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夷務疏
臣聞安危之計，天子所與庶民共者也。未有君憂而民樂，下榮而上辱者也。故曹沬匹夫，而代肉食之謀。臣，其人也。今日之急，皆慮夷務。臣竊觀古今史籍所紀，及近歲自庚子至於庚申，二十年中，每有邊境風塵之憂，群臣吏民，上書言事者，無慮萬數。雖得失不同，要必有休戚與共之誼。伏見皇上即位以來，邊患尤切。輦轂之下，蕃使錯居。忠誠偉異之材，明哲博聞之士，宜可以發奇計，吐昌言，叩閶闔，陳經濟，上以報國家養士之德，下以垂後世貞諒之聲矣。然而十一年中，海內寂默，忠言切諫，不論徙戎。惟獨皇上與皇太后宵衣旰食於宮庭之內，二三大臣深謀密計於岩廊之上。自余談士，卷舌固聲，以夷務為諱，以言事為恥。豈古昔好囂而今者好靜，古昔多賢而今者乏材？不然，則天下之士，審時度勢，知其無益，智有餘而忠不足乎？昔者孔子教諸梁，以大戒顏淵開衛君，以三徒思不出位者，君子之守也。職思其外者，良士之心也。孟子陳道於齊王，而後知齊人之不敬。故不言者非不智，而建言者非不忠也。古之論和戰者多矣，莫不抗言激詞，譏其主之昏懦，深思過慮，啟當事之疑懼。不惟主憂臣辱之誼，救時振弊之策。強之以所不行，責之以所不能，故君相焦勞，而處士愈橫。傳之後來，猶得直聲。詩人之所以盡悴事國，而傷心於諷議者，良有由也。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易曰：「王假之，勿憂。」皆言危懼之時，災變之來，必先寬大主相之心，去其憂疑，然後庶政可興，明照天下。臣竊料夷國情勢有不必論者四，不足憂者董鄭易曰：「其亡其亡，係於苞桑。」故願陳國家磐石之基，破群臣疑難之情，發古今異同之辯。雖不足裨讚大計，誠亦愚者之款款也。臣前讀鈔報，見議立同文館。大學士倭仁所陳利弊，及諭旨開慰之言，私竊感激，至於歎息。然以為不必論也，言御夷者皆欲識其文字，通其言語，得其情偽，知其山川阨塞，君臣治亂之跡，及其國內虛實之由。其最善者，取其軍食以濟我師，得其器械以為我利。今設同文，意亦在此。而臣獨以為無益者。夷人始入，非以其習中國之俗，據中國之地，收我圖籍，誦我詩書，知我國政，而姑與之和也。以其船大炮精，駛入海口，防之不固，戰而不利，而後得志也。即其船炮可駭，屢戰不勝，亦非有夷船與水師縱橫百戰於海島，又非有大臣宿將僵仆相望於炮丸。連兵累年，精銳並盡，而後與之和也。以其交綏而潰，敵騎長驅而不暇再整也。五口通商，四國遣使，我之文字言語，阨塞虛實，彼今固知之矣。軍食器械，若強而取之，宜易為力矣。然彼乃和順其貌，從容其詞，以和為請。假令中國得其船炮，習其風俗，遂可以深入其阻，掃穴犁庭，則易地而觀，天下之憂，未可量也。今日情勢彰灼如此，彼猶不敢生心，而我乃汲汲焉為它日之圖，故臣以為不必論者，一也。臣又觀大學士曾國藩覆奏天津一事，言祅教之行善，愚民之易動。含吐其詞，揣度其平，臣又以為不必也。夫中外之防，自古所嚴。一道同風，然後能治。假令法國布堯舜之政，讀周孔之書，分置師儒，佐我仁政，則諸臣將束手坐觀，望風讚歎，以為真聖人之國乎？祅教之行，教堂之立，但當問其可行不可行，不當問其教善不善。為法國謀者，若使中土齎六藝之文，陳先聖之書，入其國都，宣我木鐸，彼之忠臣智士，必宜守桀犬吠堯之義，明國無異政之禮，守死勿聽，以為其主耳。何況祅教妖異，約書鄙陋，兢兢計較，何關損益。臣所謂不必論者，二也。臣又觀協辦大學士李鴻章覆奏天津一事，料我強弱，策其水陸以為戰，未必敗。