅有漢隋唐宋四家，餘則闕如。《明史》止錄有明一代著述，不錄前代留遺；非故為闕略也，蓋無專門著錄名家，勒為成書，以作憑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記部目，且亦不免錯訛。私家記載，間有考訂，僅就其耳目所及，不能悉覽無遺。朱竹垞《經義》一考為功甚巨，既辨經籍存亡，且采群書敘錄，間為案斷，以折其衷。後人溯經義者所攸賴矣。第類例間有未盡，則創始之難；而所收止於經部，則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盡，勢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今擬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變通，蔚為巨部，以成經緯相宣之意：
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剪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經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擇。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選。十曰譜牒宜略。十一曰考異宜精。十二曰板刻宜詳。十三曰制書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詳。
《史考釋例》首論“著錄”，極推崇朱彝尊之《經義考》。次論“考訂”，謂劉歆為著錄，而劉向“所為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上之言”乃是考訂群書之鼻祖，其事難於著錄。次言史部占群籍三之一（經為其一，子集合為其一），而三部多與史相通。次分論十二綱五十七目之義例，文繁不具引。我們讀此篇有三點可注意。第一，《史考》原稿分一百十二子目，先生為並省成十二綱五十七目，為書三百二十五卷，可見先生對於此書所費心力之巨。此稿今竟不傳，藏書家亦未見著錄，真是學術史上一大憾事。第二，《釋例》末云：“予既為朱氏補《經考》，因思廣朱之義，久有斯志。”此系代謝啟昆說話，所謂補《經考》，即補《小學考》也。第三，先生論史部雖劃分群籍三分之一，而實“上援甲而下合丙丁”。此論為先生的一種特見。先生初從事於《史考》時，曾有《報孫淵如書》云：
承詢《史籍考》事，取多用宏，包經而兼采子集。……愚之所見，以為盈天地間，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學。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子集諸家，其源皆出於史。末流忘所自出，自生分別，故於天地之間別為一種不可收拾不可部次之物，不得不分四種門戶矣。此種議論，知駭俗下耳目，故不敢多言。
先生作《文史通義》之第一篇——《易教》——之第一句即云：“六經皆史也。”此語百餘年來，雖偶有人崇奉，而實無人深懂其所涵之意義。我們必須先懂得“盈天地間，一切著作，皆史也”這一句總綱，然後可以懂得“六經皆史也”這一條子目。“六經皆史也”一句孤立的話，很不容易懂得；而《周易》一書更不容易看作“史”，故先生的《易教》篇很露出勉強拉攏的痕跡。其實先生的本意只是說“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如此說法，便不難懂得了。先生的主張以為六經皆先王的政典；因為是政典，故皆有史料的價值。故他《報孫淵如書》說“六經特聖人取此六種之史以垂訓者耳”。《史考釋例》論六經的流別皆為史部所不得不收；其論《易》，只說“蓋史有律憲志，而卦氣通於律憲，則《易》之支流通於史矣”。次論子部通於史者什有八九；又次論集部諸書與史家互相出入。說“什有八九”，說“互相出入”，都可見先生並不真說“一切子集皆史也”，只是要說子部集部中有許多史料。以子集兩部推之，則先生所說“六經皆史也”，其實只是說經部中有許多史料。此種區別似甚微細，而實甚重要，故我不得不為辯正。
