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齋四存編/存性編卷一

維基文庫,自由的圖書館
  習齋四存編
存性編卷一
存性編卷二 

駁氣質性惡[编辑]

程子云:「論性論氣,二之則不是。」又曰:「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朱子曰:「才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而又曰:「既是此理,如何惡?所謂惡者,氣也。」可惜二先生之高明,隱為佛氏六賊之說浸亂,一口兩舌而不自覺!若謂氣惡,則理亦惡,若謂理善,則氣亦善。蓋氣即理之氣,理即氣之理,烏得謂理純一善而氣質偏有惡哉!

譬之目矣:眶、皰、睛,氣質也;其中光明能見物者,性也。將謂光明之理專視正色,眶、皰、睛乃視邪色乎?余謂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視即目之性善,其視之也則情之善,其視之詳略遠近則才之強弱,皆不可以惡言。蓋詳且遠者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惡於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動,障蔽其明,然後有淫視而惡始名焉。然其為之引動者,性之咎乎,氣質之咎乎?若歸咎於氣質,是必無此目而後可全目之性矣,非釋氏六賊之說而何!

孔、孟性旨湮沒至此,是以妄為七圖以明之。非好辯也,不得已也。

明明德[编辑]

朱子原亦識性,但為佛氏所染,為世人惡習所混。若無程、張氣質之論,當必求「性情才」及「引蔽習染」七字之分界,而性情才之皆善,與後日惡之所從來判然矣。惟先儒既開此論,遂以惡歸之氣質而求變化之,豈不思氣質即二氣四德所結聚者,烏得謂之惡!其惡者,引蔽習染也。惟如孔門求仁,孟子存心養性,則明吾性之善,而耳目口鼻皆奉令而盡職。

故大學之道曰「明明德」,尚書贊堯,首曰「欽明」,舜曰「浚哲」,文曰「克明」,中庸曰「尊德性」,既尊且明,則無所不照。譬之居高肆望,指揮大眾,當惻隱者即惻隱,當羞惡者即羞惡,仁不足以恃者即以義濟之,義不足以恃者即以仁濟之。或用三德並濟一德,或行一德兼成四德,當視即視,當聽即聽,不當即否。使氣質皆如其天則之正,一切邪色淫聲自不得引蔽,又何習於惡、染於惡之足患乎!是吾性以尊明而得其中正也。

六行乃吾性設施,六藝乃吾性材具,九容乃吾性發現,九德乃吾性成就;制禮作樂,燮理陰陽,裁成天地,乃吾性舒張,萬物咸若,地乎天成,太和宇宙,乃吾性結果。故謂變化氣質為養性之效則可,如德潤身,睟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類是也;謂變化氣質之惡以複性則不可,以其問罪於兵而責染於絲也。知此,則宋儒之言性氣皆不親切。

惟吾友張石卿曰:「性即是氣質之性,堯、舜氣質即有堯、舜之性,呆呆氣質即有呆呆之性,而究不可謂性有惡。」其言甚是。但又云「傻人決不能為堯、舜」,則誣矣。吾未得與之辨明而石卿物故,深可惜也!

棉桃喻性[编辑]

諸儒多以水喻性,以土喻氣,以濁喻惡,將天地予人至尊至貴至有用之氣質,反似為性之累者然。不知若無氣質,理將安附?且去此氣質,則性反為兩間無作用之虛理矣。

孟子一生苦心,見人即言性善,言性善必取才情故跡一一指示,而直指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明乎人不能作聖,皆負此形也,人至聖人乃充滿此形也;此形非他,氣質之謂也。以作聖之具而謂其有惡,人必將賤惡吾氣質,程、朱敬身之訓,又誰肯信而行之乎?

因思一喻曰:天道渾淪,譬之棉桃:殼包棉,陰陽也;四瓣,元、亨、利、貞也;軋、彈、紡、織,二氣四德流行以化生萬物也;成布而裁之為衣,生人也;領、袖、襟裾,四肢、五官、百骸也,性之氣質也。領可護項,袖可藏手,襟裾可蔽前後,即目能視、耳能聽、子能孝、臣能忠之屬也,其情其才,皆此物此事,豈有他哉!不得謂棉桃中四瓣是棉,軋、彈、紡、織是棉,而至制成衣衫即非棉也,又不得謂正幅、直縫是棉,斜幅、旁殺即非棉也。如是,則氣質與性,是一是二?而可謂性本善,氣質偏有惡乎?

