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五四”(193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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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五四”(1935年5月5日)
作者:胡適
本作品收录于《獨立評論

  『五四』是十六年前的一个可紀念的日子。民國八年五月四日(星期)下午,北京的十幾个學校的幾千學生集會在天安門,人人手里拿着一面白旗,寫着『還我青島』,『诛賣國贼曹汝霖、陸宗舆、章宗祥』,『日本人之孝子贤孫四大金刚三上将』等等字样。他們整隊出中华門,前面兩面很大的國旗,中間夹着一副挽联,上款是『曹汝霖、陸宗舆、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學界泪挽』。他們沿路散了許多傳单,其中最重要的一張傳单是這样寫的:

  北京學界全体宣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并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坏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坏,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國公使馆去要求各國出來维持公理。务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设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内除國贼。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个信条道:

  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國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头!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他們到東交民巷西口,被使馆界巡警阻止不得通過,他們只能到美國使馆递了一个說帖,又舉了六个代表到英、法、意三國使馆去递說帖。因爲是星期日,各國公使都不在使馆,只有参赞出來接見,表示同情。

  大隊退出東交民巷,經過户部街,東長安街,東单牌樓,石大人胡同,一直到趙家樓的曹汝霖住宅。曹家的大門紧闭,大家齐喊『賣國贼呀!』曹宅周围有一兩百警察,都站着不動。有些學生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片,有幾个學生爬上墙去,跳进屋去,把大門打開,大家就拥进去了。這一天,曹汝霖和章宗祥都在這屋里,群眾人太多了,反寻不着這兩个人。他們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兒子,小老婆,都放了出去。他們打毁了不少的家具。後來他們捉到了章宗祥(駐日公使),打了他一頓,打的头破血流。這時候,有人放了火,火勢大了,學生才跑出去。警察總监吴炳湘带隊赶到,大眾已散去了,只捉去了在路上落後的三十三个人。

  這是『五四』那天的經過。(那時我在上海,以上的記载是根據《每周評論》第二十一期的材料。)

  這一天的怒潮引起了全國的波動。北京政府最初采用压迫的手段,拘捕學生,封禁《益世報》,监視《晨報》、《國民公報》,下令褒奖曹、陸、章三人的功绩。學生被拘禁了四天,由各校校長保释了。北京各校的學生天天組織露天講演隊,勸買國貨,宣傳對日本的經濟抵制。全國各地的學生也纷纷响应。日本政府來了幾次抗議,使中國青年格外愤慨。這样鬧了一个多月,到6月3日,北京政府决心作大规模的压迫,開始捉拿满街講演的學生。6月4日,各校學生联合會也决議更大规模的爱國講演。6月3、4兩日被捉的學生約有兩千多人,都被拘禁在北河沿北京大學法科。越捉越多,北大法科容不下了,马神庙的北大理科也被围作临時监狱了。5日的下午,各校派大隊出發講演,合計三千多人,分做三个大纵隊:从顺治門到崇文門,从東单牌樓到西单牌樓,都有講演隊,捉也无从捉起了。政府才改变办法:只赶跑听眾,不拘捕學生了。

  那兩天,兩千多學生被关在北大法科理科兩处,北河沿一带扎了二十个帐棚,有陸軍第九師,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四駐扎围守,从東华門直到北大法科,全是兵士帐棚。我們看6月4日警察厅致北京大學的公函,可以想象當日的情狀:

  径启者:昨夜及本日迭有各學校學生一二千人在各街市游行演說,當經本厅遵照五月二十五日大總統命令,派出员警尽力制止,百般勸解,该學生等終不服从,犹复強行演說。當時地方秩序颇形扰乱,本厅商承警备總司令部,爲维持公安計,不得已将各校學生分送北京大學法科及理科,酌派軍警监護,另案呈請政府,听候解决。惟各该校人数眾多,所有饮食用具,应請贵校速予筹备,以资应用。除函达教育部外,相应函达查照办理。此致北京大學。八年六月四日。

  6月4日上海、天津得着北京拘捕學生的电報,各地人民都很愤激,學生都罢課了,上海商人一致宣布罢市三天。天津商人也宣布罢市了。上海罢市消息傳到北京,政府才惊慌了,5日下午,北河沿的軍隊悄悄的撤退了,二十个帐棚也撤掉了。

  這回學生奋斗一个月的结果,最重要的有兩點:一是曹汝霖、陸宗舆、章宗祥的免职,二是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不敢在断送山東的和約上签字。政府屈服了,青年勝利了(以上記载参用《每周評論》第二十五期的記事)。

  

  『五四運動』一个名詞,最早見於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評論》(第二十三期)。一位署名『毅』的作者,——我不記得是誰的笔名了,——在那一期里寫了一篇《五四運動的精神》,那篇文章是值得摘抄在這里的:

  什么叫做『五四運動』呢?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幾千人,因山東問題失敗,在政府高压的底下,居然列隊示威,作正當民意的表示。這是中國學生的创舉,是中國教育界的创舉,也是中國國民的创舉。大家不可忘了!……這次運動里有三種真精神,可以关系中國民族的存亡。