是年吳蘭庭有《答章實齋書》（見《族譜稿存》），云：
別來又十餘年，……自邵與桐死，遂不復知足下遊歷所在。頃接手書，知近客杭州。……承示近刻數首，其論史之識，有劉知幾所未及者。《史籍考》經所裁定，足為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擬。蓋意見參差，不無遷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
此書又討論修譜事。據嚴元照《悔庵學文集》吳傳云：“丙辰自京師南歸，又二年而吳氏重修族譜，叟獨任其役，……嘗乞會稽章典籍學誠為己作傳。”則知先生在杭州續修《史籍考》確是此年之事。
是年六月，謝啟昆、胡虔、陳德等編《小學考》成。（原書序）
是年先生有《戊午抄存》一卷，此卷中之文間有丁巳年所作的，——如《天玉經解義序》，——但大部分都是戊午年作的。要目如下：
《立言有本》（論《述學》，見前。）
《述學駁文》（見前）
《論文辨偽》（駁袁枚，見前。）
《上石君先生書》（寄《論文辨偽》）
《上辛楣宮詹書》（此書不是此年作的，是壬辰年作的。）
《上石君先生書》作於戊午六月，有“五月在蘇州陳方伯處附達箋記，兼貢《云龍記略》一卷，……”等語，知先生是年曾到蘇州，留在陳東浦處。大概到畢沅家取得《史考》原稿即在此時。
是年冬，在揚州，主於曾燠官署。立冬日，作《八座云說》。又有《吳澄野太史歷代詩抄商語》。
是年九月十日，阮元任滿去浙江。
嘉慶四年，己未（1799）。先生六十二歲。（《內藤譜》誤作“四年戊午，先生六十二歲”。）
正月，乾隆帝崩。嘉慶帝親政，權臣和珅賜死。和珅當國數十年，養成了一個匪亂遍地的現象，故此次他的倒敗使當時的人心一振。先生游跡遍於南北，深悉當時的利弊，故是年有論時政的書六篇：
（一）《上執政論時務書》，
（二）（三）（四）《上韓城相公書》三篇（宰相王傑，韓城人），
（五）《上尹楚珍閣學書》，
（六）《與曹定軒侍禦論貢舉書》。
此諸書皆確有見地，故摘抄於此。
《上執政書》大意說：“今之要務，寇匪一也，虧空二也，吏治三也。……事雖分三，原本於一。虧空之與教匪，皆緣吏治不修而起。”但他進一步說，當日的亂匪都說“官逼民反”，其實吏治之壞也很像良民之脅從，都是不得不然。他說：
其最與寇患相呼吸者，情知虧空為患而上下相與講求彌補，謂之設法。天下未有盈千百萬已虧之項，只此有無出納之數，而可為彌補之法者也。設法者，巧取於民之別名耳。……既講設法，上下不能不講通融。州縣有千金之通融，則胥役得乘而謀萬金之利；督撫有萬金之通融，則州縣得乘而牟十萬之利：理勢然也。
此下兩長段，一言“設法之弊，非僅傷吏治，亦壞人才”，一言“設法之弊，非特損下，抑且損上”。皆重要的史料。
又云：
設法之弊至於斯極，……而未有直陳其事者，蓋恐禁止設法，則千百萬之虧項將何措耳。愚竊以為此無患也。……今之虧空所謂竭且幹者，其所決之流可以指諸掌也。自乾隆四十五年以來，訖於嘉慶三年而往，和珅用事，幾三十年。上下相蒙，惟事貪婪黩貨；始蠶食，漸至鯨吞。初以千百計者，俄非萬不交注矣；俄而萬且以數計矣；俄以數十萬計，或百萬計矣。一時不能猝辦，率由藩庫代支，州縣徐括民財歸款。貪墨大吏胸臆習為寬侈，視萬金呈納不過同於壺簞饋問。……今之盈千百萬所以幹而竭者，其流溢所注，必有在矣。道府州縣向以狼籍著者，詢於舊治可知。而奸胥巨魁，如東南戶漕，西北兵驛，盈千累萬，助虐肥家，亦可知（亦下浙本衍不字，今據上下文刪）。督撫兩司向以貪墨聞者，詢於廷臣可知。……此輩蠹國殃民，今之寇患皆其所釀，今之虧空皆其所開：其罪浮於川陝教匪，駢誅未足蔽辜。