然則惡何以生也?則如衣之著塵觸污,人見其失本色而厭觀也,命之曰污衣,其實乃外染所成。有成衣即被污者,有久而後污者,有染一二分污者,有三四分以至什百全污不可知其本色者;僅只須煩撋滌浣以去其染著之塵污已耳,而乃謂洗去其襟裾也,豈理也哉!是則不特成衣不可謂之污,雖極垢敝亦不可謂衣本有污。但外染有淺深,則撋浣有難易,若百倍其功,縱積穢可以複潔,如莫為之力,即蠅點不能複素。則大學明德之道,日新之功,可不急講歟!

借水喻性[编辑]

程、朱因孟子嘗借水喻性,故亦借水喻者甚多;但主意不同,所以將孟子語皆費牽合來就己說。今即就水明之,則有目者可共見,有心者可共解矣。

程子云:「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此非正以善惡雖不同,然不可以惡者不為性乎?非正以惡為氣質之性乎?請問,濁是水之氣質否?吾恐澄澈淵湛者,水之氣質,其濁之者,乃雜入水性本無之土,正猶吾言性之有引蔽習染也。其濁之有遠近多少,正猶引蔽習染之有輕重淺深也。若謂濁是水之氣質,則濁水有氣質,清水無氣質矣,如之何其可也!

性理評[编辑]

朱子曰:「孟子道性善,性字重,善字輕,非對言也。」  此語可詫!性善二字如何分輕重?誰說是對言?若必分輕重,則孟子時人競言性,但不知性善耳。  孟子道之之意,似更重善字。

朱子述伊川曰:「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情既熾」句,是歸罪於情矣。非。王子曰:程子之言似不非。熾便是惡。予曰:孝子之情濃,忠臣之情盛,熾亦何惡?賢者又惑於莊周矣。

又曰:「動字與中庸發字無異,而其是非真妄,特決於有節與無節、中節與不中節之間耳。」  以不中節為非亦可,但以為惡妄則不可。彼忠臣義士,不中節者豈少哉!

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嘗不善。至於『物至知誘,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  此段精確,句句不紊層次。吾之七圖,亦適以發明朱子之意云爾。而乃他處多亂,何也?以此知朱子識詣之高,而未免惑於他人之見耳。按朱子此段,是因樂記語而釋之。可見漢儒見道,猶勝宋儒。

又述韓子所以為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  先生輩亦雜佛、老矣!

張南軒答人曰:「程子之言,謂『人生而靜以上更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繼之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玩程子云「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蓋以易「繼善」句作已落人身言,謂落人身便不是性耳。夫「性」字從「生心」,正指人生以後而言。若「人生而靜」以上,則天道矣,何以謂之性哉?

朱子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  人亦有偏塞,如天啞、天閹是也;物亦有明暗,如沐猴可教之戲、鸚鵡可教之言是也。

程子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揚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複其性,可無此患。」  噫!楚越椒始生而知其必滅若敖,晉揚食我始生而知其必滅羊舌,是後世言性惡者以為明証者也,亦言氣質之惡者以為定案者也。試問二子方生,其心欲弒父與君乎?欲亂倫敗類乎?吾知其不然也。子文、向母不過察聲容之不平而知其氣稟之甚偏,他日易於為惡耳。今即氣稟偏而即命之曰「惡」,是指刀而坐以殺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殺賊乎!程子云:「使其能學以勝其氣,複其性,可無此患。」可為善論,而惜乎不知氣無惡也!

朱子曰:「氣有不存而理卻常在。」又曰:「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此理。」  後言不且以己矛刺己盾乎?

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為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如所習之遠耳。  愚謂識得孔、孟言性原不異,方可與言性。孟子明言「為不善非才之罪」,「非天之降才爾殊」,「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又曰「形色,天性也」,何嘗專言理?況曰性善,謂聖凡之性同是善耳,亦未嘗謂全無差等。觀言「人皆可以為堯、舜」,將生安、學利、困勉無不在內,非言當前皆與堯、舜同也。宋儒強命之曰「孟子專以理言」,冤矣!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此二語乃自罕言中偶一言之,遂為千古言性之准。性之相近如真金,輕重多寡雖不同,其為金俱相若也。惟其有差等,故不曰「同」;惟其同一善,故曰「近」。將天下聖賢、豪傑、常人不一之恣性,皆於「性相近」一言包括,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將世人引蔽習染、好色好貨以至弒君弒父無窮之罪惡,皆於「習相遠」一句定案,故曰「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材爾殊也」,孔、孟之旨一也。昔太甲顛覆典刑,如程、朱作阿衡,必將曰「此氣質之惡」。而伊尹則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大約孔、孟而前,責之習,使人去其所本無,程、朱以後,責之氣,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氣質自諉,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難移」之諺矣,其誤世豈淺哉!

