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退錄/卷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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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文帝用宋昌為衛將軍，位亞三司。章帝命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延平中，拜鄧騭為儀同三司。本此，後世遂又有開府儀同三司之名。三司者，三公也。唐高宗、武后之時，屢興大獄，多以刑部尚書、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其後有大獄，或直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三司使，次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為之，以決疑獄。時因有大三司使、小三司使之別，皆事畢罷。鹽鐵度支，唐中世已置使，亦有判戶部者矣，然未總命一使，亦未謂之三司也。後唐同光中，敕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錢物並委租庸使管轄，踵梁之舊制。長興元年，罷租庸使，額分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其年始以前許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三司使自此始。國朝因之。元豐官制行，始罷三司之名，三置使者二而各不同。讀史未熟者，多疑懼，故別之。

北齊源師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云：「此是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謂真龍。」肱，北人，不知書，何足責。唐杜牧，一代文士，其賦阿房，意遠而辭麗，吳武陵至以王佐譽之。後世稱誦不絕。然有云「長橋臥波，未雩何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既以橋比龍，則是以龍見為真龍矣。牧之賦與秦事抵牾者極多。如阿房廣袤僅百里，牧謂「覆壓三百餘里」。始皇立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盡並六國，則是十六年之前未能致侯國子女也。牧乃謂」王子王孫輦來於秦，為秦宮人，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阿房終始皇之世，未嘗訖役，工徒之多至數萬人。二世取之以供驪山。周章軍至戲，又取以充戰士，歌台舞榭元未落成，宮人未嘗得居。秦《本紀》所謂殿屋復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者，謂渭北宮宇，非阿房也。牧顧有「妝鏡曉鬟脂水」之句，凡此，程泰之《尚書雍錄》皆嘗辨之，故不詳及。獨「未雩何龍」之語，不免與高阿那肱為類，尤可怪也。洪《駒父詩話》載鮑飲止之說，謂古本作「未云何龍」，然未知何所據。

知欽州林千子，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天下傳以為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吃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而且臊，爭堪吃」《五代史》：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灃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以傋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槥櫝貯其骨，棄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於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盜蹠及唐之朱粲，則在所不足論也。

吳傳朋出己意作「遊絲書」，世謂前代無存。然《唐書·文藝傳》呂向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發然，世號「連綿書」，疑即此體也。

世人瘧疾將作，謂可避之它所，閭巷不經之說也。然自唐已然。高力士流巫州，李輔國授謫制，時力士方逃瘧功臣閣下。杜子美詩「三年猶瘧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妝。」則不特避之，而復塗抹其面矣。

享有體薦，宴有折俎。體薦，謂半解其體，薦而之設，幾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幹而不食，所以訓其儉，亦謂之房烝，即《聘義》所謂「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幹人饑而不敢食」者也。折俎謂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亦謂之淆烝。若禘祭宗廟、郊祭天地，全其牲體而升於俎，則謂之全烝。今人會客，於淆核之外，或別具盛饌，或饋以生餼，或代以緡錢，皆不食之物。近於古之體薦者，而舉世呼為折俎，正與《左傳》、《國語》本文背馳然。今人誤用古語者極多，不獨此也。

沈約《宋書·禮志》云：漢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祗畏王典，不得為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之陰。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非也。余按《集古》、《金石》、《隸釋》、《隸續》諸書：益州太守高頤碑立於建安十四年，綏民校尉熊君碑立於建安二十一年，橫海將軍呂君碑立於魏文帝黃初二年，廬江太守范式碑立於明帝青龍三年，皆在魏武下令之後，甘露之前。惟巴郡太守樊敏碑立於建安十年三月，是月或未下令。約又謂晉武帝咸寧四年詔：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偽，傷財害人，莫大於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聽立顧榮碑，禁遂漸弛。義熙中裴松之復議禁斷，亦不然。太康四年，鄭烈碑距咸寧之詔方五載。此後雲南太守碑、彭祈碑、陳先生碑、裴權碑、向凱碑、成公重墓刻之類，續續不絕，豈雖有此禁，而皆不能盡絕歟歐陽公父子、趙德夫、洪文惠諸公議論不到，此何邪天下碑錄又有數碑。洪文惠謂碑錄不可盡信，故不著。

《宋書·后妃傳》：文帝袁后母王夫人，當孝武時，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今新淦無此鄉名，漫書之，或可為它日修方志者之一助。

「不耐煩」，《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有此語。

謝景仁居宇淨麗，每唾必唾左右人衣。殷衝則不然，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均之好潔，相反如此。

