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邊文學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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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集一九三二年之所作,就有了《偽自由書》和《准風月談》兩本。後来編輯者黎烈文先生眞被擠軋得苦,到第二年,終于被擠出了,我本也可以就此擱筆,但為了賭氣,卻還是改些作法,換些筆名,託人抄寫了去投稿,新任者不能細辨,依然常常登了出来。一面又擴大了範圍,給《中華日報》的副刊《動向》,小品文半月刊《太白》之類,也間或寫幾篇同樣的文字。聚起一九三三年所寫的這些東西来,就是這一本《花邊文學》。
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裏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那立意非常巧妙:一,因為這類短評,在報上登出来的時候往往圍繞一圈花邊以示重要,使我的戰友看得頭疼;二,因為「花邊」也是銀元的别名,以見我的這些文章是為了稿费,其實並無足取。至于我們的意見不同之處,是我以為我們無須希望外國人待我們比雞鴨優,他卻以為應该待我們比雞鴨優,我在替西洋人辯護,所以是「買辦」。那文章就附在《倒提》之下,這里不必多說。此外,倒也並無什麼可記之事。只為了一篇《玩笑只當牠玩笑》,又曾引出過一封文公直先生的来信,筆伐的更嚴重了,說我是「漢奸」,現在和我的覆信都附在本文的下面。其餘的一些鬼鬼祟祟,躲躲閃閃的攻擊,離上舉的兩位還差得很遠,這里都不轉載了。
「花邊文學」可也眞不行。一九三三年不同一九三五年,今年是為了《閒話皇帝》事件,官家的書報檢查處忽然不知所往,還革掉七位檢查官,日報上被删之處,也好像可以留着空白(術語謂之「開天窗」)了。但那時可眞厉害,這麼說不可以,那麼說又不成功,而且删掉的地方,還不許留下空隙,要接起来,使作者自己来負吞吞吐吐,不知所云的責任。在這種明誅暗殺之下,能够苟延殘喘,和讀者相見的,那麼,非奴隸文章是什麼呢?
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閒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来還有什麼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来」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来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拚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麼,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在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因此除了官准的有骨氣的文章之外,讀者也只能看看沒有骨氣的文章。我生于清朝,原是奴隸出身,不同二十五歲以内的青年,一生下来就是中華民國的主子,然而他們不經世故,偶爾「忘其所以」也就大碰其釘子。我的投稿,目的是在發表的,當然不給牠見得有骨氣,所以被「花邊」所装飾者,大約也確比青年作家的作品多,而且奇怪,被删掉的地方倒很少。一年之中,只有三篇,現在補全,仍用黑點為記。我看《論秦理斎夫人事》的末尾,是申報館的總編輯删的,别的兩篇,卻是檢查官删的:這里都顯着他們不同的心思。
今年一年中,我所投稿的《自由談》和《動向》,都停刊了;《太白》也不出了。我曾經想過:凡是我寄文稿的,只寄開初的一兩期還不妨,假使接連不斷,牠就總歸活不久。于是從今年起,我就不大做這樣的短文,因為對于同人,是迴避他背後的悶棍,對于自己,是不願做開路的獃子,對于刊物,是希望牠儘可能的長生。所以有人要我投稿,我特别敷延推宕,非「擺架子」也,是帶些好意——然而有時也是恶意——的「世故」:這是要請索稿者原諒的。
一直到了今年下半年,這纔看見了新聞記者的「保護正當輿論」的請願和智識阶級的言論自由的要求。要過年了,我不知道結果怎麼樣。然而,即使從此文章都成了民眾的喉舌,那代價也可謂大極了:是北五省的自治。這恰如先前的不敢懇請「保護正當輿論」和要求言論自由的代價之大一樣:是東三省的淪亡。不過這一次,換来的東西是光明的。然而,倘使萬一不幸,後来又復換回了我做「花邊文學」一樣的時代,大家試来猜一猜那代價该是什麼罷……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九之夜,鲁迅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