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美國醫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納先生
| 記美國醫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改造者弗勒斯納先生 (Abraham Flexner 1866—1959) 作者：胡適 |
美國的大學教育的改造，最有大功的兩個人：一位是霍布鏗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第一任校長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一位是兩個月前去世的弗勒斯納先生(A. Flexner)。吉爾曼的大貢獻是主張四年的本科學院不算是大學：一個大學必須是一個提倡獨立的學術研究的研究機構。弗勒斯納先生的大貢獻是創辦了一個更進一步的自由研究所，一個“學人的樂園”，叫做"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即是1930年他在普林斯敦(Princeton)創立的“更高學術研究院”。
美國的醫學教育的改造，最有大功的兩個人：一位是霍布鏗斯大學的第一任醫學院長威而瞿(William Henry Welch，1850—1934)，一位也就是弗勒斯納先生。威而瞿大貢獻是創立了第一個以醫學研究為中心的模範醫學院與附屬醫院，就是那霍布鏗斯大學的醫學院。弗勒斯納先生的大貢獻是他在五十年前(1910)調查了北美洲(美國與加拿大)的一百五十五所醫學院，揭穿了其中一百三十二所是“可恥的”不及格，他並且出了大力扶助一些最好的醫學院，使他們成為世界第一流的醫學研究中心。
這一位非常偉大的教育改造者是值得追念，值得崇拜讚歎的。
弗勒斯納生於1866年11月13日，死在今年9月21日。到此短文出版時，他剛滿九十三歲。他死時，我正在美國，我讀了紐約幾家大報紙報導他的生平事蹟，讚頌他的社論，我現在用我剪的報紙，加上一點參考資料，寫這篇紀念短文。
他的父母是奧國的猶太人，從奧國遷移到美國南方肯突基州的路易衛兒(Louis Ville)。他父親是個帽子商人，生了七個兒子，兩個女兒。他家七個兄弟之中，有兩位是有大名的，哥哥西門(Simon)·弗勒斯納是病理學大家，曾主持“洛克斐勒醫學研究所”多年，在腦膜炎的治療上曾有大貢獻。他死在十三年前(1946)，享年八十三歲。
亞伯拉罕·弗勒斯納(A. Flexner)從小就很聰明，很用功。他的大哥雅各幫他的忙，使他能夠進當時最有盛名的霍布鏗斯大學，他在兩年裡習完了四年的本科功課，在1886年得文學士學位。他回到路易衛兒的一個中學去教書，但他那時候已有他自己對於教育的新見解了，所以他自己創辦了一個新中學，就叫做“弗勒斯納先生的學校”，學校裡採用最低限度的管理，鼓勵學生自己做學問，自己管理自己。
這個新中學很成功。弗勒斯納辦了十四年的中學，積了一點錢，他才到哈佛大學研究院去，得了碩士學位，又到德國的幾個大學去考察研究。
1908年，他在德國海得兒堡大學，寫了一本書討論“美國的大學”(The American College)，指出美國大學制度的許多缺點。這本書引起了“卡里奇改進教學基金"(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主持人的注意。這個基金是鋼鐵大王卡里奇創立的，原來的目的是專為大學教授籌設退休金的，在幾十年中，曾付出美國各大學教授退休金總額到美金三千五百萬元之多。但最初主持人里裡哲(Henry S. Pritchett)很想在其他方面促進大學的改革，所以他看中了這位大膽批評美國大學的弗勒斯納先生，特別提出一筆款子，請他詳細調查美國和加拿大現有的一切醫學校的內容，給卡里奇基金作一個報告。
1910年，卡里奇基金的“專刊第四號”出版。這就是震動北美洲醫學界和教育界的弗勒斯納調查北美洲醫學校的詳細報告。他調查了美國和加拿大現有的一百五十五個醫學校，每一個各有詳細的報告和批評。
他指出，一百五十五個醫學校之中，只有五十個是大學的醫學院，其中只有哈佛大學和霍布鏗斯大學規定先有大學本科學士的學位才可以考入醫學院；只有康耐兒大學醫學院規定須有大學肄業三年的資格。另有二十個醫學院只需要大學肄業兩年的資格。其餘的一百三十二個醫學校只需要中學畢業就可以入學了，甚至于有連中學畢業的資格也可以變通的！
他指出，只有那少數的進步的醫學院是有研究實驗室的教學的。絕大多數的醫學校完全沒有醫學實驗室的教學。他很老實的指出，絕大多數的醫學校只是不負責任的文憑販賣店，製造了許多沒有學識，沒有訓練的醫生，使得各城市鄉鎮醫生太多而能診斷療治的專家太少。他一一的指出，某些醫學校真是可恥的，可羞的。（有一個醫學校，實際上並不存在，一樣的可以發文憑！）當時芝加哥一處，就有十五個醫學校！弗勒斯納先生的報告說，芝加哥成了“全國散佈瘟疫的中心”了！
