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北京大學的謠言
迷頑可憐的國故黨，看見《新青年》雜誌裏面，有幾篇大學教習做的文章，他們因為反對《新青年》，便對大學造了種種謠言，其實連影兒也沒有。這種謠言傳的很遠，大家都信以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報，也就加了許多批評。
上海《時事新報》說道：“今以出版物之關系，而國立之大學教員被驅逐，則思想自由何在？學說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國學術精華所萃之學府，無端遭此侮辱，吾不遑為陳、胡諸君惜，吾不禁為吾國學術前途危。願全國學界對於此事速加以確實調查，而謀取以對付之方法，毋使莊嚴神聖之教育機關，永被此暗無天日之虐待也。”
上海《中華新報》說道：“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等創文學革命之論，那般老腐敗怕威信失墜，飯碗打破，遂拚命為軌道外的反對，利用他狗屁不值人家一錢的權力，要想用‘驅逐’二字嚇人。這本來是他們的人格問題，真不值汙我這枝筆。”
《中華新報》又說道：“北京非首善之區乎？大學校非所謂神聖之學府乎？今之當局者非以文治號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嗚呼！我有以知其前途矣。”
《中華新報》又說道：“自此事之起，輿論界及一般新教育界，當然義憤之極，以為這是辱沒了學者，四君等當然不能受此奇恥。惟記者以為究竟是誰的恥辱？與其曰受者之恥辱，毋寧曰施者之恥辱，與其曰四君等之恥辱，毋寧曰中國全體民族之恥辱。”
上海《民國日報》說道：“自蔡孑民君長北京大學而後，殘清腐敗，始掃地以盡..而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於舉世簡陋自封之中，獨開中國學術思想之新紀元。舉國學者，方奔赴弗遑，作同聲之應，以相發揮光大，培國家之大本，立學術之宏基，不圖發軔方始，主其事者之數人，竟為惡政治勢力所擯，而遂棄此大學以去也。”
北京《晨報》說道：“思想自由，講學自由，尤屬神聖不可侵犯之事，安得以強力遏抑？稍文明之國家，當不至有此怪謬之事實。故連日每有所聞，未敢據以登載。嗣經詳細調查，知此說實絕無影響。不過因頑舊者流，疾視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學理上相為辯爭，故造此流言，聊且快意而已。”
北京《國民公報》說道：“今日之新思想，實有一種不可過抑之潛勢力。必欲逆此勢力而與之抗，徒然增一番新舊之沖突而已。..昧者不察，對於新者，嫉之若仇。果使舊思想在今日有可以存之理由，記者亦將是認之，而無如其否也。記者往常讀書，常懷一疑問，即孔、孟之言，何以不許人有是否於其間？昔日之帝王實以是術愚民，今而後非其時矣。”
對於新思想存在的價值，和政府不當幹涉言論思想的理由，上海、北京各報都說得很痛快，無須我再說。而且政府並沒有幹涉，更不必“無的放矢”了。但是對於國故黨造謠的心理，我卻有點感想。
這感想是什麽呢？就是中國人有“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惡根性。對待反對派，決不拿出自己的知識本領來正正堂堂的爭辯，總喜歡用“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民國八年以來的政象，除了這兩種惡根性流行以外，還有別樣正當的政治活動嗎？此次迷頑可憐的國故黨，對於大學創造謠言，也就是這兩種惡根性的表現。
這班國故黨中，現在我們知道的，只有《新申報》裏“荊生”的著者林琴南和《神州日報》的通信記者張厚載兩人。林琴南懷恨《新青年》，就因為他們反對孔教和舊文學。其實林琴南所作的筆記和所譯的小說，在真正舊文學家看起來，也就不舊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偉丈夫荊生，正是孔夫子不願會見的陽貨一流人物。這兩件事，要請林先生拿出良心來仔細思量！
張厚載因為舊戲問題，和《新青年》反對，這事盡可從容辯論，不必藉傳播謠言來中傷異己。若說是無心傳播，試問身為大學學生，對於本校的新聞，還要閉著眼睛說夢話，做那“無聊的通信”（這是張厚載對胡適君謝罪信裏的話，見十日《北京大學日刊》），豈不失了新聞記者的資格嗎？若說是有心傳播，更要發生人格問題了！
《新青年》所討論的，不過是文學，孔教，戲劇，守節，扶乩，這幾個很平常問題，並不算什麽新奇的議論，以後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將要湧到中國來的很多。我盼望大家只可據理爭辯，不用那“倚靠權勢”“暗地造謠”兩種武器才好。
一九一九，三，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