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193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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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个可纪念的日子。民国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几个学校的几千学生集会在天安门,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写着“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孙四大金刚三上将”等等字样。他们整队出中华门,前面两面很大的国旗,中间夹着一副挽联,上款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泪挽”。他们沿路散了许多传单,其中最重要的一张传单是这样写的: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他们到东交民巷西口,被使馆界巡警阻止不得通过,他们只能到美国使馆递了一个说帖,又举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国使馆去递说帖。因为是星期日,各国公使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来接见,表示同情。

  大队退出东交民巷,经过户部街,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赵家楼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门紧闭,大家齐喊“卖国贼呀!”曹宅周围有一两百警察,都站着不动。有些学生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片,有几个学生爬上墙去,跳进屋去,把大门打开,大家就拥进去了。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这屋里,群众人太多了,反寻不着这两个人。他们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们打毁了不少的家具。后来他们捉到了章宗祥(驻日公使),打了他一顿,打的头破血流。这时候,有人放了火,火势大了,学生才跑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带队赶到,大众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后的三十三个人。

  这是“五四”那天的经过。(那时我在上海,以上的记载是根据《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国的波动。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学生,封禁《益世报》,监视《晨报》、《国民公报》,下令褒奖曹、陆、章三人的功绩。学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长保释了。北京各校的学生天天组织露天讲演队,劝买国货,宣传对日本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来了几次抗议,使中国青年格外愤慨。这样闹了一个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开始捉拿满街讲演的学生。6月4日,各校学生联合会也决议更大规模的爱国讲演。6月3、4两日被捉的学生约有两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学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马神庙的北大理科也被围作临时监狱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队出发讲演,合计三千多人,分做三个大纵队:从顺治门到崇文门,从东单牌楼到西单牌楼,都有讲演队,捉也无从捉起了。政府才改变办法:只赶跑听众,不拘捕学生了。

  那两天,两千多学生被关在北大法科理科两处,北河沿一带扎了二十个帐棚,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四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帐棚。我们看6月4日警察厅致北京大学的公函,可以想象当日的情状:

  径启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学校学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说,当经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总统命令,派出员警尽力制止,百般劝解,该学生等终不服从,犹复强行演说。当时地方秩序颇形扰乱,本厅商承警备总司令部,为维持公安计,不得已将各校学生分送北京大学法科及理科,酌派军警监护,另案呈请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众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请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除函达教育部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此致北京大学。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学生的电报,各地人民都很愤激,学生都罢课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罢市了。上海罢市消息传到北京,政府才惊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军队悄悄的撤退了,二十个帐棚也撤掉了。

  这回学生奋斗一个月的结果,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免职,二是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不敢在断送山东的和约上签字。政府屈服了,青年胜利了(以上记载参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期的记事)。

  

  “五四运动”一个名词,最早见于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记得是谁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写了一篇《五四运动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这里的:

  什么叫做“五四运动”呢?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几千人,因山东问题失败,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队示威,作正当民意的表示。这是中国学生的创举,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也是中国国民的创举。大家不可忘了!……这次运动里有三种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

  第一,这次运动是学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

  第二,是社会裁制的精神。……这学生虽然没有把他们(卖国贼)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们在社会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后的社会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这学生不问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国民族对外自决的第一声。不求政府,直接惩办卖国贼,是对内自决的第一声。