……其所飽貪囊，皆是國帑民膏，豈可遺患他人，公私交困，而尚許其安然肥家以長子孫？非惟人事不可，天道亦不容矣。且康熙末年嘗虧空矣，彼時上及部庫通倉，其數甚於今日。世宗皇帝洞悉其弊，躬行節儉，風勵臣工，裁革陋規，小廉大法，未嘗責令設法彌補，而所虧之項則取康熙末年貪劣顯著之員查抄抵補，十得六七；再有不足，則以耗羨盈餘，分年犁析。當時吏治澄澈而府藏充盈，恭讀一十三年朱批上諭，可複核也。皇上法而行之，則清厘倉庫與整飾官方，正相資而不相背也。整飭官方之與消弭寇患，又為治其源而清其流也。
清室之亂源實種於乾隆一朝。當時府庫空虛，緩急俱不可恃，故川陝之匪亂已能使政府手足忙亂，應接不暇。至嘉慶時，竟有林清等以烏合之眾，直入宮禁，圖謀大變。再歷一代，遂有太平天國之亂，一舉而攻下半中國！先生此書，至今讀之，幾同先知之預言。其主張籍抄貪官之家產以抵補虧空，在當日真是大膽之言，雖至今日，猶可採用。
上王傑第一書，即是呈獻前書，附論乾隆帝十年一普免丁糧之弊；第二書論陋規不夠補虧空；第三書論吏治之壞，州縣甘為督撫的鷹犬，甚至督撫反以贓私受州縣的挾制。
《上尹楚珍書》論整頓諫官之法，謂科道責在建白，平日乃不責以研究國計民生，僅以資俸得任用，實為不當。先生主張科道當考以經濟時務策議，以定去取。
《與曹定軒書》論貢舉事，亦有精義。乾隆丙子丁丑始刪表判而改用詩律。先生主張經義詩賦分科，又主張文實並重：
頭場試以經書文義，
二場則治經義者，試以經解；長詩賦者，試以韻言。
三場發策，則三禮、三傳、三史、算學、律令、會典之類，分科對策，可以優勵實學。其無專長者即其經義詩賦所關，酌試論可也。
凡專門諸科，必須酌示程式，限年學習。三年五年之後，方可試。未及年限姑仍舊例可也。
是年友人汪輝祖七十歲，先生為作《七征》。（《夢痕錄》頁三一，此文今不傳。）
是年九月，上諭追罪畢沅，奪其家世職。十月，籍沒其家產入官。
是年，謝啟昆調廣西巡撫，冬，阮元升浙江巡撫。（《耆獻類征》）
嘉慶五年，庚申（1800）。先生六十三歲。
是年有《庚申新訂》一卷，中多己未年之文。汪輝祖《病榻夢痕錄》（頁五七）云：是年春，先生“病瞽，猶事論著，倩寫官錄草”。又先生是年作《邵與桐別傳》（在《庚申雜訂》內），亦云，“今目廢不能書；疾病日侵，恐不久居斯世。……口授大略，俾兒子貽選書之。”
《庚申新訂》中有《書原性篇後》一篇，雖不能確定為此年之作，然其言大可引來歸結先生一生論學之基本見解。《原性篇》乃孫星衍所作，見《問字堂集》卷二。先生論之曰：
……孫君《原性》之篇，繁稱博引，意欲獨分經緯，而按文實似治絲而棼之矣。……姑就其文論之，……其說無稽，不待辨也。挾求勝之心，持一隅之說，欲於棼如亂麻之中獨辟宇宙，正如陰陽反復，後人復起而爭，何時已乎？秦王遺玉連環，趙太后金椎一擊而解。今日性理連環，全借踐履實用以為金椎之解。博征廣譬，愈益支離。……今人自謂折衷前聖，恐如【氵+幵】陽豕味，幸無庖人為佐證耳。豈可謂定論哉？孫君言聖人貴實惡虛，是矣。不知《原性》之文，正蹈虛言之弊。宋儒輕實學自是宋儒之病。孫君以為三代之學異於宋學，當矣。顧以性命之理，徒博堅白異同之辨，使為宋學者反唇相譏，亦曰“但騰口說，身心未嘗體踐。今日之學，又異宋學？”則是燕伐燕也。
是年《庚申雜訂》中有《浙東學術》一篇，也可與此參看。先生說：
浙東之學雖出婺源，然自三袁之流，多宗江西陸氏，而通經服古，絕不空言德性，故不悖於朱子之教。至陽明王子揭孟子之良知，復與朱子牴牾。蕺山劉氏本良知而發明慎獨，與朱子不合，亦不相詆也。梨洲黃氏出蕺山之門，而開萬氏弟兄經史之學，以至全祖望輩尚存其意；宗陸而不悖於朱者也。惟西河毛氏發明良知之學，頗有所得；而門戶之見，不免攻之太過，雖浙東人亦不甚以為然也。……浙西之學，……顧氏宗朱，而黃氏宗陸。蓋非講學專家各持門戶之見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詆。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故浙東浙西道並行而不悖。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習而習也。
