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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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然想到 補白
作者:魯迅
1925年
答KS君
本作品收錄於《華蓋集》和《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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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理戰勝」的牌坊,立在法國巴黎的公園裡不知怎樣,立在中國北京的中央公園裡可實在有些希奇,——但這是現在的話。當時,市民和學生也曾遊行歡呼過。

我們那時的所以入戰勝之林者,因為曾經送去過很多的工人;大家也常常自誇工人在歐戰的勞績。現在不大有人提起了,戰勝也忘卻了,而且實際上是戰敗了。


現在的強弱之分固然在有無槍炮,但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假使這國民是卑怯的,即縱有槍炮,也只能殺戮無槍炮者,倘敵手也有,勝敗便在不可知之數了。這時候才見真強弱。

我們弓箭是能自己製造的,然而敗于金,敗於元,敗於清。記得宋人的一部雜記裡記有市井間的諧謔,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來比較。譬如問金人有箭,宋有什麼?則答道,「有鎖子甲」。又問金有四太子,宋有何人?則答道,「有岳少保」。臨末問,金人有狼牙棒(打人腦袋的武器),宋有什麼?卻答道,「有天靈蓋」!

自宋以來,我們終於只有天靈蓋而已,現在又發現了一種「民氣」,更加玄虛飄渺了。


但不以實力為根本的民氣,結果也只能以固有而不假外求的天靈蓋自豪,也就是以自暴自棄當作得勝。我近來也頗覺「心上有杞天之慮」,怕中國更要復古了。瓜皮帽,長衫,雙梁鞋,打拱作揖,大紅名片,水煙筒,或者都要成為愛國的標征,因為這些都可以不費力氣而拿出來,和天靈蓋不相上下的。(但大紅名片也許不用,以避「赤化」之嫌。)

然而我並不說中國人頑固,因為我相信,鴉片和撲克是不會在排斥之列的。況且愛國之士不是已經說過,馬將牌已在西洋盛行,給我們複了仇麼?

愛國之士又說,中國人是愛和平的。但我殊不解既愛和平,何以國內連年打仗?或者這話應該修正:中國人對外國人是愛和平的。

我們仔細查察自己,不再說誑的時候應該到來了,一到不再自欺欺人的時候,也就是到了看見希望的萌芽的時候。

我不以為自承無力,是比自誇愛和平更其恥辱。

六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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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以「士人」「上等人」自居的,現在大可以改稱「平民」了罷;在實際上,也確有許多人已經如此。彼一時,此一時,清朝該去考秀才,捐監生,現在就只得進學校。「平民」這一個徽號現已日見其時式,地位也高起來了,以此自居,大概總可以從別人得到和先前對於「上等人」一樣的尊敬,時勢雖然變遷,老地位是不會失掉的。倘遇見這樣的平民,必須恭維他,至少也得點頭拱手陪笑唯諾,像先前下等人的對於貴人一般。否則,你就會得到罪名,曰:「驕傲」,或「貴族的」。因為他已經是平民了。見平民而不格外趨奉,非驕傲而何?

清的末年,社會上大抵惡革命黨如蛇蠍,南京政府一成立,漂亮的士紳和商人看見似乎革命黨的人,便親密的說道:「我們本來都是‘草字頭’,一路的呵。」

徐錫麟刺殺恩銘之後,大捕党人,陶成章君是其中之一,罪狀曰:「著《中國權力史》,學日本催眠術。」(何以學催眠術就有罪,殊覺費解。)於是連他在家的父親也大受痛苦;待到革命興旺,這才被尊稱為「老太爺」;有人給「孫少爺」去說媒。可惜陶君不久就遭人暗殺了,神主入祠的時候,捧香恭送的士紳和商人尚有五六百。直到袁世凱打倒二次革命之後,這才冷落起來。

誰說中國人不善於改變呢?每一新的事物進來,起初雖然排斥,但看到有些可靠,就自然會改變。不過並非將自己變得合於新事物,乃是將新事物變得合於自己而已。

佛教初來時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學先生談禪,和尚做詩的時候,「三教同源」的機運就成熟了。聽說現在悟善社裡的神主已經有了五塊,孔子,老子,釋迦牟尼,耶穌基督,謨哈默德。


中國老例,凡要排斥異己的時候,常給對手起一個諢名,——或謂之「綽號」。這也是明清以來訟師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張三李四,倘只說姓名,本很平常,現在卻道「六臂太歲張三」,「白額虎李四」,則先不問事蹟,縣官只見綽號,就覺得他們是惡棍了。

月球只一面對著太陽,那一面我們永遠不得見。歌頌中國文明的也惟以光明的示人,隱匿了黑的一面。譬如說到家族親舊,書上就有許多好看的形容詞:慈呀,愛呀,悌呀,……又有許多好看的古典:五世同堂呀,禮門呀,義宗呀,……至於諢名,卻藏在活人的心中,隱僻的書上。最簡單的打官司教科書《蕭曹遺筆》裡就有著不少慣用的惡諡,現在鈔一點在這裡,省得自己做文章——

    親戚類
      孽親 梟親 獸親 鱷親 虎親 歪親
    尊長類
      鱷伯 虎伯(叔同) 孽兄 毒兄 虎兄
    卑幼類
      悖男 惡侄 孽侄 悖孫 虎孫 梟甥
      孽甥 悖妾 潑媳 梟弟 惡婿 凶奴

