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蔣廷黻先生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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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先生这篇《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我读了之后,觉得这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所以我大胆把我读后的感想写在这里做一篇短跋。

  十年前(民国十一年十月),我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字,题为“国际的中国”,本意是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倡出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下一点批评和矫正。当时我说:

  我们要知道: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下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国际投资之所以发生问题,正因为投资所在之国不和平,无治安,不能保障投资者的利益与安全。故近人说,墨西哥,中国,波斯,近东诸国,可叫做“外交上的孤注,国际上的乱源”。

  所以我那时说:

  ……我们现在尽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国际侵略的噩梦。最要紧的是同心协力的把自己的国家弄上政治的轨道上去。国家的政治上了轨道,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了,投资者的正当利益有了保障了,国际的投资便不发生问题了,资本帝国主义者也就不能不在轨道上进行了。

  我的结论是:

  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全文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页一二八a以下)

  十年以来,我当时所批评的“瞎说的国际形势论”不但没有减少势力,竟渐渐成为有力政党的正统思想。所以全国政治的努力不用在改造国家的政焰,倒用在排外思想的煽动,用在口号标语式的打倒帝国主义。结果是我们糟塌了整整十年的宝贵光阴,自己国家的政治至今还不曾上轨道,而在外交上反早已走上了某先生所谓“止有敌人而无与国”的孤立地位。华盛顿会议给我们的休养整理的时间,我们完全不会利用,全用在自己相残相杀相压迫的死路上了。直到国难临头,我们从噩梦里跳起来,方才知道阿蒙还是十年前的腐败阿蒙,方才知道一个残破散漫的中国止可以给敌人做侵略的口实,而决不能抵御最新式的武力的侵略。十年的大错铸成了今日的奇耻大辱,还落得我们的敌人向全世界宣传我们是一个没有现代国家资格的民族。

  在一年半的惨痛的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政论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即如最近一期的《东方杂志》(三十卷六号)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开口便说:

  帝国主义分割中国的悲喜剧,已从日内瓦政治外交斗争的场面,移转到太平洋武装斗争的场面来了。

  又说:

  自九一八以来,一直到最近为止,帝国主义者想在日内瓦的绿色坛坫上,用政治外交方法解决日本独占或国际共管的问题。

  这种议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

  蒋廷黻先生这一篇文字,我认为是对于今日这种“瞎说的国际形势论”的一种最切实的纠正。他第一劝我们要认清国联的性质。今日的国联已不是几个大国所能完全操纵的了:它一面要顾到许多小国的志愿,一面又要顾到几个非会员的强国(苏俄与美国)的趋向;它为自己的生命与前途的发展,不能不维持盟约的尊严。这十八个月中国联应付远东局面的经过,至少应该可以使我们相信它宁愿得罪一个跋扈的强国而不肯失去世界公论的同情的。这是我们今日谈国际政治时必须认识的第一点。

  第二,蒋先生劝我们要认清国际的形势。他指出列强(小国更不必说)之中至少有些国家对于中国除了通商之外没有别的侵略野心:“华府会议以后,在华只图通商的国家切望中国的自强更加热烈,有时比中国人只有过而无不及。”在这一点上,这些国家的利益可说是和中国的利益相同的,因为他们知道一个富强的中国必定是他们的更大又更有益的市场。这是我们今日谈国际形势应该认识的第二点。

  第三,他劝我们要认清只有一个现代化成功的中国方才可以根本解决远东问题;并且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国联可以给我们最可靠又最少危险的援助。我们必须充分了解这种形势,然后能放手放胆去利用欧美资本与技术的合作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这虽然很像是迂远的路径,然而只要我们打定方针做去,最迂远的路也许是最快捷的路。这是我们今日谈国际形势应该认识的第三点。

  我读了蒋先生的文章,觉得他的主张和我十年前的主张有不少共同之点,我忍不住要写这几句读后感,表示我的同情的敬意。蒋先生的论调在今日一定要挨那班“瞎说的国际形势论者”的诅咒的,正如我十年前挨他们的诅咒一样。但今日的国际形势的事实比十年前明显的多,瞎说的人未必能使今日全国的人都变成瞎子。我相信蒋先生这种历史事实的观点终久是会占胜利的。

  1933,4,3夜

  (原载1933年4月9日《独立评论》第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