此理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  以聖賢所罕言而諄諄言之,至於何年習數,何年習禮,何年學樂,周、孔日與天下共見者而反後之,便是禪宗。

邵浩問曰:「趙書記嘗問浩:『如何是性?』浩對以伊川云:『孟子言性善是極本窮原之性;孔子言性相近是氣質之性。』趙云:『安得有兩樣?只有中庸說天命之謂性自分明。』」曰:「公當初不曾問他,『既謂之善,固無兩般;才說相近,須有兩樣。』」  善哉書記!認性真確,朱子不如大舜舍己從人矣。殊不思夫子言相近,正謂善相近也;若有惡,則如黑白、冰炭,何近之有?

孟子言性只說得本然底,論才亦然。荀、揚、韓諸人雖是論性,其實只說得氣。  不本然,便不是性。

問:「氣質之說起自何人?」曰:「此起於程、張。某以為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程、張隱為佛氏所惑,又不解惡人所從來之故,遂杜撰氣質一說,誣吾心性。而乃謂有功聖門,有補來學,誤甚!

程子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  玩「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語,則程子本意亦未嘗謂氣質之性有惡,凡其所謂善惡者,猶言偏全、純駁、清濁、厚薄焉耳。但不宜輕出一惡字,馴至有「氣質惡為吾性害」之說,立言可不慎乎!「流於惡」,「流」字有病,是將謂源善而流惡,或上流善而下流惡矣。不知源善者流亦善,上流無惡者下流亦無惡,其所為惡者,乃是他途岐路別有點染。譬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雖自西海達於東海,毫不加濁,其有濁者,乃虧土染之,不可謂水本清而流濁也。知濁者為土所染,非水之氣質,則知惡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氣質矣。

問:「『善固性也』固是,若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則此理本善,因氣而鶻突;雖是鶻突,然亦是性也。」曰:「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偏,這性便偏了;然此處亦是性。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個便是惡的。這個喚做性耶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得無父處,這個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此段朱子極力刻畫氣質之惡,明乎此則氣質之有惡昭然矣,大明乎此則氣質之無惡昭然矣。夫「氣偏性便偏」一言,是程、朱氣質性惡本旨也。吾意偏於何物?下文乃曰:「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嗚呼!世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人耶?豈有皆惻隱而無羞惡,皆羞惡而無惻隱之性耶?不過偏勝者偏用事耳。今即有人偏勝之甚,一身皆是惻隱,非偏於仁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伊尹;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屈原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姑息好人,重者成一貪溺昧罔之人。然其貪溺昧罔,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此好色好貨,大率偏於仁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惻隱曰,此是好色,此是好貨,豈不誣乎?即有人一身皆是羞惡,非偏於義之人乎?其人上焉而學以至之,則為聖也,當如伯夷;次焉而學不至,亦不失為海瑞一流人;其下頑不知學,則輕者成一傲岸絕物,重者成很毒殘暴之惡人。然其很毒殘暴,亦必有外物引之,遂為所蔽而僻焉,久之相習而成,遂莫辨其為後起、為本來,大率殺人戕物,皆偏於義者為之也。若當其未有引蔽,未有習染,而指其一身之羞惡者曰,此是殺人,此是戕物,豈不誣乎?墨子之心原偏於惻隱,遂指其偏於惻隱者謂之無父,可乎?但彼不明其德,無晰義之功,見此物亦引愛而出,見彼物亦引愛而出,久之相習,即成一兼愛之性,其弊至視父母如路人,則惡矣;然亦習之至此,非其孩提即如此也。即朱子亦不得不云「孟子推其弊至於無父」,則下句不宜承之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濂溪說:『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濂溪說性,只是此五者。他又自有說仁、義、禮、智底性時,若論氣質之性則不出此五者。然氣稟底性便是那四端底性,非別有一種性也。」  既云「氣稟之性即是四端之性,別無二性」,則惡字從何加之?可云「惡之性即善之性」乎?蓋周子之言善惡,或亦如言偏全耳。然偏不可謂為惡也;偏亦命於天者也,雜亦命於天者也,惡乃成於習耳。如官然:正印固君命也,副貳獨非君命乎?惟山寨僭偽非君命耳。如生物之本色然:五色兼全,且均勻而有條理者,固本色也;獨黃獨白非本色乎?即色有錯雜獨非本色乎?惟灰塵污泥薰漬點染非本色耳。今乃舉副貳雜職與僭偽同誅,以偏色錯彩與污染並厭,是惟正印為君命,純美為本色,惟堯、舜、孔、孟為性善也,烏乎可?周子太極圖,原本之道士陳希夷、禪僧壽涯,豈其論性亦從此誤而諸儒遂皆宗之歟?