事難逆料，而臣又以為無益者。禦敵之道，但當論我之欲戰不欲戰，不當問戰之能勝不能勝。孔子曰：「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故弱女奮掌而豺虎避路，相如張目而秦王擊缶，豈力能勝之哉，志以為必勝也。若如所言，必勝而戰，則是洪寇鴟張之日，蘇杭糜爛之時。曾國藩困躓於祁門，李鴻章寄身於上海，宜亦姑務招撫，休士息民。然且有有進無退，忘身許國。若使用兵之時，已操必勝之機，力沛然有餘，而後進戰，則庸夫皆可以藉手，二臣何以膺侯伯之賞哉。今不論事宜而先言勝敗，故臣以為不必論者，三也。火輪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輕捷為能，械以巧便為利。今夷船煤火未發則莫能使行，炮須人運而重不可舉。若敢決之士，奄忽臨之，驟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況陸地行戰，船炮無施，海口遙攻，登岸則困。蹙而擊之，我眾敵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而乃張皇。其船炮未交而已潰，機器船局效而愈拙。是則知武靈之胡服，而忘其探雀鷇。信冀北之多馬，而未知其無興國也。臣所謂不必論者，四也。今之大憂，豈非英法二夷乎？英吉利舉兵內向已三十年，及入京城，然後定和。江海大鎮，盡為所據。然論戰者，始於林則徐，迄於僧格林沁，皆中國先舉，英夷應敵，海舶初來，惟論和耳。彼無取我之情，我有防夷之勢，不敵而和，又已十年。陰謀懷詐，固無其事，明矣。夫英夷之不取中土，非不能也，誠不利也。和則坐收其利，得地則勞困於窄鄭以淺譬之，榷稅之便，勝於官商。租賦之入，逸於公田。商賈逐末，豈知遠志。雖固予之，必亟去之。廣州之事，其明驗也。法琅西志行祅教，本其國俗，猶法顯之志宣釋典，婆羅門之誓滅佛經。是非紛紜，殊不足詰。假令包藏禍心，圖結黨與，則當卑詞厚禮，以招輕俠；偽貌深情，以悅民心。而乃好為人師，忘自尊大；嚴絕搢紳，暗誘愚賤；閉門守關，猜備萬端。夫自古陰謀取國，權詐之家，惟恐良臣傑士不為己用也。得一士人如得一國。以彼之驕倨猜疑如此，含識之倫望而去之，尚安肯從其師教，願為弟子乎？同文之興，亦欲授徒，才智之人，聞而匿笑。就使夷酋有長久之算，懷要結之心，自立堂館，事已敗矣。故其橫恣憑陵之狀，適足以招憤怒致驅除耳。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英法蹈取死之地，有自敗之時。故臣以為二者不足憂也。臣聞春秋之義，內其國而外諸夏，內中國而外夷狄。外之云者，言略不深責而先自咎也，非屏之海外而不與同也。漢唐之禮，單于來朝，位王侯之上，天子迎送，或結弟昆。自趙宋以來，徒事誇大，詔諭夏人，卒自臣金。及我聖祖大閎帝道，遠結俄國，讓地約盟，迄今百年，神教猶赫。道光咸豐，議政諸臣未能遠矚，始則絕之太嚴，待之太倨；繼則讓之太甚，諱之太深。宣宗文宗為朝臣眾議所持，猶聖人不能違眾也，非欲陛下踵而行之也。臣謂執政之失計，莫過於許入香港，而拒之天津，為夷患所自始。何以明其然也？詩曰：「東門之栗，有踐家室。」又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此言以禮自防，雖至淺弱，人不敢犯也。華元乘堙以告子反，邾婁登陴以謝卻克。大國於小，義猶弗克，況以天朝之命，告海外之商。躬布大信，何所不翻鄭今香港之在海島，比於瓊台，猶內地也。