漢建安二十四年，吳將呂蒙病，孫權命道士於星辰下為請命醮之法，當本於此。顧況詩「飛符超羽翼，焚火醮星辰」。姚鵠詩「蘿磴靜攀雲共過，雪壇當醮月孤明」。李商隱詩「通靈夜醮達清晨，承露盤晞甲帳春」。趙嘏詩「春生藥圃芝猶短，夜醮齋壇鶴未回」。醮之禮，至唐盛矣。隋煬帝詩「回步回三洞，清心禮七真」。馬戴詩「三更禮星斗，寸匕服丹霜」。薛能詩「符咒風雷惡，朝修月露清」。此言朝修之法也。然陳羽《步虛詞》云：「漢武清齋讀鼎書，內官扶上畫雲車。壇上月明宮殿閉，仰看星斗禮空虛。」漢武帝時已如此。此高氏《緯略》所紀。余按：周公金縢，子路請禱。自古有之，後世之醮蓋其遺意，特古無道士耳。《黃帝·內傳》雖有道士行禮之文，但謂有道之士，非今之道士也。《太霄經》云：周穆王因尹軌真人製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置為道士。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七人。漢明帝永平五年，置二十一人，魏武帝為九州置壇，度三十五人。魏文帝幸雍，謁陳熾法師，置道士五十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故用道士請命。孫權之前無所見，高所書諸詩，亦有非為道士設者。

神仙修煉之術，非親涉其門庭者不能了解。近見息庵王思誠序陳泥丸《翠虛篇》略云：採時喚為藥，煉時喚為火，結時謂之丹，養時謂之胎，其實一也。所產之處曰川源山海，所藏之器曰壇爐鼎灶；所稟之性有鉛汞水火之名，所成之象有丹砂元朱之號。惟一物也。古人剖析真元，分別氣類，所以有採取交會、煆煉、沐浴之說，以抽添運用之細微，遂有斤兩之論，辨析名義，比它書粗為明白。漫書之牘。

婦人統兵，世但稱唐平陽公主。余又記晉王恭討王國寶時，王廞聚眾應之，以其女為貞烈將軍，且盡以女人為官屬，顧琛母孔氏為司馬，其一也。

胡幼度帥廣，傳其《答州縣官啟》二首。其一云：「蒙恩分閫，入境問民，皆言法令頓寬，遂致傳聞不雅，欲銷此謗，豈屬他人官廉則蚌蛤自回，虎在則藜藿不採。」其一云：「茲分帥閫，特辱長箋，固知能作於文章，然亦須閑於法令，人言度嶺多酌貪泉，久知此謗之未除，願與諸君而一洗。」

紹興間禁中呼秦太師為太平翁。翁見《陸放翁詩注》。

《四朝國史·王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托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奸，則社稷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偽而辨，王莽誦《六藝》以文奸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王偁《東都事略》則曰：安石這遇神宗，千載一時也。而不能引君當道，乃以富國強兵為事，擯老成，任新進，黜忠厚，崇浮薄，惡鯁正，樂諛佞，是以廉恥汨喪，風俗敗壞。孟子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豈不然哉烏呼！安石之學既行，則奸宄得志，假紹述之說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卒之民愁盜起，夷狄亂華，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悲夫！與時舊見象山陸先生所作《荊公祠堂記》，議論尤精確。先生嘗《與胡季隨書》云：王文公祠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底大公案，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誠非虛語。《記》曰：唐虞三代之盛，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獨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曆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蜂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夫子皇皇，沮溺接與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為之藐然，不絕如線，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顧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為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為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為。」又曰：「天生俊明之才，可以覆芘生民，義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為君則自欲盡君道，為臣則自欲盡臣道，非相為賜也。」秦漢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核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旨，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為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寧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尚得為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其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掃俗學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為孔孟，勳績必為伊周，公之志也。不蘄人之知，而聲光煜奕，一時巨公名賢為之左次，公之得此，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為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專矣。新法之議，舉朝歡嘩，行之未幾，天下恟々。公方秉執《周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投機，密讚其決，忠樸屏伏，憸狡得志，曾不為悟，公之蔽也。《典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為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為簡易也。」熙寧之政，粹於是矣。釋此弗論，尚何以費辭於其建置之末哉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心者，身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已久。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類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為。其於當世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為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寧排公者，大抵極詆訾之言，而不析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黨者哉所貴乎玉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鑒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己好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之變，寧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寧之初，公固逆知己說之，行人所不樂，既指為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排公已甚之辭，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托，何所不至！紹聖用事之人，如彼其桀，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志乎反覆其手以導崇寧以奸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謂定策，至造詐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為之末，以分異人為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隳圯已甚，過者谘歎。今怪力之祠，綿綿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殆不世有，而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疑畏使至是耶·侯錢公，期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既，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為之管鑰，掌於學官，以時祠焉。余初聞之，竊所敬歎。既又屬記於余，余固悼此學之不講，士心不明，是非無所折衷。公為使時，舍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此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陸放翁《感事詩》云：「陋巷何須歎一瓢，朱門能守亦寥寥。衲衣先世曾調鼎，野褐家聲本珥貂。若悟死生均露電，未應富貴勝漁樵，千年回首俱陳跡，不向杯中何處消。」自注云：沈義倫丞相裔孫為僧，劉仁贍侍中裔孫為道，人皆孤身死。紹興中，二公之後遂絕。殊不知沈公之後有一派，靖康末自京師流落新淦者，居於邨疃，耕人之田矣。又不止於為僧也。然其先世告身及相君神道碑摹本故在。周文忠序《槐庭濟美總集》有云：粵自周衰，賢者之類棄，功臣之世絕。故孟子告齊宣王以「故國非喬木，王無親臣矣。」蓋諷其上也。雖然有位於朝，不守其業，而忘其所甚，至公侯之家降在皂隸，則篳門圭竇得以陵之。此豈獨上之人之罪也哉最為確論。