  第一,這次運動是學生牺牲的精神。……一班青年學生奋空拳,揚白手,和黑暗勢力相斗,……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滅,真是再造中國的元素。

  第二,是社會裁制的精神。……這學生虽然沒有把他們(賣國贼)一个一个的打死,但是把他們在社會上的偶像打破了!以後的社會裁制更要多哩!……

  第三,是民族自决的精神。……這學生不問政府,直接向公使团表示,是中國民族對外自决的第一聲。不求政府,直接惩办賣國贼,是對内自决的第一聲。

  這篇文章發表在『五四運動』收到實際政治的效果之前,這里的三个評判是很公道的估計。

  現在這个壯烈的運動已成了十六年前的史迹了。我們現在追叙這个運動的起源,當然不能不回想到那个在察元培先生領导之下的北京大學。蔡先生到北大,是在六年一月,在那兩年之中,北大吸收了一班青年的教授,造成了一點研究學术和自由思想的风氣。在現在看來,那種风氣原算不得什么可惊異的東西。但在民國七八年之間,北大竟成了守舊勢力和黑暗勢力最仇視的中心。那个時代是安福俱樂部最得意的時代;那一班短見的政客和日本軍閥財閥合作,成立了西原借款和中日軍事協定。在那強邻的勢力和金錢的庇護之下,黑暗的政治勢力好像是安如泰山的了。當時在北方的新勢力中心只有一个北京大學。蔡先生初到北大,第一天就提出『研究學术』的宗旨,這是不致引起政府疑忌的。稍稍引起社會注意的是陳獨秀先生主办的《新青年》雜志,最初反對孔教,後來提倡白話文學,公然主張文學革命,渐渐向舊禮教舊文化挑戰了。當時安福政權的護法大神是段祺瑞,而段祺瑞的脑筋是徐树铮。徐树铮是林纾的門生,颇自居於『卫道君子』之流。《新青年》的同人攻击舊文學與舊禮教,引起了林纾的反攻;林纤著了幾篇短篇小說,登在上海《新申報》上,其中《荆生》一篇,很明显的攻击陳獨秀、胡适、錢玄同三人,并且希望有个偉丈夫荆生出來,用重十八斤的铜锏,來制伏书痴。那篇小說的末尾有一唱三叹的論赞,中有云:

  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陳)狄生(胡)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這是反激荆生的話,大家都很明白荆生暗射小徐将軍,——荆徐都是州名。所以在八年的春初,北京早已鬧起『新舊思潮之爭』,北大早已被認爲新思想的大本营了。

  但单有文學禮教的爭論,也許還不至於和政治勢力作直接冲突。七年的《新青年》雜志是有意不談政治的。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那是我的主張居多。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先生都很注意政治的問題。蔡先生也是关心政治的改善的。這種政治興趣的爆發是在歐戰終了(七年十一月十一)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停戰的电報傳出之夜,全世界都發狂了,中國也傳染着了一點狂熱。北京各學校,十一月十四日到十六,放了三天假,慶祝協約國的戰勝。那幾天,『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樂喧阗,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游人拥挤不堪』(用陳獨秀的克林德碑文中的話)。這時候,蔡先生(他本是主張参戰的)的興致最高,他在那三天慶祝之後,還向教育部借了天安門的露天講台,約我們一班教授做了一天的對民眾的『演說大會』(演說辞散見《新青年》五卷五号及六号。他老人家也演說了好幾次。

  這样熱烈的慶祝協約國的勝利,难道蔡先生和我們真相信『公理戰勝強權』了吗?現在回想起來,我們在當時都不免有點『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磊』。我們大家都不满意於國内的政治和國際的現狀,都渴望起一種变化,都渴望有一个推動現狀的机會。那年十一月的世界狂熱,我們認作一个世界大变局的起點,也想抓住它作爲推動中國社會政治的起點。同時我們也不免都受了威爾遜大總統的『十四原则』的麻醉,也都期望這个新世界可以使民主政治過平安日子。蔡先生最熱心,也最樂觀,他在那演說大會上演說『黑暗與光明的消長』(《蔡先生言行录》页八四——九十),他說:

  我們爲什么開這个演說大會?因爲大學职员的责任并不是專教幾个學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點大學教育。在外國叫做平民大學。這一回的演說大會就是我國平民大學的起點。

  這幾句話可以显出蔡老先生的偉大精神。這是他第一次借机會把北京大學的使命扩大到研究學术的范围以外。他老人家忍了兩年,此時他真忍不住了!他說:

  但我們的演說大會何以開在這个時候呢?現在正是協約國戰勝德國的消息傳來,北京的人都高興的了不得。請教爲什么要這样高興?