天津雖近京師，亦內地也。京師雖至尊，亦內地也。溥天之下，莫非王土。可入則皆可耳，不可皆不可耳。而論通商者，惟以廣東、天津、京師相推校，一國之中自分畛域，遠人寒心，外夷知釁，而天津之師至矣。若使當日坦然下詔，許夷使駐京之請，其不為患與今日同。而恩威震疊，彼無所挾，知我不畏之故也。知京師廣東之同為內地，而入京無益也。而乃始禁停泊，繼開海口，初以兵拒，後以禮迎，皆行之於敗潰之後，從之於方張之日。又且廣州失守而未遑問大沽，一至而已陳師。彼知我之不能而始自以為得計也。和約之頒，自此興矣。雖然，猶宜廓然相與始終仗信。議者囂然又陳危疑，於是京師岌岌，有日日被寇之勢，議戰不能，議守無地。陛下以為密備諸夷之策，夷人亦知之乎？果不知之乎？與和不足以為德，議戰適足以示弱耳。彼雖與我接居，而知我未嘗一日忘戰也。族類雖異，人情不遠，忖度其心，豈能馴狎。是則教之狙伺，棄我大信，積久橫潰，終必敗盟。而海內臣民，徒見和約，大臣戒諭，左袒在夷。天津之事，至今私議。雖皇上亦未能正告天下，以祅教當行。曾國藩一請宣示，而聲名頓盡矣。夫國家行政，四方瞻仰。豈有顯立教堂，而曰非朝廷之意。既已建立，而曰終必毀除。明與夷和，而暗實欲戰。兵不厭詐，豈此之謂乎？《論語》曰：「忠信篤敬，行於蠻貊」。然則戰和無兩是，而誠詐無兩行也。今宜明告民士，以朝廷力弱之故，下哀痛之詔，求賢能之臣，奉行詔書，先除祅教，正告諸夷，改立和約。若諸臣民無制敵之能，憚祅教之威，官吏儒士，宜先受戒。督撫從教，是教行也；如不肯從，則毀堂無罪也。行教與否，專在督撫。其有歸過於上，要譽於下，妄生輕舉，以詒國憂。比之亂民，殺則無赦。不宜依違首尾，以勸善之說姑欺天下。使無賴奸民，借口義憤，驚動朝廷。此殆最先宜革者也。夫敵來犯我，則可論戰矣。攻我則可論守矣。戰守既罷，可論和矣。今之諸夷，本求互市，和且不必，何必言戰。誠宜先絕互市，待其舉兵，而後擊之。不宜先陳兵旅，以威淩之。臣嘗讀孟子「至橫逆三自反」之言，終比人於禽獸，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此特儒者一時寄情之言耳，何其與自侮自伐之言相刺謬乎？」以橫逆為禽獸者，傷君子閎遠之懷；以夷狄為犬羊者，損聖王謙抑之德。使中國惟恃強以自立，則秦皇長城，過於文王城朔方也。悠悠之論，千古相習。一與夷接，則以為辱。故召兵致亂，常在其時。及夫外敵深侵，割地增幣，猶不知我之失政，而但恨夷之無禮也。若小夷來朝，仍守虛文，倨傲而待之。畏強淩弱，何以為國。故不可不審思也。語曰：「庖人不治，屍祝不代。」謀國者，非臣民所代謀也。皇上注意戰，則堅言戰；注意和，則堅守和。得其道，和戰俱利；失其機，和戰俱敗。不甘和者，挾於眾議也。不敢戰者，奪於浮言也。假使我欲和而彼不聽，未知諸臣何以策之？而曰戰無萬全，和可萬全，則又何為而密謀戰也？戰和皆無萬全，又何為而甘與和也？謀定而持一說，布告中外，何憂何懼！故臣以夷務可昌言也。且國家政令多矣，夷務非急，願無以為先也。臣幼習春秋，感君國一體之誼，久居田畝，天闕九重，常恨終軍請纓之謬，而有汪錡執戈之志。懷仲連蹈海之義，而慕子貢對吳之敏。特以矻矻耕讀，無客遊從宦之暇，恐不復挽輅九衢，飯牛國門。誠不自意復隨貢舉中，心徬徨不能自抑。謹釋所聞，以佐大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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