這個“專刊第四號”公佈之後，真是震驚了整個北美洲的教育界，——同時也引起了一個有力量的醫學教育徹底改革的大運動。各州的“醫師開業證書委員會”首先提高了審查的標準，用弗勒斯納報告作審查醫師資格的參考資料，不敢隨便發給開業證書了。今年弗勒斯納先生去世的消息發表之後，有位醫學界的朋友對我說：“一千九百十年，美國有一百五十五個醫學校。弗勒斯納的報告出來之後，幾年之中，只剩五十個醫學院了。一百多個‘所謂醫學校’都關門了！”
但弗勒斯納先生很知道，單有破壞的批評是不夠的。最要緊的是如何培植扶助那少數可以作模範的現代化的醫學院，使他們繼續發揚光大，成為第一流的示範學校。問題的中心是籌畫一筆巨大的款子，專作為改革醫學教育的費用。
美國石油大王洛克斐勒(John D. Rockefeller)創設了一個“普通教育基金委員會"(General Education Board)是專為了提高教育標準的。1918年，這個基金會請弗勒斯納做助理秘書長，不久他就做了秘書長，專負醫學改革的責任。他充分倚靠石油大王父子的慈善熱心和巨大財力，在十年之中(1918—1928)，勸洛克斐勒父子捐出了五千萬元美金，作為改進提高全國最有成績的幾個醫學院的經費。除了石油大王一家的五千萬元以外，他還直接或間接的勸動了別的一些慈善家，使他們先後捐出五萬萬元來提高全國的醫學校。這五億五千萬元的美金在幾十年之中完成了北美洲醫學教育與醫學研究的改進與提高的事業，造成了幾十個第一流的醫學院。
1928年，弗勒斯納先生六十二歲了，他退休了。在退休之後，他還活了三十年，還做了不少事。他自己最得意的一件晚年大成就，是他在普林斯敦創辦的“更高學術研究院”。
他是終身研究中等教育與高等教育的人，他對於美國的多數大學的教學方式，常常感覺不滿意。他常學【覺？】得德國大學和英國牛津劍橋兩大學的小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是值得吸收採用的。1928年他退休之後，到牛津大學去講學。1930年，他寫了一本書，題作《美國的，英國的，德國的大學》。在那本書裡，他發表他對於“大學”的見解，他說：在一個大學裡，學者和專學門科學家應該發願(dedicate)要做到四個目標：一是知識與思想的保存，二是知識與思想的解釋發揮，三是尋求真理，四是訓練青年學人為將來繼起的工作者。他理想中的“大學”是一個小小的學術研究中心，沒有課程表，沒有上課時間，只有一些有天才又有學問的第一流學人在那兒獨立思想，自由研究，自由論辯，把他們的全副精神用在純粹學術的思考上。
這時候，紐約的梅棲(Macy)百貨公司的兩位大股東，班保葛(Louis Bamberge)和他的妹子伏爾德太太(Mrs. Felix Fuld)，他們願意捐出八百萬元來給弗勒斯納先生試辦他夢想的小小的自由講學的研究中心。這就是普林斯敦的“更高學術研究院”開辦經費。
這個研究院是今日所謂“博士以上的(Postdoctorate)更高研究所”的第一個模型，弗勒斯納先生擔任了創辦第一期的院長，九年之後才退休。在這九年之中，他給這個研究院樹立了一個很好的基礎。他一面先借用普林斯敦大學的種種便利，一面買得四百英畝的地，造起一個“小小的研究中心”。
這個研究中心的中心是一群第一流的學人。弗勒斯納請來的第一位大師就是愛因斯坦先生(Albert Einstein)。愛因斯坦聽他說起這個自由研究中心，他很高興，不過他說，他若離開德國，每年必須有三千美金才夠生活。弗勒斯納對他說：“一切都好辦。”等到愛因斯坦先生到了美國，他接到的聘書是每年年俸一萬六千元的聘約。
這個研究院成立了還不到二十年，全院至今只有兩個部門：一是數學研究所，一是人文研究所。人文的研究是不容易在短時期內有驚人的成績的。但數學研究所在短短十幾年之中已成為世界學人公認的一個數學與理論物理學的最高研究中心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楊振寧先生是數學研究所的常任教授之一，其他院士，如李政道、陳省身、吳大猷、林家翹諸先生都曾在那兒作過一個時期的研究員)。
這個研究所裡，沒有實驗室，沒有原子爐，連一個電腦也沒有（當年曾有過電腦，近年贈送給別的研究機構了）。那兒有的只是第一流的大師，第一流的研究人才。那兒有的是自由思考，自由論辯，自由談話的空氣和機會。
這是弗勒斯納先生晚年一個夢想的實現。我們對於這位肯夢想而能夠努力使他的夢想成為事功的偉人，能不表示我們的讚歎與羡慕嗎？
紐約時報今年九月廿二日特寫一篇紀念弗勒斯納先生的社論，此文的第一段說：
前幾年弗勒斯納回憶他的一生，曾說卡萊兒（Carlyle）的藏書圖記上面畫一支點燃著的蠟燭，下面題字是：“我燃燒才可以有用。”弗勒斯納說，這就是他一生的箴言。他活了九十二歲，可以說是完全做到了這句箴言。他總是燃燒著，要於人有用。
紐約前鋒論壇報記載他的生平，有這一段很值得我們想念的報導：
弗勒斯納八十歲時，決定到哥侖比亞大學去做兩年學生。在那兩年裡，他上了厄布約翰教授（Upjohn）的幾種美術史的功課，又上了納文斯教授（Nevins）的美國史學文獻的功課。他自己說：“一個退休了的人的好工作，莫如教育。”可是厄布約翰教授對人說：“我的課堂上有了弗勒斯納先生這樣一個學生，常使我感覺得像一匹馬的馬鞍底下壓著一顆有刺的栗苞！”
1959年11月9日
（原載1959年11月16日臺北《自由中國》第21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