……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耳。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也。
先生主張人事之外別無所謂義理，即是上文引的“今日性理連環，全借踐履實用以為金椎之解”的意思。此言與近年實驗主義一派的哲學史觀甚相近。
這年謝啟昆、胡虔修《廣西通志》，頗用先生之法。（姚鼐文集謝墓誌銘，《柿葉軒筆記》，嘉慶《廣西通志》。）
嘉慶六年，辛酉（1801）。先生六十四歲。
是年夏，為汪輝祖作《豫室志》，“中有數字未安，郵筒往反，商榷再三。稿甫定而疾作，遂成絕筆。”（汪輝祖《夢痕餘錄》頁五七）
先生卒於是年十一月（同上）。未死時（章華紱《文史通義序》云“易簀時”。《夢痕餘錄》云“數月前”），先生把所著的文稿請他的朋友蕭山王宗炎（谷塍）校定。宗炎《晚聞居士集》有《復章實齋進士書》，即討論編校先生文稿者。
友人吳蘭庭（胥石）亦卒於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年七十二。先生嘗言:“今之可與言史者，惟二雲與胥石耳。”（據嚴元煦《悔庵學文集》吳傳）
先生之妻姓俞，生子二：貽選、華紱。（《與族孫汝楠論學書》《汪龍莊遺書》，章貽選《上朱石君先生書》。）（雖然《家乘》說華紱是蔡氏的子）
先生有二妾，蔡氏生華綬，曾氏生華練、華紀。（《章氏家譜》）
第五子殤（《丁巳歲暮書懷》），共有六子。（《章氏家乘）云有五子，則不計殤者。）
先生與俞、曾合葬山陰芳塢。蔡分葬涇口。（《家譜》）
貽選字抒思。舉人。自先生死後，授館為生。自道光甲申以後，連年脫館，極窘。至戊子秋，求食河南，無所得；庚寅年下，歸家（《家乘》、《家譜》及劉本《遺書》附錄，華紱《文史通義跋》）。以後活動情形不詳。
華紱字授史（《月夜遊蓮池記》），又字緒遷（《章氏家乘》）。先生令從汪輝祖學吏（《龍莊遺書》、《學治臆說》）。道光丁亥戊子前後，久在河南巡撫幕府。丙戌（西1826），向長兄貽選索寄先生著述全稿並王宗炎所定目錄，丁亥春（西1827）收得。先錄得副本十六冊，未完。四弟華練時館鄧州，書言其居停易良俶願為刊刻，將原稿誆寄鄧州。華紱遂無全本。庚寅辛卯（西1830—1831）華紱得交劉子敬（師陸）、姚春木（椿）將副本乞為復勘，勘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行付雕，壬辰十月（1832）出板，遂通行於世。華紱作跋，甚能得先生之意（原跋，貽選《上朱石君先生書》）。以後行動亦不詳。
華綬出繼為垣業後。（《從嫂荀孺人行實》、《家譜》）
華練字祖泉，號仍湖。流寓河南鄧州。誆得先生全稿，又不刊刻，竟視以為田疇貨物，各得主先人之所有以為利。庚寅脫館，以後再無消息。（貽選《上朱石君書，《家乘》）
華紀字竹書，號竹史。有子啟昆，字同卿，咸豐初，客梁宋間，嘗印《文史通義》數十部分送友人。辛酉，書板毀於匪。啟昆有子季真，字小同。光緒乙丑遊幕黔皋，丁丑重刻《文史通義》，戊寅竣事，有跋。（黔本原跋，《章氏家譜》。）（適所見《偁山章氏家乘》與名達所得實齋後裔抄來《家譜》頗有不同，茲參用之。）
中華民國九年（1920）浙江圖書館得會稽徐氏抄本《章氏遺書》，鉛印行世。冬，日本內藤虎次郎先生所作《章實齋先生年譜》在《支那學雜誌》發表。十一年春，本書初版出版。國人始知章先生。同年秋，劉承幹（翰怡）先生所刻《章氏遺書》亦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