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取法俄国注重党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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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取法俄国注重党的纪律
作者:孙中山
1924年2月9日
在广州与清华大学学生施泥等的谈话

  他先问一问我们在清华几年,然后问我们各人学些什么东西。如是,他便问我们有什么话要问他。施君便说:“我们暑假后便要到美国升学。请大元帅指教,我们将来如何做事,以为求学的方针。”孙先生说:“那要看你的学问造就如何。”

  施君……又问:“我们觉得大元帅的人格的精神高尚,坚忍不拔,革命的事业有孙先生在,是不会停止进行的。但是上寿不过百年,孙先生百年之后,谁能继续这种奋斗,我们觉得这是很可虑的。不知孙先生的意见怎样?”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国民党以前是靠一个人支持,现在改组之后是要拿党来活动。党所以能活动,是因为有纪律来维持。以前的革命党,分子大半是学生,因为学生的思想新,能了解革命意义,容易集合,殊不知病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以为革命的目的既是求平等自由,他们自己便要自由,不听党的号令,不受党的约束,因为他们以为号令、约束是摧残他们的自由的。因民的自由、人民的平等,不是个人的自由平等。要替人民要求自由平等,便要牺牲自己的自由平等,服从党的命令,遵守党的约束,才可以群策群力,一致的与外敌奋斗。假使能办到这一层,党便有力量,便用不着一两个人来干独木支大厦的勾当。如是,则一两个人的存亡,与大体上毫无关系。如同俄国,自从列宁死后,劳动政府仍然屹立不动。这是因为他的党员能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意志,以成全党的自由、党的意志,所以党的力量异常之大,党的基础异常之固,一个领袖死了,丝毫不发生什么影响。”

  孙先生这番说话,论到俄国的地方很多,结果弄得施君发出当然的问题,说:“国民党实行的是否俄国的主义?”

  孙先生说:“否!俄国是俄国,中国是中国。俄国有俄国的主义,中国有中国的主义。我方才一篇话,处处论到俄国,是说他革命党的组织,不是说他的革命的主义。俄国的革命所以成功,因为他的党有党的意志,党员都牺牲自己的自由来承受党的纪律。中国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缺乏这一层。这是国民党现在所觉悟到而开始来取法的,也就是我十几年来所奋斗以求之的。”

  孙先生说到这里,忽发出一个问题来考我们,他说:“西洋人为何争自由,中国人为何不争自由?中国人不但不争什么自由,并且连这个名词得到现代的意义,还是最近一二十年的事,这是何故?”……他便说:“这是因为中国人自由太多了,所以不知道有自由。我们想想,我们生活上头一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吃饭么?不是,乃是呼吸空气。吃饭,我们一天不过两顿、三顿,最多四顿、五顿,要吃到十顿、八顿我们便干不了了。然而我们呼吸空气,一分钟要吃三十次。我们吃饭要停止一天、两天、三天,都不至危及生命,我们试把呼吸停止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恐怕就要支持不了。这不是空气比饭重要么?然而我们普通想到生活要件的时候,只知道有饭,而不知道有空气。其故就是因为空气很多,我们可以随便取用,故不但不知他的重要,并且不理会果然有无这么一件东西。”……“人在空气里不知道有空气,犹之乎鱼在水里不知道有水。你要是把一条鱼从水里取出来放在陆地上,过一半分钟,那鱼便知道有水了。你要把一个人关在一间屋里,把那间屋子里的空气用抽气机抽去,那个人便知道有空气这件东西了。中国不知道要求自由,如同平常人不要求空气一样。西洋人知道自由的重要而争自由,是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人民的自由受剥夺得太甚了,如同抽气机里面的人、陆地上的鱼一样。中国人的自由实在过多了。中国人现在所要的是纪律,不是自由。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各人自由太甚所致。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取法俄国革命党的组织,要注重纪律,要党员牺牲各个人的自由。”

  ……孙先生说完这段,把眼闭了一闭,等我们再发问。但见我们一时来不及,他便继续说:“对于方才你们所问回国做事的问题,我想可以回答你说,请人国民党。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改组。国民党不是一个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我们将来作事,一个人赤手空拳,不论有多大本事,总是很难,总要凭藉已成的势力。国民党不问他以前如何不完善,但总有他几十年的历史,总有他的基础。现在真正为民治而奋斗的,也只有这一个组织。所以我劝你们还是人国民党。现在还有什么要问的么?”

  施君趁这个机会便又问道:“照历史看来,统一中国,大半是从北而南,绝少从南而北的。这是不是不可逃的定理?假如是的,孙先生对于这层有什么计算?”

