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談話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裡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裡，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正文[编辑]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裡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
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裡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
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式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裡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裡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裡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駡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裡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儘然。我的家裡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裡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
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附記[编辑]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