  諸君不記得波斯拜火教吗?他用黑暗來比一切有害於人類的事,用光明來比一切有益於人類的事。所以說世界上有黑暗的神與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勝利。這真是世界进化的狀态。……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國大革命,把國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義都消滅了。現在世界大戰爭的结果,協約國占了勝利,定要把國際間一切不平等的黑暗主義都消滅了,别用光明主義來代他。

  第一是黑暗的強權論消滅,光明的互助論發展。

  第二是阴谋派消滅,正義派發展。

  第三是武断(獨裁)主義消滅,平民主義發展。

  第四是種族偏見消滅,大同主義發展。

  我們在十六七年後回头重读這篇偉大的演說,我們不承認蔡先生的樂觀完全失敗了。但我們不要忘記:第一,蔡先生當日的樂觀是根據於他的哲學信仰上的樂觀,他是誠意的信仰互助論必能戰勝強權論的,所以他的樂觀是有熱力的,能感動人的。第二,他的樂觀是當日(七年十一月)全世界渴望光明的人們同心一致的樂觀,那『普天同慶』的樂觀是有感動人的熱力與傳染性的。這種樂觀是民國八年以後中國忽然呈現生氣的一个根苗,而蔡先生就是散布那根苗的偉大領袖。若沒有那種樂觀,青年不會有信心,也决不會有『五四』『六三』的壯烈運動起來。『五四』的事件固然是因爲四月底巴黎和會的惡消息傳來,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完全被現實政治的妥協主義打消了,大家都深刻的感觉那六个月的樂觀的幻滅。然而正因爲有了那六个月的樂觀與奢望,所以那四五月間的大失望能引起有熱力的反動。况且我們看那幾千學生5月4日在美國使馆門口高喊着『大美國萬歲!威爾遜大總統萬歲!大中华民國萬歲!世界永久和平萬歲!』我們不能不承認那引起全世界人類樂觀的威爾遜主義在當日確是『五四』運動的一種原動力。蔡先生和當日的幾个開明的政治家(如林長民、汪大燮)都是宣傳威爾遜主義最出力的人。

  蔡先生這篇演說的结语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他說:

  世界的大勢已到這个程度,我們不能逃在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勢而趋了。我希望國内持強權論的,崇拜武断(獨裁)主義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見想用一派勢力統治全國的,都快快抛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這是很明显的向當日的黑暗政治勢力公開宣戰了!从這一天起,北京大學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們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天安門演說之後,不多幾天,我因母亲死了,奔丧南下。我走之後,獨秀、守常先生更忍不住要談政治了,他們就發起《每周評論》用白話來做政治的評論。《每周評論》12月22日出版,它的發刊詞也可以使我們看出那个狂熱的樂觀時代的大影响:

  自从德國打了敗仗,『公理戰勝強權』這句話幾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強力侵害他人的平等自由的,就是強權。……這『公理戰勝強權』的结果,世界各國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論對内對外,強權是靠不住的,公理是萬萬不能不講的了。美國大總統威爾遜屡次的演說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現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他說的話很多,其中顶要紧的是兩个主義:第一不許各國拿強權來侵害他國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許各國政府拿強權來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這兩个主義不正是講公理不講強權吗?……我們發行這《每周評論》的宗旨也就是『主張公理,反對強權』八个大字。

  這里固然有借題發挥的話,但獨秀和蔡先生在那時候都是威爾遜主義麻醉之下的樂觀者,他們天天渴望那『公理戰勝強權』的奇迹的實現,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學生也跟着他們渴望那奇迹的來临。八年四月底,巴黎的电報傳來,威爾遜的理想失敗了,屈服了!克里蒙梭和牧野的強權主義終於戰勝了!日本人自由支配山東半島的要求居然到手了!這个大打击是青年人受不住的。他們的熱血喷涌了,他們赤手空拳的做出一个壯烈的爱國運動,替國家民族爭回了不少的權利。因爲如果沒有他們的『五四運動』,我們的代表团必然要签字的。签了字,我們後來就不配再說話了。三年之後,华盛頓會議的结果,使我們收回山東的失敗,其中的首功還得算『五四運動』的幾千个青年學生。

  最後,我們要引孫中山先生評論『五四運動』的話來做這篇紀念文字的结論。孫先生說:

  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一般爱國青年无不以新思想爲将來革新事业之预备,於是蓬蓬勃勃,發抒言論,國内各界舆論一致同倡。各種新出版物爲熱心青年所舉办者,纷纷应時而出,揚葩吐艳,各极其致,社會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種新文化運動在我國今日誠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動。推原其始,不過由於出版界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論放大異彩,學潮弥漫全國,人皆激發天良,誓死爲爱國之運動。倘能继長增高,其将來收效之偉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種新文化運動實爲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與海外同志书》)

  中山先生的話是『五四』之後七个多月寫的。他的評判,我們認爲很公允。他的结論『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賴於思想之变化』,這是不可磨滅的名言。我們在這紀念『五四』的日子,不可不細細想想今日是否還是『必有賴於思想的变化』。因爲當年若沒有思想的变化,决不會有『五四運動』。

  二十四,四,二十九夜

  (原载1935年5月5日《獨立評論》第14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