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幹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何故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奸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跡，而但見其善避權也。
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列條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
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誌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淩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
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群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
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製，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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