  他回答说:“统一中国,不要<说>从北而南比从南而北容易,在学理上也有几分是真的。这大半由于北方生活比南方困难,北人到了南方,便留恋着不愿走,北人也就愿意向南方进行。南人则适得其反,到了北方,感着生活的不安,尤其是不能耐冬天的冷,所以不能在北方久住。不过北方统一南方容易,物质上的原因还不及心理上的原因的成分多。因为有这点物质上的原因,南人便很少敢向北方去,去的越少,越觉得南人打不到北方。其实就最近洪杨时代,他们的兵也曾到过天津。那时因为只有五六千人,僧格林沁用几万马队来围困他,所以不敌。假使有几万人,怕北京不会攻下?况且就这五六千人,还在天津过了一个冬,然后整队退归,僧格林沁十几万马队也奈何不得。谁说南人绝对到不了北方呢?这无非是心理作用罢了!”

  如是,何永吉便问他道:“孙先生计划统一什么时候可以成功呢?”

  他说:“这是很容易的事。现在所愁的不是统一,是统一后的办法。有了办法,统一是不成问题。像曹锟、吴佩孚这种人,随时可以叫他们倒的。”

  何又问他:“进行的方法如何呢?”

  他说:“总要随机应变了,没有一定的方法的。譬如现在的科学,都是近几十年、几百年才有的。然而社会的存在,并不是社会学成立了以后才有。一切应用物理学的机械,如帆船、如车,也不是物理学成立之后才有的。我们认定一个目的往前做去,自然会有方法,这并没有一定的公式可以遵循。我做的一本书叫做《孙文学说》,你们看看,就可以明白这个意思了。”他又说:“世事变化不定,中国也许一两年内可以统一,也许一两日内可以统一,谁能知道?当初的革命党,谁能想到他们竟轻轻易易的把一个清室推翻了?我们只要认定目的,望前干去。”

  何到这时,忽发出一个哲学的问题说:“我们现在很感着没有一个完满的人生观,生活因而不得安定。孙先生做事几十年,一定很有经验,对于这层可以给我们一个指示。所谓人生观,即是Philosophyg [Philosophy] of life 或 View of life。”

  孙先生听了,把眼闭一闭说: “View of life,View太多了,要看你从那一个View。就政治上说,我们应当为多数谋幸福为真正没有幸福的人谋幸福,简单说来,就是替最下级的人民谋幸福。这层只有现在的俄国在做,我们所最应当取法的。”说到此地,孙先生便联带的批评美国,他说:“以前求学,美国最好,因为美国比较的谋的是多数人的幸福。现在则不然,比较上谋多数的幸福的乃是俄国。美国不但不这么样干,反而不赞成俄国的举动,所以英国都承认了苏维埃政府,美国独仍表示反对。美国怕俄国这种办法一来就要upset~他现在的institutions,所以要极力的反对。因此,美国以前是极进步的国家,现在反变了极退化的—厂。诸君要到美国念书,极要留意,稍一不慎就要被他们带坏。像现在的王正廷、顾维钧,这都是美国留学生,切不可学他们的样。还有中国最初送出美的学生,大半都变成美国人,回到国来看见种种腐败的情形,不想法子改良,反开口闭口的You Chinese没有希望了,We Americans怎样怎样。像这种亡国奴要他们何用?你们切要小心。”

  ……我不甘再寂寞了,因问道:“现在所用的军队,外间很不赞成,说他们纪律不好。究竟军队的骚扰,是用着兵的时候便一定不可免,还是我们可以得着较好的军队呢?”

  他说:“这倒不一定必不可免的。现在所用的云南军虽然于革命上也有些渊源,从前有个杨什么的运动过的,在云南也打过很多革命的战[仗],不过现在分子改变了许多,然而他们不十分了解革命意义,也是无可讳言。我们现在正着手编练革命军呢。”

  何又问道:“广州的治安何时可以恢复?”

  他说:“军事时代谈不到这个问题。陈炯明打平了,治安马上可以恢复的。现在的军队,你约束过严,他便跑到敌人那方面去了。”

  何说:“那么,陈炯明何时可以打下呢?”

  这个问题实在是难回答。孙先生只好敷衍着说:“两三个月罢。”

  最后一个问题又轮则[到]我了,我说:“据先生起初所说,国民党现在不注重一个人,注重组织和纪律。这个话也很对。不过……分子问题就是人的问题,仍是很重要的,不知道国民党这次改组,顾虑到这层没有。假如不曾,恐怕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所谓纪律、所谓组织仍旧是一纸具文罢了。”

  孙先生说:“分子问题,国民党当然注重的。再过五六个月,你们便可看我们的成绩。”

1996年1月1日,这部作品在原著作國家或地區屬於公有領域,之前在美國從未出版,其作者1925年逝世,在美國以及版權期限是作者終身加80年以下的國家以及地区,屬於公有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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