其中沒有父母,那是例不能控告的,因為歷朝大抵「以孝治天下」。

這一種手段也不獨訟師有。民國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發議論,而且毫無顧忌地褒貶。常常被貶的一群人於是給他起了一個綽號,曰「章瘋子」。其人既是瘋子,議論當然是瘋話,沒有價值的了,但每有言論,也仍在他們的報章上登出來,不過題目特別,道:《章瘋子太發其瘋》。有一回,他可是罵到他們的反對黨頭上去了。那怎麼辦呢?第二天報上登出來的時候,那題目是:《章瘋子居然不瘋》。 往日看《鬼谷子》,覺得其中的謀略也沒有什麼出奇,獨有《飛箝》中的「可箝而從,可箝而橫,……可引而反,可引而覆。雖覆能複,不失其度」這一段裡的一句「雖覆能複」很有些可怕。但這一種手段,我們在社會上是時常遇見的。


《鬼谷子》自然是偽書,決非蘇秦,張儀的老師所作;但作者也決不是「小人」,倒是一個老實人。宋的來鵠已經說,「捭闔飛箝,今之常態,不讀鬼谷子書者,皆得自然符契也。」人們常用,不以為奇,作者知道了一點,便筆之於書,當作秘訣,可見稟性純厚,不但手段,便是心裡的機詐也並不多。如果是大富翁,他肯將十元鈔票嵌在鏡屏裡當寶貝麼?

鬼谷子所以究竟不是陰謀家,否則,他還該說得吞吞吐吐些;或者自己不說,而鉤出別人來說;或者並不必鉤出別人來說,而自己永遠闊不可言。這末後的妙法,知者不言,書上也未見,所以我不知道,倘若知道,就不至於老在燈下編《莽原》,做《補白》了。

但各種小縱橫,我們總常要身受,或者目睹。夏天的忽而甲乙相打;忽而甲乙相親,同去打丙;忽而甲丙相合,又同去打乙,忽而甲丙又互打起來,就都是這「覆’「複」作用;化數百元錢,請一回酒,許多人立刻變了色彩,也還是這頑意兒。然而真如來鵠所說,現在的人們是已經「是乃天授,非人力也」的;倘使要看了《鬼谷子》才能,就如拿著文法書去和外國人談天一樣,一定要碰壁。

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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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五卅事件的發生已有四十天,北京的情形就像五月二十九日一樣。聰明的批評家大概快要提出照例的「五分鐘熱度」說來了罷,雖然也有過例外:曾將湯爾和先生的大門「打得擂鼓一般,足有十五分鐘之久」。(見六月二十三日《晨報》)有些學生們也常常引這「五分熱」說自誡,仿佛早經覺到了似的。

但是,中國的老先生們——連二十歲上下的老先生們都算在內——不知怎的總有一種矛盾的意見,就是將女人孩子看得太低,同時又看得太高。婦孺是上不了場面的;然而一面又拜才女,捧神童,甚至於還想借此結識一個闊親家,使自己也連類飛黃騰達。什麼木蘭從軍,緹縈救父,更其津津樂道,以顯示自己倒是一個死不掙氣的瘟蟲。對於學生也是一樣,既要他們「莫談國事」,又要他們獨退番兵,退不了,就冷笑他們無用。

倘在教育普及的國度裡,國民十之九是學生;但在中國,自然還是一個特別種類。雖是特別種類,卻究竟是「束髮小生」,所以當然不會有三頭六臂的大神力。他們所能做的,也無非是演講,遊行,宣傳之類,正如火花一樣,在民眾的心頭點火,引起他們的光焰來,使國勢有一點轉機。倘若民眾並沒有可燃性,則火花只能將自身燒完,正如在馬路上焚紙人轎馬,暫時引得幾個人閑看,而終於毫不相干,那熱鬧至多也不過如「打門」之久。誰也不動,難道「小生」們真能自己來打槍鑄炮,造兵艦,糊飛機,活擒番將,平定番邦麼?所以這「五分熱」是地方病,不是學生病。這已不是學生的恥辱,而是全國民的恥辱了;倘在別的有活力,有生氣的國度裡,現象該不至於如此的。外人不足責,而本國的別的灰冷的民眾,有權者,袖手旁觀者,也都於事後來嘲笑,實在是無恥而且昏庸!

但是,別有所圖的聰明人又作別論,便是真誠的學生們,我以為自身卻有一個頗大的錯誤,就是正如旁觀者所希望或冷笑的一樣:開首太自以為有非常的神力,有如意的成功。幻想飛得太高,墮在現實上的時候,傷就格外沉重了;力氣用得太驟,歇下來的時候,身體就難於動彈了。為一般計,或者不如知道自己所有的不過是「人力」,倒較為切實可靠罷。

現在,從讀書以至「尋異性朋友講情話」,似乎都為有些有志者所詬病了。但我想,責人太嚴,也正是「五分熱」的一個病源。譬如自己要擇定一種口號——例如不買英日貨——來履行,與其不飲不食的履行七日或痛哭流涕的履行一月,倒不如也看書也履行至五年,或者也看戲也履行至十年,或者也尋異性朋友也履行至五十年,或者也講情話也履行至一百年。記得韓非子曾經教人以競馬的要妙,其一是「不恥最後」。即使慢,馳而不息,縱令落後,縱令失敗,但一定可以達到他所向的目標。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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