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論易書
承示圖書、象數、卜筮、卦變四考，為之歎服。僕嘗讀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所謂「輔弱扶微，兼包大小之義」，而譏時人之「保殘守缺，雷同相從」，以為師說，未嘗不三復於其言也。昔者漢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邱、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不專於一家之學。晉、宋已下，乃有博學之士會稡貫通。至唐時立九經於學官，孔穎達、賈公彥為之《正義》，即今所云疏者是也。排斥眾說，以申一家之論，而通經之路狹矣。及有明洪武三年、十七年之科舉條格，《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詩》主朱子集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猶不限於一家。至永樂中，纂輯《大全》，並本義於程傳，去《春秋》之張傳及四經之古注疏，前人小注之文稍異於大注者不錄，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為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注疏刻於萬曆中年，但頒行天下，藏之學官，未嘗立法以勸人之誦習也。試問百年以來，其能通十三經注疏者幾人哉？以一家之學，有限之書，人間之所共有者，而猶苦其難讀也，況進而求之儒者之林，群書之府乎？然聖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絕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
昔之說《易》者，無慮數千百家，如僕之孤陋，而所見及寫錄唐宋人之書亦有十數家，有明之人之書不與焉。然未見有過於程傳者。且夫《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而注解之文，豈能該盡。若大著所謂此爻為天子，此爻為諸侯，此爻為相，此爻為師，蓋本之崔憬解《係辭》二與四、三與五同功異位之說。然此特識其大者而已，其實人人可用，故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故夫子之傳《易》也，於「見龍在田」，而本之以學問寬仁之功；於「鳴鶴在陰」，而擬之以言行樞機之發。此爻辭之所未及，而夫子言之。然天下之理實未有外於此者。「素以為絢」，禮後之意也；「高山景行」，好仁之情也；「諸姑伯姊」，尊親之序也。夫子之說《詩》，猶夫子之傳《易》也。後人之說《易》也，必以一人一事當之，此自傳注之例宜然，學者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可爾。且以九四或躍之爻論之，舜禹之登庸，伊尹之五就，周公之居攝，孔子之歷聘，皆可以當之，而湯武特其一義，又不可連比四五之爻，為一時之事，而謂有「飛龍在天」之君，必無「湯武革命」之臣也。將欲廣之，適以狹之，此舉業以來之通弊也。是故盡天下之書皆可以注《易》，而盡天下注《易》之書，不能以盡《易》，此聖人所以立象以盡意，而夫子作大象，多於卦爻之辭之外，別起一義以示學者，使之觸類而通，此即舉隅之說也。天下之變無窮，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者亦無窮，若但解其文義而已，韋編何待於三絕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詩》《書》、執《禮》之文，無一而非《易》也。下而至於《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秦、漢以下史書百代存亡之跡，有一不該於《易》者乎？故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製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愚嘗勸人以學《易》之方，必先之以《詩》《書》、執《禮》，而《易》之為用存乎其中，然後觀其象而玩其辭，則道不虛行，而聖人之意可識矣。不審高明以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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