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嗣同傳

譚嗣同傳
作者：梁啟超　1899年

譚君字复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

幼喪母，為父妾所虐，備极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

劉大奇其才，將荐之于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于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杰，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后，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厲，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适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与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

時和議初定，人人怀國恥，士气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异入山。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口口口口口口口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于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經營，為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口口口口口口口等為學堂教習，召口口口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于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与群志士辦新政。于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气，相与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与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万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于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气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荐，被征，适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人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与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為軍机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康、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詢問，則令總理衙門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于所進呈書之中而已。自四卿入軍机，然后皇上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与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圣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丰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令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為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矣。

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与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与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為計。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极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复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圣主也。”君曰：

“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圣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仆而殺仆，可以得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為何如人哉？圣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仆与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仆固愿聞也。”君曰：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圣主，复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

“若皇上于閱兵時疾馳入仆營，傳號今以誅奸賊，則仆必能從諸君子之后，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并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大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即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己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既而胡即放宁夏知府，旋升宁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极巧极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仆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与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槍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既定策，則仆須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宁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复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帘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

雖然，天下事知其不可而為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于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于其明日入日本使館，与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托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圣主。

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与足下分任之。”遂相与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复与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听，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難。君既繫獄，題一詩于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變。時軍机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

剛去不听，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于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為宗旨，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學日進，每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曾為考据、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三十歲以后，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宗教，當君之与余初相見也，极推崇耶子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既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体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眾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种种差別，与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万法為一，能衍一法為万，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于佛故，以流通經典為己任。君時時与之游，因得遍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于《仁學》一書，又散見于与友人論學書中。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圖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箚記》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凶台短書》一卷，《興算學議》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并《仁學》皆藏于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于《湘報》者，及与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將与君之石交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等共搜輯之，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公諸世焉。君平主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棱棱有秋肅之气。無子女。妻李閏，為中國女學會創辦董事。

論曰：复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自唐、宋以后，呫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墮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為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与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即世間即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即人即我，無所謂眾生，世界之外無淨土，眾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救眾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誰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故即智即仁焉。既思救眾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為大同小康之制，千條万緒，皆為世界也，為眾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眾生與救現在之眾生，救現在之眾生與救將來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眾生與救彼土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眾生與救一國之眾生，救一人之眾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眾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既無淨土矣，既無我矣，則無所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遊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