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其蹠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肅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頓於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禮記》曰坐而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輊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言坐者，皆謂跪也。若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箕股，榻當膝處皆穿，皆其明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似有小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啟居。」而《傳》以啟為跪，《爾雅》以妥為安，而疏以為安定之坐，夫以啟封居。而訓啟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妥為安定之坐，則跪之為危坐亦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云：「拜時，先屈一膝，今之雅拜也。」夫特以先屈一膝為雅拜，則它拜皆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屬錢子言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言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子既略為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並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為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俯伏匍匐之譏。予言又不謂然。會予亦辭浙東之節，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楊方子直入蜀師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寫放文翁石像為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跏趺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今乃並得先聖先師三像，木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蹠，隱然見於惟裳之下，然後審其所以坐者，果為跪而無疑也。惜乎白鹿畫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像，以革千載之廟，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者考焉。此朱文公白鹿禮殿塑像說。後其季子守南康，因更新禮殿，聞之於朝，迄成先志。然遠方學者未盡見此說，故識之。

《史記·黃帝紀》：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既云諸侯相侵伐，而神農氏弗能征矣，又云炎帝欲侵陵諸侯，何耶尚當訪精於史學者而問之。

今道家設醮，率用米糈，世傳始於張陵，而實不然。陵使百姓從受道者，出五斗米，非以祠神也。按《山海經》載諸山之神，各舉其形狀及祠之之物，有糈者居多。如鵲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糈用稌米；自拒山至於漆吳之山，凡十七山，糈用稌；自天虞之山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糈用稌；崇吾之山至於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稷米；陰山以下至於崦嵫之山，凡十九山，糈以稻米；自太行之山以至於無逢之山，凡四十六山，皆用稌糈米祠之；自敖岸之山至於和山，凡五山，糈用稌；自景山至琴鼓之山，凡二十三山，糈用稌；自女几山至於賈超之山，凡十六山，糈用稌；自首山至於丙山，凡九山，糈用五種之糈；自翼望之山至於幾山，凡四十八山，糈用五種之精禾；自篇遇之山至於榮餘之山，凡十五山，糈用稌。郭注云：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惟「自尸」。胡之山至於無睪之山，凡十九山，米用黍；自苟林之山至於陽虛之山，凡十六山，其祠用稌二者，無糈字，或傳寫脫誤。單狐之山至於隄山，凡二十五山，甘棗之山至於鼓鐙之山，凡十五山，皆曰瘞而不糈；管涔之山至於敦題之山，凡十七山，輝諸之山至於蔓渠之山，凡九山，皆曰投而不糈；自鈐山至於萊山，凡十七山，則曰鈐而不糈；自鹿蹄之山至於元扈之山，凡九山，則曰祈而不糈。郭注直云：祭，不用米也。著明如此。《山海經》雖不敢信為禹益所著，屈原《離騷》、《呂氏春秋》，皆摘取其事。而漢人引用者，尤多其書，決不出於張陵之後。則糈之用也，尚矣。《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注云：糈，精米，所以享神也。《淮南子》云：「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許叔重注云：糈米，所以享神。則於載籍者不一，第不若《山海經》之著明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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