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與北京教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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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了蔡先生的宣言,应该明白两点;第一,他个人因为政治太黑暗了,“不能再忍而立刻告退了”。他自己的态度并不是完全消极的;他自己指出“退的举动并不但是消极的免些纠纷,间接的还有积极的势力”。这句话的意思,依我们看来,似乎是说:他的一去,明明是对恶政治的一种奋斗方法。假如他的抗议能引起一般人已经麻木了的政治感觉,那就是积极的势力了。无论如何,他的去志是十分坚决的。他既以他的一去为奋斗,他决不会回来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以不主张挽留蔡先生,蔡先生是挽留不住的;我们不如承认他的决心,体贴他抗议而去的精神;我们只能希望他能以自由个人的地位,继续作谋政治清明的奋斗;我们不应该学那个糊涂的黎元洪,劝他“勉抑高怀,北来视事”!

  第三,他对北京大学的态度,也是很明白的。他说,“五四风潮以后,我鉴于为一个校长的去留的问题,生了许多枝节,我虽然抱了必退的决心,终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所以近几年来,在校中设立各种机关,完全倚教授为中坚,决不至因校长问题发生什么危险了”。这是他对于北京大学的态度。他不愿为一人而牵动北京大学,自然更不愿为一人而牵动北京学界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所以主张:北京教育界应该认清蔡先生“不愿为一人的缘故,牵动学校”的苦心;应该继续维持各学校。北京教育界中的人,自然有许多对于蔡先生抗议的精神极端表示同情的;但同情的表示尽可以采取个人行动的方式,不必牵动学校。如有赞成他的不合作主义的,尽可以自行抗议而去。如有嫌他太消极的,尽可以进一步作积极的准备;个人行动也好,秘密结合也好,公开鼓吹也好,但都不必牵动学校。

  至于北京教育界现在已经用团体名义进行的两件事——去彭允彝与国会殴打学生案——自然不能不仍用团体名义进行。但非至十分不得已的时候,总应该以不牵动学校为是。这几年的经验给我们的教训是:一切武器都可用;只有“罢课”一件武器,无损于敌人而大有害于自己,是最无用的。

  至于政府方面,我们也不能不对他们提出一种“尽人事”的忠告。我们的忠告是:

  (1)彭允彝是不能不去的。这一个无耻政客本不值得教育界全体的攻击;但事到如今,可不同了。教育界攻击彭允彝,并不是攻击他本身,乃是攻击他所代表的东西。

  第一,彭允彝代表“无耻”。第二,彭允彝代表政府与国会要用维持一个无耻政客来“整饬学风”的荒谬态度。这个态度,从黎元洪对教员代表的谈话和张我华、王用宾们在参议院的宣言里,都可以看出来的。如果黎元洪、王用宾们真以为维持一个无耻的小人就可以整饬学风,他们真是添柴而想止沸,真是昏愦糊涂之极了。

  (2)北京大学的校长是断不可随便任命的。今日的北京大学,有评议会和教授会可以维持秩序;蔡先生就不回来,这种“教授治校”的制度是可以维持下去的,此时国中绝无可以继任蔡先生之人;现政府的夹袋中自然更没有可以做北大校长的人了。如果政府倒行逆施的硬要派一个新校长来,——如民国八年徐世昌派胡仁源的故事,——我们可以预料全国(不但北大)一定要反抗的。我们不看见北京高等师范的故事吗?高师闹了许多校长的风潮,现在没有校长,由评议会治校,倒可以维持秩序了。

  这两点,我们明知是白白地说了的。但我们为教育界前途计,明知无益,终于忍不住要说了。

  十二、一、二十五

  (原载1923年1月28日《努力周报》第3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