言若水之就下處,當時只是滾說了。蓋水之就下,便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  竭盡心力,必說性有惡,何為?弒父弒君亦是人,然非人之性;「過顙」「在山」亦是水,然非水之性。

水流至海而不污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為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水流未遠而濁,是水出泉即遇易虧之土,水全無與也,水亦無如何也。人之自幼而惡,是本身氣質偏駁,易於引蔽習染,人與有責也,人可自力也。如何可倫!人家牆卑,易於招盜,牆誠有咎也,但責牆曰「汝即盜也」,受乎哉?

因言:「舊時人嘗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十數番,便漸如故。」  此正洗水之習染,非洗水之氣質也。

而今講學用心著力,都是用這氣去尋個道理。  然則氣又有用如此,而謂其有惡乎?

或問:「『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勉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  是以偏為惡矣。則伯夷之偏清,柳下惠之偏和,亦謂之惡乎?

愚嘗質之先師。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  未發之前可羨如此,則已發可憎矣,宜乎佛氏之打坐入定,空卻一切也!黃氏之言,不愈背誕乎!

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柔弱之人見義不為,為義之意卻在裏面,只是發不出。如燈火使紙罩了,光依舊在裏面,只是發不出來,拆去了紙,便自是光。  此紙原是罩燈火者,欲燈火明必拆去紙。氣質則不然。氣質拘此性,即從此氣質明此性,還用此氣質發用此性。何為拆去?且何以拆去?拆而去之,又不止孟子之所謂戕賊人矣!

以人心言之,未發則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焉。然原其所以為惡者,亦自此理而發,非是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也。若別有個惡與理不相干,卻是有性外之物也。  以未發為無不善,已發則善惡形,是謂未出土時純是麥,既成苗時即成麻與麥,有是理乎?至謂所以為惡亦自此理而發,是誣吾人氣質,並誣吾人性理,其初尚近韓子「三品」之論,至此竟同荀氏「性惡」,揚氏「善惡混」矣。

北溪陳氏曰:「自孟子不說到氣稟,所以荀子便以性為惡,揚子便以性為善惡混,韓文公又以為性有三品,都只是說得氣。近世東坡蘇氏又以為性未有善惡,五峰胡氏又以為性無善惡,都只含糊云云。至程子,於本性之外又發出氣質一段,方見得善惡所從來。」又曰:「萬世而下,學者只得按他說,更不可改易。」  程、張於眾論無統之時,獨出「氣質之性」一論,使荀、揚以來諸家所言皆有所依歸,而世人無窮之惡皆有所歸咎,是以其徒如空穀聞音,欣然著論垂世。而天下之為善者愈阻,曰,「我非無志也,但氣質原不如聖賢耳。」天下之為惡者愈不懲,曰,「我非樂為惡也,但氣質無如何耳。」且從其說者,至出辭悖戾而不之覺,如陳氏稱「程子於本性之外發出氣稟一段」。噫!氣稟乃非本來者乎?本來之外乃別有性乎?又曰「方見得善惡所從來」,惡既從氣稟來,則指漁色者氣稟之性也,黷貨者氣稟之性也,弒父弒君者氣稟之性也,將所謂引蔽、習染,反置之不問。是不但縱賊殺良,幾於釋盜寇而囚吾兄弟子侄矣,異哉!

