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外交史上的又一頁及其教訓
前兩星期，丁文江先生作《大公報》的“星期論文”（7月21日），題為《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他記敘的是1917年11月27日到明年3月3日蘇俄和德國休戰議和的一段故事。這段故事的主要事實是蘇俄革命政府為了要完成革命工作，不惜委曲求全的和德國單獨講和。 ……主持簽字議和最有力的是列寧。他說：“我們的革命比任何其他為重要。我們一定要使它安全，……不論出任何代價。”
丁文江指出這段故事的教訓是：
我願我們的頭等首領學列寧，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
我們很希望丁文江先生繼續寫第二篇，把那個《布賴司特——立陶烏斯克和約》以後的三年內的蘇俄故事也寫出來，讓大家看看那一次的絕大犧牲，絕大的委曲求全，是不是做到了列寧理想中的目的。因為丁先生敘述的那個故事只是一個故事的前一半，……所以我今天提議來講那個故事的後半段，那後半段也有一個教訓足供我們的借鏡。
話說蘇俄革命政府在1918年3月和德國簽訂了割地賠款的和約之後，國中就起了絕大的分裂。 ……（以下是三年苦戰的史事，從略。）
當革命政府最初決心委曲求全的時候，列寧的目的是要謀得一個喘氣的時期，來完成國內的革命工作。為了這一個喘息時期，列寧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賠款到十五萬萬金圓，割地到全國的三分之一，然而和平終不可得。因為蘇俄當日有兩大群敵人：一群是那戰敗的中歐國家，一群是那戰勝的協約國家。議和之後，不到幾個月，中歐國家解體了，無力再侵害蘇俄了。然而那另一群大敵國，忘不了蘇俄中道講和的仇惡，更怕那新興的“世界革命”的口號，所以他們決心要援助蘇俄的奸人，封鎖蘇俄的四境，要推翻那個可怕的新政權。
蘇俄的和平不是1918年3月3日割地賠款的和約帶來的，是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蘇俄的統一政權也是那三年的苦戰打出來的。
我們今日為國家設計，當然要如丁文江先生說的：“看定了目前最重要的是那一件事，此外都可以退讓。”但是我們也得進一步問：“如果萬分退讓的結果，還換不到那‘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應該走什麼路？我們應該準備走什麼路？”
列寧曾說：萬不得已時，準備到堪察加去。然而1919年7月國防會議的命令卻是：“死守彼得格拉，守到最後一滴血流乾的時候！不退出一尺地，準備在彼得格拉的街上作巷戰！”
所以，在退到堪察加之前，還有不少的工作要準備做！
這是蘇俄革命外交史的另一頁的教訓。
〈（原載1935年8月4日天津《大公報》星期論文，又載1935年8月11日《獨立評論》第163號，又載1935年8月20日《國聞周報》第12卷第31期，與丁文江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合在一起，改題《蘇俄革命外交史上的兩個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