  这篇文章发表在“五四运动”收到实际政治的效果之前,这里的三个评判是很公道的估计。

  现在这个壮烈的运动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们现在追叙这个运动的起源,当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察元培先生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两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点研究学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气。在现在看来,那种风气原算不得什么可惊异的东西。但在民国七八年之间,北大竟成了守旧势力和黑暗势力最仇视的中心。那个时代是安福俱乐部最得意的时代;那一班短见的政客和日本军阀财阀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军事协定。在那强邻的势力和金钱的庇护之下,黑暗的政治势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当时在北方的新势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学。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学术”的宗旨,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会注意的是陈独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杂志,最初反对孔教,后来提倡白话文学,公然主张文学革命,渐渐向旧礼教旧文化挑战了。当时安福政权的护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门生,颇自居于“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旧文学与旧礼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纤著了几篇短篇小说,登在上海《新申报》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伟丈夫荆生出来,用重十八斤的铜锏,来制伏书痴。那篇小说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论赞,中有云: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陈)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这是反激荆生的话,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军,——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闹起“新旧思潮之争”,北大早已被认为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学礼教的争论,也许还不至于和政治势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杂志是有意不谈政治的。不谈政治而专注意文艺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张居多。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这种政治兴趣的爆发是在欧战终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停战的电报传出之夜,全世界都发狂了,中国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北京各学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庆祝协约国的战胜。那几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用陈独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话)。这时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张参战的)的兴致最高,他在那三天庆祝之后,还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约我们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对民众的“演说大会”(演说辞散见《新青年》五卷五号及六号。他老人家也演说了好几次。

  这样热烈的庆祝协约国的胜利,难道蔡先生和我们真相信“公理战胜强权”了吗?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在当时都不免有点“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们大家都不满意于国内的政治和国际的现状,都渴望起一种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动现状的机会。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热,我们认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点,也想抓住它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的起点。同时我们也不免都受了威尔逊大总统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过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热心,也最乐观,他在那演说大会上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蔡先生言行录》页八四——九十),他说: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教育。在外国叫做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大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这几句话可以显出蔡老先生的伟大精神。这是他第一次借机会把北京大学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学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两年,此时他真忍不住了!他说:

  但我们的演说大会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都高兴的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要这样高兴?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吗?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消灭了。现在世界大战争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消灭了,别用光明主义来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

  第三是武断(独裁)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

  第四是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

  我们在十六七年后回头重读这篇伟大的演说,我们不承认蔡先生的乐观完全失败了。但我们不要忘记:第一,蔡先生当日的乐观是根据于他的哲学信仰上的乐观,他是诚意的信仰互助论必能战胜强权论的,所以他的乐观是有热力的,能感动人的。第二,他的乐观是当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们同心一致的乐观,那“普天同庆”的乐观是有感动人的热力与传染性的。这种乐观是民国八年以后中国忽然呈现生气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伟大领袖。若没有那种乐观,青年不会有信心,也决不会有“五四”“六三”的壮烈运动起来。“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为四月底巴黎和会的恶消息传来,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完全被现实政治的妥协主义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乐观的幻灭。然而正因为有了那六个月的乐观与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间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热力的反动。况且我们看那几千学生5月4日在美国使馆门口高喊着“大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大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我们不能不承认那引起全世界人类乐观的威尔逊主义在当日确是“五四”运动的一种原动力。蔡先生和当日的几个开明的政治家(如林长民、汪大燮)都是宣传威尔逊主义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这篇演说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说:

  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独裁)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这是很明显的向当日的黑暗政治势力公开宣战了!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天安门演说之后,不多几天,我因母亲死了,奔丧南下。我走之后,独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他们就发起《每周评论》用白话来做政治的评论。《每周评论》12月22日出版,它的发刊词也可以使我们看出那个狂热的乐观时代的大影响: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说的话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

  这里固然有借题发挥的话,但独秀和蔡先生在那时候都是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他们天天渴望那“公理战胜强权”的奇迹的实现,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也跟着他们渴望那奇迹的来临。八年四月底,巴黎的电报传来,威尔逊的理想失败了,屈服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强权主义终于战胜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东半岛的要求居然到手了!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们的热血喷涌了,他们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壮烈的爱国运动,替国家民族争回了不少的权利。因为如果没有他们的“五四运动”,我们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们后来就不配再说话了。三年之后,华盛顿会议的结果,使我们收回山东的失败,其中的首功还得算“五四运动”的几千个青年学生。

  最后,我们要引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来做这篇纪念文字的结论。孙先生说: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始,不过由于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学潮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书》)

  中山先生的话是“五四”之后七个多月写的。他的评判,我们认为很公允。他的结论“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这是不可磨灭的名言。我们在这纪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细细想想今日是否还是“必有赖于思想的变化”。因为当年若没有思想的变化,决不会有“五四运动”。

  二十四,四,二十九夜

  (原载1935年5月5日《独立评论》第1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