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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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發薪」 記談話
作者:魯迅
1926年8月28日
上海通信
本作品收錄於《華蓋集續編》和《語絲

魯迅先生快到廈門去了,雖然他自己說或者因天氣之故而不能在那裡久住,但至少總有半年或一年不在北京,這實在是我們認為很使人留戀的一件事。八月二十二日,女子師範大學學生會舉行毀校周年紀念,魯迅先生到會,曾有一番演說,我恐怕這是他此次在京最後的一回公開講演,因此把它記下來,表示我一點微弱的紀念的意思。人們一提到魯迅先生,或者不免覺得他稍微有一點過於冷靜,過於默視的樣子,而其實他是無時不充滿著熱烈的希望,發揮著豐富的感情的。在這一次談話裡,尤其可以顯明地看出他的主張;那麼,我把他這一次的談話記下,作為他出京的紀念,也許不是完全沒有重大的意義罷。我自己,為免得老實人費心起見,應該聲明一下:那天的會,我是以一個小小的辦事員的資格參加的。

(培良)

正文[编辑]

我昨晚上在校《工人綏惠略夫》,想要另印一回,睡得太遲了,到現在還沒有很醒;正在校的時候,忽然想到一些事情,弄得腦子裡很混亂,一直到現在還是很混亂,所以今天恐怕不能有什麼多的話可說。

提到我翻譯《工人綏惠略夫》的歷史,倒有點有趣。十二年前,歐洲大混戰開始了,後來我們中國也參加戰事,就是所謂「對德宣戰」;派了許多工人到歐洲去幫忙;以後就打勝了,就是所謂「公理戰勝」。中國自然也要分得戰利品,——

有一種是在上海的德國商人的俱樂部裡的德文書,總數很不少,文學居多,都搬來放在午門的門樓上。教育部得到這些書,便要整理一下,分類一下,——其實是他們本來分類好了的,然而有些人以為分得不好,所以要從新分一下。——

當時派了許多人,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後來,總長要看看那些書是什麼書了。怎樣看法呢?叫我們用中文將書名譯出來,有義譯義,無義譯音,該撒呀,克來阿派式拉呀,大馬色呀……。每人每月有十塊錢的車費,我也拿了百來塊錢,因為那時還有一點所謂行政費。這樣的幾里古魯了一年多,花了幾千塊錢,對德和約成立了,後來德國來取還,便仍由點收的我們全盤交付,——也許少了幾本罷。至於「克來阿派忒拉」之類,總長看了沒有,我可不得而知了。

據我所知道的說,「對德宣戰」的結果,在中國有一座中央公園裡的「公理戰勝」的牌坊,在我就只有一篇這《工人綏惠略夫》的譯本,因為那底本,就是從那時整理著的德文書裡挑出來的。

那一堆書裡文學書多得很,為什麼那時偏要挑中這一篇呢?那意思,我現在有點記不真切了。大概,覺得民國以前,以後,我們也有許多改革者,境遇和綏惠略夫很相像,所以借借他人的酒杯罷。然而昨晚上一看,豈但那時,譬如其中的改革者的被迫,代表的吃苦,便是現在,——便是將來,便是幾十年以後,我想,還要有許多改革者的境遇和他相像的。

所以我打算將它重印一下……。

《工人綏惠略夫》的作者阿爾志跋綏夫是俄國人。現在一提到俄國,似乎就使人心驚膽戰。但是,這是大可以不必的,阿爾志跋綏夫並非共產黨,他的作品現在在蘇俄也並不受人歡迎。聽說他已經瞎了眼睛,很在吃苦,那當然更不會送我一個盧布……。總而言之:和蘇俄是毫不相干。但奇怪的是有許多事情竟和中國很相像,譬如,改革者,代表者的受苦,不消說了;便是教人要安本分的老婆子,也正如我們的文人學士一般。有一個教員因為不受上司的辱駡而被革職了,她背地裡責備他,說他「高傲」得可惡,「你看,我以前被我的主人打過兩個嘴巴,可是我一句話都不說,忍耐著。究竟後來他們知道我冤枉了,就親手賞了我一百盧布。」自然,我們的文人學士措辭決不至於如此拙直,文字也還要華贍得多。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仇,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但中國向來有別一種破壞的人,所以我們不去破壞的,便常常受破壞。我們一面被破壞,一面修繕著,辛辛苦苦地再過下去。所以我們的生活,便成了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一面受破壞,一面修補的生活了。這個學校,也就是受了楊蔭榆章士釗們的破壞之後,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過下去的。

俄國老婆子式的文人學士也許說,這是「高傲」得可惡了,該得懲罰。這話自然很像不錯的,但也不儘然。我的家裡還住著一個鄉下人,因為戰事,她的家沒有了,只好逃進城裡來。她實在並不「高傲」,也沒有反對過楊蔭榆,然而她的家沒有了,受了破壞。戰事一完,她一定要回去的,即使屋子破了,器具拋了,田地荒了,她也還要活下去。她大概只好搜集一點剩下的東西,修補修補,整理整理,再來活下去。

中國的文明,就是這樣破壞了又修補,破壞了又修補的疲乏傷殘可憐的東西。但是很有人誇耀它,甚至於連破壞者也誇耀它。便是破壞本校的人,假如你派他到萬國婦女的什麼會裡去,請他敘述中國女學的情形,他一定說,我們中國有一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在。

這真是萬分可惜的事,我們中國人對於不是自己的東西,或者將不為自己所有的東西,總要破壞了才快活的。楊蔭榆知道要做不成這校長,便文事用文士的「流言」,武功用三河的老媽,總非將一班「毛鴉頭」趕盡殺絕不可。先前我看見記載上說的張獻忠屠戮川民的事,我總想不通他是什麼意思;

後來看到別一本書,這才明白了:他原是想做皇帝的,但是李自成先進北京,做了皇帝了,他便要破壞李自成的帝位。怎樣破壞法呢?做皇帝必須有百姓;他殺盡了百姓,皇帝也就誰都做不成了。既無百姓,便無所謂皇帝,於是只剩了一個李自成,在白地上出醜,宛如學校解散後的校長一般。這雖然是一個可笑的極端的例,但有這一類的思想的,實在並不止張獻忠一個人。

我們總是中國人,我們總要遇見中國事,但我們不是中國式的破壞者,所以我們是過著受破壞了又修補,受破壞了又修補的生活。我們的許多壽命白費了。我們所可以自慰的,想來想去,也還是所謂對於將來的希望。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歷史家的話不是誑話,則世界上的事物可還沒有因為黑暗而長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麗於漸就滅亡的事物,一滅亡,黑暗也就一同滅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將來是永遠要有的,並且總要光明起來;只要不做黑暗的附著物,為光明而滅亡,則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

附記[编辑]

我赴這會的後四日,就出北京了。在上海看見日報,知道女師大已改為女子學院的師範部,教育總長任可澄自做院長,師範部的學長是林素園。後來看見北京九月五日的晚報,有一條道:「今日下午一時半,任可澄特同林氏,並率有警察廳保安隊及軍督察處兵士共四十左右,馳赴女師大,武裝接收。……」原來剛一周年,又看見用兵了。不知明年這日,還是帶兵的開得校紀念呢,還是被兵的開毀校紀念?現在姑且將培良君的這一篇轉錄在這裡,先作一個本年的紀念罷。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魯迅附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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