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懷洪雪帆先生

追懷洪雪帆先生
作者：郁達夫

　　著作業者，和出版業者的交誼遺聞，在外國一向流傳得很多。自從什麼都資本主義化了以後，文章有市場拍賣的制度，著作者同車夫廚子一樣，可以入中人行去求主求售，而文學掮客，藝術商人，就同交易所經紀人，信託公司仲買人一樣的變成了銅心鐵口的金烏龜，象英國十九世紀所特有的那一種浪漫書商，自然不得不在出版界絕跡了。因為你若要講情，你就得餓死，蝕本破產，還是小事。

　　中國舊日的書商，和作者的關係如何，我不大曉得；但自從我弄起文墨，以著作當作了並非職業的職業以後，於出版界中，認識的不少事業家之內，覺得洪雪帆先生，倒是最顧情誼，最有禮貌的一個。

　　十幾年前，我在武昌大學教書。當時有幾個湖北的學棍，同幾位在大學裡教《東萊博議》、《唐詩三百首》的本地末科秀才，結合在一道，日日在尋仇想法，想把當我們去後，重新爭得的每月幾萬元學款，侵佔去分肥私用。這幾位先生的把持學校，壓迫和賄買學生的卑鄙醜惡，簡直同目下在我們近旁的一家學店，差仿不多。我的所以要把學府叫作學店者，就因為當事諸公，實在是明目張膽，在把學校當作升官發財的錢莊看的緣故。我看得氣起來了，覺得同這一種禽獸在一籠，同事下去，一定會把我的人性，也染成獸色。因而在有一次開會的席上，先當面對它們——那些禽獸——加了一場訓斥；然後又做了一篇通訊，把它們的內幕揭了揭穿，至於我自己哩，自然是袱被渡江，順流東下了。是在這一次的長江輪船上面，我于無意之中，竟認識了洪雪帆先生。

　　這一次的同船者當中，有一位是李孤帆先生。他本在漢口經商；有時候也常渡江，到武昌城裡來和我們一道玩；所以我們的幾個自北京去的教書先生，誰都和他認識。有時候，我們在漢口玩得晚了，不能渡江回去，也常常在他的那間商號裡打館宿歇；買物購書，若錢不夠用的時候，也時常向他去通融若干。我的這一次下長江的船票費用之額，記得也還是他老先生替我負擔的。而他卻是和洪先生自小就在一道的同鄉，兩人的年齡，也相差了沒有幾歲。

　　我們在輪船上，喝喝酒，打打牌，每天晚上，談天總要談到午前一兩點鐘，才回艙去睡。又因船上買辦之類，都是他們寧波同鄉的緣故，我們吃的一桌菜，辦得特別的豐富，特別的精緻；所以自漢口到上海，在船上住了三日三夜，非但不覺得氣悶，等船到了黃浦灘外的招商碼頭，大家要上岸分手的時候，反各自有點依依難舍的神情。自從這一次的同船之後，我和孤帆，反而見面的時候不多，但與洪先生，卻每年總有幾次在一道吃飯或聚談的機會。

　　雪帆先生相貌魁梧，談話的聲氣異常洪亮，面上滿面紅光，笑起來的時候，卻有點羞縮象小女子似的嫵媚。我們在輪船上，記得有一次曾猜談過大家的將來。我對洪先生一望，就毫無遲疑地說：“幾個人之中，壽命當以洪先生為最長，至于事業的成就，和發財的遲早，孤帆和雪帆，都要爭爭東風看，誰先借得著，就是誰早到目的地。”不料這一句預言，僅僅十數年間，就完全被事實來摧毀得連根都拔起了；我以後只好再也不去相人，再也不多說一句關於未來的話。

　　當時聽說洪先生在經營煤炭業，沿長江一帶的碼頭，都是他的經商地域，故而他每年總要上長江各埠去巡視一二次。可是當我去廣東跑了一趟回來，和創造社脫離了關係，打算在上海住落的那一年年底（大約是民國十八、九年之交），洪先生卻忽而送了幾百塊錢來，說將獻身於文化界，從事於出版事業，教我竭力為他幫一點忙。第二年的春天，現代書局就在上海四馬路的書業市場，張起旗幟來了。從這一回之後，我因為失了業，並且也住在上海的緣故，同他往來見面的次數，就一天多似一天的繁了起來。現代書局的出雜誌，出新書，大抵總由洪先生來和我商量；許多作家的作品及單行本之類，亦以我所介紹者為多。新起的作家的書，洪先生獨鼓起了他的三分戇氣，將這些生氣潑刺的作品，陸續送上了讀者的手頭。而許多內地青年，經濟力和求智欲都沒有象現在那麼的衰落，所以在這一時期，現代書局既盡了它的促進文化的天職，同時也擴張了它在各省的營業。書局的根基，僅僅於一二年之中就打定了。

　　可是當艱難草創的時候，旁人只冷眼相看，到了根基一定，有權利可享的時候，大家就明槍暗箭，起來爭奪，是中國一般事業家的故態。現代書局，於根基固定之後的兩三年中，洪先生和他的合夥者中間，似乎經過了不少的風波磨難。

　　前兩年，他為開設支店之故，去廣東住了幾月：事務的繁雜，與水土的不服，竟使他那個堂堂的身體，瘦削了一半。回上海之後，又因合夥者的忽離忽合，糾葛纏繞，總也拖累了他一年的光景。這中間，我因為在上海灘上，不能生存，遷到杭州來住了，和他見面的機會，自然是很少。直到去年夏天，上青島去之先，和他在現代書局裡一見，竟使我大吃了一驚，疑心我在白晝認錯了人。

　　他身上的肉，瘦去了往年的十分之七；本來是狹小的兩隻眼睛，變得很大很大；臉上沒有了紅光，只剩了兩顆很高的顴骨；說話的聲氣，也變得很幽很緩慢；我和他在正興館吃了一餐午飯，只見他喝了幾瓢湯。

　　“現在好了，弄得一天星斗，現在總算把書局弄成了我一個人的事業。”

　　他於吃飯之後，慢慢地同我說。

　　“我以後想改變方針，不以營利為本位，就是蝕本，也想出幾部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書。一般作家，實在太苦不過，假若是可能的話，我先想出一種無名作家的叢書，將這叢書的利潤提出來，專作救濟窮作家之用，積成一種扶助作家的基金，將來或者也許要請你當一位義務的委員。”

　　這是在他去世前三四個月時候的計畫，我想當他病到了十分，苦悶在病院裡的鐵床上的中間，也一定還在轉輾思維的無疑。

　　我從北方回來的時候，因為家裡的小孩病了，在上海沒有耽擱。後來就上天臺雁蕩去旅行，正想靜下來寫一點東西，拿了稿子去硬賣給現代，但在旅舍的燭火底下，忽而在報上見到了洪先生的訃告。我的寫作計畫，當然是變作了水泡，而對於人世的無常，生命的短促等等的諦念，更在我的本來是衰頹的精神上，加了一錐重大的打擊。堅強宏壯，象洪先生那樣的人，尚且不能享到中壽，那麼象我這種老受疾病纏擾，養生無物，外世無方的弱者，又能在人世間殘留得幾何時？兔死狐悲，是物傷其類的一句中國的成語，我的對於洪先生的追懷，當然也脫不了這一句成語的範疇，但是人生的寂寞，“送者自崖返矣”的一種孤獨的實感，卻是我不得不寫這一篇文字的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