潛室陳氏曰:「識氣質之性,善惡方各有著落。不然,則惡從何處生?孟子專言義理之性,則惡無所歸,是『論性不論氣不備』。孟子之說為未備。」  觀告子或人三說,是孟子時已有荀、揚、韓、張、程、朱諸說矣,但未明言「氣質」二字耳。其未明言者,非其心思不及,乃去聖人之世未遠,見習禮,習樂,習射,習書、數,非禮勿視聽言動皆以氣質用力,即此為存心,即此為養性,故曰「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故曰「養吾浩然之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當時儒者視氣質甚重,故雖異說紛紛,已有隱壞吾氣質以誣吾性之意,然終不敢直誣氣質以有惡也。魏、晉以來,佛老肆行,乃於形體之外別狀一空虛幻覺之性靈,禮樂之外別作一閉目靜坐之存養。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內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內丹」也。借四子、五經之文,行楞嚴、參同之事,以躬習其事為粗跡,則自以氣骨血肉為分外,於是始以性命為精,形體為累,乃敢以有惡加之氣質,相衍而莫覺其非矣。賢如朱子,而有「氣質為吾性害」之語,他何說乎!噫!孟子於百說紛紛之中,明性善及才情之善,有功萬世。今乃以大賢諄諄然罷口敝舌,從諸妄說辯出者,複以一言而誣之曰,孟子之說原不明不備,原不曾折倒告子。噫!孟子果不明乎,果未備乎?何其自是所見,妄議聖賢而不知其非也!

問:「目視耳聽,此氣質之性也。然視之所以明,聽之所以聰,抑氣質之性耶,抑義理之性耶?」曰:「目視耳聽,物也;視明聽聰,物之則也。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  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彞,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彞也,故好是彞德。」詳詩與子言,物則非性而何?況朱子解物則,亦云「如有父子則有孝慈,有耳目則有聰明之類」,非謂孝慈即父子之性,聰明即耳目之性乎?今陳氏乃云「來問可施於物則,不可施於言性」,是謂物則非性矣。又云「若言性,當云好色好聲,氣質之性;正色正聲,義理之性」,是物則非義理之性,並非氣質之性矣。則何者為物之則乎?大約宋儒認性,大端既差,不惟証之以孔、孟之旨不合,即以其說互參之,亦自相矛盾、各相抵牾者多矣。如此之類,當時皆能欺人,且以自欺。蓋空談易於藏醜,是以舍古人六府、六藝之學而高談性命也。予與友人法幹王子初為程、朱之學,談性天似無齟齬。一旦從事於歸除法,已多艱誤,況禮樂之精繁乎!昔人云:「畫鬼容易畫馬難。」正可喻此。

臨川吳氏曰:「孟子道性善,是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然不曾分別性之所以有不善者,因氣質之有濁惡而污壞其性也。故雖與告子言而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人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也。  孟子時雖無氣質之說,必有言才不善、情不善者,故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見其禽獸也,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凡孟子言才情之善,即所以言氣質之善也。歸惡於才、情、氣質,是孟子所深惡,是孟子所亟辯也。宋儒所自恃以為備於孟子、密於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者,不知其蹈告子二或人之故智,為孟子所詞而闢之者也,顧反謂孟子有未備,無分曉。然猶時有回護語,未敢遽處孟子上。至於元儒,則公然肆口以為程、朱言「未備」,指孟子之言性而言也,言「不明」,指荀、揚世俗之論性者言也,是夷孟子於荀、揚、世俗矣。明言氣質濁惡,污吾性,壞吾性。不知耳目、口鼻、手足、五髒、六腑、筋骨、血肉、毛髮俱秀且備者,人之質也,雖蠢,猶異於物也;呼吸充周榮潤,運用乎五官百骸粹且靈者,人之氣也,雖蠢,猶異於物也;故曰「人為萬物之靈」,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其靈而能為者,即氣質也。非氣質無以為性,非氣質無以見性也。今乃以本來之氣質而惡之,其勢不並本來之性而惡之不已也。以作聖之氣質而視為污性、壞性、害性之物,明是禪家六賊之說,其勢不混儒、釋而一之不已也。能不為此懼乎!是以當此普地狂瀾泛濫東奔之時,不度勢,不量力,駕一葉之舟而欲挽其流,多見其危也,然而不容已也。觀至「雖與告子言,終不足以解告子之惑。至今讀孟子,亦見其未有以折倒告子而使之心服」,嘆曰,吳臨川何其似吾童時之見也!吾十餘歲讀孟子至義內章,見敬叔敬弟之說,猶之敬兄酌鄉人也,公都子何據而遽燎然不複問乎?飲湯飲水之喻,猶之敬叔敬弟也,孟季子何見而遂憮然不複辯乎?至後從「長之者義乎」句悟出,則見句句是義內矣。今觀孟子辯性諸章,皆據人情物理指示,何其痛快明白!告子性甚執,不服必更辯,今既無言,是已折倒也。吳氏乃見為不足解惑,見為未折倒告子,是其見即告子之見,而識又出告子下矣。

朱子曰:「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口。」  程、朱,志為學者也;即所見異於孟子,亦當虛心以思:何為孟子之見如彼?或者我未之至乎?更研求告子、荀、揚之所以非與孟子之所以是,自當得之。乃竟取諸說統之為氣質之性,別孟子為本來之性,自以為新發之秘,兼全之識,反視孟子為偏而未備,是何也?去聖遠而六藝之學不明也。孟子如明月出於黃昏,太陽之光未遠,專望孔子為的,意見不以用,曲學邪說不以雜。程、朱則如末旬之半夜,偶一明色睒爍之星出,一時暗星既不足比光,而去日月又遠,即儼然太陽,而明月亦不知尊矣。又,古者學從六藝入,其中涵濡性情,歷練經濟,不得躐等,力之所至,見斯至焉。故聰明如端木子,猶以孔子為多學而識,直待垂老學深,方得聞性道,一聞夫子以顏子比之,爽然自失,蓋因此學好大騖荒不得也。後世誦讀、訓詁、主靜、致良知之學,極易於身在家庭,目遍天下,想像之久,以虛為實,遂侈然成一家言而不知其誤也。

吳氏曰:「程子『性即理也』云云,張子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云云,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為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命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  程、張原知二之則不是,但為諸子、釋氏、世俗所亂,遂至言性有二矣。既云「天地之性渾是一善,氣質之性有善有惡」,非兩種性而何?可云惡即理乎?

問:「子罕言命,若仁、義、禮、智、信五常,皆是天所命。如貴賤、死生、壽夭之命有不同,如何?」曰:「都是天所命。稟得精英之氣,便為聖、為賢,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稟得清明者曰英爽;稟得敦厚者曰溫和。稟得清高者便貴,稟得豐厚者便富,稟得長久者便壽;稟得衰頹、薄污(天命無污,當作「濁」)者便為愚、不肖,為貧,為賤,為夭。天有那氣生一個人出來,便有許多物隨他來。天之所命固是均一,而氣稟便有不齊,只看其稟得來如何耳。」  此段甚醇。愚第三圖大意正仿此。

「三代而上,氣數醇濃。氣清者必厚,必長,故聖賢皆貴,且富,且壽。以下反是。」  愚謂有回轉氣運法。惟行選舉之典,則清者自高自厚矣。

程子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於天之謂性;稟於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  罪氣因罪才,故曰孟子時人言才情不善即氣質之說。程、張氣質之性,即告子二或人之見也。

告子所云固是,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愚謂程、朱即告子之說,猶屬遙度之語。茲程子竟明許告子所言是,且曰「為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似憾告子辭不達意者。不知諸先生正不幸不遇孟子問,故不自知其不是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但情是遇物而發,路陌曲折,恁的去底;才是有氣力去做底。要之,千頭萬緒,皆是從心上來。」  此段確真。乃有「才情惡,氣質惡,程子密於孟子」之語,何也?

伊川所謂才,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考。  伊川明言「其不善乃是才也」,與孟子之說如冰炭之異性,燕、越之異轅矣,尚得謂之小異乎!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與人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後」,與夫「天乃錫王智勇」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  「氣質之性」四字,未為不是,所差者,謂性無惡,氣質偏有惡耳。茲所引經傳乃正言氣質之性善者,何嘗如程、張之說哉!朱子既惑於其說,遂視經傳皆是彼意矣。若僕曲為援引,較此更似:「道心惟微」,義理之性也;「人心惟危」,氣質之性也;「命也,有性焉」,義理之性也;「性也,有命焉」,氣質之性也;然究不可謂之有惡。

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之說如何?」曰:「當然之理,人合恁地底便是體,故仁、義、禮、知為體。如五峰之說,則仁與不仁,禮與不禮,智與不智,皆是性。如此,則性乃一個大人欲窠子,其說乃與東坡、子由相似,是大鑿脫,非小失也。」  以氣質之性為有善有惡,非仁與不仁禮與不禮皆性乎?非說性是一大私欲窠子乎?朱子之言,乃所以自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